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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各阶级各阶层都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变化空前剧烈。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古代文学理论的延伸 第一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延续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从明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主要矛盾的"情"与"理"的矛盾,出现了新的抗争。一方面,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而占据清代文坛正宗地位的桐城派,由于姚鼐弟子梅曾亮提出了"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的主张,要求把"义理"空谈与封建政治相结合。曾国藩更明确地提出直接为濒于崩溃的封建政治服务的"经济",补充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词章在理论上的空谈和不足。
曾国藩也参与了道光、咸丰时期的宋诗运动,扩大了它的影响。这是统治清代诗坛的复古主义的内部运动,要求把宗唐转为宗宋。其中坚人物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都是正统考据家兼诗人。他们的诗歌理论也有着浓厚的理学气味,与桐城派文论完全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思想在诗文两个不同领域的具体分工和不同表现。何绍基反复鼓吹"温柔敦厚"的"诗教"(《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他虽然也承认作诗要有"真性情",但要求以理统情,提倡平日明理养气,于孝悌忠信大节以及日用起居等方面体贴得真性情(《与汪菊士论诗》),实际上是要合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性情。至于他们要求以学问为诗之类,也是和以理统情有关联的。
另一方面,"声情沉烈"的龚自珍,则在《宥情》和《长短言自序》中提出了与桐城派、宋诗派针锋相对的"尊情"说,并在《又忏心一首》、《题〈红禅室诗〉尾》、《己亥杂诗》、《送徐铁孙序》、《书汤海秋诗集后》和《病梅馆记》等诗文中作了多方面的表述。龚自珍的"尊情"说认为,真情来自未受封建名教污染的"童心"和投身现实所受各种遭遇的"阅历",乃是儒佛皆呵的"阴气",它犹如"千年怒潮","劫火遇销","来须挥剑","去可付箫",能使作家作品充满"箫心剑气";使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从而产生"买尽千秋儿女心"的社会效果。龚自珍所尊之情,就是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是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强烈表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
魏源在《定□文录叙》中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这个"逆"字便是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准确概括,同时也表达了魏源的文学主张。蒋湘南盛赞龚、魏,又以"奴"、"蛮"、"丐"、"吏"、"魔"、"醉"、"梦"、"喘"八字形容桐城派,指斥它"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是,何有于法?"(《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节》)便是龚、魏文论的有力回响。吴敏树《移兰记》与龚自珍《病梅馆记》所表现的文学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声称自己"素非喜姚氏者",不但反对曾国藩把他列入桐城派,而且力排文章宗派之说,指出曾国藩吹捧桐城派的用心在建立自己的宗派门户。林昌□以反帝爱国作为采诗论诗的首要标准,编写《射鹰楼诗话》,把不同流派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感情集中起来加以颂扬,突出林则徐、魏源,大不同于世之泛泛诗话,亦与桐城派宋诗派文学理论大相径庭。
此外,中国农民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成长,首次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也对以桐城派为主的一切反动文风进行猛烈冲击。具见太平天国文衡总裁洪仁□领衔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谕》以及他的《资政新篇》、《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和洪秀全的《改定诗韵诏》。他们的理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一切文章都要"合天情","符真道",为太平天国政治服务,"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在语言艺术方面,强调"文以纪实","言贵从心",要求文章"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反对一切"浮文巧言"。这些理论有破有立,自成体系,与桐城派文论针锋相对,反对虚浮文风,革命性强烈。
其后,与太平天国文论相呼应,曾经参加哀牢山□民起义的夏正寅,在1884年所作的《哀牢夷雄列传自序》中说:"游侠货殖,世之所轻,史迁传之;盖游侠货殖之行,于生民有义有利也。哀牢诸夷雄,为民除暴谋利,不为世所知,曷可不志哉?"主张发扬司马迁的进步传统,为牺牲的农民起义英雄立传。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是一创举,与桐城派以大量碑传志铭表彰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恰好形成强烈的对比。
新文学理论的出现 第二时期从中法战争至戊戌政变,是新旧文学理论的交替期。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旧文学理论日暮途穷,开始堕落;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学理论脱颖而出,初露锋芒。
这个时期,曾国藩已死,曾门弟子吴汝纶成为桐城派末代宗师。他在政治上依附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在文学理论上也努力殖民地化。1898年,吴汝纶在《答姚慕庭书》中抬出曾国藩,大肆吹捧桐城派宝典《古文辞类纂》,竟说"中国斯文未丧,必自此书……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次年,吴汝纶又在《答严几道书》中发挥这种思想,公然主张废尽中国古籍,"改习西学","独留此书"。
但在时代剧变的冲击下,对社会采取极端个人主义冷漠态度的文人越来越多,宋诗派则延演为陈衍、郑孝胥所谓的同光体,要求诗歌在拟古之中走"荒寒之路"(陈衍《何心与诗序》),以险奥的语言和"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风格,为各种各样"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自嘲语)服务。他们还吹捧曾国藩"别传诗法与经巢"(陈衍《论诗绝句三十首》),树立宗派,自封正统,又声称"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不断表明这个宗派与桐城派的亲属关系。此外,已经取代浙江词派而成为词坛主流的常州词派,也发生类似变化。谭献主张"于忧生念乱之时,寓温厚和平之教"(《明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提倡"温柔和平"。后来,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强调"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要求词境"静穆"、"万缘俱寂",便是谭、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普遍存在着拟古主义思想,宣扬儒家"诗教",离灾难深重的民族现状较远。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文学问题进行了新的批判和探索,受到民歌哺育和龚自珍影响的黄遵宪,早在21岁时就已痛斥"俗儒好尊古",高呼"我手写我口"(《杂感》)。1891年,黄遵宪又在《人境庐诗草自叙》中明确提倡"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要求"举今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充分发挥了他少年时期的"别创诗界之论"(《与丘菽园书》)。为此,他还要求广泛学习古人艺术经验,并"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即继承《离骚》和"乐府"优良的传统精神。这些理论与"俗儒"界线分明,开始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诗歌理论探索。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诗中自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这些新派诗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并为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树立了榜样。
黄遵宪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进一步提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必须为农工商贾妇女幼儿"求一简易之法"。并且从历史上文体的变化有力地论证了言文合一在文学发展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年后,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出发,畅论文言文的弊害和白话文的优越,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晚清白话文运动便正式开始。而黄遵宪的文学理论显然就是这一运动的先声。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孔广德,还编辑了近代第一部爱国主义文学总集──《普天忠愤集》,记录甲午战争失败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高潮,欲"使读之者因耻生愤,因愤生励,秉其公忠,群思补救,挽既倒之狂澜,撑天下之全局"(《普天忠愤集自序》),文学救国的思想十分突出。他指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愤":"或则忧愤而上封章,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形之于咏歌,无非愤也。"认为愤之愈甚,"收效尤捷",作者应该敢言其愤,不怕言之有"罪","多触时忌"。既把近代爱国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愤笔愤书"的程度,反帝亦反封建,又赋予古代文论中"愤"的标准以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此书上承《射鹰楼诗话》影响,下开阿英编辑一系列反侵略战争文学集的先河。
但在戊戌政变前,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崇尚西学,注重实用,往往把中国传统文学与西学对立起来,作过火的批判,甚至加以全盘否定,认为西人的"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可悉废"(王韬《上当道论时务书》)。谭嗣同把他30岁以前的诗文统统称为旧学,尽弃之(《莽苍苍斋诗》补遗)。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曾试写过"新学之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但理论无多。这种推崇西学实用的功利观点,在小说理论上表现比较突出。在1897年《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和梁启超次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一方面,他们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明确要求广泛译印外国小说,特别是外国政治小说;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土小说……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只能使"浅学之人沦胥","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这些议论冲击了封建文学,有进步意义。他们要求译印外国小说的呼声,在得到林纾等人的响应之后,终于造成文学上的开放,从此结束了中国文学孤立发展的局面。但他们否定中国古典小说,则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与此同时,他们从中外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中发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艺术价值,反对"因其虚而薄之"的传统观念,认为小说较正史"易传"、"易入","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还导致了后来的"小说界革命"。他们写作"新学之诗"的尝试虽然失败,但革新的精神可贵,并导致了后来的"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兴盛和衰落 第三时期从戊戌政变至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盛衰期,它的主要内容是:改良派进一步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发动一连串文学"革命",革命派受到种族主义束缚,文学理论上的保守多于前进。而鲁迅、李大钊则给近代文学批评史带来了新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