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桂林山水诗与桂林旅游审美的自觉(黄斌)

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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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斌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内容提要】唐代桂林山水诗对桂林山水旅游审美而言，其独特的作用在于体现了桂林山水旅游审美自觉化的发轫，使桂林第一次以旅游胜地的姿态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对桂林旅游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唐代 桂林山水诗 审美自觉

　　“桂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山水与文化紧密结合，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相得益彰。奇特的山水促进了文化名城的形成，悠久的文化又充实了山水的人文内涵。”「1」这样优厚的条件给桂林旅游以很高的起点，“今散见于史籍及市内诸山石刻的古诗词多达5000多首。「2」南朝齐永明年间（483——490）留在芦笛岩内的墨书题名及隋朝开皇十年（590）名僧昙迁在七星岩洞口留下的摩岩石刻‘栖霞洞’榜书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从中原来桂林观光的旅游事迹”。「3」这说明了桂林景区的开发建设和旅游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兴盛的发展过程。那么弄清桂林山水于何时进入世人自觉的审美视域是非常必要的。从历代留存的山水诗歌分析，唐代是桂林山水旅游审美走向自觉化的发轫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桂林山水诗的数量和质量来看，一直到唐代的桂林山水诗才能充分表明桂林山水旅游审美的自觉化。

　　最早涉及桂林山水的诗句是颜延之的“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这句诗被认为是“独秀峰之名有文字可考的开始”，“肇始了桂林山水诗风”。但这并布意味着桂林山水审美已经走向自觉。据《粤西诗载》「4」收录诗歌情况看，唐以前有关桂林山水的诗歌不足十首，其中能在严格意义视为山水诗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颜氏的诗句在当时只不过是孤篇绝响，而且还是残篇孤句。因而不具普遍性，不能表明当时整个桂林山水审美主体群的审美自觉。当时桂林的奇山秀水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藏在闺中人未识”。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之后才有改变。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涉及桂林山水的诗歌有近百首，其中半数以上的作品是山水诗，且佳作数量不少。因而我们不能无视唐以前桂林山水诗在数量、质量上与唐代桂林山水诗存在的差距，更不能通过夸大颜氏诗句的地位和意义来说明当时桂林山水旅游审美已走向自觉。事实表明唐代才是诗人们对桂林山水旅游的审美自觉化的发轫期。

　　二，从唐代桂林山水诗的景点描写及开发的行动，充分表明唐代是桂林山水审美自觉化的发轫期。

　　虽然“早在南朝时期颜延于宋景平二年（424年）在任始安郡太守的时候就对独秀峰进行了开发”「5」，但他的开发仅限于独秀峰，景点范围明显不广，也没有带动当时其他人进行开发，因而并未形成规模，因而，未能表明桂林的旅游审美走向自觉。这种情况到了唐代则有了明显改观。李渤的《留别隐山》、《留别南溪》，元晦的《除浙东留题越亭》，曹邺的《东洲》，李商隐的《桂林》等诗歌都表达了诗人对桂林山水的欣赏、留恋甚至归隐的情感。李渤的《南溪诗（并序）》还叙述了诗人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开发南溪山，使这个千百年来不载于前籍的山岩变成了旅游胜地。隐山原名盘龙岗，藏于茫茫西湖（唐代桂林的西湖很大，隐山完全被西湖水包围，像座孤岛一样，与现在西湖的情况有所不同。此材料可参阅唐代吴武陵的《新开隐山记》和唐代韦宗卿的《隐山六洞记》），桂管观察使李渤于唐敬宗宝历二年亲手开发使之得以闻名。在唐代像李渤这样对桂林山水着手开发的事例并不鲜见。例如，元晦对叠彩山的开发始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完工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辟山、修路、建亭，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次年元晦又开宝积山华景洞，建岩光亭，留下了《岩光亭诗》。裴行立曾在訾洲建起楼台亭榭，还请柳宗元为之属文，（见柳宗元《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不仅如此，这些诗人们还以极大的热情给这些景点命名，并留下了吟咏的诗句。南溪山及南溪山诸洞之名、隐山六洞之名、叠彩山之名的由来与这些诗人有密切关系。强烈的喜爱之情是促使这些诗人有如此举动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强烈的喜好之情是与诗人的审美自觉分不开的。

　　三、，从唐代桂林山水诗中景点描写涉及的范围看，也能充分表明这种审美自觉。

　　唐代桂林山水诗所描写的景点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桂林城区、漓江流域、阳朔城区。首先，关于描写桂林城区景点的诗作。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所咏的黄潭又叫皇泽湾，位于虞山附近，舜祠则在虞山脚下，这些景点就是现在虞山公园的一部分。元晦《越亭二十韵》、《除浙东留题越亭》及《题越亭》所咏的越亭在叠彩山上。李渤《南溪诗》及《留别南溪》和其兄李涉的《南溪元岩铭序》则描写了南溪山的独特魅力。从卢顺之与张固相互赠答的《七星山东观席上赠张侍郎》和《东观席上和卢从事》以及张固的《游东观》可以看出当时的七星山（现在的七星公园的主体部分）已经成为诗人们呼朋引伴外出游赏的好去处。唐代陆宏休与欧阳实都有同名的《訾家洲》对訾家洲进行了描绘。李渤《留别隐山》所咏的隐山位于今西山公园。张固的《独秀山》描写的独秀峰位于王城。这些诗歌所咏的景点都是桂林旅游景点中的精华。即使在“大力发展大桂林旅游圈”的大潮之下，这些景点的独特地位仍不可替代。其次，漓江流域。张九龄的《巡按自漓水南行》、曹松的《桂江》、刘长卿的《入桂渚次沙牛石穴》、宋之问的《下桂江悬黎壁》和《下桂江龙目滩》等都是描写漓江流域风光的诗作。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诗作描写的主要区域是由灵渠至桂林这一段，并不集中在从桂林到阳朔的83公里水程范围之内，与现在漓江旅游的游程有差异，因而没有涉及重点刻画出像九马画山、黄瀑倒影、半边奇渡之类的著名景点，但是这些诗却已经基本刻画出了漓江流域风景秀丽的特点。再次，描写阳朔风光的诗主要有沈彬的《碧莲峰》，曹邺的《东郎山》、《西郎山》、《东洲》、《广福岩》。这些诗中描写的景点同样也基本被后人继承发展为现在阳朔景点中的精华。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唐代桂林山水诗中描写的景点不仅都被继承为现在桂林旅游中的精华，而且在区域范围上也与今天桂林旅游景点的分布区域基本相似。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基于巧合。“挥毫当得江山助”，如果说秀美的审美客体——桂林山水是客观原因，那么唐代诗人对桂林山水的审美的自觉则是主观原因。唐代诗人在这种审美自觉的催使之下有意识地欣赏吟咏桂林山水并开发景点，桂林山水之美才从“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态，走进世人的审美视野，缺少这种审美自觉，唐代桂林山水诗描写的景点只能是零星的，不会成格局。所以从唐代桂林山水诗景点描写的分布区域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唐代是桂林山水审美自觉的发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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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从那些诗人自己未到过桂林，但因送友人到桂林而创作的涉及桂林山水的诗来看，唐代桂林山水审美已经走向自觉。

　　虽然这些诗旨在送别赠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但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唐人眼中的桂林山水。例如郑谷的《送曹邺吏部归桂林》全诗长达四十余言，只有一句“触目成幽兴，全家是胜游” 涉及桂林山水，但足以表明作者对桂林山水的审美是自觉的。因为这种自觉是使“触目”能产生“幽兴”的前提条件，否则不可能“全家是胜游”。郑谷是中原人，一生未到过桂林，他怎知桂林风光是“触目成幽兴，全家是胜游”。一定是有人特意给他介绍过，这一介绍的过程就是审美自觉的充分表现。无独有偶，韩愈的诗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送桂州严大夫》）也属此例。诗人同样一生未到桂林，但两句诗却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了“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笋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6」的特点，成为评价桂林山水的著名诗句。白居易《送严大夫至桂州》也写到“山水衙门外，旌旗艛艓中。”这句诗形象地概括桂林的另一个特点——秀美的山水风光在城市之中，“皆出城不过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遍至”，并非“又在荒绝僻远之濒，非几杖间可得”。「7」除此之外，赵嘏的“遥闻桂水绕城域，城上江山满书画”（《寄桂府杨中丞》），许浑的“桂州南去与谁同，处处山连水自通”（《送杜秀才往桂林》），张籍的“旌旗过湘潭，幽奇得遍探” （《送严大夫之桂州》），都能在未到桂林的情况下以精辟的诗句描绘桂林山水之美，这表明当时桂林的山水妙胜已闻名遐迩，而人们对桂林山水的审美自觉正是使之声名远播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唐代桂林山水诗体现了桂林山水审美自觉的发轫。

　　“遍观中国人文山水名胜的形成过程，大量的山水景观被文人发现和欣赏是在唐宋时期。”「8」桂林也不例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由桂林独特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山水审美的自觉到魏晋才才开始涌动，而代表当时山水审美自觉的诗人群主要集中江浙一带。并且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审美自觉的传播。其次，桂林地处岭南，层层阻隔不利于这种自觉的传播。再次，自南越政权赵佗首创“以夷制夷”政策之后，这种政策或多或少都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他们利用当地土司及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来管理夷人，派驻的中原地方官并不多，故而文化启蒙程度不高。到了唐代之后，桂林山水审美自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经济上，经过历代的开发，桂林及周边地区农业、手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唐宪宗时（806年）著名诗人白居易就用桂管布做棉衣，并题诗赞之“桂布白如雪，吴棉软如云，布重棉且厚，为裘有余温”。文宗时左拾遗夏侯孜穿桂管布，皇帝也跟着穿，于是满朝恩武纷纷效仿，以致于桂管布因畅销京城而价格暴涨「9」。文化上，唐代派驻或贬往桂林的中原官吏数量大增，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深。诗人的不幸变成了桂林的幸运。这些“中州伟人硕士，或迁谪之经从，或宦游之侨寓”「10」，与桂林结下不解之缘。大历十一年观察使李昌巎在独秀山下创建了桂林第一座府学，兴起了文教之学。同时这些诗人大量的文学创作也给桂林的文学以极大促进。所以汪森在《粤西通载发凡》中指出“然苟非诸君子，则无以开辟其榛芜，发泄其灵异。”经济与文化上有如此之进步，加上迁谪诗人的山水审美启蒙，桂林山水旅游审美终于开始走向自觉。

　　桂林山水审美自觉的独特意义在于表明了桂林这座城市第一次以旅游胜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唐代以前的桂林城市的特征带有浓重的政治、军事、经济色彩。桂林是岭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水路与陆路交汇，枕山带水，地势险要，便于进攻退守，被称为“自孙吴以后，湖广之间事变或生，未有不争始安者……用兵谴将之枢机”（《读史方舆记要》107卷顾方禹）这说明在统治者眼中桂林上是一座“地压坤方重”（《送严大夫之桂州》白居易）的军事重镇。另外由于桂林“所处延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珍异玮”（《〈隋书?地理志〉》）据《三国志?吴书》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魏文帝曾“谴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于此可见桂林的经济意义。总之，当时的桂林（始安城）的城市特征带有浓重的政治、军事、经济色彩，但旅游功能还未显现，一直到唐代，桂林山水审美才开始走向自觉。这种山水审美自觉开发了桂林的山水之美，使桂林旅游胜地特征日益突显，改变了“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就吏者，其加少也固宜”（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师序》）的情况。终于让世人认识到桂林山水甲天下，人们开始自觉的来桂林旅游，至此也掀开了桂林旅游胜地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