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后的玄学家看到了维摩诘的高明之处,因而纷纷佛道同修了,殷仲堪、孙绰、许询都是如此。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例外,这里只不过把“心净”改为“心远”罢了,意思没变,换汤不换药。上面提到的“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具体表述。同样的酒,喝的人心思不同,其醒和醉也不同。陶渊明自然是虽醉犹醒的。正是由于“心远”,陶渊明才逍遥地采菊花于东篱之下,不经意的悠然间见庐山于南面的。此时陶渊明再不是“已是黄昏独自愁”了,却把夕阳西下的山间景色看得那么迷人,又将那只“日暮犹独飞”、“夜夜声转悲”的失群之鸟,看成找到了归宿----鸟群而欣欣相与(合群结伴)轻飞的鸟!就在一片夕阳、满眼山影、遍地黄花、漫天归燕的大自然里,陶渊明领略了那不可言传的处世妙谛。
诗中没有一个“酒”字,但醉意就在其中。陶渊明采菊花当然不是为了纯粹地观赏,他自有妙用。让我们先来读读下面这首《饮酒》诗:“秋菊有佳色,邑(沾带)露掇其英。汛(泡)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诗其七)”和露摘黄花,原来是为了泡酒的!说它是忘忧物,是因为菊花久被人们看成是可以延年益寿、祛病通神的上品药物。伯元看过一本《名山记》,书中曾道:“道士朱孺子服菊草,乘云升天。”还记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自屈原之后,诗赋咏菊的不断。就魏晋而言,比如正始名士钟会就在其家中种满了菊花,又作《菊花赋》道:“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西晋名士潘尼的《菊花赋》甚至说能赐人寿命的司命神西王母也“接其葩”以求“延期以永寿”!引这些例证不是宣扬迷信,只是当时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陶渊明《九日闲居》序说自家有“秋菊盈园,而持醪(浊酒)靡由”。诗中有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说明他对菊性也知道。这东西不象五石散贵得吓人,只有何晏、王羲之等才服得起,喜欢的人尽管吃,家种的、野生的尽是。所以,陶渊明的悠然采菊,有“心远”的成分,更有益寿以忘生死之忧的成份;说“秋菊有佳色”和王羲之爱听鹅叫、王徽之喜种竹说“不可一日无君”是一样的,不纯是赏其优雅,更重要的是乐其可以养生。
但是,陶渊明的身心悠然只能是麻痹性的暂时现象,人所共知,醉酒发昏终究还是要苏醒过来的。这时候更痛苦不堪,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诗,他不得不隐隐约约地吐出了喉中的骨鲠:“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其中道理),逝(隐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诗其一)”世间的衰落兴荣如影、如泡、如梦、如幻,没有固定不变的。邵生(召平)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由侯王变为布衣,以致穷得种瓜,这其间的变化对个人命运来说,不啻为沧海桑田。这里“秦破”与桓玄使“晋破”正有极为相似之处;陶渊明的欢酒与邵生的美瓜,也是貌合神离的。又《饮酒》诗中“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也是借商山四皓中的黄公、绮里季夏避秦乱不仕而隐的典故,自誓不仕桓玄的楚政权。如此刚烈,令人叹服!
不仅如此,陶渊明还投笔从戎,弃耕出仕,参加了刘裕等发起的征讨桓玄的战争。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陶渊明很快应刘裕的征召,就任这位镇东将军的参军一职。他曾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的诗,记录了从寻阳赴京口上任途中的情况。记得其中有云:“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意思就是为征桓玄,违心出仕,暂时告别田园,尽管是参加“义军”,但还是满怀惭愧的。所以他在这年春所作的《停云》、《时运》等诗中,表达了对亲友、田园、美酒的思念:“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二)”此情此景,纵是千载之下,逍遥也觉黯然!陶夫子嗟叹八方昏乱,平地成河,欲与亲友共酌一杯,也无缘也。“花药分列,林竹翳如(隐掩貌)。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昏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四)”不由感叹清淳的黄帝、唐尧的时代已逝,清琴浊酒的晏然生活弥足可贵。我看这只是想象之词,此时的他又哪有时间去消遣呢?这年阴雨连绵的时节,陶渊明对雨独饮,不禁又感慨起人生的命运来:“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人有生便有死,自古皆然。都说世上有不死的赤松子、王乔这些仙人,但他们究竟又在哪儿呢?好心的故老赠我酒,劝我饮酒成仙;试酌几口果觉万般情思都去,连杯酣饮忽然间觉得天地也不存在了。但是,天又岂能离我远去!只要任自然、循性而动,便可忘掉一切了。只要我心仍在,身衰体弱又何足挂齿?诗中酒的宣味是很深的。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轻信真的有什么神仙存在,他只相信自己的心灵解脱。从这里,隐隐感觉到他决心归隐的意向了。
再就不得不提到陶渊明字元亮,“明”和“亮”两字是同意。陶渊明后来改名为潜,“渊明”和“潜”则意思相反,这表示他要如鱼一样潜藏深眇,但渊明并不是潜藏之所,他改名正是在表明他晚年隐居的心境.在陶渊明41岁的时候(405年)那年的冬天,他放弃了只当了82天的彭泽县令,挂冠抽簪而归了。看表面原因,似乎是他不能像王凝之这班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折腰低眉;而真实原由,我认为是象他的《归去来辞》和《归园田居》诗赋中所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是世道“真风造逝,大伪斯”。他从自我个性和社会现状两方面都找到了必须归隐的理由。这一点,伯元非常佩服。愚以为,陶渊明的归隐绝不同于阮籍、嵇康。在正始时代,阮、嵇的归隐带有全身保哲的政治意味,具有较强烈的抗争意义。在东晋时代,归隐成为一种“时髦”,可以借此买名邀誉、走终南捷径;也是因为名士太多了,朝廷的殿堂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的“大贤”、“亚圣”名流;也是士族政治高门大姓互相排挤的结果。对于陶渊明来说,他那已破落的家族已不足以招来政治迫害的危险,不足以使他进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他的归隐,乃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乃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这也有抗争意义,是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挑战,而不是具体政治性的挑战。
这样的归隐才是“真隐”,而不是山涛、向秀那样的“假隐”。据说,东晋的隐逸时髦起来之后,隐的名堂、花样也多了起来。依处所而言,有“朝隐”、“野隐”、“市隐”、“通隐”;从态度上讲,有“真隐”、“假隐”、“充隐”;此外还有“酒隐”、“坐隐”等名目。东晋名士是看重朝隐、市隐、通隐的。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者,一语道破时尚天机。怎么叫“朝隐”呢?《晋书•邓桀传》载,邓桀少与刘驎之、刘尚公隐,后忽然改节应召出仕,有人讥之。邓桀说:“夫隐之为道,朝也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有《世说新语•言语》说: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惔)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这便是风动、幡动、心动的另一种表达了。伯元曾读释彦琮的《通极论》,把这“朱门”与“篷户”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不妨节录一段:“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判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非)喧,高蹈则山林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发心既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门),岂要抽簪!”和尚的教门开得如此之大,门票卖得如此便宜。头发不用剃,官帽不用摘,就可以入法门、出家。非是伯元曲解,似如此这般的理论岂不比玄学家们努力地合道儒为一更“省劲”?!于是东晋的形形色色的隐士们都转向这一“通隐”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