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歌的析数法(佚名)

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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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根据汉字方块字的结构特点，修辞学里设有“析字”一格。这种修辞格在诗歌中常有运用。例如《红楼梦》第五回云：“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凡鸟”是“鳯”（凤）字的拆析，隐指王熙凤。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诗中‘一从二令三人木’一句，盖‘二令’，‘冷’也；‘人木’，‘休也’。”暗示贾琏对王熙凤的态度由听从而冷淡，而休弃。再如，宋代词人吴文英的《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其中的“心上秋”，乃“愁”字所析，是说离情别绪，似萧瑟的秋风。

    在浩瀚的诗歌海洋中有一种和析字修辞格相接近的情状，即把数字（语法上叫数词）拆析开来，用以表情达意。这里姑且称之为“析数”。数字的拆合离析，也可以象析字一样，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数字本是枯燥的指示性概念，但只要诗人运筹得体，拆析巧善，就能在有机的语言组合中，变成诗歌形象里富有生命的特殊细胞，为诗之意象增色，使之音节和婉、意趣横生。因此，我们把析数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提出来，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我想，这对于当前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不会是毫无裨益的。

    诗歌的析数手法在作品中的运用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加、减、乘、除，无所不有，且因其语言环境的不同，而各司所长，各呈异彩。

    加法析数 诗歌中的加法析数法，常常是把拆析开的几个具体的数字形象复加起来，达成总数，以表现一个完整的意象；或者以数字的依次递增，去推进诗境的发展。明代诗人杜库有一首《岳阳楼》诗，用得极为显现。诗曰：“茫茫雪浪带烟芜，天与西湖作画图。楼外十分风景好，一分山色九分湖。”这里，诗人把登援岳阳楼所见之景统括为“十分”，继而分说“一分”山色，“九分”湖光，这就把很难具体描状的景物表现得极为真实而形象。岳阳楼下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遥对青螺滴翠的君山。前者为近景，后者为远景。远小近大，故曰“一分山色九分湖”。唐代诗人卢仝，有一次收到孟谏议送给他三百片新茶，诗人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诗的开头叙述送茶的经过和茶的名贵难得，说只有“至尊”和王公们，才能饮到。接下去写道：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肤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这是写饮茶时的感受。诗人从第一碗写起，说饮至七碗，方觉两腋生风，飘飘欲仙了。作品于此数字的依次递加之中，自然而又巧妙地构成了一种风趣而诙谐的情调。唐代李白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上三峡》）清代魏源的“一更二更三更雨，如听离骚二十五”（《三湘掉歌·沅湘》）等，都运用了这类加法析数法。还有一种情况是数字暗加，更为含蓄隐约。比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诗人”十“影子”十“月亮”，岂不等于“三人”么？这里，李白借助数字的析合，表现自己放荡不羁的豪放性格，既反常合道（苏东坡语），又奇趣横生。再如白居易的《暮江吟》中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江”十“半江”等于一江。值得玩味的是，诗人这么一明分暗加，就使得诗中境界更为鲜明了：因为是残阳返照，所以不可能是一江一色，故说“半江瑟瑟半江红”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又，这“半江”暗幽幽如碧色宝石，那“半江”红彤彤似灿烂锦霞，这样构成的“一江”的画面，就显得色彩变化不一，且富于立体感。古代的一些对联中也有用这类析数法的。据载，北宋时候，辽邦派遣使者来中原，苏东坡奉命接待。来人久闻东坡盛名，便出了一句上联：“三光日月星”。苏东坡略加思索就对了下联：“四诗风雅颂”。使者拍案叫绝。原来《诗经》中的“雅”又可分“大雅”、“小雅”，所以通常称为“四诗”。这副对联妙在他们都巧用了加法析数：上联为３＝１十１十１；下联为４＝１十（１十１）十１。因此显得对仗工整，用字平稳而又饶有意趣。海门云台山寺有这么一副对联：“世外凭借，一面峰峦三面海；云中结构，二分人力八分天。”联中巧用加法析数，把个云中山寺的南疆情采写得明朗有致，如在画中。

    减法析数 减法析数法是把诗中意境分化为若干具体部分，尔后相继减舍，直至表情达意为止。试看苏轼《水龙吟》中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里，诗人把春色的化身杨花拟括为三分，言二分弃之路旁，化为尘埃；一分碎落清池，付诸流水。三分春色就这样荡然无存了。宋代卢梅坡的《雪梅》中有两句名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意思是说：梅花虽白，终于逊雪三分；雪花虽白，却缺少梅花的一种清香。在此，诗人巧妙地运用减法析数手法，具体而形象地说明事物各有所长，而又各有所短，哲理蕴藉，情趣盎然。这种减法析数法早在《诗经》里就有运用。《召南·摽有梅》的开头写道：“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诗中把树上的梅子看作是十分，借以比譬女子的美妙青春。先说还有七分在树（意为仅落三分），喻青春所余尚多；后讲树上只剩三分（意为已落七分），喻青春将逝，所以盼望求婚的男子及时而来，切勿贻误佳期。一个青年女子渴求婚姻幸福的急切心情，于此数字的析减中灼然可见。乐府诗《?侬歌》里的减法析数用得也很朴素显现：“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旅人一边乘船行进，一边屈指计程，一边喃喃自语，其神情况味，跃然于纸上，那透过准确的数字计算而蹦跳着的赴路者的急切心情，颇能唤起旅客游人的通感与共鸣，确是一首“愈俚愈妙，然读之未有不失笑者”（《分甘余话》）的好诗。明代尤侗《散米谣》中的“死亡十去五，壮者走四方”；清代魏源《洞庭吟》中的“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等，也是运用的此类析数法。诗中数字有的也用实数相减。如杜甫《石壕吏》中句：“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这里没有比兴夸张，没有议论抒情，而是用准确实在的数字析减啼诉陈述。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数数连心。

    乘法析数 乘法析数是以乘积的方式来表示诗歌中的某一个具体数字形象的，有时也作为一种艺术夸张的修辞手段。李白诗《江夏行》中有两句是刻划卖酒姑娘的形象的：“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这里的“二八”，往往容易误解为二十八岁，其实它是二和八相乘的积：十六。古诗《孟冬寒气至》中云：“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这里的“三五”、“四五”，都是数学中的乘法，分别为：十五，二十。此类用法在古诗中出现甚多，比如屈原《招魂》中的：“二八侍宿，射递代些。”和“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苏轼《木兰花令》中的：“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李清照《永遇乐》中的“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李梦阳《塞垣鹧鸪词》中的：“莺闺燕阁年三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这些都是用乘积来表示一个具体数字的，其作用无非是为了使诗歌音节和畅，口吻调利，并使之更为简约、凝炼而已。但还有一种情形是乘积直接出现在诗中，它不仅仅是为了表示一个具体数字形象，而是往往兼有艺术意境的夸张作用的。如李白的《襄阳歌》中句：“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诗人极言饮酒之甚，表现了李白不满现实、及时行乐的情绪。如是情状还有唐代王建《短歌行》中的“百年三万六千朝，夜里分将强半日。”苏轼《满庭芳》中的：“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和《哨遍》诗中的：“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等等。这种手法在古代诗歌中是应用得十分频繁的。古代的民问歌谣，也有不少是运用乘法析数的。清代杜文澜的《古谣谚》有一首《夏至九九歌》：“一九至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吃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争向路头宿；五九四十五，树顶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寻被单；八九七十二，被单添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读ｊī，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这首歌谣，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夏日气候的变化过程，其中以乘法口诀，转告时令的更变，显得亲近自然、通俗晓畅，且易读易记。

    除法析数 诗歌作品中也有运用除法析数的。这种手法能使诗中形象愈加典型、生动，有时也能严生一定的夸张作用。李白《蜀道难》中云：“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这是写青泥岭上道路曲折回旋，走一百步就要拐九道弯，犹言十步一弯，极状蜀道之艰险。苏轼的《满江红》里写：“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欧阳修的《青玉案》里：“一年春事都来几？早过了、三之二。”都是用分数的形式，形象而具体地说明春天的气息逐渐消失了。杜甫《负薪行》中云：“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是说十分之八九的妇女靠劳动供养家人生活，缴纳苛捐杂税。这里的数字是对劳动妇女的礼赞，当然也是对残酷的封建社会的控诉。除此，象宋代黄庭坚的“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送范德孺知庆州》），清代黄景仁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都用的是除法析数法。现代民歌《刘三姐》中写老艄公和刘三姐初见时说：“二十七钱分三处摆，九文九文又九文。”这里的“九文”与“久闻”系谐音，是除法析数与谐音双关的合用，更有情趣。体现了典型的民歌风格。

    由上可见，诗歌的析数手法，只要用当其所，则每每能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使作品或多一份曲折，或多一份含蓄，或多一份幽默，或多一份情趣。干巴枯燥的数字，一经诗人匠心运筹，就会被感情所照亮，变得有血肉，有思想，有韵味，它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成为构成诗美的一个有机部分。所以我们不能误认为作为形象思维的诗歌，与作为逻辑思维的概念符号——数字是径庭相殊，风马牛不相及的。当然，析数——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也不可随意使用，而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据《王直方诗话》载：王祈曾对苏轼念了自己的一首《竹诗》，他很得意其中这两句：“叶垂千口剑，杆耸万条枪。”苏轼说：“好则极好，只是十条竹竿一个叶也。”继而又风趣地说：“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这说明，析数之法当须慎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谈的析数法，只是说明在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借用数学中的加减乘除法，来加强一定的修辞作用，而绝非要机械地去求出一个“和”、“差”、“积”、“商”来。就是说，这种析数现象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运用的，而不是当作一种算式拿来代入的。因为在作品中出现的数字，有些是实数，更多的则是虚数，所以，析数的结果也往往不一定是数学运算的结果。如果硬要坐实了推算，据信其数，反而会把诗解“死”了。杜甫在《古柏行》中写孔明庙前的古柏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代大科学家沈括认为：“四十围乃是七尺”，高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病也。”（《梦溪笔谈》）黄朝英反驳说：“存中（沈括）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可惜黄朝英也用纯数学的计算法来衡量诗，用生活的真实来印证艺术的真实。这样，即令合于自然之理，也不合于艺术之理。所以，他们这种错误的解诗方法，后来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我们认为，即使杜甫这两句诗证之于生活，证之于科学，可能无理，但是它有情是所谓“无理而妙”（清贺裳语）。它是用来象征孔明的伟大人格，并表现出诗人的无限景仰的。故明智的读者，就不应该机械地拿析数法来推算，去指责我们的诗圣。

    总而言之，“析数”已经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广泛地被运用着，它应该在修辞学的百花园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笔者不揣谫陋，试作本文，提出析数一格，在此权且抛砖引玉，以企引起诸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