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庄子开发了讽刺文学园地。讽刺性文学作品在《诗经》中即已出现,《魏风·伐檀》、《邶风·新台》、《小雅·青蝇》和《宾之初筵》等,都颇有讽刺性。但这种讽刺又都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颇有局限性,而且没有形成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统一风格。散文方面,《国语·晋语九》的“董叔欲为系援”,《左传·宣公二年》的“华元督城”等,也可谓精彩的讽刺小品,但这些史书比较郑重,尤其《左传》承袭“春秋笔法”,故此类作品很少,不成大观,而且程度有限,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幽默。由此可见,在孟、庄之前,虽有讽刺作品,但都不足以称为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与百家争鸣时代的寓言文学同步产生的,尤以《庄子》寓言和其后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的寓言最为突出。寓言多是讽刺性的,不过庄子寓言的概念比较宽泛,其讽刺性寓言,主要是那些描写反面或否定性形象的篇章。由上文所论可知,《庄子》现实型文学最大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就在于对反面和否定性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因而也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讽刺文学,表现出高超的讽刺艺术。作者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有的是运用白描手法以突出对象自身行为的滑稽、矛盾,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如“狸?犭生”、“儒以诗礼发冢”;有的是运用巧譬谲喻进行讽刺,妙趣横生,如“涸辙之鲋”、“舐痔得车”;有的是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褒贬分明,如“不龟手之药”、“?宛鸟雏与鸱”、“小雀与大鹏”、“井蛙与海鳖”;有的是直接奚落、戏弄,如对尧、舜、孔子的嘲讽,还有的是通过对人物的改塑、变形,使其自打嘴巴,自我讽刺,如有时将孔子打扮成道家人物批判其儒家学说,就极具讽刺意味。作者还能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态度和讽刺方式,对资章甫而适诸越和善为而不善用不龟手之药的宋人,是含蓄而善意的讽谕;对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夜郎自大的小雀、井蛙,是委婉而巧妙的调侃;对奸诈、贪鄙之徒,是尖刻、冷峻、辛辣的嘲讽;对君主和所谓圣人、儒徒,是激烈攻击、无情挖苦和随意戏薄。这些讽刺作品,又都具有统一的话语、风格特色:从容、自如、犀利、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创立与成熟、讽刺艺术的提升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可誉为我国讽刺文学之父。
综上所述,《庄子》的确是中国现实型文学的伟大拓源者。它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开拓和贡献,主要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与作者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密不可分。庄子不是避世,而是超世,他跳出人世,站在宇宙之源即道的角度来看人世,“就像跳出庐山,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一样,“才能将人世放在宇宙的整体上去理解,才能将人世放在宇宙发展的长河中去感受,才能将人世看得全面,看得透彻”,[4]从而深刻认识到这人世的丑恶、龌龊和违背道义。对这样的现实人世,庄子不是漠然无为,而是积极有为,进行了大胆、深刻、彻底而又淋漓尽致的批判,其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显而易见、无人可比的。刘凤苞曾就《天道》篇指出:此篇“从无为勘出有为”,“复从有为归到无为”,“可见庄子并非扫却有为,致落玄门窠臼也”(《南华雪心编·天道》总论)。尚永亮更精辟指出:庄子“并非消极的无所有为”,而是“积极的有所不为”。[5]如果他一味无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仅有深刻认识和批判精神还不够,还要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体验。从《齐物论》对“风”的描写,《逍遥游》对“杯水芥舟”、“狸?犭生”的描写,《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描写都可看出,庄子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可谓至细至深,穷形尽相。正因此,他才能“笔笔写出,心细如许”,从而披荆斩棘,开拓出中国现实型文学的全新境界。
三、 对后世现实型文学之影响
《庄子》现实文学的诸多开创性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首先是庄子开创的非纪实性散文的写实传统,可以说影响了后世所有的散体现实型文学。后世同类散文直接取法、仿效《庄子》,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轼的《方子山传》、陆游的《姚平仲小传》等,自不必说;后世的轶事小说、笔记小说、笑话及其他现实小说,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笑林》以至《金瓶梅》、《红楼梦》等,也莫不受其写实手法的启发和沾溉;[6]就是后世的史传散文,在选材、提炼、综合、组织和典型化方面,也受益匪浅,使得历史人物形象描写的艺术因之大幅度提升。有趣的是,成书于秦汉之际的《战国策》,也在纪实的基础上有所虚造浮夸,而其中“庄辛说楚襄王”一篇,写庄辛通过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之事连类取譬,层层设喻,讽谕楚襄王,“见得世界中不论是物是人,无大无小,俱在危机中过日,好不惊悚!”[7]这与《庄子·山木》中“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的主旨和写法颇有类似之处,很可能是庄辛或该书作者受《庄子》影响所致。那么,《战国策》与《庄子》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
其次,庄子大胆强烈的批判精神及其杰出的讽刺艺术等,给了历代现实文学作家以极大的思想启迪、精神鼓舞和一定的艺术滋养,给了他们反抗叛逆的勇气、力量及相应的某些手段、方法。汉初贾谊的政论文,指陈政事,尖锐直率,揭露时弊,痛快剀切,从其《?服鸟鸟赋》推知,都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史圣司马迁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庄子一脉相承,他在《史记》中暴露了历代帝王,特别是汉代帝王、当时昏上乱相的丑恶面目,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骄奢淫逸、争斗倾轧的丑恶行径,暴露了贪酷之吏残害人民的罪行和儒林诸生迂腐卑琐的丑态,同时歌颂反抗暴秦的英雄,表彰刺客游侠,这和庄子“掊击圣人,纵舍盗贼”之类的做法如出一辙,明显受其影响。正统史学家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司马迁的叛逆性,亦透露了其深受大叛逆者庄子影响的某些信息。同时《史记》的讽刺艺术,亦与《庄子》的影响不无关系。汉末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具有浓重的庄影。他认为“德政不能救世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揭露当时“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的社会风气,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把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把批判的矛头大胆指向皇帝,且坚定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文末又附二诗,以秦客的愤激批判和鲁生的安命哀叹作结。全文从思想到文风,无不浸透着庄子的色彩。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受庄子批判现实精神的影响尤深。嵇康公开宣称:“庄周,吾之师也”,针对司马氏的篡权阴谋,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轻唐虞而笑大禹”;在《太师箴》中,他还直斥历代君臣,大胆激烈地否定历史,批判现实,义无反顾地进行抗争。阮籍比较软弱,不敢与司马氏正面冲突,但其《大人先生传》,不仅高扬老庄自然之旨,批判名教礼法的虚伪,而且还对君权的合理性提出大胆怀疑和否定:“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他将君权制的罪恶暴露无遗,极力抨击,其思想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嵇康逊色”。[5]阮籍《咏怀诗》“洪生资制度”一篇,嘲讽矫揉造作的伪善儒生及礼法制度,亦深受庄子影响。盛唐时代的歌手李白,受庄子批判现实精神和艺术的影响也颇为直接明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二十四),“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著名的诗句,与庄子反映现实的散文旨趣相通,极为神似。韩愈的文风笔势颇多摹仿庄文之迹;其“不平则鸣”更是对包括庄周在内的历代贤才创作心态和精神的深刻总结,也启发和激励了韩愈自己的不平之鸣,从而以其现实性时代性很强的诗文鸣于中唐。白居易晚年庄、禅双修,多闲适之作,其中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木雁一篇须记取,致身才与不才间”(《偶作》)等诗句,反映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与反思,显然是受庄子影响所致。唐末罗隐以擅长讽刺小品出名,其作品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8]其中《英雄之言》一文,把“盗贼”的窃玉帛和“英雄”的取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指出“牵于饥寒”的“盗”是民,而“救彼涂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盗。显而易见,其思想内容和讽刺艺术皆脱胎于《庄子》。苏轼、辛弃疾一些现实性的作品,也深受庄子影响。如苏之《行香子》、辛之《卜算子·用庄语》,都化用《庄子》中的文句、典故以排遣苦闷,表达现实的人生态度。明代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人标举“童心说”、“性灵说”等,究其渊源,皆与庄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否定天理、肯定人欲、批判现实,表现人纯真的自然本性的作品,莫不与《庄子》现实型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息息相通。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思想,勾勒出一幅儒林百丑图,是我国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批判精神和讽刺手法皆远绍《庄子》,与之颇有渊源关系。伟大的现实型小说《红楼梦》,对封建思想、制度和封建末世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追根溯源,乃与《庄子》的影响密切相关。书中强烈的叛逆思想,对社会人生的深透认识,以及浓厚的悲观、虚无、梦幻色彩,无不烙印着《庄子》的痕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亦受庄子的影响极深。他的《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了仁义道德“吃人”的本质,这与历史上第一个看穿此道的狂人——庄子的启迪影响绝难分开。他那对“国民性”及其根源的深刻解剖、认识与批判,与二千年前庄子对人类病症病因的高妙诊断、慧眼看穿和深刻剖示异曲同工,遥相呼应;他那否定旧文化、摧毁旧世界的强烈“呐喊”,与庄子异代同怀,前后相承;他那尖锐、犀利、极具穿透力的文笔,也与庄子十分相似,继往开来。郭沫若曾经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中的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9]鲁迅自己也承认:“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10]不难看出,庄子作为我国批判现实文学和讽刺文学的宗师,影响极其深远。
[ 参 考 文 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59-161.
[2] 顾易生.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J].复旦学报,1980(6).
[3] 闻一多.庄子[M]∥闻一多全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287.
[4] 王德有.以道观之——庄子哲学的视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0.
[5] 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21.74.
[6] 刘生良.庄子——中国小说创作之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7] 胡怀琛.古文笔法百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10.
[8]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5.
[9] 郭沫若.庄子与鲁迅[M]∥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53.
[10] 鲁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