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于8月1日结束,会期长达4个星期。漫长的会期是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的一大特色。6位学者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作为中国哲学的惟一代表,陈荣捷提交并宣读了两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哲学史话”和“东方哲学精神”。在“中国哲学史话”中,陈荣捷回顾了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和特点。陈先生在该文中重点突出了秦汉之后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新儒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哲学之历史,不但主宰了晚近800年之中国思想,亦主宰了日本思想长达数世纪之久”。(注:Wing-tsit,Chan,The Story of Chinese Story,in 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57.)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已成定论,但是当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秦汉之后无哲学”,在这里陈先生介绍了二程、朱熹和陆王的哲学思想,讨论了宋明600年间中国哲学的辉煌成绩,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些论文在1944年经由摩尔编辑并以《东西方哲学》之名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会议还决定10年后再召开第二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
摩尔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之后,接着又组织了此后的三次会议(1949、1959和1964年),每次会议都大受好评。1967年摩尔去世后,《东西方哲学》编委会决定将最新一期题献给他,并刊登了他生前同事的回忆,以表彰他一生对东西方思想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陈荣捷离开夏威夷大学,受聘于美国达姆斯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但是他还是参加了第二、三、四和第六次(1969年第五次因事没有与会)会议,并多次被选为会议的指导委员会委员和资深代表,在1989年第六次会议上还被选为名誉主席。可以说他是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说到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还应该提到夏威夷当地一个著名的华裔企业家程庆和。程庆和(Hung Wo-Ching,1912~1996)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获得犹他大学博士学位。程先生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与摩尔和陈荣捷等学者交游甚密,多次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和在夏威夷召开的与中国哲学有关的会议捐款。在一篇纪念程庆和的文章中,安乐哲和杜伊奇(Eliot Deutsch)讲到其中的一个故事:
我们有一次问程庆和博士何以会慷慨赞助和热心支持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他说那是在5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59年),他去听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krishnan)博士(注: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1888~1975),印度著名哲学家,著述颇丰。1944年曾以学者的身份访问中国,1962年当选印度总统。)的演讲,但是听众非常多,无处容身。再一次去听铃木大拙博士的演讲时也是如此。于是他就去问会议主席摩尔,如何才能预定一个座位。摩尔的回答非常实际:“给会议捐款。”(注:Deutsch,Eliot & Ames,Roger T.,1996,Remembering Dr.Hung Wo Ching,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6,No.2.)
对此,陈荣捷也提到过:
大会主席查尔斯·摩尔博士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所有的资金俱已告罄。但是程庆和博士问我下次会议是否需要资助,我就让他去问胡适,得到的回答是全力支持。于是,程庆和遂向大会宣布,他和夫人将保证为5年以后的下次会议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注:陈荣捷,《陈荣捷自订年谱》(未刊稿),第31页。原稿藏于达姆斯学院,感谢Lo-Yi Chan博士惠寄。)
从1964年开始。程庆和先生成为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次、第五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以及“王阳明比较研究”会议(1972年)和“朱熹国际会议”(1982年)的主要赞助人和募捐召集人。鉴于程庆和先生的慷慨无私和友谊,1982年夏威夷“朱熹国际会议”之后,大会主席陈荣捷将会议论文集《朱熹与新儒学》献给程庆和先生,称“因为他非凡的远见、慷慨的支持和杰出的领导,使朱熹国际会议和数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得以召开”。(注:Wing-tsit,Chan(ed.),1986.)这也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取得发展,实际上华人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至第八次会议概况
1939年的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受到当地社会和夏威夷大学师生的欢迎。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其影响并不大,且让会议主席摩尔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印度学者参加。1947年摩尔获得富布赖特研究奖金,赴印度研修印度哲学一年。期间他与印度哲学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极力邀请印度学者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印度著名学者拉达克里希南原本决定参加第二次会议,但他恰在1949年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未能与会。因战争的原因,身在北京大学的胡适同样也没有与会。(注:见Klausner,Neal W.,1951,The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High Education,Vol.22,No.2,关于该次会议的介绍还可参见Kruse,Cornelius,1949,East-West Phiosophers'Conference,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6,No.26.)
1949年夏天,第二次会议在相隔10年后如期召开,会期近40天(6月20日~7月29日),主题为“世界哲学的综合”,有2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有5位印度学者,可谓不负摩尔之望。中国方面有陈荣捷、梅贻宝两人参加,均为在美华人学者。李绍昌虽然参加了该次会议,但不是正式代表。另外还有牛津大学的休中诚教授(注:休中诚(E.R.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教授,早年曾经在华传教。曾编译过《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1942),翻译过《大学》及《中庸》(1943)。1947年将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翻译成英语,以《中国哲学精神》为名出版。)也作为中国哲学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陈荣捷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形上学之综合”、“新儒学与现代中国思想”,梅贻宝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哲学中的社会、伦理和精神基础”,休中诚的论文题为“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这次会议还决定出版《东西方哲学》季刊。经过两年的准备,《东西方哲学》于1951年正式创刊,现在该刊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学术刊物,也是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期刊。与第一次会议一样,会议论文由摩尔编辑,1952年以《东西方哲学论文集》为名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成为美国朝野上下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第三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召开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参加人数达到空前,有100多人,中东地区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学者参加;第二是会议作出决定以后每隔5年召开一次;再就是会议吸引了当时世界最知名的三位东方思想家:胡适、铃木大拙和拉达克里希南,三个人的演讲经过电视转播,甚至在美国大陆的学者中都引起了轰动。参加本次会议的印度学者与上次会议相同,而中国仅有陈荣捷和胡适、谢幼伟、唐君毅、吴经熊、梅贻宝6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均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胡适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界断定中国哲学传统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反驳,认为中国哲学中也有怀疑精神和求知方法。此论在当时曾引起中西学者广泛的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会期长达6个星期(6月22日~7月31日),与前两次相同,会后摩尔将本次会议论文结集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于196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6月29日~8月8日,第四次会议在刚建成不久的东西方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中的世界和个人”,副题为“东西方中个体在现实、思想和文化中的地位”,40多位学者与会,中国方面与会的有陈荣捷、方东美、唐君毅、谢幼伟、梅贻宝、陈特、吴经熊、成中英、刘述先等学者,为有史以来最多。这次会议论文还是由摩尔编辑,取名为《东西方中个人的地位》,于1967年出版。(注:Moore,Charles A.(ed.),1967,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ast and Wes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66年摩尔开始着手将前4次会议的论文汇总编辑,分别以《印度人的心灵》、《日本人的心灵》和《中国人的心灵》出版。摩尔生前没有完成三书最后的编辑任务,他去世后由其同事、哲学系主任纳格利(W.E.Nagley)总其成,1967年在摩尔去世之后不久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的心灵》一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数年之内4次再版,1984年该书中文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如果说东西方哲学家系列会议是准“美国中国哲学研究学会”的话,那么,由此会议衍生出来的学术集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则更是此“学会”的常设机关刊物。在美国,第一份纯粹的中国哲学学术期刊是由成中英在1965年创办的《中国哲学通讯》(1973年更名为《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注:目前欧美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期刊有很多,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则不多,著名的有《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51年创刊)、《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6年创刊)、《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41年创刊,原名为《远东学报》,1956年改为现名)等,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刊物均只刊登少量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欧洲则有《通报》(Toung Pao,1890年创刊)、《伦敦大学亚非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17年创刊)和《华夷学志》(Monumenta Serica,1935年创刊)等,这些杂志也只是偶尔刊登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论文及书评。)而《东西方哲学》则无疑为中国哲学研究论文提供了最合适的园地。
《东西方哲学》1951年创刊,摩尔担任主编,陈荣捷先生为编委会委员。此后担任编委会委员的还有成中英、柯雄文、艾琳·布鲁姆、杜维明、秦家懿等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现任主编是安乐哲。《东西方哲学》每年一卷,除了少数几卷之外,均是每年4期,到2000年创刊50周年时,已经登载学术论文1600篇左右,其中涉及到儒学和道家思想的就有400多篇,这个成绩是西方任何期刊都不能匹敌的。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哲学》刊登过所有海外著名中国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国学者探讨中国哲学问题最重要的“话语场所”。这些学者以《东西方哲学》为主要媒介,不但形成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群体,而且《东西方哲学》也由此成为国外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哲学思想也通过它而逐渐进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和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一样,《东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三、交流与交锋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关注,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每次会议都吸引了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知名学者参加。诺索普参加过前三次会议,他在第一次会议中提交的论文“东方直觉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的相互补充”就曾经引起长期的争论。诺氏认为东方哲学思维属于“审美的连续性”,其思维方式为综合的、审美的、当下的;而西方则是“静观的连续性”,注重分析和逻辑的方法。诺索普认为,东西方哲学都不是自足的,都不具备整体的哲学特征,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关照,唯其如此才能帮助我们互相认识对方和我们本身。诺索普后来将他的演讲词整理后,在1946年以《东西方的相遇》为名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注:Northrop,F.S.C.,1946.)诺氏对东西哲学的判断虽然是欧洲主流哲学家对东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延续,但在当时仍引起很大的争论,以至于20多年后摩尔在其编辑的《东西方哲学》一书的导论中,对这一问题仍很慎重。(注:参见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p.9.)
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会议论文集《东西方哲学》和上述诺索普的《东西方的相遇》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其中之一就是陈荣捷受邀撰写中国哲学名词解释。此事源于鲁纳斯(Dagobert D.Runes,1902~? )。此人是美国著名出版商,长期主持位于纽约的哲学图书馆出版社(Philosophyical Library)。1949年他因事在夏威夷逗留,并旁听了第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演讲。当时鲁纳斯正在酝酿出版一本世界哲学辞典,听了陈荣捷的演讲后,就邀请陈荣捷撰写中国哲学部分。这就是1942年出版的《哲学辞典》,(注:Runes,Dagobert D.(ed.),1942.)内收陈荣捷撰写的中国哲学词条250多个。(注:为中国哲学撰写词条的还有一位学人名为Herman Hausheer,其人情况不详。)该书可能是国外第一本收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哲学专业术语的词典。陈荣捷解释的词条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词条的名称,用威氏拼音法拼出,其后是该词条的解释。但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文化环境,单纯的哲学术语并不能让英语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哲学的真正面貌,而且鉴于中国哲学术语的独有特点,出现了很多词条同名异义的情况,像"Chih"条下就有“志”、“直”、“智”、“指”、“知”、“质”和“致知”7个概念,所以《哲学辞典》出版后,有人就对此表示大惑不解。考虑到当时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极度空白,西方学者的困惑也有情可原。这可能也是陈荣捷接受摩尔的建议,开始编译《中国哲学资料书》的原因之一。该书是陈先生的成名作,在这部书中,陈先生放弃用音译中国哲学术语的做法,而是“有词必释、有名必究、有题必释,有引句必溯其源”,所以注释多达3000多条。1963年《中国哲学资料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几乎每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论文都涉及到中国哲学精神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像谢幼伟在第三次会议上的论文“孝与中国社会”专以“孝”为中心,讨论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宗教崇拜、政治事务的广泛影响。而在同次会议上胡适提交的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更是对此前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总的批判。胡适尤其不同意诺索普教授所认为的东方哲学中的“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东方国家没能发展出科学思想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毫无疑问,古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中有一种“苏格拉底传统”,这种被胡适称之为“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考和怀疑以及对知识的热切而公正的探索”的传统,使中国人能运用人的理智来反对无知和错误,运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来反对迷信和盲目崇拜,所以胡适认为这种大胆的怀疑和提问正是科学精神的主旨。(注:Hu Shih,1967,p.108、115.)胡适还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从老子和孔子开始,一直到顾炎武等人,中国哲学中一直都有这种科学精神。但是虽然如此,胡适仍没有解释在顾炎武等人埋头于“考据、训诂”等他所谓的“科学精神”的时候,顾炎武的西方同时代人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却“创造了新科学和一个新世界”。(注:同上,p.129。)“中国何以没能产生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所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而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是不可能给出一个准确答案的。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也相继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涌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专家群体,其中除了华人学者之外,美国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最初的思想介绍和交流转向学术研究与合作。这其中的变化,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虽然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没能对美国的主流哲学思想构成挑战”(杜维明语),仍需要中美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u Shih,1967,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in 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Honolulu:East West Center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Moore,Charles A.(ed.),1967,Philosophy East and West,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p.57.
[3]Moore,Charles A.(ed.),1967,The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ast and Wes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4]Moore,Charles A.(ed.),1967,The Chinese Mind: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Honolulu:East West Center Press a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5]Northrop,F.S.C.,1946,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New York:Macmillan.
[6]Runes,Dagobert D.(ed.),1942,Th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
[7]Wing-tsit,Chan(ed.),1986,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8]安乐哲,1982年6月30日,《野人献曝》,《中国时报·副刊》。
[9]陈荣捷,1995,《新儒学论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10]梅贻宝,1984,《中国人的心灵·序》,东海大学哲学系编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1]刘述先,1996,《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