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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石
黄遵宪(1848~1905),近代诗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父亲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
生平 黄遵宪生当鸦片战争爆发后8年,少年时即遭逢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当他12岁时,太平军第一次攻破嘉应州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深刻震撼使黄遵宪成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从16岁起,黄遵宪的生活经历约分四个阶段。
①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黄遵宪自述:"吾年十六、七,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东海公来简》)新的形势使黄遵宪感到,传统的汉学、宋学已经不能挽救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清军攻陷,黄遵宪于兴奋之余,写下了《感怀》诗。诗中批判复古主义,提出"法弊无万全"、"正当补弊偏",表明了17岁的黄遵宪已经有了改革思想。次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嘉应州,黄遵宪于新婚后数日即跟着全家逃难;到同治五年(1866),才安定下来。次年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去广州参加乡试。同治十三年(1874),以拔贡生的资格去北京应廷试,但都没有考中。其间,黄遵宪到过香港、天津等地,使他有机会接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内忧外患和自身的经历,促使黄遵宪愈来愈强烈地滋生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思想。光绪二年(1876),他在诗中明确地主张改革科举。这年秋天,黄遵宪考中举人。十二月,同乡何如璋出使日本,黄遵宪应邀任参赞。
②出使阶段(1877~1894)。光绪三年(1877)十月,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本。当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黄遵宪由惊怪、犹疑,逐渐发展为肯定。他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要之必变。"(《已亥杂诗》自注)他认真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起草《日本国志》一书。在此期间,他读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朦胧地感到"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
在日本,黄遵宪受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欢迎,和源辉声、青山延寿、石川英、龟谷省轩、冈鹿门等结下深厚友谊。彼此经常笔谈,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光绪五年,黄遵宪出版《日本杂事诗》,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赞扬。源辉声征得黄遵宪同意,将原稿埋藏于东京家园中,由黄遵宪亲题"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字,刻石树碑。源辉声逝世后,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其子为了实践父亲"与丽句兮永为邻"的遗愿,也将诗冢迁移到了平林寺。
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美国排斥华工运动日益加剧,黄遵宪积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光绪十年,美国大选,黄遵宪目睹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许多怪事,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得出了"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的错误结论。
光绪十一年,黄遵宪请假归国,在家乡埋头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成书。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凡例》)。书中,黄遵宪批判秦汉以后"君尊而民远"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主张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民族工商业,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进行文体和字体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主张。次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入京,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的赞许,被推荐为驻英二等参赞。 ③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光绪二十年,正当中日战争的紧要关头,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调令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次年,黄遵宪在上海会见康有为,纵论时事,随即参加强学会。自此,黄遵宪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十月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翁同□的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不久,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先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报》,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一省。封建保守势力攻击他"阴狡坚悍",说"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我省民心,顿为一变"(《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因徐致靖奏保,光绪帝命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八月,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当黄遵宪行抵上海时,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被参奏"□恶"与谭嗣同辈相等,"请旨饬拿","从严惩办"(《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
④乡居阶段(1899~1905)。黄遵宪还乡后,思想郁闷,经常和丘逢甲唱酬往来。光绪二十八年,黄遵宪和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二人经常以长信交换意见,讨论立宪、革命、保教、保国粹、人物评价、文学改良等各方面的问题。他积极支持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但反对梁启超的貌似激烈的"破坏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黄遵宪有较多的时间从事新体诗的创作,因此,被梁启超树为"诗界革命"的旗帜。光绪二十九年,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次年末,黄遵宪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中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但这时,黄遵宪的肺病已日见加深。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说:"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旧历二月二十三日(3月28日)逝世。
文学思想 明清以来的诗坛,拟古主义严重,学诗者视古人为偶像,刻意模仿,以制造假古董为荣。黄遵宪鄙视这种诗风。《刘□庵诗序》说"百余年来,或矜神韵,或诩性灵","人人能为诗,人人口异而声同"(《未刊稿》)。他认为,其症结就在于迷信古人。《杂感》诗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他指出:今古是发展的,今不必卑,古不必尊,应该摆脱古人的拘牵,敢于"我手写我口"。又指出:中国历代诗歌之所以能各具特色,其原因就在于后代不模仿前代,创意命辞,各不相师。《与朗山论诗书》说:"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黄遵宪并不反对向古人学习,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自曹氏父子、鲍照、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以至晚近小家,无一不可成为自己"炼格"的对象。这种学习取径要广,必须"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且必须善于抛弃古人的糟粕,其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黄遵宪把这种境界叫做"诗之中有人"。
黄遵宪主张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找寻诗的源泉。他认为: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草木、禽鱼等大千世界的变幻是无穷的,悲欢、忧喜、欣戚、思念、无聊、不平等人的感情是无尽的,治乱、 兴亡、 聚散、离合、生死、贫贱等社会现象是相异的。现实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只要将个人"所遇之时,所历之境,所思之人,所发之思",一一笔之于诗,那么就不是古人、后人所能争衡的(《与朗山论诗书》)。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把这种境界称之为"诗之外有事"。唐代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代陆游主张"功夫在诗外",黄遵宪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正确地揭示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黄遵宪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了诗对于现实的反作用。晚年,他对西方文艺史有了一定了解,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正确认识到诗歌可以"鼓吹文明",为维新变法服务;但以为它可以"左右世界",则过于夸大。黄遵宪在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时并没有忽视它的艺术特征。他说:"吾论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孔子所谓兴于诗,伯牙所谓移情,即吸力之说也。"(《致饮冰主人手札》)
针对古典诗歌格律过严的情况,黄遵宪主张"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人境庐诗草自序》),这实际上是主张吸收散文的特点和句法来写诗,从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
针对古典诗歌语言日益僵死的情况,黄遵宪在青年时代就勇敢地提出:"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感怀》)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自群经三史、周秦诸子之书,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以至当时的官书、会典、方言、俗语,一概可以作为诗歌语言的取材范围,这就大为丰富了诗歌的语言源泉。
黄遵宪自小熟悉家乡的民歌,由此领悟到《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他高度评价民歌手的才能,"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山歌题记》)但是,他还认识不到吸收民歌营养对于文人诗的意义。
黄遵宪的上述主张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较之谭嗣同、夏曾佑□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界革命"要高出许多。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高度评价《红楼梦》的第一人。他曾以一部赠给日本友人源辉声,并对另一日本友人石川英说:"《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又说:"论其文章,直与《左》、《国》、《史》、《汉》并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他认为,小说必须有神采,有趣味;作者必须富阅历,饱尝烂熟社会中所有情态;又必须积材料,具有深厚的语言修养,能得心应手地驱使通行俗谚,以至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等。
黄遵宪还是白话文的早期提倡者,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他说:"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要求改变汉语书面语言和口语严重脱离的状况,创造一种"明白畅晓,务期达意"的新文体,力求做到"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使得"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黄遵宪的这些主张,比之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要早12年。
诗歌创作 黄遵宪诗现存约1000余首。诗是黄遵宪的"余事",但却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黄遵宪自觉地以诗歌来反映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呼吁人们维新救国,内容丰富,可以称为一代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