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诗事(孙文光)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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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文光　


   王国维(1877～1927) 近代学者、词人。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屡应乡试,未中,乃放弃举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从日本人学外文及理化等知识；并自此与罗振玉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辍学回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三十自序》），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光绪二十九年起，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三十二年（1906）入京，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起，历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1916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至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
　　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由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柯绍□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未遂。次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 6月，在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中，王国维写就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投于北京颐和园内之昆明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在历史急剧变动的年代，王国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场，由前期的比较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日渐堕落为顽固不化的封建主义保皇派。而在学术上，他却在哲学、教育、文学、史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杰出学者。他是近代学术界最早地把乾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们的治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的近代治学方法，融会贯通，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王国维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成就也最高。他是中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前的资产阶级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利用甲骨文资料探求、论证历史的本来面貌，创获极大,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从而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开拓，新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发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当然，由于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濡染太深，王国维的文学理论的局限也十分明显。如他提出的距离美学、超功利主义、文学起源于游戏论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点。
　　王国维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以及《观堂长短句》等。
　　《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和《红楼梦评论》，作于1904年。前者非文学专论，有关部分反映了他吸收叔本华美学思想而形成的对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后者是王国维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也是红学史上一篇重要的专著。它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随笔式的评论和牵强附会的考证,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它批评了旧红学派的"影射"说和"自传"说的荒谬，提出"夫美术（谓文艺）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虽然他所谓"人类全体之性质"还建立在叔本华"实念"的基础上，但这种论述中已包含了典型化的思想和文学的形象化特质，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全篇理论以叔本华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观为"立脚点",宣扬人生即痛苦悲观的人生观,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虽意在赞誉《红楼梦》之伟大，并且具有理论高度，实际上仍是歪曲了《红楼梦》，直接或间接地给新红学派以影响。
　　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此前4年间,他曾先后完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馀谈》和《古剧脚色考》等著作，对历来认为"文格卑俗"的戏曲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有关戏曲专题发表了独卓的见解。而在这部著作里，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对现存的元杂剧作家和作品，作了重点而又精到的论断。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故郭沫若称之为"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鲁迅与王国维》）。作者在此书中强调元曲之佳处在"自然",作家"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其推崇元曲之文章在有"意境"，则是与《人间词话》中之"意境说"相呼应的。
　　《人间词话》,最初发表于1908年。后人又辑有《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这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它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而以发挥前者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它虽为论词而作,但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限于词，"可以作为王氏一家的艺术论读"（夏承焘《词论十评》），它突破清代词坛浙派、常州派的门户之见，独标一帜。
　　《人间词话》在探求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提出了"境界"说，为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与精髓。《词话》第一条即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全书提到"境界"有十余处之多。作者阐释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境界的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即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量。围绕境界这一中心，《词话》又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对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内容，广泛接触到写实与理想化的关系、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景与情的关系、表现上的白描与"务文字之巧"的关系、作家观察事物与表现事物的关系等文艺创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包括了作家修养、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是，这部著作同样表现了叔本华等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某些影响。其过于推重唐、五代、北宋词人作品，贬抑南宋作家，也有失之偏颇之处。
　　王国维词，有自定稿《观堂长短句》 1卷，存词仅23阕。又有《苕华词》（一名《人间词》），收词92阕。他对自己的词作，自视甚高，自言"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实际上，他的词虽然讲究意境，锤炼字句，艺术上多有借鉴价值，又"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有其独自的风格，但内容则多抒发孤臣孽子的哀怨之思，表现了对时代变革的格格不入的态度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如〔摸鱼儿〕《秋柳》、〔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
　　王国维的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静安文集》1卷、《续集》 1卷，合其他学术著作,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43种,104卷。其中包括词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词》20卷、《后村别调补遗》1卷。（孙文光）

文潮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
任伊临

   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郭沫若，１９２８年在日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时，曾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借到一本《观堂集林》。阅读后，他为这本书作者的渊博的知识、踏实的精神所震动，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十分敬佩。十八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他赞叹地说：“《观堂集林》和它的作者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
   《观堂集林》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这本书能给郭老这么大的影响？
   《观堂集林》的作者是王国维，他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者，是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立场和史学成就背道而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３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一个中等地主的家庭里。他生活的年代是我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一方面是旧式的封建经济在解体，另一方面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成长。政治上风雷激，荡，继“戊戌变法”之后，又爆发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皇朝。思想界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动荡。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封建学术，产生了怀疑。他们用新眼光对中国过去发生的一切提出了问题，进行分析、批判、探讨。在史学领域，他们利用当时大量出土的汉、晋木简、壁画，六朝和唐人的写卷，安阳甲骨文，古代器物，来考核古代史。这些都给青年时代的王国维以很大的影响。他讨厌学习刻板的高头讲章，在几次乡试不中后，毅然离开了海宁，跑到上海谋生，他那时只有二十一岁。不久，他到黄遵宪、汪康年创办，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馆担任书记、校对。《时务报》是宣传变法，宣传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重要阵地，王国维决定来这家报馆工作，说明了青年王国维的思想倾向。在梁启超等人影响下，他也开始考虑“人生问题”。不幸的是，半年之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家报纸被迫改刊。他离开报馆，来到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任庶务，边工作边学习。罗振玉擅长考古，具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在北京、上海兼做古董生意，家里藏有丰富的甲骨、金石等器物，在治学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政治上极端保守，是清封建王朝的忠实卫道士，个人品德上极端利己，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名义上是培养翻译人材，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名誉，以为进身之阶。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他的刻苦好学，聪明才干，很快得到罗振玉的赏识，王事罗以师礼，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国维学术上的成就和罗振玉的资助有很大关系；王国维在政治上日趋保守，罗振玉也有决定性影响。
    １９０１年秋，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王国维白天学英语，晚上攻数学，很有成绩。半年后得了严重的脚气病，只好回国。回国后，王国维先后在江苏南通和苏州师范学堂教哲学、社会学。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总务司行走。后来又到京师图书馆和名词馆等文化学术机构工作，从此王国维抛弃了青年时代改革政治的热情，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甚至在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举国欢庆封建王朝的覆灭时，他却追随罗振玉流亡到了日本，从事起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研究来了。
    在日本，他利用罗振玉提供的方便，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和汉简。同时又协助罗振玉整理甲骨，使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上获得了成功。据说用罗振玉名字发表的《殷墟书契考释》，实际上是由王国维编写的。为了深入研究甲骨文，王国维在日本寓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上海。因为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掌握了一批甲骨，为得到研究的机会，他又到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教课之余，他借用哈同藏的甲骨，编印了一部很有价值的《戬（ｊｉǎｎ）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在掌握大批甲骨文资料的基础上，他把它们和古文献相对照，用来验证古文献的正确和错误，考释了殷代的王朝帝系，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又发表了《续考》。这两篇著作的发表，是我国甲骨文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殷是目前知道的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朝代，留下了大批甲骨文。所谓甲骨文，是指当时的巫，在占卜后刻在龟腹甲或牛胛骨上的文字，因为记录的是占卜时的言辞，所以也叫卜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清国子监祭酒（清代唯一的一所大学的校长）王懿荣在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
    王国维文章中的“先公先王”，就是祖先。《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就是用卜辞中的材料来考证殷王室的历代祖先。
   王国维用卜辞验证了殷的十多代国王，证明了殷代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以后，他又发现罗振玉藏的一片甲骨和哈同藏的一片，破碎的断纹有些类似，文字好象相通，连接起来竟然是完整的一片。这一发现不仅给甲骨文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境界，而且从这片甲骨文中读出了殷王朝的帝系。王国维用它和《史记·殷本纪》有关部分对照，除证明《殷本纪》的帝系基本可靠外，还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如《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商帝系是：“微卒（死了），子报丁立（当了国君）。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而上述缀合一起的甲骨文的记载是：“……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口大丁十、大甲十”。这一段卜辞后的数字十、三，都是祭祀先王时所用牲口的数字。译成今天的意思是，祭祖先上甲用牲口十只，祭报乙用牲口三只，祭报丙三只，祭报丁三只，祭示壬三只，祭示癸三只，祭大丁十只。古代祭祀祖先是一个庄严的典礼，先后辈分的排列不能有半点差错。甲骨卜辞是殷祭祀祖先时的现场记录，祖先辈分的排列次序是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丁。而《史记·殷本纪》中的排列次序是上甲（名微，所以上甲即为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显然是《史记》错了。但是《殷本纪》上殷先王的名字和甲骨文是一致的。王国维根据卜辞，一方面证明了司马迁所记的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史记》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另一方面又纠正了《殷本纪》中排列的先公先王的位次。《史记》有错误，不足为怪。因为孔丘在研究殷的历史时，已经发出三代文献不足的感叹，那时离商殷灭亡只有五百多年。司马迁又比孔子晚了四百多年。所以在文献不足情况下出差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迁这一错误，却被比他晚两千多年的王国维纠正了。同时，王国维又根据对甲骨文的考证，进一步指出辞卜中的，即史书的帝喾， 即史书中 的相土，即上甲微，可即报乙，即报丙，即报丁……。用甲骨文一一验证了《史记·殷本纪》。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所以郭老在读了王国维的文章后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以后王国维又写了《殷周制度论》，考证了周所建立的一套不同于殷的制度，如建立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同姓不能通婚的制度，等等。从而肯定殷周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大变革的时代。
    他把这些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章和其他研究商、周历史地理、边疆少数民族史、古代碑刻、古代音乐、古代文字、古代音韵、古籍考订，以及有关经学的论文二百三十多篇文章收集在一起，分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四卷，因为他的号叫观堂，所以就把这两部分合而为一，起名为《观堂集林》，在１９２１年出版。《观堂集林》是王国维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史学的一部十分重要的书籍。由于这些成就，王国维成了清末民国初年我国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他在１９２２年任北大通讯导师，１９２５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在国外也很有影响。
    不幸的是，和他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绩相反，政治上，在罗振玉影响下，却一步步堕落了。他从日本回国后，仍以清朝遗老自居。１９２３年，我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浪潮在全国日益高涨，他却逆潮流而动，在罗振玉的引荐下，跑进故宫，接受了已经被全国人民唾弃的清廷的征召，当起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后来，溥仪亲自劝他就任，他才接受聘请，作了教授。这不能不是王国维个人历史上的悲剧。最后，他在自身和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中，感到清室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便跳入颐和园昆明湖自杀了。时间是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４日，死时只有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