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看好儒商和儒商文学(潘亚暾)

天籁

——写在第三届世界儒商大会之前

文/潘亚暾



儒商学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商现象已具有世界性意义，恒久的儒商运动可达致环球和谐有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1世纪必是儒商新纪元，中华民族空前强盛新纪元。

经文结合一体化

世纪之交，在世界经文结合一体化范围内“中华文化热”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去秋，李瑞环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上说：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包括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有着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研究儒商学说，必须走出纯学术的书斋，而要把这项研究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前进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而儒商研究正是一个极佳的楔入点。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商正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个出色的载体。

目前，海外华商拥有的资产逾1、5万亿美元，华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华商的经营理念及其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特色引起了世人高度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在研究华商的在功之道时，人们发现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领域的现象，在华商，特别是在那些有较高文化素养、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所谓“儒商”身上可以看到中华传统的儒学的思想光辉。儒商普遍注重社会品德，反对唯利是图的市场欺诈行为，倡导以诚待人，信义取利，乐于奉献。他们意识到，为了适应21世纪信息时代的要求，中华文化必须变革、改造、更新。他们顺应时势的变化，善于剔除传统文化中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糟粕，传承弘扬其中的精华，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推动了儒学的重建和创造性转型。为此，我们决定举办第三届儒商大会暨投资洽谈会，旨在弘扬中华文化，振兴华族经济。

本人在起草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宣言之后曾宣布第三届在香港召开，后因金融风暴袭击，致使香港经济迄今尚未完全复苏，故改由上海主办，于今年十月下旬如期召开，特此声明。

请读《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宣言》：

公元1997年4月12日至14日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来自四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人与会。这个空前的盛会，是发展儒商事业的一个重要起步，儒商队伍已开始组织起来，向世界推展。

大会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儒商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对推动当代经济现代化、经文结合和传统文化现代化，将能发挥重大作用。儒商重视物质文明又重视精神文明，既讲经济效益又讲社会效益，既有经济基础又有文化指引，可促进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文化更加昌盛，为提高人类的素养，为建立一个和平优雅的世界作出贡献。

儒商应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儒商应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良好道德品格、风见利思义、对社会有贡献的经济活动家；也包括致力宣扬儒商运动、促进文化界人士与工商界人士紧密合作、加强联系的知识分子与各界人士。

儒商须有奉献精神，努力奋斗，终身学习，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掌握新资息，负起发展儒商事业的重任，促使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能够和谐而健全地发展。

大会认为，21世纪是儒商的世纪，历史赋予我们这个使命，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建立儒商组织，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资讯、人才网络，以推展儒商运动，发扬光大儒商精神。

我们有信心，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光荣的任务。

1997年4月14日 吉隆坡

第三届世界儒商大会，我们当在“吉隆坡宣言”的基础上，继续沿着这一方向着重探讨如下议题：1、儒家思想与东方管理文化；2、东南亚儒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应对之策；3、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儒商；4、儒商精神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5现代儒商现象与建立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儒商研究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造；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8、弘扬儒商精神，倡导商业道德，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9、儒家人格理想对华商价值观、经营理念的影响；10、南洋儒商的企业文化；11、中西文化冲撞与交融中的现代儒商；12、儒商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13、儒商在推动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14、彪炳千秋的中国古代儒商；15、各具风采的现代儒商（对中国内地、台港澳、亚、欧、美、澳洲儒商的评析）。


首届国际儒商文研会盛况

儒商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只有到了本世纪二战后才在南洋华社出现。我在研究台港海外华文文学时发现了儒商和儒商文学这一崭新现象，便于1984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儒商结合的16字决：“亦商亦文，以商养文，商发文兴，商文并茂”，作为曲线救文振兴中华之道。不意被人讥为“非学者之论”，笑为“铜臭文学”。我向来笑骂由人，无悔无怨，坚持不懈，经过10年探索，发表百篇评论，汇成一本《儒商文学论稿》，于1994年7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儒商座谈会，承蒙王光英副委员长及首都各界名家光临指导，上了中央电视台，首都50多家报刊杂志作了广泛报道。随即于同月26至31日在海口市召开了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即首届世界儒商大会，这本身便是文商结合而极具开创性的范例。

这次大会得到新加坡李氏基金会主席李成义先生的赞助。有百余位海内外儒商学者与会，收到海内外有关文学团体、各界名家和报刊杂志贺电贺函年和题词。例如原国家教委副主任臧伯平、儒商作家张贤亮、欧华作协会长赵淑侠、新加坡作协名誉会长周颖南和前南洋大学秘书长、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的题词。

首届儒商招商会由香港瑞权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小平主持，并负责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筹备工作及会者环岛游。

这次大会由本人主持，为了提高效率，直接切入议题，由暨南大学周跃明校长致欢迎词。他说，这次大会的召开“具有开创意义和重要影响。”他指出：长期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重文轻商”政策，其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文人思想意识也是重义轻利，鄙视商业。全国解放后，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专业作家不必卖文为生，不可能产生“文人下海”的现象。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由于商品经济对文教事业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才出现“文人下海”和亦商亦文的现象。在台港澳和海华文学中，儒商文学是一定社会条件和个人志趣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当地社会具有从商的条件，另一方面，个人有志于文学的创作，为此儒商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园地独树一帜值得肯定，值得研究。潘小平在简短的欢迎词中表示愿为儒商盛会尽一己绵薄之力。菲、新、马华儒商作家林健民、周颖南、陈春德和香港作家梁凤仪以及中国文联董良翠秘书长等都在大会上讲话。他们一致赞赏本人提出的“儒商文学”及支持、欣赏这次会议的召开，并认为这是富有历史性的创举和跨世纪的意义。

大会收到论文36篇，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综论（本人和周南京的《儒商论》）；二是儒商正名（范基民《儒商——时代的骄子》、缪进新《儒商，新华人的领路人》、陈公仲《儒商，时代进步的标志》）；三是儒商的使命（林健民《现代儒商的任务》、周颖南《儒商作家的光荣使命》、吴彦进《儒商文学的界定与使命》、陈志诚《谈儒商回馈社会的意义》等）；四是儒商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云里风《漫谈儒商文学》、汪义生《儒商文学新走向》、黄勇《关于儒商文学及其评论》、张世君《浅谈西方儒商文学传统》、王列跃《意识的多层与儒商文学在当代的必然》）；五是不请自来的论文（余锡频、屠时勉、刘握中等，他们从报上闻讯赶来与会或以快件寄来论文，一致认为本人鼓吹、策划、召开这次大会意义重大，纷纷建议召开“儒商定名大会”，成立“世界儒商联谊会”、定期举办“儒商招商会”等等。）

会上，与会者对“儒商”和“儒商文学”的定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本人对儒商和儒商文学的界定，一致认为“儒商”和“儒商文学”的提出开创了一个儒商和儒商文学的新纪元。不仅有力地推动华文文运飞跃前进，还使华资蓬勃发达；不仅塑造一代儒商新形象，造就一批儒商新秀，而且掀起儒商新风，使华商学者化、知识化、专业化、儒商化。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儒商学会及其基金会，并一致通过了学会和基金会的章程草案。推选产生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由林健民（菲）、周颖南（新）、陈春德（马）、梁凤仪、潘小平（港）任常务理事，本人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总部设在香港，各国将陆续成立分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年会，出一本论文集。

会议结束后，大会组织代表进行为期三天的环岛游，饱览海南风光，了解投资环境，增进沟通、联谊和交流。一个宣传、表彰儒商和儒商文学的活动已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会后，海内外200多家报刊杂志争相报导这次盛会，有的还以专刊、专版、专栏推出，成为一时之盛，也掀起一场持续不断的大辩论，弹赞褒贬，热闹非凡。

一石击起千层浪。这说明儒商是客观存在，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求，值得四海关注。这说明轻商传统根深蒂固，提倡儒商和儒商文学必然引起一些诗人作家的反感和反对、不安和嘲讽。更引起官商、奸商、劣商和盲商（没有文化谓之“盲”）的恐惧和攻讦。这说有新生事物在萌芽状态中必然遭受的命运——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当此之时，最重要的呼朋唤友团结力量，进行世界大串连，同声同气，加强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以战胜重重困难和障碍。

为此，我主编了一套《儒商文丛》作为二届大会的思想武器，以期通过讨论达致共识，群策群力向世界推进儒商组织。


儒商新学似朝阳

俗话说“万事起头难”，要成功全靠艰苦奋斗，理论先导，锣鼓在前，引人共鸣。所以首届大会时我提供一本《儒商文学论稿》，以期抛砖引玉。第二届时则提供三本书。第一本《儒商大趋势——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选收29篇论文。书前有大会彩照7幅，诗人书法家潘受的题词，李氏基金李成义主席的贺函，和拙序；书后附8篇有关大会综述、学会及其基金会的两个章程、评论和讲话等资料。本人在《后记》中写道；“本书是本世纪以来的首次海内外儒商及其研究者的心血结晶，值得珍藏”。第二本《儒商列传》，共收49位儒商传记。本人在《优雅儒商真风流》的序中写道：“凡人选者皆符合本人所界定的儒商定义，即凡文化素养高、品格好、见利思义、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皆可称为‘儒商’。本书的宗旨在弘扬中华文化，高扬民族精神，为‘两手抓两手都过硬’的儒商树碑立传，成为儒商学习的典范，以利振兴中华，使经文经合相得益彰，达到经文一体化。高扬儒商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笑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三本《儒商学》，除绪论和跋外，共有14章67节，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儒商和儒商文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特色，颇受欢迎和好评。

《儒商学》是门边缘学科，独家新言。其内容是：中国当代儒商现象探析、儒商史话、微商简论、儒商与经济、官商与奸商、儒家思想与商业文化、儒学对海华企业文化的影响、儒商作家初探、《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策略、《三国演义》与经商战策略、中西小说的商文学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环境保护、儒家教育思想与海外儒商、儒商精神——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等等，本人在《绪论》中写道：“……大力倡导、推行传统现代化、经文一体化，两个文明一起抓，早日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商精神应运而兴——以义制利，以利助义，利义并举，造福社会。发扬儒商精神就在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既创造物质财富，又提高人的素质。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表扬拼搏精神、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批评不法官商、奸商和盲商，就是宣扬‘大我’、‘大勇’、‘大智’、‘大信’、‘大义’、‘大公’、‘大爱’，建立优雅廉洁的社会，就是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文化层面来构思，并从美学的、心理学的、组织行为学的、道德伦理的、环保的、文学的、教育的角度加以阐述，力求本书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构架，一定广度、深度、力度、和高度。

这套儒商文丛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尤以《儒商学》一书为最。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跃基及其社会系教授张德胜联名致书，认为当代研究儒学必须从儒商为切入点；论者则称“一部正合时宜的好书”。认为“它运用现代科学去总结儒家学说，赋予儒学以现代新意，使之弘扬光大；它深入探索了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其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规范市场运行法则，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新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本书的作用开创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即走出了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儒家思想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同解决社会前进中的实现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儒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说，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企业精神，规范着自18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企业家精神实质的话，那么，在人类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活迅速变迁的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商精神，或将主导未来企业家精神的内涵。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儒商精神。”……对21世纪企业家精神的阐释，对于所有企业家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除了出版《儒商文丛》外，我们还召开了系列研讨会。例如1994年9月下旬在广州召开梁凤仪现象研讨会，1996年4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儒商研讨会，同年10月在黄山召开首届微商研讨会，等等，都获得各界好评。在各种学术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南洋儒商及儒商文学初探》、《认儒学对海华企业文化的影响》等系列论文，并为海内外报刊杂志所转载，引起广泛反响。我们还四出讲学，大讲特讲儒商的时代意义及儒商的先进事迹，造成一个宣传儒商、讨论儒商、研究儒商、表彰儒商和学习儒商的运动、使海内外各界认识儒商、接受儒商、熟识儒商、喜闻乐见儒商、追求成为儒商及其研究者。“儒商”这个词见报率越来越高，在商家的名片上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成为热门话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力发展会员。建设儒商组织，并取得一定进展。最大的突破是成立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首先在一个国家成立分会，这意味着本会开始走向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第二届民办儒商大会在大马召开

以陈春德（云里风）为首的马来西亚儒商代表团出席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载誉（陈营大、贡献巨、声望高）返国后，马不停蹄地筹组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于1996年5月率先在一个国家成立全国性组织，并获政府批准注册。陈春德被选为会长，同时当选为马华作协主席，堪称“两手都过硬”的儒商作家帅才，众望所归，是以在成立之初一个月内发展了150多个会员，影响很大很好。因此，由他来主办二届大会最为合适，该会亦乐意接受国际儒商学会的委托。考虑到与会者每人都可得到一套《儒商文丛》（即上文简介的那三本书），所以没要求与会者一定都要写论文（但还是收到30多篇论文，并已编辑成书，拟于今秋出版论文集，在三届大会上散发给与会者），着重自由讨论，以打破宣读论文的呆板局面和沉闷气氛，这或许是个创举，也是儒商本色的具现。这在中国学者看来未免太过于轻松了。

这次大会筹备工作主要由陈春德、戴小华（马华作协副主席）、陈凯希和大会秘书长郭仁德等人负责。陈春德和戴小华几个电话就要来了40万马币（折合港币120万元），足够这次大会的所有费用，一切顺利进行，效率高、成果大，可见儒商有优势也有能耐，仅丹斯里拿督张德麟一人就拿出10万马币，足见大马企业家对儒商令誉的看重与追求。

公元1997年4月12日在吉隆坡召开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与会者近200人。开幕式在主席台就座的有陈祖排部长、张德麟顾问、陈春德会长、林源德署长、钱锦昌大使和笔者。大会由陈春德主持，陈春德、林源德和我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和国际儒商学会致词，陈祖排部长代表大马政府致祝词。闭幕式由张德麟主持，钱锦昌大使和翁诗杰副议长讲话。这7位讲稿可视为7篇小论文，他们从各自的身份、角度多方面阐述了儒商的历史使命和新机运以及在21世纪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高度赞扬儒商运动对促进两个文明所作的贡献及儒商文学的新方向。一致指出了向世界推展儒商组织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艰巨性，共同期望与会者为建设一个和平优雅的世界而努力奋斗。这些精采的讲话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好评。

大会围绕“面向21世纪儒商应扮演的角色”这一中心议题，以讨论的方式分7节进行，即儒商、儒商文学的界定，如何推广儒商文学，文化界人士如何配合推展企业精神文明，如何加强各国各地儒商的联系，如何从国情出发发展关系，儒商精神与现代价值，在向21世经济演变，如何积极开拓新机运，等等。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争论热烈，大会发言自始至终十分活跃，气氛融洽而新颖。作为倡导者的我应各节主持人之邀回应各种问题，大有“舌战群儒”之机趣。比较而言，中国的大学者名教授反而不如南洋的大儒商老商儒。因为中国的学者教授就其本行来说是学养深厚著作等身的，但对儒商学这一新课题却素无研究，或所知不多，或有轻商倾向抱反对态度，或为游山玩水而来的，因此多在儒商定义上打转转，说不出所以然来。例如有位教授就公开声明他们为“泼冷水而来”的；另一位教授则说“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者就是儒商”，这显然是贬低了儒商，抽掉了文化素养，还说得上“儒商”吗？当然也有水平很高的，如来自沈阳的马来西亚归侨作家肖村和黄山市人大主任微学专家吴存心等。南洋儒商和商儒则不同，他们崇尚儒学，博大精深，而且几十年商战，实践经验丰富，所以他们的论文和发言都很有见地，有的放矢，十分深刻，深得人心。例如90高龄出任新加坡儒商学会会长、原新加坡暨南校友会会长庄右铭先生，他的论文就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后为多家杂志所转载）。他能运用儒学来指导商战成为大企业家，而且身体力行，培育10个子女皆硕、博士（其中一人为议员），一门10秀，堪称新马之最了。另一位是印尼儒商代表团团长印尼孔教会会长大企业家林联兴，他的长篇论文和多次发言都很得体且有份量，堪称儒商典范。上述二老于会后立即被记者包围采访（请参阅《夕阳红》四、五期）。可见高知未必有真知灼见，而来自商场的儒商商儒未必不如学者教授。儒商结合相得益彰，互学互补共进共荣为多次盛会一大收获。

自由发言，异议纷呈，热浪冷水交叉，最后达致共识。笔者受命起草大会宣言，一经宣读，再掀辩论高潮。高知就有这个优势与长处，字勘句酌，互相启发，大有裨益，经过一再修订，大大提高了质量，而且文字也精炼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了，这确实要感谢名教授和老编们的真诚直言与深思熟虑。正如陈春德所言：“儒与商虽然是各开着两列不同的列车，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建设社会的文明，提升人类物质及精神生活。”

大会于4月13日结束，与会者浏览了马六甲和云顶赌场和参观了吉隆坡市容，并于14日晚出席了马华作协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文学之夜，同时庆祝马华作协主席云里风伉俪银婚，观看了精彩的演出。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等华文报每天报导大会情况，采访了各国代表潘亚暾、周颖南、云鹤、林联兴、黄惠元、庄右铭、池莲子、冯穗芳、吴存心等10多位，发表了大量彩照，营造了隆重而热烈的气氛，大大扩大了影响。在香港则有《亚洲周刊》、《东方日报》、《香港文学报》、《香港文学》等发表了消息和社评，中新社则有电讯《新时代需要新儒商》，还有中国、欧、美、澳洲和东南亚各国华文报都有广泛而持续的报导和专论。


儒商文学方兴未艾

“儒商文学”是由本人提出的（见拙著《儒商文学论稿》），在第7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曾作过《南洋儒商及儒商文学初论》的专题发言。当时就有位著名诗人抗议：“那我们的地位呢？”许多名家也耻于言商，表示难于接受。一年后在北京举办的“面向21世纪华人文化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应邀作了儒商文化的专题发言，却受到赞赏与好评，但有些作家仍有微词。这次大会，限于时间，我只能三言两语的答辩，提出儒商文学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儒商写，二是写儒商。东北和香港两位作家只同意写儒商，坚持以题材为准则，我则举流军的长篇《浊流》为例，流军当场回应说，“我写的奸商。”我认为流军是儒商写商场浊流，当然是属于儒商文学。再如梁凤仪是儒商，写了几十本财经小说，固然属于儒商文学，即使他写的不是财经小说而是爱情小说或政治小说，亦属于儒商文学。文人学士往往追求纯之又纯，殊不知文至纯则消亡。窃以为世界是多极的，社会是多元的，人是多能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交叉学科越来越多，边缘文学也越来越发达，不应自我局限，把范围定得窄窄的，把定义抠得死死的，纯题材论不可取，还是涵盖面大些包容些为宜。所以我坚持“儒商写”和“写儒商”两大方面，只要是文学作品，都应称为儒商文学，否则我们将抛弃数以千百计的儒商作家及其作品，这对于开展儒商运动是极其不利的。反之，凡是不入流的都称不上为儒商文学。

自古以来，文商多对立，文人瞧不起商人的铜臭气，商人则厌恶文人的穷酸味。因此出现在文人笔下的都是奸商，或“商人重利轻别离”的骗子，几乎都是鞭挞的对象，到了高阳才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典型形象。至于近年充塞书市的大量大亨传记，依我看，大都是向钱看的产物，不算儒商文学。这说明儒商文学需要提倡、鼓励、指导和评论，才能出现精品和巨著。

大马陈春德和陈凯希是儒商结合的好榜样。前者我已在本刊发表过长文介绍，在会上我又以后者为例说明儒商文学前景无限光明、广阔。提起凯希，大马无人不知，他是海鸥集团的老板。他说“《夕阳红》月刊是儒商精神的产物。”“94年4月下旬，我有幸参与海口举行的首届儒商文学国际研讨会，两天的盛会聆听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精民辟言论，结识了不少作家和儒商，更收到了不少赠书，耳闻目见，令我深受教育。从海口回来，我一改惯例，凡有人邀稿，从不拒绝，我由‘从不动笔’到提起笔来，开始写点小文章。”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篇《我的中国爸爸》，赢得海内外文商两界热烈喝彩。陈氏在文友的鼓励下，文逼后生、文励后成、文富后工，越写越好。他说：“如果没有儒商运动的产生，也就没有今日的《夕阳红》。儒商结合，大有可为。《夕阳红》正是二者携手合作的实质产物，我愿走入这个领域，出钱出力，为自己，为大众，活出一片夕阳红！”（见《夕阳红》第四期）凯希从一个革命家、政治犯到大儒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再加上他的勤奋执着，坚持商余写作，必能写出鸿篇巨著来。儒商文学必能后来居上、后出转精。大量事实说明，儒商文学迅速兴起，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世华文学新方向，21世纪当是儒商文学的鼎盛时期。信不信由你。

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后，笔者返回香港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庆典，一时冠盖云集，儒商巨贾毕至，三千嘉宾欢聚香江。在这回归的大喜日子里，我先后会见了来自德国的关愚谦、荷兰的梅旭华伉俪，美国的黄河浪、新加坡的庄右铭、周颖南，马来西亚的陈凯希、林玉静，菲律宾的吴彦进夫妇，泰国的梦莉，印尼的莫名妙，台湾的岩中以及香港文友数以百计，令我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香港是儒商大本营，特首董建华是超级儒商。国际儒商学会总部设在香港最为理想，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欧华学会理事长、德国汉堡大学关愚谦教授特地上门造访，邀我出度8月初在海牙举办的欧华年会上作儒商报告。在他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一直在领导全球；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美国文化亦已滑坡，无法领导世界新潮流。中国人百多年来向西方寻找救国之道，找来找去还得回老家本土。儒学已在全球掀起热潮，儒商结合大势所趋，儒商新学应运而兴，业已产生国际影响。目前全球商战激烈，开发人们智力，促进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成了‘地球村’。儒商是经建中坚，儒商学是儒学现代化的新学派，儒商学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而方兴未艾，倘若加深研究，儒商结合新思想正是指导下个世纪的新学说，具有极其深远的哲思意义和极其巨大的现实价值。”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也对笔者说：“我不是儒商，但我支持儒商和儒商文学，本刊（香港文学月刊）不惜篇幅，大量发表儒商作品和有关报道，这说明我没有私利。在出席作联酒会上恰好坐在梦莉和戴小华女士之间，我对她俩说，为了温饱生存，我不得不耗费30年大好时光去写那7000多万字的连载小说。你们儒商事业有成，没有温饱之虞，拥有人所不及的优越条件去写你们想写的东西，自成专业作家，前景无可限量。所以我大力支持儒商和儒商文学，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文学发展到今天是应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海内外各界朋友的支持下，儒商运动和儒商文学一日千里蒸蒸日上，令人鼓舞。


奋力抗击金融风暴

自1997年10月开始，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等地区遭到空前而且长达3年的金融风暴的袭击，许多华商人仰马翻，纷纷宣告破产，各地告急，险情严重。在此情势下，我们奋力抗击，先后创办了《国际儒商学报》、《儒商报》和《儒商文丛》杂志。先后发表了《经济危机及化解危机的灵丹妙药》、《儒商不倒 倒董必败》等系列社评，揭露国际阴谋，号召儒商奋力抗击，颇收时效，反响极佳。同时我们先后召开了中国儒商学会筹委会，儒商文艺研讨会、《孙子兵法》研讨会，儒商与市场经济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先后成立了新加坡儒商学会（会长庄右铭、副会长魏维贤）和国际儒商学会香港分会、俱乐部以及各国地区的筹委会。出版了《儒商肩负振兴民族使命的群体》、《第二届世界儒商大会论文集》和拙著《21世纪文学新路向》（即出），为第三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做好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进入商化社会；我国加入世贸后，必将跃入全商社会。在这过程中，儒商无疑是经建中坚，依靠老一代儒商培育新生代儒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三届大会的召开，必将迎来儒商新时代，为统一大业和大同世纪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