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文潮

来源：佚名



徽商与诚信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曰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仁义徽商   
为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徽商不仅以其良好的商业道德、灵活的经营策略和任重道远的“徽骆驼”精神，在商场上艰辛开拓，成为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而且在致富之后，他们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凡建义仓、修水利、筑道路、兴学校等等，无不在其捐助范围之内。在徽商的各种捐助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  

明清两代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时期。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单靠封建各级官府的赈济，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一些赈灾官员在赈灾时又乘机大肆克扣与侵吞呢？我们在有关明清的自然灾害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水旱灾伤，人民艰食，无以赈济”（《明英宗实录》卷6）的记录。至于因灾荒而造成的“流移他乡，乞食街巷；……转死沟壑，饿殍道路”（同上，卷278）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拥资数十百万、独执明清商界之牛耳的徽商，才开始走上大规模的捐资赈灾之路。  

明清时期的徽商素以“仁义”著称。他们“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见闻纪训》），“居商无商商之心”（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因此，他们对灾荒的捐助和赈济事业格外关注。我们在史料中发现，明清时期每逢某地发生灾荒，经商于该地的徽商大都能迅速响应当地官府的倡议，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助与赈济活动之中。嘉靖九年（1530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边陲饥馑，流离载道”，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输粟五百石助赈”，使灾荒得以缓解（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崇祯十三年（1640年），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正值该县发生饥馑，他“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一斗，得以旬曰以待食新，所活无算”（《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发生水灾，歙县盐商汪应庚一次就捐银6万两，用于赈济灾民（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46）。由此可见，徽商捐赈灾荒的力度是很大的。  

针对大灾之后出现的疫病流行的情况，徽商在直接捐钱捐粮的同时，还广为灾民采置药品，悉心加以救治。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年（1733年）间，扬州“江潮迭泛，……疫疠继作”，歙县盐商汪应庚亲设药局，“更备药饵，疗活无算”（《汪氏谱乘》），对因灾荒或疫病而死亡的灾民，徽商也慷慨解囊，出资置棺为之掩埋。婺源商人金荣生侨居金陵，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水灾中，他不仅“散给衣食”与灾民，而且建义济堂，以“掩骸瘗暴”（光绪《婺源县志》卷34）。  

对因自然灾害所引起的物价上涨，徽商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着力平抑物价。乾隆十七年（1752年）徽州府发生旱荒，粮价暴涨，歙县盐商程扬宗一次性即捐出6万两白银“买谷积贮”，平抑粮价（民国《歙县志》卷15），为稳定灾区物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徽商还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芜湖凤林、麻浦二圩有田数十万亩，道光十年（1830年）发生大水后，歙县商人许仁倡捐巨万，用于修堤筑堰，并亲“董赈事，以工代赈”。次年春工竣，“夏水又至，漫圩堤丈许”，他一面安置灾民“设席棚，给饼馒，寒为之衣，病为之药”，一面着手恢复生产，“为养耕牛，水落更给麦种”，进行灾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歙事闲潭》第14册）。而于嘉庆十年（1805年）黄淮大水后，歙县盐商鲍漱芳集众输银300万两，用于抢救恢复水毁工程（民国《歙县志》卷9），这实在是徽商捐资赈灾的大手笔。  

明清时期的徽商虽拥资巨万，富甲一方，但却乐善好施，热心灾荒的捐助与赈济等社会公益事业，其品德是高尚的。他们这种牺牲暂时利益造福社会的义举，赢得了社会和灾民的普遍信赖和爱戴，在广大社会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厚商业利润的获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惠者众，而名曰高，商业曰盛，家道曰隆”（《祁门倪氏族谱》）。透过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或许对徽商成功与发迹之道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实，徽商的这一捐赈之举，不正是其历久而不衰的最大秘诀吗  
明清时期的徽商素以“仁义”著称。他们“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见闻纪训》），“居商无商商之心”（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因此，他们对灾荒的捐助和赈济事业格外关注。我们在史料中发现，明清时期每逢某地发生灾荒，经商于该地的徽商大都能迅速响应当地官府的倡议，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助与赈济活动之中。嘉靖九年（1530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边陲饥馑，流离载道”，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输粟五百石助赈”，使灾荒得以缓解（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崇祯十三年（1640年），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正值该县发生饥馑，他“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一斗，得以旬曰以待食新，所活无算”（《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发生水灾，歙县盐商汪应庚一次就捐银6万两，用于赈济灾民（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46）。由此可见，徽商捐赈灾荒的力度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