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救世济民精神研究(李军波 徐拥军)

太古春

作者：李军波　徐拥军


摘要　墨家从黎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构建了一套爱民、助民、利民的理论，并身体力行、舍生取义、矢志不渝地实战自己的理想。其思想学说和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救世济民精神，为古人所赞叹，也值得今人学习。
　　关键词　墨家；救世济民；精神
　　
　　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热潮，儒家、佛教、道家思想研究极为兴盛，法家、兵家、纵横家思想研究也相当流行，独有墨家思想研究较为沉寂，少闻其声。
　　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与儒家并立、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说。古籍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不可胜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说即遭统治者排斥，日渐衰微，直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始有复苏，但终未成气候。时至今日，墨学研究仍著述较少，影响不太。墨家学说中包含许多富有价值的治国安邦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司马迁曰：“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墨学研究的衰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损失。
　　墨家的理论学说和墨家子弟的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爱民、助民、利民的救世济民精神。可以说：“墨家精神，就是以奉献为核心的救世精神。”古人赞道，“墨翟之徒，世谓热腹”，“墨家之徒，专务救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今天，弘扬墨家救民济世之精神，对于我们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称“墨子”)出身微贱，他自称“鄙人”或“贱人”“比于宾萌”。“宾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诸侯列国之间的游士说客，属于社会下层的士。据史载，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墨子能制造载重五十石的车的车辖，能牵引三十石的车的车鞔以及能空中飞行一日不落的木鸢，可见其手艺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经常与社会下层民众交往中，还学会农耕。他曾说：“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正是在这种与贫苦大众的交往以及自己亲身劳动过程中，墨子深知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劳动的艰辛，使其思想和主张能“为代表下层之庶民”，有一种强烈的救民、济民、爱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理念不合，决定另立门户，“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为公，“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家门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类的贫苦百姓，他们“昼日讽诵习业”，其思想、行为也深受到其劳动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
　　墨家宣传、实践其思想学说的最高目标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视之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所谓“兴天下之利”，从宏观来说是指“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社稷之定”，从微观来说是指“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所谓“天下之害”是指“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为人君者之不惠”，“臣者之不忠”，“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
　　为兴利除害，墨子首先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爱”学说是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相爱”意思是指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爱所有的人，全社会成员要互爱互助。春秋战国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兼并战争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以大攻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底层民众，战时死于非命，平时倍受压榨，过着悲惨的生活。墨子目睹百姓“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十分怜悯。他认为，这一切天下祸篡怨恨，皆起于“不相爱”，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兼相爱”。要想达到“兼相爱”，必须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大家应该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引。这样，诸侯之间就不会有战争残杀，士大夫之间就不会争权夺利，民众之间就不会有伤害虐待。
　　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无等级差别、无血缘亲疏的平等友爱观。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这种“无等差”之爱，即是“博爱”。孙中山曾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酥所讲的‘博爱’是一致的。”这种“博爱”观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和“自由”、“平等”一道被视为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因而。墨子的“兼爱”比之孔孟的“仁爱”更具有鲜明、质朴的爱民色彩。
　　“兼相爱”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而“交相利”是这一基本准则的具体要求。是否实现了“兼相爱”，关键看是否实践了“交相利”。“交相利”意思是指社会每一成员的行为都应该有益于他人，大家都应该谋求社会之公利。墨子的“交相利”是直接针对社会上贫富不均、苦乐不等的弊端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统治者和食利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亏人”而“自利”，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为此，他主张“交相利，侈多分”，提倡爱他人、利他人、帮他人，鼓励大家“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借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家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差距、互助互爱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实质上反映了贫困无助人民的愿望。
　　在墨子看来，“义”与“利”相通，“义，即利也”，而利即利他人，利社会。是故，“义”“可以利人”，“可以利民”，为“天下之良宝也”。因而，墨家之“义”，是一种真诚、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鉴于当时侵略战争频繁，“并国覆国，贼敖百姓”，墨子特别强调“非攻”，希望国家之间放弃战争、和平相处，以救人民于“兵刃毒药水火”之中。墨子曾亲自制止了三次战争。《墨子·鲁问》中记载，墨子一次劝止齐国伐鲁，一次鲁阳文君攻郑；《墨子·公输》更是全篇记述了墨子如何力压公输盘，说服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精彩故事。若是在今天，墨子凭其和平言论以及为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可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鉴于当时统治阶级四体不勤，却奢侈荒淫，而平民百姓终日劳作，却衣食不足的现状。墨子一方面强烈反对不劳而获。他提出：“赖力者生。不赖力者不生。”他认为，物质财富是生产劳动的成果，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劳动，而占有、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与动物的本能没有什么两样。对于那种“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穴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都是“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人”。另一方面。墨子大力提倡崇敛黜奢。他认为。“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乱则伤，民见凶则亡”。因此。首先要限制统治阶级追求享乐的奢侈消费，将其节约下来的财物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上。他说：“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舟车之数。”墨子提出了一个有独到见解的节用减灾政策：“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也就是说，遇到灾荒欠收的年景，国家应该以行政手段相应地减少官员的俸禄。墨子还提倡“节葬”，因为“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衣食之财必不足”，而且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劳动。此外，墨子还主张“非乐”。因为为制造各种乐器，统治者“将必厚措敛乎万民”。总之。墨子认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家反对不劳而获，提倡节敛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希望统治者体恤人民的贫苦，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得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综上所述，墨家子弟出身于贫困大众，他们从贫困大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构建了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学说。这一学说，从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来说，都是为了谋求黎民百姓之幸福，减少黎民百姓的痛苦；从基本内容来看，都是爱民、助民、利民之政策主张。墨家学说对社会下层良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关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济民精神。
　　墨家以天下兴亡、人民幸福为己任，不仅在言论上，大力宣传自己兴国治邦、救世济民的理论，而且在行动上，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自己的理论。墨子十分反感空言理论而不行动或言行不一的行为。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他还说：“夫义天下之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家子弟都是言行一致、知行合·的实践主义者。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而“项子牛三侵鲁地”，墨子认为胜绰“言义而弗行”，“请而退之”。墨家主张“强从事”和“节用”，即辛勤劳动、节俭生活，墨家子弟严格遵守自己的这一要求。“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踽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为实现他们兴利除害、救世济民之理想，墨家子弟不计艰险，不顾困窘，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墨子日：“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为止楚攻宋，墨子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亲至楚都，与公输盘唇枪舌战。并大义凛然地对楚王说：“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后学，曾集百八十余人为楚阳君死难，后人叹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死之旋踵。”墨家这种为民舍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先秦百家中是少有的。
　　墨子救世济民之志，虽诱以名位利禄，亦不为所动。越王欲以五百里地封墨子，并束车五十乘迎之，墨子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在墨子看来，若能行其道，虽粗茶淡饭，也乐于前往，若不能行其道，五百封地如草芥不值一文。
　　墨子行救世济民之义，曲高和寡，时受讥刺，但始终不改初衷。《墨子·贵义》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者而耕者寡也。’今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
　　孔、墨同处春秋战国之乱世，均怀抱救世济民之志向，席不暇暖，周游列国。然孔子不得志时犹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并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语。比之孔丘，墨翟这种矢志不渝的救世济民精神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