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对阎锡山村政思想的影响(昝爱民)

微言

作者：昝爱民


　　[摘　要]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统治思想被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其中村政思想体现尤甚，他所倡导的“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洗心”、“伦理道德”等等，无不折射出浓郁的儒学情结。
　　[关键词]传统文化；公道主义；村本政治；宋明理学
　　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7岁在本村念私塾，学了8年，之后又断断续续学了几年。阎在他《早年回忆录》中说他自己“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阎从小所接受的儒家文化启蒙教育，不仅使他深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而且使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他在辛亥革命后执掌山西军政大权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他的村政思想体现尤甚。
　　
　　一、阎鼓吹并推行“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而“公道”折射出浓厚的儒家思想
　　
　　阎锡山大力倡行“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他说：“世间有一主义而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日有之：公道主义是也。有一政治而兼可推行各种政治，而为各种政治之基础者乎?日有之：村本政治是也，更有一种政治而兼各种政治之长，而无各种政治之短，集各种政治之大成者乎?曰亦有之：‘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1](P615-616)他还强调“公道主义”与“村本政治”的紧密关系：“‘公道主义’无‘村本政治’之表现，不足以显著其伟功；‘村本政治’无‘公道主义’之支配，不足以运用于美善；必也以兼各主义优长之‘公道主义’，运用为各政治基础之‘村本政治’，始可集其大成，所谓‘公道主义之村本政治’是也。”[2](P617)也即“村本政治”与“公道主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阎锡山倡导的“公道主义”是他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公道”既是其进行社会改良的终极理想，也是其进行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公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它与儒家的“仁政”、“不患寡而患不均”，佛家的普渡众生，道家的“小国寡民”、“恤困苦，去纷争”等思想融为一体，积淀为一种民族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态，表现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渴求。因此，当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激化，国家处于动荡不安时，一些有远见的当权者为维持社会正常状态，就利用“公道”思想这一传统理念对社会进行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整合，以使社会重新纳入正常而稳定的秩序中。阎锡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深深懂得“公道”思想的这种社会功能，所以在他统治山西期间，对“公道”思想大加阐发，成为他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阎锡山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对“公道”的提法与内涵也不一样，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公道就是事之恰好处，就是“中”
　　阎锡山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2](P85)这个恰好处，就在过与不及之间。这一思想承袭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中庸”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提出“过犹不及”的命题。他在《中庸》中称颂舜执两端用中于民的做法，并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3]把中庸称之为人类最高的德行，是人类修养的极致。以后历代的思想家，从被称之为亚圣的孟子到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及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至明清之际的经学家，对孔子的中庸思想都大加发挥，并加以推崇。中庸之道是历代思想家修己治人、经邦治世的要道和应遵循的总则。阎锡山一方面沿袭了这一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又以“中的哲学”这一新形式把中庸思想实用化，这是他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为了求得生存发展而总结的处事窍要。
　　
　　(二)公道包括有传统的“公平”思想
　　阎锡山深切明白在一个由权力与财富造成社会不平的国家里，统治是不会稳定的。潜在的革命危机使他对以“公道”为核心的平等原则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说：“自有史以来，即尚道德，爱和平，重互助，公道自在人心，为社会有力之据点，苟违此据点，无论势力若何伟大，终必一败涂地。”[2](P51)他谆谆告诫村长副：“为村长副的人，必定要除去‘偏心’二字，无论村中什么事件，总要不分亲疏，公公道道的主持。”[1](P504)在这些言论中，公道实含有传统的公平之意。公平是历代人们所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衡量尺度。为了追寻这一美好愿望，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为此战斗不息、奋斗不止。这一思想早已牢固地沉淀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一种厚重的传统文化。阎锡山以它作为其“村本政治”的理论基础，对于憎恶社会不公、恃强凌弱、渴盼公平公正理想社会的百姓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由此可以看出，阎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所需来阐发他的公道思想，使这一思想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富含了务实的现代的因素。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公道呢?阎锡山采取的措施是“洗心”。
　　
　　二、阎锡山倡导“洗心”，承袭了宋明理学思想
　　
　　阎锡山倡行“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而通往公道的途径之一就是“洗心”。阎有一句名言，即“为政当从人心上人手”，意思是说，要拥有政治，必须首先赢得人心，要想赢得人心，必须要先“洗心”，为什么要“洗心”呢?阎锡山说：“私心为人类之蟊贼，非洗净不可。”[4]他常对人讲：“凡人自省，乃知己过多，悔过，始觉无过好。推而言之，人群之幸福，实基于净白之人心，已过人群之悲惨，多由人心污秽所造成。今欲为人群谋幸福，必须去人心之污秽，吾辈应遵从洗心古训，以正人心。”[1](P202)人人都有私心，只有通过“洗心”，才能使他们成为全新有用之人。那么如何“洗心”呢?首先，成立了“洗心社”。1917年3月11日，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由赵戴文、孟炳如等人出面发起，在太原宗圣总会内成立了“洗心社”总社，并推举阎任社长。此后，各地纷纷效法。其次，发起“自省”。“自省”者，“悔过自新”也。为使人们能够“悔过自新”，在省城太原的洗心总社首先建有一个能容纳5000人进行活动的大“自省堂”，每周日为例行之“洗心日”。届时，洗心社派一人主持，阎锡山亲率文武官员到会，进行集体“自省”，各地也仿而效之。它的仪式仿照宗教的形式，参加者全体一致静默，时间长达十分钟，近似于基督教的祈祷、忏悔，然后由“洗心社”的讲长作“洗心”讲话，洗心社在山西一直风行到1925年，共存在了八年。
　“洗心”、“自省”都源于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阎锡山的“自省”、“良知”和“理欲”观都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阎锡山曾说：“物应洗，心更应洗，首贵‘静思已过’，非但来社听讲，即应处处时时作‘内自讼’功夫，使良知处于监察审判之地位，以求寡过，进而多益……”[1](P247)“内自讼”即内省，是宋明理学的中心内容。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对心的强调，即对内省功夫的强调。也就是说，成就自己的道德理性，必须内求，而非外索；必须求诸己，而非求诸人。正如孟子所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5](P431)阎的“洗心”也就是让人们“反求诸己”，常常反思自省。他说：“凡人意念所动，顺理者乐，顺欲者苦，人能顺理寡欲，即乐多苦少，顺与寡全由自心起。”[1](P333)自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顺理寡欲。理欲作为人性中矛盾的两个方面一直是儒学探讨、求索、以求合理解决的问题。尽管儒学家各派对理欲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即崇尚寡欲、少欲，甚至于无欲。孔子提出以礼节欲。孟子把寡欲作为自己养心之道与行为指南，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到了宋代，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是善的根源，人欲是恶的根源，只有“遏人欲”、“灭人欲”、“去私心”，方可“明天理”、“存天理”、“明本心”。阎锡山正是因袭了儒学的这一观点，提出了“以理性纲维欲性”的主张。他认为人生而有理性也有欲性，欲性是造成人的罪恶和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说：“人有私欲，人群也有私欲，人的罪恶由人的私欲造成，人群的罪恶由私欲制度造成。”所以，他认为若对“人生的欲性不抵制，则天下大乱”，“放纵人欲，则人欲愈涨，残杀愈甚”，甚至于会陷人类于恐怖之中[2](P76)。因此，阎锡山认为人类社会要安宁、要发展，就必须去人欲。但历史的辩证法说明：“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第一天起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一不是社会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6](P173)一个社会使每个人去正当地追求自己合法权益，社会整体才能得到最佳运作，最快发展。
　　阎锡山对良知的认识也深受王阳明“良知”、“致良知”思想的影响。阎说：“人之精神，亦分为二：一曰良知良能，二曰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者，仁也；感知感能者，人也，二者备具，斯则人之所贵于禽兽者也，人生之危险最可畏者，为良知良能被感知感能所梏亡，应求良知良能与感知感能相通，以发挥良知良能，遏制感知感能，以理制欲，而达成己成物。”[1](P345)“良知”的概念本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它是指人先天具有的直觉式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王阳明进一步把它视为每个人天生所禀赋的“心之本体”，认为它本身就是天理，“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7](P284) 。阎锡山的“应求良知良能与感知感能相通，以发挥良知良能遏制感知感能”，也就是要“致良知”。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指把“吾心良知扩充到底”之义，“致良知”就是使“良知”得以达到其“极处”，使人们把自己本心的天理完全呈现出来，就是去除私欲对天理的遮蔽。
　　
　　三、阎锡山提倡弘扬伦理道德。富含了传统儒学崇尚礼义的思想
　　
　　阎锡山非常重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说：“这礼，是人一生该守的，因为世界上齐家治国，全凭的一个礼字。[1](P295)为了大加宣传伦理道德，他明文写进“村仁化”中。什么是村仁化呢?阎锡山说：“就是为父母的对子女要慈，为子女的对父母要孝，为兄长的对其弟要爱，为弟的对兄长要敬，为夫的对妻要义，为妻的对夫要贤，以及交友要信，处邻要睦……”[8](P264)
　　阎锡山认为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会给人生带来无穷的快乐，“良好的家庭为人生至乐”[9](P251)。为此，他于民国十年(1912年)十二月颁布了《家庭须知》，共28章，其内容涉及家庭道德、家庭礼节、家庭规则等诸多方面。如家庭礼节上规定：“父坐子立，兄先弟后，夫唱妇随，是秩序的礼节。逢祖宗的生日、忌日，及年、节，家中祭祀，是奉祖先的礼节；子弟出必告于父母，回必面见父母，是出入的礼节。父母出外远行，或由外面回家的时候，子女媳妇必要鞠躬接送，是接送的礼节。还有夫妻之间，虽然平等，也要有礼，‘相敬如宾’是夫妇的礼节。把这些礼节合在一块说，就是家庭礼节。”如上内容洋溢着厚重的儒学伦理道德规范。
　　儒学的鼻祖孔子非常重视礼制。礼，指的是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5](P431)孔子要求人们要按一定的礼制规范行事，其核心是“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P431)。荀子在论述人与万物的区别时也特别强调说，人是因为有了礼义，才成为天下万物中最尊贵者的。因此，儒家认为，需有圣人出来制定礼义以教化人，使人因有礼义而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在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和提升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强调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在基本人格的确立，基本伦理观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方面，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社会良好环境的创造，以及师友、父母的言传身教；而在人格的提升、伦理观念的深明和道德规范的自觉、道德境界的向上方面，则着重强调的是个人的学习和修养。
　　儒家先哲们的礼仪思想对阎锡山产生了深切的影响。一方面阎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学校和家庭教育。他说：“立国根本，首重道德，根在培养，端在伦常。学校教育注重伦常道德，始可养成国民和睦之风，而扩张爱群之心。”[1](P331)他对家庭教育的解释是：“是说小孩子未上学以前，或是上学以后，在家的时候，家里大人，应该好好的教小孩子知道做好人好，育的小孩子发了做好人的心芽子，将来就不会做坏人了。”[1](P423-424)他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培养孩子伦常道德的关键。另一方面，他以“洗心”相号召，要求人们通过“内省”加强个人修养。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阎锡山的村政思想是建立在中国儒学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他的“公道主义”、“洗心”、“伦常道德”等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参考文献]
　　[1]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2]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六册[c]．太原：太原绥靖公署，1937．
　　[3]成新文．评阎锡山“中”的哲学[J]．晋阳学刊，1992，(6)．
　　[4]山西村政处．六政三事汇编[c]．太原：山西村政处出版．1929．
　　[5]汤一介．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谢遐龄．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李茂盛．阎锡山全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9]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