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都——风水北京城（周易玄）

文潮

周易玄



千古一都——风水北京城（一）
   引言：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中央集权”。天子脚下，富贵贫贱，十二字把偌大的北京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概括得滴水不漏，天机决断。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定都从秦始皇的咸阳，到隋唐的西安大宋开封，唯独北京，从元朝的元中都开始至明朝清朝、民国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千年的巍然不动瞩目于世界屹立于东方，堪称奇迹。历代帝王莫不顺应天命勤勉执政，按四时祭奠天地，祷福祈运！即使到了毛泽东一代，虽然文化大革命横扫全国，破除四旧，强硬开创一代文化新风但是毛氏本身却仍然逃脱不出8341所框定的宿命。当年作为高岗的老师，毛泽东的私人国策顾问，署理军国机宜却不漏声色于外的大儒：赵润生先生（似乎毛泽东的字也是：润之），已经仙去，其嫡外孙李建军先生自幼秉承家学渊源，遍览诸子百家，八十年代以特殊身份再次入侍中南海，扈从国家首要，并且在八九年调整国旗高度与围基格局，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倒塌之后，再次受命将同一设计者的作品：国家大剧院以大家手笔，融合中央祭天概念，再一次对天安门中央的风水格局进行调整和提升，意在化害为利，辅助国运。

     周易为源儒道佛同属一家；德仁宽厚天地人本为一体。风水，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确是涵盖和包容了周易以及儒道佛精义，至用于平民百姓乃至帝王将相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变革，一朝又一朝的风云之后，即使今天，仍然以从容的崭新的恒久不变的自然哲学理念和宽容大度的人文文化姿态生活在我们中间。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被冠以：功高盖世，千古罪人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却独独留存了周易和各类占卜之书。可见，为人们对于天命的敬畏和自然的顺承。

    其实，天下之事，莫不都是冥冥中注定，轮回往复。历史多少奇人，从周文王的《周易》，三国诸葛亮的《马前课》，唐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宋邵康节的《梅花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至于民间流传的什么《烧饼歌》,《烧饼歌》，《烧饼歌》等等，将中国传统的风水玄学的发展推进到了极致。

玄学，作为一种破译时间和空间交叉信息的密码的神秘智慧，不但将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高度的浓缩和概括，给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提供了神秘而又奇准的预言，更给国家的机运大事提供了可靠的襄理和发展走势方向。作为一种超前的超意识的神秘智慧我不但深有体会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其奇妙万状却言说不出的自然天意。作为帝都的京城，以整个中国大局之重要，其定都，来历，发展，变迁和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传奇和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自古以来，中国即为华夏之夷，泱泱大国，为世界所瞩目。可以说，从古到今，世界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北京，北京的焦点在紫禁城的中央中枢机构——皇宫内廷！杀伐决断，天机运算，宫廷帷幄，国策政变，莫不震惊天下，椽笔史书。

    北京，西周时便是燕国都城，当时名曰蓟；十六国时，前燕亦定都于此，称蓟城；辽建为陪都（首都以外的副都），称燕京。金国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于此，称中都。而元、明、清三朝皆建都于此，元称大都，明和清通称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为首都，称北京市，属中央直辖。自金代算起，北京建都历史长达850余年。先后有中都、大都、北平、北京等称。

滔滔历史，浩浩长河，北京城纵横千年，令人叹为观止，更乃国家民族的命脉，引人入胜，徜徉其间，不能已已。

    而北京城的来历，中国的中央机枢的根本发源却是大家熟在嘴边，却不知所以然的京西门头沟“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词语似乎诠释力度不足，接着就有：先有潭柘寺五百年，后有北京城。且不说潭柘寺坐北朝南，九峰怀抱，所形成的“九龙戏珠”之绝佳风水格局，潭柘寺奇特之处，更在于成于帝王，作为皇家寺庙，其发展，来历，故事却无不与历史上那些千古风采的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武则天、忽必烈的妙严公主、明神宗的李太后，清代慈禧太后的凤在上，龙在下更是将她作为女性执掌政权，一览天下的巾帼风采渲染得淋漓尽致。潭柘寺的庙宇共999间，可以说潭柘寺就是故宫的缩影，或者应该说：故宫的本质格局一宫一殿的方位格式都来源于潭柘寺所敬承的天机，地理、人气。紫禁城位于紫气东来之处，潭柘寺则在京西坐镇华夏，为天下苍生的稳定、生产化育起着天定不动的机宜。

    潭柘寺始建于西晋，至今已有近1700年历史，是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佛教寺庙，在北京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谚语。潭柘寺在晋代名叫嘉福寺，唐代时改称龙泉寺，金代御赐寺名为大万寿寺，在明代又先后恢复了龙泉寺和嘉福寺的旧称，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岫云寺，但因其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而民间一直称曰“潭柘寺”。
    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距阜成门41公里。潭柘寺坐北朝南，背倚宝珠峰，周围有九座高大的山峰呈马蹄状环护，这九座山峰从东边数起依次为回龙峰、虎距峰、捧日峰、紫翠峰、集云峰、璎珞峰、架月峰、象王峰和莲花峰，九座山峰宛如九条巨龙拱卫着中间的宝珠峰，规模宏大的潭柘寺古刹就建在宝珠峰的南麓。高大的山峰挡住了从西北方袭来的寒流，使潭柘寺所在之处形成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因而这里植被繁茂，古树名花数量众多，自然环景极为优美。
    潭柘寺规模宏大，寺内占地2．5公顷，寺外占地11．2公顷，再加上周围由潭柘寺所管辖的森林和山场，总面积达121公顷以上。殿堂随山势高低而建，错落有致。北京城里的故宫有房999间半，潭柘寺在鼎盛时期的清代亦有房999间半，俨然便为故宫之缩影，民间盛传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时，便是仿照潭柘寺而建成。

整个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原则，以一条中轴线纵贯当中，左右两侧基本对称，使整个建筑群显得规矩、严整、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其建筑形式有殿、堂、阁、斋、轩、亭、楼、坛等，形式多样。寺外有上下塔院、东西观音洞、安乐延寿堂、龙潭等众多建筑和景点，宛如捧月众星，散布其间，方圆数里，景点众多。

    千百年以来，潭柘寺一直以其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建筑，优美的风景，神奇的传说倍受历代帝王敬仰。从金代熙宗皇帝之后，各个朝代都有皇帝到潭柘寺进香礼佛，游山玩水，并且拨出款项，整修和扩建寺院。王公大臣、后妃公主们也纷纷捐出己资，大加布施，民间善男信女与潭柘寺结有善缘者更是成千上万，他们长年向潭柘寺布施、斋僧，并且自发地组织了数十个民间香会，集资购买土地田产，捐献给寺院。潭柘寺在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金代开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大乘佛教禅宗中临济宗的领袖，并且名僧辈出，历代高僧大德，为了研究佛学宗诣，为了弘扬佛法，为了潭柘寺的扩建及修茸，为了繁盛寺院香火，作出了呕心沥血的贡献，而在《高僧传》上标注，名传千古。享有“京都第一寺”美誉。

话说唐代武则天时，北京城一带幽州。幽州城有位都督叫张仁愿。有一天深更半夜，张仁愿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静听窗外动静。忽然听到一位僧人高声诵经的声音打城外方向传来，朗朗上韵，铿锵悦耳。第二天，张仁愿问手下人：夜里可曾听到有位和尚高声诵经？手下人都摇头说没听到。张仁愿心中疑惑，百思不解。第二天半夜时分，他静坐床上，突然又听到那宏亮的诵经声，而且更为铿锵悦耳。第三天早上，张仁愿赶紧派人到城北寻访。手下人果然在城门外的小破庙里，见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僧人端坐在拜垫上，微闭双目在那儿轻声诵经。城外百姓说，这位高僧叫华严禅师，已经端坐在那儿念了好几天经了。差役忙把老僧请到了都督府。张仁愿见了老僧，问他有何企愿。老僧说：“愿在京西罗候岭下立寺敬佛。”张仁愿知道华严和尚道法非凡，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开立了占地文书。
     次日，华严和尚来到宝珠峰下，在一座名叫嘉福寺的小破庙里安身。嘉福寺前，是一片水波浩荡的水潭，名叫青龙潭。百姓还说这儿是个海眼，潭底能直通东海。这个青龙潭里又住着一条老龙。华严和尚天天到青龙潭边讲经布道，听众真是人山人海。青龙潭里的老龙每天也是潜游到潭岸边上，恭听华严和尚讲经。天长日久，老龙为佛义所感化，很想面见华严，拜师称徒。老龙就去求教山神，询问他怎样能做到“人龙相见”。山神说：“你要想法使老和尚发怒，那样一来咱们这些天龙鬼神就能和他面对面谈话了。”第二天，当华严和尚坐在青龙潭边向众人讲经进，老龙在潭里激起几个浪头，那水波漫上岸来，冲倒了华严和尚膝盖前的饭钵。听经的人一见这种情况都吓跑了，华严和尚跟着也是满脸怒色。老龙见时机已到，就借着水势上得岸来，在华严和尚面前，叩头行礼。华严见老龙如此真诚，知道它是“良心发现”，就讲明自己打算在青龙潭潭基上建一座大庙，请老龙“让让宅”，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老龙听得连连点头。
     这天晚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青龙潭里浊浪滔天。雷光电闪之下，但见那条老龙借着连天的雨脚，腾上云空，昂头扬爪飞走了。到天亮时，风停了，雨住了，昨天还是黑水千丈的青龙潭，这会儿就变成了一块平地。太阳光照耀之下，那平地上还慢慢拱出一对鸱吻-----这鸱吻古来传说就是龙子。华严和尚当下大兴土木，在这块儿平地上建成大雄宝殿，又将两个鸱吻安装在大雄殿的殿脊两端。远近闻名的潭柘寺，就这样建成了。

谭柘寺面南背北而建，按后天八卦方位图，乃坐乾向坤，意为秉承天理，合于自然。它与其他寺庙不同——它完全按照严谨的宫廷格局以及佛家等级森严的格局来建造。更加与帝王的统治意识相吻合。历代帝王的礼佛与女性皇室成员也将寺庙当做心灵的寄托与祈福的胜地，譬如忽必烈的妙严公主就在此出家修行以赎父亲征战屠杀之罪过。

   潭柘寺原有一个下院——西峰寺。据说恭亲王为了避开慈禧的刁难以养病为由,自动离开京城举家迁住檀柘寺。一住就是十多年,潜心礼佛,对檀柘寺大力修建与维护。寺里的主持感谢恭亲王对檀柘寺所做的贡献,便把下院西峰寺送给了恭亲王给他做家族墓地，传言寺里一位高僧为恭亲王善行所感，竟然为其施加功力为恭亲王增福消灾，谁成想后来国事艰难,慈禧竟然又起用恭亲王，于是恭亲王又回京城,去世赐封墓地麻谷峪。西峰寺修建的地宫也就没用上，他的次子载滢继承了封号,后来地宫成了载滢之墓葬地。这是清末皇家与寺庙的渊源了。
    说到寺庙，也不得不说同在门头沟东南部的另一名寺——戒台寺。

    在门头沟东南部的马鞍山下有一个镇，叫做“永定镇”。永定镇东隔永定河与石景山相望，南面与丰台区毗邻，西隔罗锅岭与潭柘寺镇相接，北与龙泉镇相连。全镇辖区面积68.6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优越，距市中心24公里，距区政府3公里。

永定地区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境内就已有人类居住，到新石器晚期更出现多处先民村落，先民从事渔猎与农耕。春秋战国时期，先民能烧制质地较好的夹沙灰陶、夹沙红陶。秦汉时期，永定地区已成为主要的人类活动区域，栗元庄一带有较大的汉墓群。唐代析幽都县设玉河县，当时永定地区属于玉河县。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第一大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北京具有三千余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年建都史的举世罕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在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的上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永定河流域的古都，上游有黄帝之都涿鹿，北魏之都平城（大同），诸侯代王之都代王城，以及为时不久的元中都。下游则有金、元、明、清四朝帝都北京。今天北京仍然是我国的首都。在区区不足五万平方公里的永定河流域，有如此之多的古都，都城密度之高，罕有其他地方可比。永定河流域的古都复杂多样，特点鲜明，历史文化意义重大。首先，这些古都组合起来，贯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全过程，因为从黄帝之都涿鹿到当今我国首都北京都在永定河流域。其次，这些古都多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关系，尤以大同与北京为典型，反映了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我国的历史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再者，这些古都中，有的有强大的生命力，历久不衰，这就是北京。它最初是诸侯王国之都；十六国时期一度为前燕之都；辽时为陪都之一，称南京；1153年正式成为拥有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的政治中心，称中都；元代始成为全国一统天下的首都，称大都；明、清相沿，称北京或京师。清亡后仍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之都，称京兆。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上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是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开始的，至2003年整整是850周年。

    永定河上的古渡口是北京城原始聚落蓟城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关于这一点，业师侯仁之先生早有透彻精辟的论述。不管三千多年前的永定河是流经卢沟桥，还是流经高粱桥处，永定河上的古渡口都是古代先民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但是，自古以来，永定河夏秋每有暴涨，洪水成灾。为了安全，人们只能选择距渡口不远，地势较高，且近于水源的蓟丘一带建立最早的居民点，并以蓟丘命名为蓟。蓟是北京城最早的前身和最初的名称。

　　再者，永定河水是北京城直接或间接的主要水源。从蓟城西之大湖（今莲花池的前身）到官厅水库，从蓟城南洗马沟到蓟城北高粱河，从曹魏车箱渠到今天永定河引水渠，从古蓟城内出土的大批战国至汉代陶井到明清北京城大街小巷数以千计的水井，其水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永定河。毫不夸张地说，是永定河水滋养了古今北京城。

　　又再者，在金元明清时代，北京城市建设所需用的大量木材和城市生活所消耗的难以数计的木材和木炭，多取自于永定河中上游流域。也就是说永定河中上游的茂密森林是历史上北京城所需木材、木柴和木炭的主要来源。

此外，大运河与漕运是北京城的生命线，没有大运河与漕运，北京就难以维持作为金元明清封建王朝帝都的历史地位。元明时，永定河北派自看丹口分流东去，下汇白河，有增加北运河水量，以保漕运畅通之功。以上五点，足以说明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

     正是这条母亲河，滋养、浸润了整个的北京城，才使得北京城秀美绝佳，才使得北京城能够“永定”，使天下，能够“永定”。“永定”二字，顾名思义，就是长治久安，永远安定！

永定镇境内有玄真观、月严寺、石厂村过街牌楼等寺观古迹几十处，一处一景，各具特色，兼有宗教文化和优美景观，是开发旅游业得天独厚的重要资源。还保存完整的兴建于隋代的古刹戒台寺、建于唐代的西峰寺以及石佛摩崖造像、桃花庵开山祖师塔等。
    镇内的老万佛堂村遗址始建于金辽，坐落在万佛山下。万佛山山势秀雅，草木葱郁。这里原建有古刹万佛寺，古称万佛堂。山以寺名，村以寺名，可见该寺当年影响之大。史书记载明朝英宗皇帝亲赐寺名“万佛禅寺”。在万佛老村的东口还屹立着一座古代的过街楼，它建于明万历四年，坐西朝东，山石砌筑，拱券外侧用青石伐券，是古代山村军事驻防和村落安防的典型代表建筑之一。
    戒台寺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始建于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当时叫慧聚寺。辽代咸雍年间有一名高僧法均和尚，在此开坛传戒，建立了戒坛。明代正统十三年（1448年）重修后，改名万寿禅寺。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又对寺庙进行过修缮、扩建。现在遗留的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戒台寺又名戒坛寺。它以拥有全国最大的佛寺戒坛而久负盛名，同泉州的开元寺戒坛、杭州的昭庆寺戒坛，共称为“全国三大戒坛”。戒台寺在规模上又居三大戒坛之首，誉为“天下第一坛”。戒台寺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占地4.4公顷，其主要建筑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九仙殿、戒坛殿等。大雄宝殿是寺庙的正殿，其匾额上“莲界香林”四字乃乾隆御笔。
    戒坛在西北院，坛基为精美的汉白玉石雕。整个戒坛分三层，高约3米。上层有莲花宝座，上塑释迹牟尼坐像。坛周还有113个戒神像。在殿堂内，陈设一把明代雕花沉香木椅，是当年传戒时三师七证的座位千佛阁北侧，是著名的牡丹院，仿照江南园林修筑。院内遍是丁香、牡丹。1755年夏天，乾隆皇帝带领后妃曾在此避暑。清恭亲王奕欣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戒台寺的古松，远在明代就很有名，古有“潭拓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之说。坛内最著名的松树有五株：卧龙松、自在松、九龙松、抱塔松、活动松。它们各有特点，活动松，摇一枝全身俱动；自在松，长势悠然自得；卧龙松，酷肖一条卧伏的巨龙；九龙松，主干上长出九株支干，形如九条巨龙；抱塔松，卧地伸长环抱一塔。其中以九龙松名气最大。它高达18米，树围6.4 米，是唐武德年间种植的，距今已1300多年，是北京“白皮松之最”。“戒台五松”苍翠古老，树型各异，严寒酷暑，傲然挺立，使千年古刹戒台寺更为恬静肃穆。
    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在佛教界的地位，潭柘寺的历史在京郊寺院中，均是屈指可数的。在封建制国家中，等级森严，建筑物所用的琉璃瓦的颜色也是有严格要求和规定的。金黄色的琉璃瓦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而潭柘寺的建筑物是经最高统治者批准，可以用黄色琉璃瓦装饰的为数不多的寺院之一。潭柘寺历经上千年，历代皇帝对寺院均有敕封。由寺院的名称，寺院内树木的命名，赐予寺院的经书，赋予寺院住持的种种特殊的权利，尤其是寺院建设上的大量财力物力均来自皇宫。(自金代以后，历代皇帝均由国库中拨出大量银两修缮潭柘寺)这些足以说明潭拓寺在历代宫廷中的政治地位和在皇家的特殊地位。

就是与潭柘寺相邻的戒台寺的戒坛，其规模是在辽咸雍年间形成的，人们称其为“天下第一戒坛”。其理由一是说这座戒坛大殿的规模在全国戒坛中最大；其二是，一般寺院只具有所授沙弥戒和比丘戒的资格，而戒台寺除了以上两种受戒资格之外，还可授予俗家佛教徒最高等级的“菩萨戒”。

　　“菩萨戒”是佛教中俗家弟子所获等级最高的；在这里授了戒，领了戒牒，大约就相当于获得了社科院的院士学位了。主持授菩萨戒的和尚被称作菩萨戒师，是获最高荣誉的僧人，菩萨戒师要接受受戒人的弟子之礼，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而寺院要取得授菩萨戒的资格和僧人要取得菩萨戒师的资格都是极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多方面严格的考察，获得者可谓凤毛麟角。戒台寺开坛受戒，必须奉有皇帝的批准(敕渝)。试问，天下的寺院哪一家有这样的规矩?

继潭柘、戒台寺庙，京西各种寺庙数量多，且名气大。就各种寺庙数量之多来说，仅以明代宛平县为例，“有寺凡二百一十一，城内七十二，城外一百三十九；有庵凡一百四十，城内七十七，城外六十三；有宫凡六，城内三，城外三；有观二十一，城内七，城外十四；有庙凡二百六，城内七十七，城外一百二十九；有堂凡十三，城内四、城外九。”总计为六百十七。而就寺庙的名气之大来说，更是例不胜举。如潭柘寺，向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之说，足以说明其历史之悠久。法源寺旧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年间，是唐幽州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他如戒台寺、卧佛寺、碧云寺、大钟寺、万寿寺、白塔寺、广济寺、智化寺、护国寺、隆福寺、白云观、东岳庙、雍和宫、妙峰山娘娘庙、都城隍庙、东四清真寺、牛街清真寺、西什库教堂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寺院庙堂，闪烁着永定的宗教文化的熠熠光辉。
（未完，待续。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贺兴女士为易玄竭力提供的参考资料，在此特别致谢！）

千古一都——风水北京城（二）

    潭柘寺有了，那么北京城是如何建立的呢？以潭柘寺为中心，其西北部为定军山，北部为宝珠峰（元宝山），南部为定都山。关于北京的定都来历，一说是：明朝国师刘伯温先生，传说朱元璋入京，当时山脉绵延，没有道路，当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达西山最高峰灵山的时候，刘伯温站在峰顶东向而望，北京中心，正是以西山为依靠，紫气东来，左右河水环绕，所以指地定都，西北群山就有了西北部定军山（北京军区，各大军种，检察官、法官、公安等等以武官为主的重要驻地机构）和定都山。

    北京西山，人称“神京右臂”，“神阜奥区”，又以“小清凉”比称不无道理。

虎踞龙蟠，起伏蜿蜒，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山中林麓苍黝，溪涧镂错。春则百花吐芳，蜂飞蝶舞；夏则树葱草碧，蝉噪鸟鸣；秋则层林尽染，乱叶飘丹；冬则千峰万壑，积素凝华。更有那僧寺尼庵，道观神庙，千百数计。峭壁之下，峰巅之上，山坳谷畔，无处无之。

有人赞叹曰：“帝里大观，莫是为最。”

     对北京西山胜景，不知有多少人为之赞唱，为之倾倒，如明王世贞《登西山诗》云：“乱削鞭蓉碧霭攒，千盘转尽自成寒。清秋殿阁空中见，落日旌旗树木看。北眺浮云生大卤，东回紫气抱长安。向来弓剑曾游地，万壑松风度急湍。”又明邬佐卿《西山道中诗》云：“渐与市城远，行随落日西。烟霞供把笔，苍翠入扶藜。山叶同鸥泛，溪声送马蹄。悠然会心处，处处使人迷。”

　　北京西山是对北京城西山地的通称，内中又不知有多少名山，如玉泉山、金山、香山、石景山、马鞍山、妙峰山、百花山、大寒岭等。每一座大山小山，都有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致；每一座大山小山，也都有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情。

    至于永定河上游流域，名山尤多。有黄帝建都其下的涿鹿山，炎黄阪泉之战的阪山，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釜山，皇帝所葬的桥山，与秦代改苍颉文为隶字的上谷人王次仲的故事有关的大翮山、小翮山，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的白登山，还有北岳恒山、小五台山、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周山及野狐岭、雁门山等等。

     宛平县志记载：宛平大兴同附都城郊区，天文地理相同，疆域分东西一线但是规模不同，是因为山水没有区别但是地理的重要性有轻重。

   “宛之为邑地右弼，宸居南通，逵路据守则有百仞金汤，环卫则有万方屏翰，诚胜地矣。况夫西北一带，水绕山旋可称险阻，但古之飞狐，金之紫荆也。南去二百里而遥居居庸宣云之咽喉也，北去百里而近出此二关远通沙漠，其制胜之方要，自有在惟此里，然士宇军民襟居、物产繁庶，古所谓‘燕宛之地，其气内盛，宛宛然以平者，洵非虚美矣’”。

     北京城皇居右肋，千山拱护，万国朝宗，山奥而形深，形胜张图书，土肥而衍美，利悉数生成梁赵焉之腹心，神情疏越宣云乃其肩，昔气势完全，左逵远走蓟辽，右辅近招并代，轻前而轩后，居重以驭轻，千百年来建为都邑，诚有郁郁葱葱之盛概矣，即以比之蒲坂，平阳丰镐伊洛岂有让焉？

     北京城坐落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它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三面环山。在它西部的称为西山，属太行山北段；它的北部和东北部属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山和军都山虽无峭拔的山峦，但山脉蜿蜒起伏，带城而去。它东南面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击平原，而与渤海湾遥遥相望。由于西山和军都山三面环城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北京呈坐西北乾维的自然之势（《周易》后天卦位西北为乾，东南为巽），既居山之阳，岿然不拔，又面海之汭，具有得天独厚形胜之美。

     北京城南面有永定河，北面有燕山；紫禁城前有金水河，北面有景山。金水河是挖出来的，景山是堆起来的。古代地理学上认为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神，分别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南方之神是朱雀，朱雀属火，所以城南必须有水，以水克火。北方之神是玄武，玄武属水，因而城北必须有山，以山压水。

     早在元朝建都北京时，关于元大都的建立即是元世祖忽必烈请天文学家、水利学家佛子巨匠刘秉忠和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的，众多风水名家中其中一位就有元朝国师在易学史上大大有名的耶律楚材。整个城市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古制建造。

     刘秉忠，原名刘侃，生于1216年，因曾祖父在金代时任过邢州节度副使，家族定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忽必烈称帝之时舍女“妙严公主”出家潭柘寺，妙严公主为父亲的杀伐过重祈福消灾既是之意）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所主持营建的大都城城墙，历经700余年风雨，至今在北京的北土城东路、北土城西路和蓟门桥一线的西土城路留有遗迹，成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而笔者认为，刘秉忠也堪称是古往今来，运用《周易》以及“儒道佛”诸字百家学术开建帝都，成就元朝一代开国皇帝的第一大儒名士！

     在金世宗一代，梁襄就曾详细考察过北京地域，使金世宗知道北京城风水之绝佳。梁襄是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金史·梁襄传》称梁襄为“性颖悟，日记千言”、“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可知梁襄其人精通古代地理之学。他认为北京位于雄要之地，北倚连绵山峦，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南压广阔平原，坐在这里可以俯瞰天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就像是在自己的庭院里。自古就称帝王当“南面向明而治”，因而北京应是建都之地的首选。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榆林关等要塞东西千里连成一线，是卫护京都的又一道屏障，这些关卡和屏障使京都易于据守，也像是天然的一条界限，划分出中外，北京地理的雄要似乎是专为大金的万世基业而设立的。我们从梁襄在谏止金世宗巡幸牛蓬川的奏疏中就可以知道他的论断观点：

燕京地处雄要，北倚山硷，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金史·梁襄传》）

在《元史·地理志》对北京地理形势的描述是：

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

在《明史·地理志》的描述是：

北倚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

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

然北京除了地理位置雄要之外，其水系情况也十分壮阔。

清朝光绪年间，君臣在讨论修治京畿水利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数次对京畿水系作了描述，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李鸿章奏称：

    夫以太行左转，西北万峰矗天，伏秋大雨，口外数千里千溪万派之水奔腾而下，畿南一带，地平土疏，顷刻辙涨落数尺，或一二丈。（《清史稿·河渠志》

    其实，李鸿章从侧面立论北京有通惠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南运河）等六大河流，在天津附近三岔口汇流为海河，迤俪向东，经大沽口流入渤海。这六大河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山西黄土高原，可谓源远流长。

    通惠河源自北京西北白浮、瓮山诸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向南汇为积水潭（旧称海子），过太液池（今中南海）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北运河，至天津三岔口汇入海河。

潮白河在北京东北部一带，其源出自冀北山地的潮山和白河在密云县汇合而成，至京东通县附近入北运河，向南流至三岔口入海河。

    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源出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的管涔山，东北流入河北洋河后入官厅，以下称永定河，转而流向东南，经北京西至天津三岔口入海河。

    大清河源出太行山和恒山南麓，由拒马河、唐河、潴龙河等水汇合，流经华北平原上最大湖泊白洋淀，逶迤而向东北汇入子牙河后，亦至三岔口入海河。

    子牙河源出河北省南部，南源为滏阳河出太行山东侧，北源为滹沱河出山西五台山，东北流至河北献县汇合为子牙河，至天津三岔口入海河。

    卫河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上源丹河出山西高平县朱丹岭，南流至河南省分为南支和东支，南支流入沁河。东支转向东北流，即称卫河。卫河流经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至山东临清汇合鲁运河流向东北，临清以下称南运河，亦至三岔口入海河。

    据上述可以知道，京畿周遭以至千里之外的许多大小河川，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又经北京周围北泊、南泊、西淀、东淀的承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绕过北京城，向东南奔流而去。这些从四面八方奔流而来的大小河川，至三岔口（旧称三角淀）万派归一，逶迤而东，经大沽口注入渤海。京畿水系构成一幅动态画卷。这幅画卷由动而静，似静又动，动而有节，静而未止，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来有意去有情，再加上背后连绵不断的山峦为依托，面向波涛起伏的渤海为明堂，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水画卷，点缀成北京地理风水的至高境界，这正是北京生气的所在，也正是北京风水地理风水优势的所在。

    缪希雍在《解难二十四篇》论水，曾云：“凡水抱不欲裹，朝不欲冲，横不欲反，远不欲小，近不欲割，大不欲荡，高不欲跌，低不欲扑，众不欲分，对不欲斜，来不欲射，去不欲速，合此者吉。”而北京城外诸水来去抱绕有情，城内诸水之元屈曲含意，真可谓众美皆备，无美不收。

    古代堪舆学认为“龙随水走”。其实可以将京畿六条水系看作六条干龙。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滂沱，这六条干龙携千溪万壑之水，从四面八方奔腾而至，似千军踊跃，万马奔腾，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壮。此景此象，正应《周易·乾卦彖辞》：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而非君临天下的帝都是万不能有此景象的。

    聚于京畿的千溪万壑之水，似集于校场演练的千军万马，令行禁止，各有指归：或前卫后护，注于南泊北泊，或左绕右转，合于西淀东淀，最终万派归一，经三角淀汇入海河一线入海。“滔滔天水俱往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非帝王之都焉能合此景象？

      古代地理堪舆学十分注重水口。那什么是水口呢？“夫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为地之门户，必须关阑紧密方为佳。《葬经翼》所谓“关门若有十重锁，必有王侯居其间”。又云：“重重关锁缠护周密，或起捍门相对峙，或列旌旗，或出禽嚁，或为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有山来缠裹，大转大摺，不见水去方佳。”这都是说的水口的局势。京畿众水先汇于北泊、南泊、西淀、东淀，次汇于三角淀，又统汇于海河一线，逶迤而去，其入海处大沽口两岸建筑物林立，似捍门相对，又似旌旗列对，入海口又建有高大的挡潮闸，真是绝佳之水口。

     而老北京城有不少入水口，像内城的入水口是北侧西面的积水潭水关和西直门南侧的金水河水关；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其入水口在筒子河西北角外沿西侧偏南，系一个双孔暗道；紫禁城之内金水河（在正五行方位中西方属金，来自西方的河水称作“金水河”）的入水口为今神武门西面筒子河内沿的单孔暗道。它们均在西北乾方即“天门”方位。北京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按照传统风水学的理念，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与此相应，在建筑设计上，北京内城城墙的西北角和筒子河西北角的外沿，都缺一角。西北之天门方位缺一角，谓之“天口缺”，象征天门开。入水口和出水口均为暗道，分别象征天门开和地户闭。
    曾经明代迁都北京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回不多不少整五里，而且，为了避开水面广阔的太平湖，不惜将西北方向的城墙缺一角，其道理与筒子河西北角外沿缺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与入水口空间方位的安排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以水象征财富，实际上亦有其当今科学上的依据——所谓“水主财”，是指水多之处地面上的资源丰富，民多富裕；反之，则地面上的资源匮乏，民多贫困。以西北之天门、东南之地户分别为入水口和出水口，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在整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如此安排，水流较顺。

    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北京城能够蝉联多个朝代的帝都而不更换，是不无道理的。

   《朱子语类》论北京的大环境云：“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这是以北京城为中心，以全国山脉为朝案来说明北京城地理环境的优越。
     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都城的建筑史是其灿烂的篇章之一。北魏骊道元的《水经注》里说历代列国的故都有180余处，加上其后的都城建设，中国拥有的历代都城不下２００座，堪称世界之最，致使中国目前仅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就有１００多座。从商朝开始到明朝为止，对于定都问题都是采用另选都城，而不采用前朝的古都。大都是为了图其吉利或有别于前朝的原因：周朝灭商后，没有在朝歌定都，而是回到镐京，原来的都城废弃不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定都在咸阳；汉、唐也是这样，宋朝建立政权之后，也未用旧的都城，而是到了汴梁开封；元朝开始都城是在上都，明朝首都定在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后来永乐靖南之役后迁至北京。但是清朝首都却是选在了明朝的旧都北京，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无独有偶，新中国政府也定都于北京。满清在进关之后，定都北京，标志着清朝政权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初步确立，尽管清朝统治者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真正统一了天下，但其新的统治中心北京地区却一直是相当巩固的。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也就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二百多年中始终没有改变地位。正是由于定都北京后，所占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才塑造了康乾盛世的昌明时代，在此期间解决了中俄边界问题，并先后统一了台湾，外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地，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辽阔的版图。

    继续探讨北京城的风水落地。

    北京坐落在中国三大行龙之一的北龙流域之内，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动横贯的黄河、长江把中国大地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古代堪舆学称之为三大行龙。北京坐落于黄河以北的北龙流域。

《史记·天官书》载：“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这是典籍中最早关于北龙的论述。

    古代地理学认为，“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乐郊私语》），因而以昆仑山为祖山，向东分成三大行龙。明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曾云：

            昆仑山祖势高雄，

            三大行龙南北中。

            分布九州多态度，

            精粗美恶产穷通。

   其于《堪舆漫兴》中又论述北龙时又曾云：

                 北龙结地最为佳，

                 万顷山峰入望赊。

                 鸭绿黄河前后抱，

                 金台千古帝王家。

   明缪希雍于《葬经翼》中更云：

   燕京者，北陇（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复，北方一大聚会也。

   由前人论述可知，北京不仅在北龙流域之内，而且是北龙生气的凝聚之处。缪希雍于《葬经翼》中云：“天下大龙，都随水走，至于将结，必然逆转，列成局势，则结地无疑也。”所谓结地（又称结局，即龙脉生气凝聚之地）是有条件的。要紧的是“山回水聚”（缪希雍《解难二十四篇》）四个字。北京以西山和军都山为屏障，面向东南，近处以海河冲击平原为小明堂，以天津为案山，远处以渤海为大明堂，以山东半岛为案山，而且四面八方之水汇聚于京畿之南，其堂局之大，风水之佳，是中国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

   验证历史，以北京为帝都的元、明、清王朝，都是统一的强盛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一步一步富裕起来了，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从中华民族传统的地理堪舆学来分析，新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强盛，是与首都北京的地理风水密切相关的。

   北京自从成为帝都以来，几经王朝政权交替，虽然每次都是权利争夺的中心，但从未成为武力拼杀的战场。近现代以来，更是这样。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北京城未燃战火，清帝就和平逊位了。中国十数年的抗日战争（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为14年，若从“七七”事变算起为8年）北京城安然无恙，北京人民未患屠城之祸。解放战争期间，对国共双方都有着战略意义的平津战役中，北京居然和平交接了，这仅仅与人的运筹有关么？与南京相比较，南京作为金粉六朝的古都，诸葛亮虽称其“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却往往在王朝政权交替中成为武力厮杀的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南京大屠杀”使数十万南京人民不幸罹难。解放战争中，南京也是渡江战役的前沿阵地，一连数日炮火连天……北京与南京相较，为什么北京屡屡都是幸运的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古代风水学里更深层次的东西了。

    对于帝王而言，定都北京，可谓胸怀天下，山河一览！


    （未完，待续。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贺兴女士为易玄竭力提供的参考资料，在此特别致谢！）



千古一都——风水北京城（三）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

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

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笔者加一句，此举恐怕也是极为相信天数命运的毛泽东考虑了南北鼎力之时，毛氏欲南下灭蒋，一统中国，所以借《周易》之“水火既济”而“火水未济”之原因，其用意之深刻，恐怕又是情理之中，史家用笔之外罢？）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其实，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这是执政党的愿望。这更是人民的愿望。

    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北平改名为北京，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其实，定都北京，最重要也最直接有说服力的事实还是来源于祖先先天的星相八卦对于北京在整个中国地理的帝都定位。简单从容几句，却已经道出天机，天下箕分已成定论。据《宛平县志》的记载则是根据中国黄帝的北斗星位说：“今天下之势虽殊而理与气贯相为通，其相通之际，天地未尝示人而即示以列星之进退隐见（现），故某星现于某方其为吉为凶即以征（证）某地之休咎，星家占之史册著之班班可考也，诸星且然则，二十八宿之分莅九州，谅不可诬矣，宛平为顺天首邑，地列艮寅之交，古称幽燕之域。考之星纪。箕尾二宿宝式临之，虽诸家所说二宿之度数略有不同，然未有外二宿而别属者，盖由于推步占验，古人皆有灼见而云然也，今志中首列分野，夫亦地不敢先天以卑从尊之义哉”

    “我朝定鼎于燕，凡九州之分星，莫不旋拱神京，非必如昔人，列土分封各有限制也，然阴阳之精，其本在地，地有高下，南北而上，发于天如（廷西）为列星，自是推步占验之俦，莫不安度分次而考求之匪，则失以毫厘，讹以千里矣当考”

    “帝都在艮维寅方，上应列宿当属析木之次尾箕之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约之为二十八宿，再约之为十二次，次凡三十度，解析木三十度，正覆在燕分之上，宿度多寡不等而尾星实隶，十一渡合之亦当三十度故春秋元命苞曰：尾箕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帝王世纪，又曰：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终为解析木，之次于辰在寅，所谓：摄提格也。”

    “汉刘向亦曰：燕地尾箕分野，自四尾度至斗六度，谓析木之次，《尔雅》”曰：析木谓之津，释者言属天汉之津，梁为燕分也；《天文志》云：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也；当是中台之下，下台之上，又曰；冀主北斗枢星，又曰：辰星主燕赵代三疆，唐志亦曰：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终南斗八度，应北平渔阳等郡，夫天之高，星之远，故非人得私意窥测，仿佛其形体然；取诸家之说而考究之，其分度之差，虽有不同，大约皆为析木尾箕为准，或又帝都之宿，无容多啄”

     就以现在地理位置来看：北京方位西接中华文化之发祥地，巍巍昆仑山之精华以及太行山之绵延不断之势，东承长白山脉长久之源气，坐定坎水艮土的位置，周易讲此位置：万物终而万物始，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阴阳交汇的位置，北京城东西延续的山脉，翕张如龙之左右两两翼，俯临中华大地；从整个世界地理来看，中国又地处在整个亚洲和世界的中心。就是以现在地理而论：北京都城的位置：北纬39度，东经116度。雄踞华北大平原北端。北京的西、北和东北，群山环绕，东南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大平原。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20~60米，山地一般海拔1000~1500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为北京市最高峰。比五岳之首泰山海拔还要高出800米，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综观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果真不愧：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之形胜的千古帝王大都！
（未完，待续。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贺兴女士为易玄竭力提供的参考资料，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