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丰子恺，留给我们的悬念还有多少 (张伟涛)

微言

来源： 嘉兴日报    作者：张伟涛




    首次独家披露：

    丰子恺的子女们对父亲最终的归宿持何不同想法？

    上海丰子恺旧居“日月楼”能辟为丰子恺纪念馆吗？

    3万多字“看护日记”记录丰子恺生命的最后18天。

    2005年发现丰子恺撰写的唯一一篇《自传》全文。

    深度解读丰子恺研究：

    丰子恺艺术的通俗、平易近人，造成研究者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将《护生画集》理解为创造了“艺术弘法”，拔高了艺术家的天才成分。

    丰子恺大量资料集中在后人手中，反而给研究者带来客观障碍。

    2005年，丰子恺故乡桐乡市开始大力收集整理丰子恺资料，并卓有成效。



　　▲丰子恺先生骨灰迁葬故里仪式４月２２日上午在桐乡石门西郊新建的丰子恺墓园举行。图为丰子恺的孙子丰羽捧着先生的骨灰盒下车，后面是先生的女儿丰陈宝、丰宁馨、丰一吟等亲属。



丰子恺先生的孙子丰羽将骨灰盒安放在墓穴内。

　　学术界一般把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小说月报》１６卷１１期上发表郑振铎的《子恺漫画序》作为第一篇带有丰子恺研究性质的文章，那么到今天，有关丰子恺研究和记述的著述已具相当规模，或可说不比任何一个晚近的文化大师少。而且从丰子恺１９７５年逝世始，其家属、学生和众多国内外研究者也都很早地着手进行丰子恺资料的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于是，到今日我们普遍认为有关丰子恺的研究已至进退维谷的阶段。     ２００６年３月，我们得知丰子恺的骨灰即将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迁移到家乡桐乡东浜头村的消息。这一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骨灰迁移其中有何原委？有关他的生平是否有新的资料问世，对其的学术研究是否还有继续深入的价值？等等，一系列似乎悬而未决的东西再次成为我们关心的话题。

   30年后，骨灰迁移为哪般

    丰子恺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去世，从医院确诊为肺癌到离世只盘桓了不到２周的时间，死后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内的“上海市革命工作人员骨灰寄存处”。一个将一生死心塌地地交给祖国的艺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大师死后只得了个“寄存”的待遇，实在有些牵强。这也成为今天家属将其骨灰迁移回故土的始因。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２日，丰子恺的骨灰重新落葬于嘉兴桐乡市河山镇东浜头村南的一块墓地里。这里原本是其胞妹雪雪之子蒋正东家的一块自留地。家属本想安静地将丰子恺的骨灰迁回，与１９８６年已经迁葬至此的亡妻徐力民合葬，但是由于此时的农村已经在进行殡葬制度改革，不再可以随便在农用地上建立坟墓，所以，作为特例，当地政府将这块自留地买下，并筹建了丰子恺墓园，同时葬于此地的还有丰子恺作品中经常提及的三妹丰满和胞妹雪雪夫妇共５人。



1975年9月夫人徐力民及子女向丰子恺遗体告别

    在３月１１日送骨灰回乡的途中，丰子恺的外孙宋雪君这样记载道：“不久，比天气预报提前而至的春雨潇洒而下，似乎也早早赶来为外公送行。一路上，外孙女、外孙媳们不停地向外公介绍经过的地方，还要仔细地说明一些外公也许听不懂的名字如立交桥、高速公路等，当然还要介绍外公当时还不认识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外公的后代再也不会遇到像文革这种黑暗的时代了，他的后代现在已经挑起大梁，要继承和弘扬丰公的艺术。”被冷落了３０年灵魂终于回到了家乡温沃的泥土里。

    应该说，从对故乡感情浓厚的程度来看，丰子恺比任何一个同时代名家都强烈。１９１４年，他为了学业和生计离开故乡，一旦站稳脚跟，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被乡情牵扯着回到这里，１９３３年建设了从此在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缘缘堂，并在此蛰居了５年，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名作。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击碎了他写意的人生梦想，估计他会终老于此。

    从石门镇西行三四公里就到了今天隶属河山镇的东浜头村（原属石门镇）。南圣浜（是东浜头的一个自然村）曾经是丰子恺一家在日本侵华烽火袭击嘉兴时开始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的第一站。那是１９３７年。而他再次回到故乡就是３８年后的１９７５年。这年２月，石门革委会来信请丰子恺为新建的会堂书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的牌匾，信中说：“这是您的故乡，务请大笔一挥，并欢迎您回来参观。”在“文革”中饱受冷落的丰子恺知道故乡的人民还记得他，心里无法不热乎乎的，并牵动了早已浓厚的思情。这年４月，７８岁的老人在弟子胡治均、次女宛音的陪同下，步履维艰地回到故乡。



1979年6月在上海龙华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故乡石门湾虽然也逃不了‘四人帮’的魔掌，而且在丰子恺受审查期间，这里的乡亲也曾被前来‘外调’的造反派再三盘问；然而，故乡毕竟是故乡，乡亲们对这位老画家不可能改变看法。船到南圣浜，来欢迎丰子恺的已不仅是抗战起时踮着一双小脚来迎接的胞妹雪雪和她的家人，村上的乡亲几乎全部出动，人头济济地排列在河岸两边，黑压压一片，简直使老画家吃了一惊。”“美好的回味一直留在丰子恺的心坎里。这一片桃源仙境般的绿洲，以及那肥沃的土壤、滋润的水草，哺育着他乡的游子，润泽了他的心灵。乡亲们约他明年再来。他高兴地回答说：‘我一定会再来的。’”（丰一吟《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

    他没能实现自己对父老乡亲们的许愿，并非不愿，而是不能。

    父亲去世后，小女丰一吟曾经对母亲说：“骨灰总放在烈士陵园我觉得不好，父亲是个艺术家，何必非要往革命干部队伍里挤呢？父亲生前喜欢杭州的西湖，将骨灰撒在西湖里怎么样？”母亲踌躇地说：“湖里好冷啊！”一吟知道母亲的心愿是希望将来能与父亲合葬在家乡的土地上，于是支持母亲的想法，坚持主张父亲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但遭到了大哥华瞻的反对。那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丰子恺作为当时上海市１０个重大批判对象能得到一个将骨灰安放在革命工作者寄存处的待遇也许多少可以令华瞻感到安心和舒服，对后人可起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父亲的心愿。由于迁移骨灰需要骨灰证，而骨灰证一直存放在华瞻手里，所以一吟的想法始终无法实现。１９８６年，母亲徐力民去世３年后遵照遗愿被安葬在南圣浜雪雪之子蒋正东家的自留地上，为了能将父亲与母亲合葬，一吟多次向龙华烈士陵园请求能否拿出父亲骨灰的一点点与母亲合葬，但终因骨灰证在华瞻手里而无法实现。不得已之下，１９８６年，子女们在家乡建立了父亲的衣冠冢。直到２００５年，华瞻去世，妻子及三个孩子也都相继移居美国，眼看合葬之事成为泡影，一吟再度向龙华烈士陵园说明情况，最终得到允许，但需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上海画院出具骨灰证遗失证明和骨灰迁移证明才能办到，又经一番周折，最终完成。这样，在异地逗留了３０年的丰子恺的骨灰总算回到了梦里常常思念的故园，完成了人生的轮回。



1979年6月丰子恺长女陈宝(左)、幼女一吟(右)及孙子丰羽(前)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安放骨灰

    日月楼中空遗恨　

    上海陕西南路３９弄９３号，这座被丰子恺称做“日月楼”的西班牙式的小洋房在丰子恺的后期岁月里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有感于这个房子的采光卓越，可以坐在室内看到日月运转，他顺口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之句，而后来迁居杭州的马一浮听说后也吟一句凑成一幅对联送给他：“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日月长”否另说，“星河转”确实是句谶语，在日月楼的２２年最后生涯里，丰子恺经历了人生的多舛，也经历新中国的星河变换。

    作为一个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艺术的胸怀与新中国跌宕起伏的政治运动显得格格不入。１９６０年，上海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请丰子恺出任成立不久的上海画院首任院长，他再三推辞。他觉得自己已经赋闲这么久了，更何况１９５７年，他的《阿咪》、《城中好高髻》一些作品已经受到内部批评，说他不写工农兵形象，只写猫狗；不歌颂社会主义，只描写黑暗面，以他朴实无华的性格是把握不准政治气氛的变幻的，又何苦再套上这么一个实职。但是架不住人家三顾茅庐，他只好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不坐班，开会才去；第二是不领薪水。

    尽管他再三小心，尽量不去招惹政治；尽管他从此不再做画和写文，专事翻译；尽管他总是与人为善，其作品风格也与同行们没有什么竞争关系，但是仍然无法在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得到保全。经历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劳动后，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９日，他终于病重入院。

    ２０世纪初，丰一吟在收检日月楼旧物中发现了当年子女在看护父亲住院期间留下３万多字的看护日记。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那一天有这样的记载：



２００６年４月，丰子恺女儿陈宝、一吟、孙子丰羽等

    以下瞻记：

    喂东风汤经验。

    1.只要调羹塞入上齿底下，每次少喂些，不会流出（尽管他睡着）。

    2.不要迁就病人而少喂。（但要注意呛入气管——吟记）要坚决完成任务。以为他吃不进，实际他吃得进。吃药必须足量，方可见效（我今日在他睡时喂1/3份，全部喂入，一点不剩）。

    （补记：父亲于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去世）

    日记中“瞻”代表大儿子华瞻看护的记录，“吟”代表女儿一吟的记录，１８天３万多字的看护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儿女对父亲悉心，而尚能喂药的当天即辞世也使我们看到生命的脆弱。丰一吟回忆说：“当时我们几个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轮流去看护父亲，轮到我的时候，晚上就把一根绳子一端系在我的腿上，另一端系在父亲的胳膊上。这样只要他稍有动作，我就可发现，以后大家都这么做。”１５号中午，丰一吟正在吃午饭，突然接到新枚(丰子恺的儿子)的电话，说父亲不好，快来。等她到达医院时，看到的已经是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由于当时华瞻在打电话通知所有子女，因此丰子恺临别世界时身边只有从南圣浜特地去照料的蒋正东一个人在身边，可谓凄凉。

    １９７８年，尚居住在日月楼中的子女们被当地政府要求腾出楼下的住房给其他人住，他们争辩后得到的答复是：“没把你们赶出去已经很不错了。”“文革”过后，已经搬出日月楼的丰一吟多次给上海卢湾区政府写信，希望可以将日月楼辟为丰子恺纪念馆，而很多原本在里面的遗物也可以派上用场，作为后人研究参阅之物，但终未成功。政府于２００５年对于丰一吟的要求给予回复：

    关于丰子恺家属给张载养区长来信的答复：

    丰一吟女士：承蒙你对我区文化和文物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31年了，在政府和亲属的努力下，丰子恺先生终于回到了故乡石门，完成了晚年最大的愿望

    丰子恺先生是著名的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1954年起入住陕西南路39弄93号，前后长达21年，从此“日月楼”如同它的主人一起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卢湾区因其区位环境优势，近现代吸引了如丰老先生这样的名人在此定居或暂居，尤其以文化名人居多，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珍贵的人文资源。

    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有步骤推进名人旧居的定级和铭牌保护，今年5月，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93号丰子恺先生旧居前举行了挂牌仪式。

    ……

    对于名人故居的开发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中宣部、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强调“对于近现代名人故居，除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为纪念馆。”因此，就目前陕西南路39弄93号的使用现状而言，不具备开发的前提，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卢湾区文化局

    2005年10月18日

    政府的答复并非不合理，但是我们却从此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流连艺术的境地，日月楼中的“日月”已不在了。



桐乡石门西郊东浜头村新建的丰子恺墓园

    从父亲逝世开始，为了纪念父亲，丰一吟承担了几乎全部收集、整理和研究父亲生平的工作。在１９８３年合家属之力出版了《丰子恺传》，又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了《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等著述。她的脚步没有间断，如今又在继续写作资料更加翔实的《我与父亲丰子恺》。研究当中，她不断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支持，许多她多年寻觅未发现的新资料纷至沓来。这使她知道，仍然有许多关心丰子恺热爱丰子恺艺术的同人与她心思同往。２００５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名誉馆员方继孝将最新发现的丰子恺在抗日时期的一份《自传》寄来，令她惊喜，也令一直以为丰子恺从未写过自传的我们对于丰子恺有了更亲切的认识，自传如下：

    余于1898年阴历九月廿六日生于浙江省石门湾之丰同裕染坊中。染坊为先祖父小康公所创。公早卒，先祖母沈氏性豪爽，爱文艺事；尝延技师教先父及姑母丝竹绘串。此为吾家艺术爱好之渊源。余四岁，先父斜泉公举恩政并科孝廉。同年祖母死。九岁父亦弃养，母钟氏善治家，赖薄田及小店抚育余等姊妹兄弟个人，历三十年之辛苦。余十岁入私塾，十三岁考入小学，十七岁升学杭州第一师范，二十二岁毕业。同年吾妻徐氏来归。时有友在申办艺术专科学校。余以在师范时曾于课外从李叔同先生(即今大慈山僧弘一法师)专修绘画音乐，略长一技，遂为之助教。二十四岁赴日本游历，旅中自修英文日文皆粗通。越一年，购书数百册而返。随第一师范时业师夏丏尊先生任教上虞春晖中学，约三年。关于文艺多蒙马先生指导，课余埋头读书，因得略知世界艺术概况。二十八岁改任上海立达中学教师。自此至三十三岁间，兼任上海各校艺术教科，复为上海开明书店编著各艺术书稿。三十三岁丧母，尽辞一切职，于嘉兴城南赁屋蛰居，自此素食。三十五岁，即1932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还乡，居之至今。前年，女陈宝、林仙、宁馨及儿华瞻赴杭入中学，余夫妇亦于杭阂寓，时挈次男元草及幼女一宁到杭小住。

    母丧以来，以绘画著述自娱，复以此自活。诸儿学费及布衣蔬食之资尚不乏。虽勤靡余暇，但念吾母抚育吾辈时，不敢有所怨尤矣。

    余不喜社交，又不好孤居，常喜于无人相识之市井中彷徨观览。每见世间可惊可喜可悲之相，辄有所感，归而记之以画，意在描写现世群生之相，不拘题材之雅俗与笔法之中西也。国中嗜痂者频频索画，应酬不暇，遂订例以限制之。廉其润资，庶少自愧，复以结翰墨姻缘耳。

    天津钟怀柔先生广徵书画，嘱作册页专集，并索作者自传，因略记其平生如右，随画随寄。时在民国廿六年秋，正当两地兵火破家之际。此册页若得安抵天津之晚成庐，则虽拙劣，亦足贵也。

    九月一日丰子恺记于石门湾缘缘堂

    不断涌现的新资料为我们对丰子恺的人生和艺术研究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也将把丰子恺的研究引向一个更深入的境地。

    丰子恺研究，文化的误读

    丰子恺的研究固然可以凭借不断涌现的新资料得以深化，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大师的研究应该分为实证和思辨两个部分。丰子恺研究的实证部分固然已经相当饱满，但是对于其艺术思想形成过程以及其艺术与当时的国内外艺术思潮的关系的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这无形中使丰子恺研究在学理层面上大打折扣。

    观察国内关于丰子恺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国内专业研究丰子恺的团体和机构不多，潜心研究其艺术的人数也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杭州师范学院成立了“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而如果翻阅国内的人文科研成果目录，则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看到一个人发表了研究丰子恺的论文，但是却找不到他对丰子恺的后续研究文章，好像研究者大多在丰子恺研究上蜻蜓点水，一掠而过。研究中心主任陈星为我们分析了这种现象：“丰子恺的艺术，无论是漫画还是随笔，都给人一种通俗、平易近人的感受，这非常有利于丰子恺的艺术深入人心，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这也带来一个负面作用，那就是人们总会觉得丰子恺的艺术通俗浅显，缺乏深入研究的价值。而很多对丰子恺有兴趣的研究者只是在其论文阶段研究一下，写篇文章，从此就束之高阁了。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的误读。”

    是怎样的文化误读呢，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

    一般人都知道丰子恺的漫画妙趣天成，有一种清新、自然、童心和佛性在里面，因此觉得丰子恺的艺术独特而伟大。殊不知，如果深入地研究丰子恺的漫画与当时国内外漫画作家的，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早期作品实际是对日本漫画家和国内早期漫画家的模仿和学习。其很多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直接借鉴了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从结构、构图、题款到意境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而其作品《落日放舟好》、《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则直接学习了早期画家陈师曾的作品，而他自己在《我的漫画》一文中也说道：“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可见，我们不能一味地拔高一个艺术家的天才成分，而应客观地研究其学习和借鉴的过程，毕竟艺术家不是天生的。

    再如：《护生画集》的例子也很明显。众多研究者和读者都认为这部作品是不可多得的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体现了丰子恺的佛教、仁爱之心的集大成者。好像这是在弘一大师和丰子恺的脑子中突然形成的，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就不能这么肤浅了。为什么两人从１９２７年开始酝酿这个计划，而不是别的计划，这就要考察世界和中国当时的文化思潮。１９１８年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人类都在反思人类为什么要战争，人类为什么不能和平仁爱地对待生命，这个时候在西方出现了素食主义思潮，并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国内同时出现了大量“护生”的思潮和刊物。连蒋介石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国家领导都曾为当时创办的“护生”报纸题写报头，这都说明当时这种思潮和氛围是全社会的，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势力与国外思潮的一种融合，而不是弘一法师和丰子恺两人的发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佛教徒，必然要选择一种弘法的途径，于是，很自然地与社会热点结合起来了。弘一大师在为《护生画集》题词的时候说道：西方学者倡素食，不吃牛肉，这种风尚值得提倡。此外，《护生画集》在第二版出版附录中引用了英国人一篇很长的关于护生的文章也是很好的说明。如果我们不去考察这种文化现象，就会误认为这是他们创造的艺术弘法行为。不但误解了丰子恺的艺术，没有很好地把世界潮流与丰子恺的艺术如何结合进行逻辑联系，而且容易拔高丰子恺的艺术，也缺乏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可见，丰子恺也是潮流的追随者。因此说，普通的介绍可以更迅速更广泛地宣传丰子恺的艺术，但是学术研究则可以更科学更深入地梳理丰子恺的艺术历程。

    作为学术研究者，就是要让喜欢丰子恺的人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比如说：丰子恺后期在《教师日记》中反映出了很强烈的文化倾向：他认为中国的学术和传统的儒家“六艺”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含量在世界上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不免带有一点民粹主义和大民族观的色彩。但是众所周知，丰子恺是留学日本的，也是中国很早的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人，可以说他的早期是非常热衷介绍西方文化的，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的转变呢？这与他个人的性格以及接触的人有关系。他后期接触的是弘一大师、马一浮、白马湖派文人这个团体，这个团体的特点是温柔、进步，不参与政治。而马一浮也曾经是留学生，但是他最后独尊儒术，认为儒学是涵盖一切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逃难的时候基本是追随马的，不但表现在行动的追随上，更表现在思想的追随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形成了这种观念的转变。所以，如果没有科学深入的学术分析，就很难了解这种学术的传承关系。

    当然，除去丰子恺自身艺术特色的原因以外，国内的丰子恺研究无法形成气候还有其他客观原因。比如丰子恺的作品尚没有超过著作权保护时限，因此研究者如果引用丰子恺的作品根据法律规定必须要向其著作权继承人付费；而由于丰一吟等家属和学生从很早就开始收集丰子恺的资料，使国内外的收集者大多把收集到的资料集中寄送到其家属手中，这也为研究者带来了资料收集上的客观障碍。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２００５年开始，作为丰子恺家乡的政府机构桐乡市档案馆开始大力收集整理丰子恺等当地名人的资料，在短短数年内收集了一批丰子恺的珍贵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丰子恺１９１９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丰子恺翻译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传》一书中的部分中文译稿等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而１９９２年成立的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也以５０多名本地会员和３０多名外地会友的规模逐步深入地展开丰子恺的研究。这似乎都说明丰子恺的研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作为国内唯一专业研究丰子恺的机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更是扛起了丰子恺理论学术层面研究的大旗，于２００５年联合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召开了首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出了《论丰子恺》的学术文集，对很多丰子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点，并将在２００６年推出丰子恺研究的最新著述。这无疑将丰子恺的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和更深邃的层面。

    丰子恺作为一代艺术大师留给我们的悬念还有多少呢？也许他们可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