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佚名）

天籁

佚名


一引言
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必视若拱璧镒金。然而，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20世纪终于出现两大奇迹：一是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二是日本公私珍藏次第公开。日本公私庋藏的唐代典籍或唐人抄本，以遣唐使携归者居多，不仅数量宏富，质量尤可称道。以唐人诗卷为例，日本保存的《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赵志集》、《唐诗卷》、《唐人送别诗》、《杂抄》等，新旧《唐书》及宋代诸家书目均无著录，其中包含大量《全唐诗》未收之佚诗，称之“海外遗珍”不为过。
《杂抄》系新近发现的唐人乐府诗残集，现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2000年3月住吉朋彦先生撰文作了介绍，其时笔者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任客座教授，得知这一信息后即邀闻名文献学家松野阳一馆长同去查阅，然因时间和条件所限，当时未能抄录全文。此后经与书陵部交涉，获准制成首份缩微胶卷，遂得仔细判读。兹据管见著录如次：
书名：杂抄
编者：佚名
外形：粘叶装册子
类别：抄本
卷数：存一卷
尺寸：高28.5厘米，宽17厘米
页数：正文48面，新补封页2面
编号：书陵部70165/1
此书发现时呈散脱状，所幸现存的12纸，不仅每纸折口处尚存粘贴痕，书脑上方还标有序号，大致无碍判读。残卷存诗34首，另附散文1篇。经检索《全唐诗》，34首作品中仅见16首，且诗题、、字句间有异同；其余的18首属于佚诗，包括令狐公、李端、李南、屈晏、朱千乘、崔国辅、法振、崔曙、张谓、郑遂、刘琼11人的作品。本文先依原书次序列出《杂抄》所收作品的篇名和，并加案语作简单解说，然后对《杂抄》的由来、成书年代及编者进行考证。关于《杂抄》作品的辑佚、校勘等，拟另行撰文考述。
二篇名与
经书陵部修复的《杂抄》为册子本，新补茶色锦缎包背装封面；卷首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共抄录唐人乐府类诗34首，其中6篇仅摘录2句或4句。正文低1格标记诗题，同行下方注名，改行书作品本文。纸面隐隐有押界，高27厘米，宽约6厘米。折口外侧每面书7行，内侧每面书6行；每行约17-19字不等。字体以楷书为主，但多连笔书写，因而又近草体，有些字不易辨认。行间字旁偶注别字，墨色及书风与本文类同，推测出自抄手本人。
兹据原本顺序，列出篇名和。原本省略的名，均一一补出。判别作品佚存时，以《全唐诗》和《乐府诗集》为依据，兼参考了别集、类书、辑佚类书籍。
附图
图一《杂抄》卷首
《乐府词》，令狐公。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令狐公”，住吉朋彦疑即“令狐楚”，当是。
《妾薄命》，李端。案：杂言古诗，存《全唐诗》卷二四、《乐府诗集》卷六二，原诗16句。
《古别离》，李端。案：五言古诗，存《全唐诗》卷二六、《乐府诗集》卷七一，原诗38句。
《长安路》，钱起。案：五言律诗，《全唐诗》卷二四九署“皇甫冉”，注“一作韩ｈóｎｇ①诗”。
《画角歌送柳将军赴安西》，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白帝祠歌送客》，李端。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送春曲》，李端。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梦仙歌》，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荆门雨歌送从兄赴夔州》，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荆门歌送兄赴夔州”，仅存24句。
《玉女台歌送客》，李端。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周开射虎歌》，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折杨柳送别》，李端。案：五言古诗，《全唐诗》卷一八、《乐府诗集》卷二二均题“折杨柳”。
《楚王曲》，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胡腾歌》，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胡腾儿”，存19句。
《离歌辞呈司空曙》，李端。案：七言古诗，《全唐诗》卷二八四题“杂歌”。
《莫攀枝》，李益。案：五言绝句，《全唐诗》卷二八三题“金吾子”。
《落花词》，李南。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秋猿吟》，屈晏。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长门诗》，朱千乘。案：七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霍将军妓》，崔国辅。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李尚书美人歌》，沙门法振。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少室山韦炼师升仙歌》，皇甫冉。案：七言绝句，存《全唐诗》卷二四九。
《蓟门北行》，李义仲。案：五言古诗，《全唐诗》卷一五八题“蓟北行”，署“李希仲”，原诗16句。
《题遐上人院画古松歌》，朱湾。案：杂言古诗，《全唐诗》卷三六题“题段上人院壁画古松”。
《湖上对酒行》，张谓。案：七言古诗，存《全唐诗》卷一九七。
《宛丘李明府厅黄崔吟》，崔曙。案：七言律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崔”疑“雀”之误。
《采莲女》，李白。案：七言律诗，存《全唐诗》卷二一、一六三，题“采莲曲”。此诗在《全唐诗》中重出，住吉朋彦记作2首。
《宫中行乐》，李白。案：五言排律，《全唐诗》卷二八题“宫中行乐词”，原诗64句。
《放歌行》，张谓。案：杂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梅花行》，郑遂。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苦热行》，刘琼。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扶风行》，刘琼。案：七言古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弹棋歌送崔参军还常山》，李倾。案：杂言古诗，存《全唐诗》卷一三三。原诗14句，题“弹棋歌”，署“李颀”。
《韩大夫②骠马歌》，张九龄。案：七言古诗，存《全唐诗》卷一九九。原诗28句，题“卫节度赤骠马歌”，署“岑参”。
《蜀道招北客吟》，岑参。案：存《文苑英华》卷三五八、《唐文粹》卷三三，题“招北客文”。
三伏见宫旧藏与世尊寺流
日本发现的唐代佚书，如《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唐诗卷》、《赵志集》、《唐人送别诗》以及《王勃集》、《文馆词林》、《游仙窟》、《翰苑》等，大多收藏保存在寺院或神社，传承的经纬比较清楚。然而，《杂抄》却出自皇族伏见宫家，1958年由宫内厅书陵部接管伏见宫旧藏之前（确切地说

，是在2000年3月住吉朋彦撰文介绍之前），无人知道天壤间有这部秘籍。伏见宫旧藏以平安—江户时代的乐舞书籍为主题，包括大量的乐谱、要诀、章程、实录、证书等，零星的文书及归属不明的断简、纸片则别为一箧。书陵部在完成乐书的编目后，着手整理箧中的杂乱文书，结果判明大部分断简、纸片归属于某部乐书，经修补后分别与本体合璧；惟独题为“杂抄卷第十四”的唐诗抄本12纸，几经查核未得僚简，且内容与其他的日本乐书不同，故单独加以修复。《杂抄》虽然与其他的乐书有所区别，但此卷收录的34首作品，均是与乐曲关系密迩的乐府类诗，在《杂抄》中归入“曲下”部类，与其他的日本乐书至少具有间接的关联。因此，这部诗卷出现在伏见宫家以乐书为主题的藏书群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大概不会是偶然混入的。


伏见宫家贵为日本皇族，为何拥有令人赞叹的乐书珍藏？这至少要追溯到14世纪中叶。日本建武三年，武士头领足利尊氏起兵攻克皇城京都，囚禁后醍醐天皇，另立光明天皇即位。不久后醍醐天皇趁乱逃脱，在吉野山重新组阁，形成与京都政权对峙的南北割据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首代光严天皇的长子益仁，1348年受禅即位，是为第三代崇光天皇。1351年足立尊氏因内纷投向南朝，北朝一时被废。崇光天皇出走吉野，旋入河内天野山金刚寺，1357年始得还京，在伏见筑宫定居。其间从父学习琵琶，以排遣胸中郁闷，也许因为心无旁骛，数年之后尽得真传。1392年落发为僧，法号“胜圆心”，更淡视名利，遂潜心乐理。值得一提的是，自后深草天皇以来，持明院系的历代天皇，视琵琶的传习为帝王显学。这一传统由光严天皇传至崇光天皇，崇光天皇于1398年去世后，荣仁亲王遂为伏见宫家首代掌门，子孙代代继续祖业而犹重乐道。
明治维新后，从伏见宫分出梨本、山阶、久迩、小松、华顶、北白川、东伏见、贺阳、朝香、东久迩、竹田11支，本家则延续到1947年第24代博明王脱离皇籍为止。伏见宫家从崇光天皇开始传习琵琶，同时着手搜集相关乐书，经后代的不懈努力，家藏乐书日渐富赡，终于形成日本历史上别具一格的专题收藏。伏见宫旧藏捐献给宫内厅书陵部之后，曾引起社会的广泛注目，诸如《琵琶谱》等珍籍陆续影印出版，裨益学界已久。，由宫内厅书陵部收入“图书寮丛刊”，分别于1988年、1995年、1998年出版。）
关于《杂抄》入藏伏见宫家的经纬及时期，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目前还无法作出相应的判定。佚存日本的唐人诗卷，属于唐原抄本还是日本抄本，要作出准确的判定并非易事。尤其是奈良时代，日本抄本多用唐纸，书法追随唐风，避讳等一依其旧，一旦缺损卷末的抄手跋记，难以确定抄本的归属。《杂抄》的情况如何呢？书陵部在修补残卷时，发现卷尾左肩有长条形贴纸痕迹，后从杂纸中找出剥脱的纸札，上书“世尊寺殿定实卿／杂抄卷第十四”，字体与本文不同；下端钤有阳文印章一颗，经比照《和汉书画古笔鉴定家印谱》，判识是朝仓茂入的专用鉴定印，据此可以认定《杂抄》残卷系日本抄本。
附图
图二《杂抄》卷尾
日本平安初期，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鼎立书坛，一味追随晋唐书风，号为“三笔”。宽平六年废止遣唐使后，书法界出现向民族精神回归的趋势，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相继崛起，标志和风书法的勃兴，人称“三迹”。藤原行成开创的一派称“世尊寺流”，传至第17代藤原行季，作为宫廷的御用书家，称雄书坛达半个多世纪。“世尊寺殿定实卿”即藤原定实，系世尊寺流的第4代，据《公卿补任》和《中右记》等记载，治历四年叙爵，元永二年致仕出家，存世作品以元永三年抄写的《古今和歌集》20卷最闻名。《杂抄》残卷假如出自藤原定实手笔，不仅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可以确定抄写年代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然而，这张贴纸既非原抄本跋记，亦不似抄手自谓之词，所以不能凭此孤证草率定论。
那么，这张贴纸出自何人之手呢？此人便是在贴纸下端捺印的朝仓茂入。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出现一位鉴定书法作品的大家古笔了佐，门下俊足辈出，朝仓茂入亦为其一。古笔家将历代经眼的稀世珍品制成样本，供鉴定时参考，此即传世的《藻盐草》和《翰墨城》，俱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综上所述，大约在17世纪中叶，伏见宫家曾委托朝仓茂入鉴定《杂抄》残卷，朝仓茂入断为藤原定实手笔。朝仓茂入依据什么下此定论，目前不得而知。不过，《藻盐草》收有《新撰类林抄》等多种唐人诗歌断简，佐证古笔家对鉴定唐人诗卷颇有经验，朝仓茂入的鉴定当有所据。
四成书年代与编者国籍
伏见宫旧藏《杂抄》虽是残卷，但迄今未发现其他传本，故堪称天下唯一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然而，由于旁证资料非常匮乏，许多谜团一时还不易揭开。下面拟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些考证和推测。
《杂抄》的成书年代。《杂抄》残卷共收20名的35篇作品，这些诗人大多活跃于盛唐至中唐。兹将新旧《唐书》及《全唐诗》等列传的14人，按出生年代的顺序排列如次。
张九龄：仪凤三年—开元二十八年
李颀：天授元年—约天宝十年
李白：长安元年—宝应元年
崔曙：约长安四年—开元二十七年
崔国辅：？—天宝十四年
岑参：开元三年—大历五年
钱起：开元十年—约建中元年
皇甫冉：开元十一年—大历二年
李希仲：？—天宝年间—？
张谓：？—建中元年—？
李端：天宝二年—约建中三年
李益：天宝七年—太和元年
法振：？—大历贞元间—？
朱湾：？—贞元元和间—？
余下的6人，“令狐公”如据住吉朋彦推断即“令狐楚”，则生于大历元年，卒于开成二年，与朱湾约为同时期人；“朱千乘”中国文献无传，但据日本文献《高野大师御广传》，元和元年赠诗空海，并有《朱千乘诗》一卷传入日本。至于李南、屈晏、刘琼、郑遂4人，住吉朋彦认为行宜无考，然《旧唐书》载有“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的奏议，时在太和六年；又《艺文类聚》引谢承《后汉书》和《抱朴子》，两次提到“李南”，则李南或许是唐代以前之人。
综上所述，《杂抄》中出现的，以朱湾、令狐楚、朱千乘等中唐诗人为最晚，而未杂入晚唐诗人的作品，推测成书约在9世纪前期。
编者的国籍。《杂抄》之名未曾见诸历代文献辑录，残卷本身亦无相关记载，所以要考定编者是何人，在目前的状况下近乎不可能。下面退而求

其次，对编者的国籍作一番推论。《杂抄》残卷中出现的20名诗人中，朱千乘、郑遂、李南、屈晏、刘琼5人，作品均未收入《全唐诗》，其中可以确定是唐人者，仅朱千乘一人而已。朱千乘其人，虽然唐代文献中未留下任何痕迹，但在日本史籍中却多次亮相。、《唐诗中的空海像》。）入唐僧空海于元和元年学成归国，抵越州时朱千乘等5人赋诗相送，朱千乘诗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附长篇叙文，自署“前试卫尉寺丞”。上述唐人送别诗5首并叙文1篇，俱见空海传记《高野大师御广传》。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新撰类林抄》，收朱千乘诗二首，即《山庄早春连雨即事》和《早春霁后山庄即事》。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录朱千乘诗2句：“锦缆扁舟花岸静，玉壶春酒管弦清。”市河宽斋辑入《全唐诗逸》。以上诗4首及叙1篇，中国均不传，所录《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辑自空海传记。）可知朱千乘在唐代属于默默无闻之辈。然而，其诗文在日本流播甚广，尤其被脍炙人口的《千载佳句》引载，必有非凡的因缘在内。


翻检空海的《性灵集》，有日本弘仁三年空海向嵯峨天皇进献书籍的《献杂文表》，兹抄目录如下：
《急就章》1卷，《王昌龄集》1卷，《杂诗集》1卷，《朱昼诗》1卷，《朱千乘诗》1卷，《杂文》1卷，《王智章诗》1卷，《赞》1卷，《诏敕》1卷，《译经图记》1卷。
这些书籍皆系空海赴唐留学期间所获，空海虽以求学密教为本务，但对书法和诗文亦精研不懈，朱千乘在送别诗中称他“文字冠儒宗”，当非虚言。正因为如此，空海将大量唐人诗集带回日本。，空海还向嵯峨天皇献纳过《刘希夷集》4卷、《徐侍郎宝林寺诗》1卷等。）值得注重的是，空海的进献目录中包括《朱千乘诗》1卷。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朱千乘的诗作在中国不传，却在现存日本的诗集中与李白、王维等名流为伍，那么这些诗歌或许采自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进而言之，《杂抄》及《新撰类林抄》很可能与《千载佳句》一样，是日本人根据从唐携归的诗集选编而成的。此外，还须一提的是，《杂抄》中有6首诗仅摘2-4句，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李端、钱起、李希仲、李白的作品均见于其他诗集，不录全诗而仅摘佳句，乃日本平安时代文人把玩唐诗之惯技，前面提到的《千载佳句》就通篇如此，这显然不是中国人鉴赏唐诗的做法。
五《杂抄》与《新撰类林抄》
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中，《新撰类林抄》录诗40首，其中16首《全唐诗》及辑佚类未收，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均以收录唐诗为主，包含大量唐代佚诗，其性质类乎“唐人选唐诗”。然而，上述两书虽属唐人诗集，却未必是唐人所编。两者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与唐人编选的唐诗集有所不同，笔者据此怀疑是日本人所编，称之为“日人选唐诗”或许更恰当。
首先，两书均与空海关系密切。如前所述，朱千乘的诗通过空海传入日本，《新撰类林抄》录2首，《杂抄》收1首，推测与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1卷有关。尤其值得注重的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新撰类林抄》残卷抄本，世传出自空海手笔，散存各处的断简习称“南院切”，亦与空海有关。此外，《千载佳句》摘录朱千乘诗2句，小川环树博士认为有可能采自《新撰类林抄》，现在看来直接取自《朱千乘诗》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两书中收录作品的诗人，均活跃于盛唐至中唐。《新撰类林抄》中的除朱千乘之外，年代可考者均在空海归国前去世；《杂抄》的情况大抵类同，李益、法振、朱湾、令狐楚虽年代稍晚，但在空海归国前皆有诗名。由此看来，上述诗人的作品由空海携带回国，然后在日本编撰成集，也不是毫无可能的了。
再则，两书均含唐代无闻之士的作品。《新撰类林抄》中的何逊、惠敏、王绶、韦硕、解叔禄、朱顿不见于唐宋文献，其中何逊《梁书》等有传，新旧《唐书》载《何逊集》8卷，《宋史》作“诗集五卷”，则上述6人中或含唐以前人。《杂抄》中亦有行宜不详者4人，如李南者恐怕是唐以前人。唐诗集中杂入前朝人作品，有违“唐人选唐诗”规范，不似出自唐人之手。


最后，两书中有多名诗人重合。《杂抄》的诗人20名中，与《新撰类林抄》的重合的，有以下7人：李颀、李白、岑参、钱起、皇甫冉、李端、朱千乘。其中李颀、李端、朱千乘的作品多属佚诗，或许3人均有诗集别本传入日本。
如上所述，《杂抄》与《新撰类林抄》虽然书名不同，但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使人怀疑两者是否属于同书异卷。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书的题记方式：
《杂抄》：杂抄卷第十四
曲下
《新撰类林抄》：新撰类林抄卷第四第三帙上
春闲散上
假如两书互为僚卷，那么原来的书名应该是《新撰类林抄》，《杂抄》只是略称而已。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杂抄》以诗别类，《新撰类林抄》以主题分卷，两者体裁相左，怎能归属同一部诗集？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如唐诗总集《文苑英华》，近体诗按主题分类，乐府诗和歌行类则另立部类。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日本，弘仁八年编撰的《文华秀丽集》，143首作品按如下11门类编次：游览、宴集、饯别、赠答、咏史、述怀、艳情、乐府、梵门、哀伤、杂咏。《杂抄》原本的部类究竟如何，从《文苑英华》及《文华秀丽集》类推，并参照《新撰类林抄》，前面部分很可能按主题分门别类，“卷第十四／曲下”即使不是末卷，大概也已接近全集的尾声。
《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尽管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只能作些臆测而已，我们期待着《杂抄》或《新撰类林抄》僚卷的发现。
六结语
检索《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未见《杂抄》书名；宋代诸家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亦不录同名诗集。9世纪末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数达1586部，乃当时日本收藏汉籍之总目录。其中虽多唐人诗集，也没有辑录《杂抄》。然而总集类中多有含“杂”“抄”的书名，如《隋书》载《杂都赋》、《杂诗》、《诗钞》、《杂诗钞》、《诗集钞》，《旧唐书》载《霸朝杂集》、《集钞》等。
空海从唐携归的诗集中，有《杂诗集》1卷，事见弘仁三年的《献杂文表》。江户时代惠范编撰的《诸师制作目录》，在“空海”条下辑有“杂抄一卷”，虽书名相同，但是卷帙不符。
本文后半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最终还是无法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可以断定的是，《杂抄》的成书和流传，与空海携归的资料有关

，假如此书系日本人所编，编者即使不是空海，恐怕也是其门徒之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雄左加羽
②原字马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