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花雨

作者：佚名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 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⑴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⑵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⑶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⑷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六四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⑸《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坏小说”。⑹《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⑺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⑻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 …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⑼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⑽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⑾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　Ｓ．　Ｂｕｃｋ）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⑿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 ◇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⒀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⒁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⒂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 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注　释 ⑴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⑵《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１６５页。 ⑶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６９页。 ⑷《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第五卷第３５８页。 ⑸《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⑹《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１１３页。 ⑺《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９９页。 ⑻《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第一期第２５０页。 ⑼《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５９页。 ⑽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⑾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⑿《嘹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３９期第４０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⒀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⒁《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６）第三卷第１４８页。 ⒂同上，第１４９页。

花雨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馀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60)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61)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62)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63)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 (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73)

    ◎自己关门焚毁资料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74)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76)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ｘｘ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馀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馀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一根火柴，一边流□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79)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80)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 ……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82)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徵。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83)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85)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消灭伊斯兰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86)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徵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87)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88)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徵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四旧」。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90)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91)

    灭回运动这才告一段落。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92)，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出于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94)「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95)

    虽然他说「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96)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后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份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６１７～６５０】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见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国将军冯玉详归皈基督后，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如今信仰了马列洋教的青年，对佛教的仇视与教徒之排斥异端毫无二致。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97)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98)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99)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00)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后「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01)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馀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中全部被毁。(103)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04)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馀尊。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06)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07)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108)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09)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10)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11)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13)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 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14)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份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于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 □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15)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16)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17)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注　释

    (1)　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2)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一四九、一五一页。

    (3)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第２９４页。

    (4)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一页。

    (5)　《当代中国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一六八页。

    (6)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册第9-79页。

    (7)　一九八六年版《川沙县志》第38页。

    (8)　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29页。

    (9)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20页。

    (10)　一九八九年版《江宁县志》第38页。

    (11)　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十一页。

    (1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13)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14)　《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一三三页。

    (15)　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九页。

    (16)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第41页。

    (17)　《嘹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４２页。

    (18)　《嘹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３９页。

    (19)　《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屺瞻》。

    (20)　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４５４页。

    (21)　一九八二年版蒲山县《鹤山镇志》第９３页。

    (22)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23)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２６５页。

    (24)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页。

    (25)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４４页。

    (26)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27)　一九九四年版《宣汉县志》第968页。

    (28)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２６５页。

    (29)　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１５４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第四十二页。

    (3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同(6)，第二册第１０-１５页。

    (31)《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１８６页。

    (3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33)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七十一页。

    (34)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十九页。

    (35)　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

    (36)　《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37)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一二九页。

    (38)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份革命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10-44页。

    (39)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一二九页。

    (40)　一九九三年版《安远县志》第587页。

    (41)　《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十七页。

    (42)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二二九页。

    (43)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４５页。

    (44)　《嘹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２７期。

    (45)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46)　一九九二年版《霍邱县志》第六七六页。

    (47)　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48)　《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20页。

    (49)　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区志》第八七七页。

    (50)　一九九五年版《莱阳县志》第597页。

    (51)　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三页。

    (52)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4)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55)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56)　一九九二年版《宝山县志》第920页。

    (57)　一九九一年版《延津县志》第五七七页。

    (58)　一九九二年版《肥城县志》第３０页。

    (59)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同(6) ，第四册第１２-８５页。

    (60)　一九八五年版《通城县志》。

    (61)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一一八页；

    (62)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页。

    (63)　《文史资料选辑》第９２辑第３８页。

    (64)　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65)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五页。

    (66)　同上，第六页。

    (67)　同(65)，万里云发言第3页。

    (68)　一九八六年版《修武县志》第７３０-７３１页。　

    (69)　《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70)　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71)　《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二十三页。

    (72)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73)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52、230页。

    (74)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六十二页。

    (75)　《人物》杂志一九九○年第二期。

    (7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第二○五页。

    (77)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页。

    (78)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页。

    (79)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页。

    (80)　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页。

    (81)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二○七页。

    (82)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同(6)，第三册第１１-１０８页。

    (83)　《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84)　《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八页。

    (85)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9-91页。

    (86)　一九八六年版《建德县志》第五○二页。

    (87)　一九八一年版《台安县志》第三八九页。

    (88)　同上，第一三三页。

    (89)　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１５４页。

    (90)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同(6)，第二册第９-５６页。

    (9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９-６１页。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九六○页。

    (93)　一九九五年版《贵德县志》第27页。

    (94)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5页。

    (95)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殉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同(6)，第二册第10-82页。

    (96)　同上。

    (97)　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二十二页。

    (98)　一九八八年版《代县志》第三七八页。

    (99)　一九八六年版《运城地区简志》第五一二页。

    (100)　一九九五年版《宁乡县志》第四八六页。

    (101)　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７３５页。

    (102)　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２１-３１页。

    (103)　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04)　一九九○年版《历城县志》第三九四页。

    (105)　一九八八年版《五台县志》第７１１页。

    (106)　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第３１页。

    (107)　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108)　《黑龙江四十年》第375-376页。

    (109)　一九九○年版《崂山县志》第７３５页。

    (110)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111)　《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六十七页。

    (112)　一九八九年版《铜鼓县志》第五七八页。

    (113)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114)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15)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116)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六十七页。

    (117)　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118)　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盗窃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