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花雨

佚名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在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等学科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就其丰富著述，对其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术成就、特点及其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作为一门学科，中西交通史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始以科学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却是方豪，对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全书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而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过该书及相关的近百篇论文体现出来。
方著出版以前，社会上已有几种中西交通史论著，与前人著作相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交通史全貌，无论在时限、地域还是内容、深度上都后来居上，大大超过前人，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从时限上说，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汉代，止于明代的时段限制，以贯通为目标，将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进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实现了时间上的“通”。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通史事为张骞出使西域，因此，人们谈中西交通史也多从张骞开始，而对此前的中西交通状况很少谈及，更不用说研究。方氏则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但谓张骞以前，缺乏明确记载可，谓张骞以前，中西无交往之事实则不可”[1]。通过对已发现的有关文物的研究，他断定早在张骞之前，四川与印度之间必已有了来往，并大胆挖掘史料，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同时，又将其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链环贯通角度出发，他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历史重新作了审视。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和时期，此时西方传教士虽为传教而来，但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摆脱愚昧、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者，决不能忽视这一时期。”[2]基于这种认识，方氏在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将明清时期作为重心, 以文化交流作为考察的落脚点，以大量的篇幅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力求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特点，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规律。方氏对汉代以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的重要空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而且显示了其对中西交通史整体性认识，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显然是一重要推进。
作为一部通史著作，方著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横向上也有着比前人更弘阔的视野，这不仅以地域而论，注重扩大研究的视域范围，使其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诸种直接和间接关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与观察。
应当说，在众多国家中，方氏尤重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重视东西交往中国家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十分重视间接关系的研究。认为“小关系”往往比“大关系”更密切、更有影响，“研究东西关系史者，必须注意此中之间接关系”[3]，极力倡导对直接的大关系中的无数的间接的小关系进行研究，把对“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他通过对中国与印度、波斯直接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希腊、埃及的关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腊文化东传并影响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中国与西、葡、荷的关系中夹杂着黑人的事迹，确定了黑人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这些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颇多新意，如环之连，使其间众多的关系层层衔接，曲径通幽，可谓精彩纷呈。
方氏还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去分析与观察。从“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原则出发，他认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进东西交通，而东西交通的发展，又往往重复牵动南北战争的形势。分析指出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攘夷运动和欧亚民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与汉代之对抗而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导致安息灭亡的最终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则是由于中国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尔曼民族的大动乱所致。这些观点虽说不无偏颇，尚可商榷，但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交通与整个世界研究融为一体，无疑有积极意义；既增加了人们对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相关内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们在横向比较中衡量当时中国的地位。
从内容上说，方著虽然晚出，但其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取材之广泛，无不大大超越前人。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 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4]，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展开。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这些均可见方著内容的涵厚。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现象，那么，他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探寻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入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二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入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入西方。此时，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会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足表现中国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时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唯有船坚炮利，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明末清初实为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鉴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犹不多见，有之，则亦病简略”[5]的状况，方氏把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点论述。
这不仅表现在全书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浓墨叙写了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而且在结构体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从篇幅来看，全书共70万字，前三篇所叙历史起自先秦、止于利玛窦来华，共约两千年，近40万字；第四篇仅叙述利氏来华到嘉庆5年两百年的历史，则达30万字，可见其重视程度。体例上，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建筑、艺术、哲学思想无不包括。前三篇以时间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能满足如此众多内容的要求，为充分展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以包涵其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纪年叙述的特点，将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东渐西被，分学科科目进行论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其目较若列眉，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
在整个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该篇命名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从内容上看，该篇“所叙史事，纯以两世纪间的文化交流为限”[6]，无论从命名还是从内容上，该篇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是与其文化观密不可分的。“国与国之关系既生，遂不能不无影响，影响之可见者，于文化为尤著。”[7]对文化的涵义，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文化原为有理性的人类所必有的产物”，[8]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有其共性。但“因文明的产生有迟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浅，对善与恶的辨别上，或有歧异”[9]，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时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国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国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这种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进而对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已不是单纯的希腊或罗马文化，而是由希伯来人传入欧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罗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国。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含有更多一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由本土发生，不是由国外移植而来；向外发展，不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终目标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时也有其扩散性，“对国内言，曾影响及于匈奴、契丹、女真、回鹘、蒙回、藏、苗、罗罗和台湾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对外国言，亦曾影响及于韩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等处，在东方可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实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比拟”[10]。
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两大原则：首先要求同存异，切莫同中求异。其次，要正确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优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11]正是本着这两大原则，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导世界大同、发展中国文化为目的，既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丰富、充实中国文化，又竭力把中国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去，力求“求同存异”，谋求文化的沟通。
基于这种文化观，其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中西交通史》中，他一方面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作了极其详尽的论述，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西学的输入以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传教士在西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改变了国人的观念，使中国长期封闭的知识界豁然开朗，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详细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学的种种反应，论述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地域、阶段性特点，以及如何通过与士人的结合，传之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具体阐述了徐光启、王徵等中国学者采用西学原理，改造与创造农业灌溉器械的事迹。这些论述，既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和影响，也使读者有会于心，引起深沉的思考。
研究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学者们往往多重“东渐”，而对“西被”探究很少。方豪指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12]从这一基点出发，他在研究时，以“西学东渐”为主，同时也十分重视“东学西被”；而在“东学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偏重自然科学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吸收来的困难。“一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当以其思想为主要。”[13]所以，他对马可波罗向欧洲传播中国文明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马可波罗虽是传播中国文明于欧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传播的仅限于物质文明，而对思想却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造成18世纪欧洲的反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实为18世纪欧洲国家从事改革运动之药剂[14]。
方豪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使人们对于这段有关中国史转折点的史实——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经过，可以充分了然。他宣传和阐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国当时的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注重他人忽略环节与个案研究
方著在勾画中西交通全貌，详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实的同时，又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他人忽视和不注意的环节，作了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对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对问题的研究，专而有征，实而不泛，具有实证派史学的特点，从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论断，往往拥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相当的深度。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开掘，探索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定人物的功绩。在明末清兵入关战争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门向葡人购炮，有关这一段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许多书中，又加之这段历史关系明、清两朝国运，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则投入极大的精力，细心搜索，加以考证，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多盛称徐光启、李之藻二人，却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对此，方氏认为：“徐、李之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多由于教中人先为之揄扬，则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内对之有所不满，故讳言之。”[15]并探赜索隐，以近20年的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及其遗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一文，详考其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他在西学传入中做出的成就，从而使其事迹得以彰明世间，为学界所推重，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20世纪初，由于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传统学术方法为基础、又融合近代西方学术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考证学派。方豪继陈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努力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史料而不尚空论，善于从多角度搜集资料，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整个研究中，又贯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证、语言学、诗史互证等治史方法，考证、辨别、鉴定史料的价值，舍粗用精，去伪存真，然后发而为文。丰富的史料，不但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其论著显得饱满丰腴，厚重扎实。他的考据性文章，能从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问题，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相结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总之，方豪在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客观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不仅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将我国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以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为重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汇集了相关的主要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参考书，它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供了较前人更为清晰的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就学术发展进程来说，其丰富的著述及相关论文，所翻译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使这一学科步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参观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6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92页。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②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⑤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页。
[1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14]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61页。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19页。
[16]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51页。
[17] 同上。
[18] 方豪：《〈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引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9]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0]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563页。
[22] 王德昭：《〈中西交通史〉第四、五册》，（台湾）《学术季刊》第3卷，第2期，第108页。
[23]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