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历百年而成国际显学(杨宝玉)

文潮

杨宝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中，敦煌文书具有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翔实可靠等几大特点。这五六万件古代写本、刻本及拓本文书的写刻年代上至十六国，下迄宋初，所用文字以汉文为主，另有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佉卢文、突厥文等古民族文字。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涵括至广，既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经籍，又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考古、民俗、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众多领域的世俗文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已失传的佚书或正统文人从不屑于保存的民间文本，具有无法估量的文物珍藏和文献研究价值。所以敦煌文书一经再现，便立即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

一

     早在1909年，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偶然看到法国人伯希和盗劫的少量敦煌文书后，迅速撰成并刊发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这篇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论文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有关敦煌学研究的首篇文章，敦煌学即由此发轫。不过，在最初的十余年中，从事敦煌研究的主要是中国、日本、法国的少数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通过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对文书进行考证。这是因为当时学者了解敦煌文书的途径十分有限，仅仅能够看到被西方文化强盗劫往英法的敦煌文书的少量照片。

     为获取必要的研究资料，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学者一方面为尚留国内的劫余文书编目，另一方面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欧陆访书活动。那些历尽曲折抄录回来的资料虽然仅为全部敦煌文书的一小部分，仍然大大拓宽了敦煌研

究的领域，使有关唐史、归义军史、文字学、音韵学、俗文学，以及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日后敦煌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提出了“敦煌学”概念，此后学术界渐用“敦煌学”来指称这一以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

     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初。至1944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敦煌的学术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于莫高窟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敦煌文书研究和敦煌艺术研究开始偕同并进。此后有组织有系统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得以大规模展开，整个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学者们竞相走出书斋，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令文字记录与实物遗迹相印证，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敦煌学研究对资料的依赖远甚于其他学科，纵观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敦煌学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缩微胶卷的公布，学者们渐将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使敦煌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专著专集，其中有许多论著时至今日仍是研治敦煌学的最基本的指导书和工具书。至70年代中期，敦煌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取得更大进展，各国学者已经可以看到四大馆藏中英藏、法藏和北京图书馆藏大部分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列宁格勒藏品中的精华也整理出版了两本目录，敦煌文书的大部都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石窟艺术资料方面，研究者既可以亲访敦煌石窟，也可以借助数种大型艺术图录全面系统地了解敦煌艺术。学者们由此就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横向联合，既建立了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又于1983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共同开展了许多大型合作项目。此时敦煌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研究者的队伍迅速壮大，其他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加盟敦煌学研究阵营，不仅拓展了敦煌学分支领域，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而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符合资料庞杂繁复的敦煌学研究的特点。

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进一步加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中英四单位联合编印的全新大型文献集《英藏敦煌文献》开风气之先，以清晰逼真的图版将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最具研究价值的英藏汉文非佛经文书重行整理公布。这极大地鼓舞了敦煌界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相关各方遂通力合作，决心编印“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汇聚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目前，俄藏、法藏和中国藏敦煌文书的出版工作已陆续开始，有些分册业已完成，石窟艺术图录也出版了多种。这些文献集或艺术图录已经并将继续促进敦煌学的进步，带动大批高质量的校注成果和集成性研究成果的问世，敦煌学的研究前景可谓前途无限。

二

     敦煌文书潜在的研究价值的确非常大。这是因为：其一，有些文书至今还未编目公布，学者们在见其“庐山真面目”后便可开始研究；其二，已公布文书中的学术信息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某些文书的意义需重新认识；其三，目前已经被学者们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汉文文书，大量用古民族文字写成的文书还未获解读，这些非汉文文书大多是孤本，几乎每一种都值得作专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书同出一地，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一文书的正确诠释，很可能带动其他文书，甚至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的全新阐释。

     不过，从事敦煌学研究也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有相当大的难度。首先，由藏经洞封闭的历史可知，敦煌文书并非有系统有条理的档案文卷，而是众多形成于5至11世纪的古代文书的仓促或随意堆积，因而要想从事敦煌学研究必须对文书本身有深刻的认识。比如绝大多数敦煌文书都是写本，世俗文书的抄写尤其潦乱随意，异体字、俗体字、错别字无处不在，能准确地辨字、认字乃是研治敦煌学的必备基本功。其次，敦煌文物文献所提供的是一批广博庞杂的古代史料，充分利用这些珍稀史料的前提是研究者应该在某一或某几方面学有专长，并能以这些其他学科的专门知识为基础，取用相应的敦煌资料进行科学诠释以开拓思路，解决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再次，敦煌学系以地名学，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要冲，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敦煌学必然与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等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同时也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域史研究、中亚史研究，乃至世界史研究等有广泛联系。换言之，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还必须了解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而现在各学科发展之快，论著之多，恐怕再勤奋的研究者也只能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有选择地研读，要想全面及时地掌握各相关学科和敦煌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动向，绝非易事。

     自1909年首篇敦煌研究文章问世至今，敦煌学已经走过近百年历程，早已成为国际显学。当今的敦煌学研究状况堪称日新月异，影响深远，研究者已遍布亚、欧、北美、澳近20个国家，研究范围涉及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已改写了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史的许多篇章，而今日的敦煌学研究仍处于蓬勃发展生机无限的上升时期。我们相信，随着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敦煌学必将为中华和世界文明史增添更多的绚丽篇章，其自身也必将步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转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