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形象与中国文化输出(王岳川)

花雨

王岳川


欣赏差异性文化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珍惜本土文化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自信。不会欣赏差异性文化的民族是短视的民族，而漠视自己文化的民族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回顾世界大国崛起和衰亡的更迭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赏差异，文化才有开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终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只有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文化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我看来，只要对中国当代文化进行整体梳理，坚持全球化中东方大文化创新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与世界前沿思想相沟通，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和重建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了的。当代中国的现实是：文化不仅整体上被西方忽略，也被我们自己忽略。明智的政府必须重视整体文化战略，明智的国民则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明智的知识分子则应该放弃文化消解游戏而开始文化身份的深刻重建。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思考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地位，西方是催化剂也好，中介也好，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需要通过整体梳理中国当代文化，从而延续和发展自身传统。



一  中国的国家形象全球排名第五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让世界各国对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鲜、俄罗斯、美国等国，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标准来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得到认同得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过去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和中国文化输出不够，加之到中国旅游的人很少，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不了解，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但是，今天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被称为“欧洲后院”的非洲对中国一直大多为友好的正面评价，被称为“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已经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划环太平洋四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联手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中，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却不断上升。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成为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过多，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世界性负面评价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重视美国，相反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尽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战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负面形象，但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评价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国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国会如此差劲？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耻的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标定为“入常年”，我们中国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我们必须以大国心态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重建中日深层对话的国际机制。

中国正面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被世界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和接纳。这无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十年来，中国从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在国际的正面评价中，仍未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存在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尽管在亚洲国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脱亚入欧”时期在欧美国家中有自己的市场。但是有一点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开始让位于中国自身变革的中国形象。西方强势的世界化扩张，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冲突。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已经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东亚中华文明则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在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这一国际形象的塑造，同我们平衡地把握中国形象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紧密相关——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无法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价值修为，只有整个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



二  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失败主义



近几年来，中国文化热开始升温，这大抵为国际大环境所促成。从经济总量（GDP）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进入2006年，美国GDP是13.1万亿美元，中国GDP是2.73万亿美元。经过20年的韬光养晦，中国开始崛起并在经济上发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出口国之一，尽管有诸如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端等许多问题，但世界确实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产品涨价会影响整个世界市场，最近中国股票市场的动荡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这是前所未有的。

只要人类认为过程是平等、民主、自由的，中国的崛起就无法非议和指责，更无法遏制，不能说民主、自由、财富只是西方人独享的东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外交也转为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维护国际公法。世界对东方大国有一些期许，在国际事务中，人们希望除了听到美国的、西方的霸权主义声音外，还渴望听到东方的声音。随着在国际上有了更多发言权，许多文化界人士开始提倡重视中国文化，这是大势所趋。

今天西方人虽然开始重视中国，正视中国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存在，但出于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盲视，往往按照亨廷顿等军事学家、战略学家的想法，认定21世纪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核大战。

反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很多。西方流行文化、波普文化、大众文化、影视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而真正的中国文化却陷入了混乱与失语。文化混乱问题的根源：一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失败主义文化和虚无主义情绪，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文化失败主义的典型逻辑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注定是失败的文化，根本无法和西方相比，先秦比不过古希腊，现代比不过文艺复兴，当代比不过后现代主义。

这意味着中国慢半拍，总落在西方后面，一旦遇到西方肯定要失败，只要拿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比较，我们就是落后的。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的《易经》不能产生现代科学，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成了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糟粕。我们今天全是经过西学洗脑，沐浴民主与科学理念的一代人，但不能用这种纯粹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去评价《易经》，原始初民没有经过现代性的转折和异化，他们对天地人神、大自然以及空间的解读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中国的儒家经典恰恰没有成为民间能够普遍接受的东西，《四书》早已被批，不是学术界没有研究，而是民间百姓或者公众社会不再关注这些思想，尽管一些乡村还承袭着天地君亲师的质朴礼仪。

中国学界内，博士论文往往选择研究西方的大师、中师乃至微乎其微的小师，每年都生产出大量关于他们的博士论文，几乎写尽，最后甚至挑不出稍微有影响的人去写。学一门语言爱上一个国家是有可能的，研究一个人继而无限拔高西方也是有可能的，但于今为烈。

形成反差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西方博士硕士生把中国20世纪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1949年以后的中国哲学家、美学家，在西方学术史上完全湮没无闻。有人认为是由于1949年后政治的原因，但我认为原因不在政治而在文化。西方人认为单独的个体不值得去研究，一群人或思潮还勉强值得。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一种高级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有尊敬，但古代已经变成文献，只是过去的制高点。

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文化现象，全世界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决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应不应该有一个身份或者立场？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肯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



三  全球化的代价是全球美国化



全球化的提出和后现代的传播紧密相关。全球化出现以后，中国学者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手足无措。全球化不可挡，但全球化并非全部都“化”。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一体化也有道理，而文化则不可能一体化同质化而必须对话化差异化。

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决定国家是否真正的和平崛起，决定国民的文化形象是否在世界人民中站得住脚。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靠科技经济的数值无法说服人。

如今，美国思想正在成为全球思想，这是无疑是人类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用“代价”这个词，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后，经过购地与扩张，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它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变成了今天的超级大国，成了全球经济、政治的表率，无人望其项背。美国崇尚宪法、契约和公正，许多可取之处，但如果它的文化和宗教要全球化，要成为全球表率，就变成了全球美国化，后果却是十分不妙的。

美国花了偏偏很大精力，作为国策向全球推行美国的波普文化，我称之为“三片”：一是大片，很多人都被美国文化洗过脑；二是薯片，快餐文化把中国的包子、油条、稀饭打得落花流水；三是芯片，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国的CPU，而windows则使得全球的操作系统都要和美国保持一致。现在又加上太空片——GPRS的定位系统，现在开车如果没有定位系统就失去了方向。

美国文化包括饮食文化、视觉文化和通信文化的对外扩张都很嚣张，它的传播业和服务业产值很早就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美国的消费潮兴起，促进了享乐主义。美国式的波普文化、肉感文化、裸体文化风靡全球，使得今天人类出现了大问题——三个百分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从1950年以后，人类自杀率、艾滋病率和精神分裂症均为百分之一，这项统计恰好捅到了美国的痛处。从1945年到2005年，恰好是美国人执掌世界牛耳的60年，全世界出现这前所未有的三个百分之一，恰好意味着美国文化提供的生活方式是戕害人性的。性解放带来了高艾滋病率，那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文化选择了精神分裂或者干脆放弃生命，美国文化许诺现代性给人幸福，结果却导致了空前的不幸福，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按照美国的个体中心主义立场，父亲和儿子吃饭可能会AA制，结婚之前要公证夫妻双方的财产，连最小的私人单位夫妻也变成两个单位，这就是西方文化造成的悲剧——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被打破，生活全通过法律、条文规范下来，于是人们学会了钻法律条文的空子，需要背999条的法律条文才能确定儿子是否能由自己来抚养，甚至日常谈话能不能发表都要签订协议，这就意味着人类彻底失去了信赖。

中国人讲“大道无器”，真正的道不能用一个具体的容器、职务、地位来衡量，真正的诚信不需要立字据，而是一言九鼎。因此我致力于把一种温和的、过去被攻击为吃人的东方文化推向世界——现在看来吃人的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后现代以降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



四  重视文化输出重塑大国形象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恰恰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来说服世界，告诉人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

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战争、斗争、竞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才能共处。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我们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自己更要重视，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

因此笔者提出文化输出三大战役：

一要向海外翻译输出三百本书。第一个一百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的著作。第二个一百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还有就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一百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灿若群星的必须是人。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现在国外看中国形象，就是章子怡、姚明等球星和影星。但中国这个最强调仁者爱人的国家，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避免说人，中国的孔子被打倒，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误解。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

第二大战役是制作高清晰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discovers (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计划用一百集到两百集的篇幅，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减少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的层层有意误读。

第三战役则是重新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地基。西方人以往只学汉语不学文化，但到了高级阶段肯定要学习文化。孔子学院作为国外的中文学校，没有随国家富强起到应有作用，反而由于教材、师资等原因，引起外国人的指责和争议，产生负面效应。同时日韩在东方的文化形象有可能超过中国。韩国文化输出是有步骤的国家计划，以《大长今》那样的仁爱来感动西方人，针对今天的灵魂缺钙补充一种感召力量。韩国的文化策略很强，中国只是语言教学，却忽视了文化的力量，这是自毁长城。所以我主张办一所“新西方学校”，不仅局限在汉语教学，而是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传授给他们。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将在千万镜头前第一次直观、清晰、近距离展现自己的形象，成为全球60亿人注目的焦点。奥运为中国形象的重塑与输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通过举办音乐会、戏剧，高峰论坛等形式，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让西方各个领域和媒体看到哲学、美学、京剧、舞蹈等中国标志性文化，最终办成一次让西方人目睹中国集体文化形象，包括体育形象、文化形象、文明形象和艺术形象的盛会。



五  太空文明时代需要中国文化世界化



在中西交流中需要转换思想，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结，变成一种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修改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时间观，提出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再到太空文明的时空序列。中国不应该再为自己的海洋文明阶段没有航空母舰而失落，我们能够成为太空文明时代的胜利者。

重新审理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思想文化，包括儒家和道家文化以及诸子文化，经学不一定局限于经本身，今天已经演化成为某些生活准则。

二是琴棋书画等艺术文化。中国的围棋已经世界化，而古琴、书法、国画也应成为人类的共同艺术。所以琴棋书画这些散淡自然的东西应该成为人类的财富，被西方珍惜和趋向，更应该被国人珍视，否则高山流水就只是成语故事，而不能进入民间的日常生活。

三是中国民间文化与西方互补。西方文化是悲剧文化，结局以悲剧告终，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等，中国不是喜剧文化，而是“和剧”，和谐优美，梁祝如此伤心欲绝，结尾却是化为美丽的蝴蝶。这些过去被否定，认为中国戏剧没有冲突，所以是伪戏剧，冲突才是戏剧的本体。

学无道、道在民间。中国民间有乐感文化，知识分子总是被贬斥到民间以后获得了心灵的栖居地，水泊梁山聚集的都是从前的官吏。当然民间也有过分狭隘的村落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人充满了悖论：佛洛伊德说人类头像神，还有一条猴子尾巴，王国维说中国文字的“天”甲骨文就是人的样子，意思很明显——天人合一。中国有神性又不囿于神，是一个很实在的民族。

笔者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在国外很少体会到真切的民间感，只有回到国内才感觉到民间保留的那种温馨气息。中国民间的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舞狮子、包饺子、河灯、花灯等节日场面，相识不相识的人们挑灯夜游，其乐融融，庙会上孩子坐在大人肩膀上的欢快……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在国外是根本体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四大文明中印度、巴比伦和埃及都变成了博物馆文明，而中国文明依然延续并发展的原因所在，包括西方的整个人类应该珍惜和学习这一块活化石。



六  孔子学院、世宗学院与日语中心的角逐



近来，国际文化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尤其是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也是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最近，韩国又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而日本也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近些年来，东亚的崛起使得国家文化形象成为世界认同的焦点。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盛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居安思危！

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而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

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在全球化时期，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确有成效。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太忧虑未来，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都是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人类整体走向的预计是悲观的，江山代谢，沧海桑田，文明如过眼云烟。文化战争正在兴起，人们会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笔者坚信：随着中国文化输出和东西方对话的正常进行，我们会重新洗去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暴发户心态以及种种文化无用论思想。人类需要思考许多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当下喧哗不已的表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