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形象与大国文化竞争力

花雨

王岳川





王岳川教授与曾来德教授就书法前沿问题交换看法





    新年伊始，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吸引眼球的就要数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了。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一  东亚崛起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



近些年来，东亚的崛起使得大国文化形象成为世界认同的焦点。

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在新世纪国际话语权争端和地缘政治文化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而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和平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大国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确乎有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我们知道，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在全球化时期，传播语言对传播本国文化，使他国人对本国文化亲近认同确有成效。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除了经济军事这类“硬实力”以外，向海外传播扩散本国语言和文化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反对“霸道”张扬“王道”中大有用场，缺此不可。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的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今，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  亚洲价值与大国文化竞争力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

在我看来，科技制度的并轨化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甚至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大师学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往深里看，现在一些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外还乐此不疲地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印度学者质疑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因为异想天开拿不出证据而成为学术界笑柄。韩国学者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质疑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权，用《直指》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其后更是提出若干违反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韩国过分将中国文化据为己有，没有区分开来次生文化和原生文化，提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观点，甚至说韩国文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韩国有文字的历史才400年，怎么能数典忘祖？而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长期弄虚作假将文物埋于地下尔后“发掘”，将日本历史从3万年推到了70万年，无非想说明日本文化是亚洲最早的文化形态，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这种伪考古使其最终成为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丑闻。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如此这般地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港独、台独、、疆独、蒙独、鲜独……？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三  走出文化纷争创新东亚文化新格局



处于消费主义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仍然粗浅而混乱，在“文化拿来”一个世纪以后已经不知道怎样辨别好的文化精神。中国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余秋雨是从台湾炒起来的，王小波是从台湾和海外吵起来的，张爱玲等也是如此。

习惯于文化拿来的挪用的人已经很懒惰，不清楚怎样才能文化创新。如今的文化层次和“五四”大不相同，那时老百姓大都是文盲，留学青年拿一文凭回国就被捧为大师。如今的大众都是专科本科，甚至还是硕士博士，所以相声演员不能再咯吱大家了，无论说什么人们都觉得不可笑。在此语境中，让大家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不是由中国人确定其价值好坏，反而要让西方人来定下标准，这到真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文化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了。经过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个眼光来看世界？是否要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文化情结，转变成文化自觉和自信！

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20世纪文学分成两段，1950年以前水平高是五粮液，1950年以后水平很低是二锅头，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西方汉学家之所以引起中国教授学者那么大兴趣，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全球化或者西化语境中的文化标准制定者。这种大国文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未能有自己真实的身份。但是我要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智几十年前是由西方人唤醒的，那么，今天他们也需要接受中国从拿来主义转向文化自觉和输出主义。

文化上争论了一个世纪的“古今中西”问题，其实古今冲突没有悬念，关键在于古代输了。古今冲突是全球的，中西冲突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号称中心大国，在现代化西化中变成边缘之国，甚至被倭寇打败，这样中国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已然崩溃，一旦文化心理崩溃就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内伤，于是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输不起了。

今日中国在军事、科技、股票、住房方面有了充分地自信，但谈起文化却不以为然，因为日韩国家的文化战略使其文化有超过中国之势。今天很多人中国对儒家思想甚至不如日本和韩国理解深刻，甚至前几年祭孔活动，不知道该奏什么乐，有什么庆典程序和祝辞，只好找韩国人来教，因为韩国一直没有中断。但也有很大的问题，韩国祭孔的方式是明代留下来的，而宋代祭孔方式，尤其是汉代祭孔的方法基本中断。日本受唐代影响很大，韩国受明代影响很大。他们还保留了不少中国文化精粹，而且珍贵到想据为己有地步，中国人实在应该好好清算自己的文化虚无主义祸根了。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四  文化消费中被遮蔽的经典与大师



在大国和平崛起的时代，当代中国开始重视自己的文化经典了，人们也开始重新拿起经典阅读起来。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有人说易中天和于丹在弘扬国学并深入人心。其实这一说法是媒体炒作起来的。我对他们二位很熟悉，易中天是我一个专业的朋友，于丹则和我一同做过主持人大赛评委，一起探讨了许多问题。但是我想说，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善良的，但是方法上可能有问题。易中天是做文艺理论的，他要讲《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这可能有专业界限的问题，毕竟《三国志》是史书。于丹是做媒体的，贸然讲《论语》，必然会出现问题。我感到遗憾，如果有更深的学养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件。

现在除了博士生外，一些教授也在写文章批判，学术史会说清楚的。批评者说，于丹基本没有讲论语，只是讲自己，这很危险。在我看来，阅读古典经典文本的功夫需要相当的深博，文字学、考证学、文献学都需要，引用一本书是真书还是伪书，属于哪个时代，里面的话语是真还是假，不能贸然说，必须经过客观研究方能发言。有人不看《论语》，只看了于丹那本书后大发议论，说《论语》没有什么了不起，全是粗浅的大白话，对《论语》颇为不敬。这就错了。客观效果上于丹普及了国学知识，但同时又让人们漠视了经典，认为《论语》不过如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已然值得怀疑。《论语》就是教人克服欲望？好像不是这样。一些现实生活里的常识变成博大精深的论语内容，这是不是偷换概念。其实，他们被媒体炒作的同时成为了媒体中心的牺牲者，电视媒体在中国超越了学术评价机制，搅乱了中国学术正常秩序，这很可悲。媒体的巨大机器还会继续挑选张丹、李丹或者王丹，更多牺牲者前仆后继，但会有更多真正的学者像王国维那样沉下心来，成为潜心学术的真正大师。

学术经典需要通过真正的方式走进民间。央视制片人和于丹有一个盲区，就是低估了今天的接受大众的基本水平。他们仅仅凭借收视率说话，却不知道中国大学教育机器每年吞吐量是五百万的博士硕士学士。大学生对每况愈下的“百家讲坛”批评不断。那么，这些节目谁在看？央视告诉大家，是15岁中学生在看。我认为15岁的孩子没有看，他们被每天繁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真正看得人是退休的老干部、老太太看，西单买书的基本上是这些人。他们是文革耽误的一代，虽然残存了部分文化想象的能力，但已经不具有学术前沿识别能力了。于丹们在无序状态下，在媒体干涉学术后成为敢说者。

我想，他们可能出于好心做一些文化普及工作，但文化的普及工作应该通过正常的可持续开展。现在做秀明星多真正大师少，但明星终将过去，学者如果走进这个圈子中是危险的。学者需要自省，需要严格按照学术的体制来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同电视媒体做文化合谋。现在学术界盛行快餐化，但无事便是福。《礼记》上说千夫所指，百夫所唾。张铁生也会出名，但这名声不是真名声，学术体制并不认可，相反倒是不断质疑。只要在体制之内，就必须有该领域的专家。帕瓦罗蒂之所以存在，就要成为卡拉OK永远仰望的高山，否则人类只需要卡拉OK就行了。帕瓦罗蒂就是高度和尺度。

这个世界的学术文化不可能按照媒体中心主义者的意图一元而单维地发展。我们必须重新坚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价值论和境界观，减少对经典的文化误读和文化消费，获得真正的文化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正本清源，将中国文化变成国人的精神营养而不是做秀，使大国崛起有坚实的文化内核和广博的民众基础。



五  太空文明时代与提升文化创新力



人类经历了文明的演进，从“大陆文明”的传统模式，进入到现代性“物竞天择”的“海洋文明”模式，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太空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半径已经拓展到外太空，因而人类的文化视野必得大大拓展，任何盲目短视或僵化保守，都将失去大国崛起的重要机遇。

如今，太空文明的竞争已经露端倪并很快走向白热化。美俄日韩等国近日纷纷发表太空计划。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太空计划和“太空权”的领先性，力求将全球霸权扩展到太空，加紧备战未来的“太空战”；韩国强调太空时代不应落后应争当太空大国，并确立了国家太空开发目标是尽快建立“太空作战基础体系”，并积极筹划未来“宇宙司令部”；印度提出太空时代，宣布将组建自己的太空机构，研制能够监视导弹发射的低轨道监视卫星，并准备研制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俄罗斯组建的军事航天部队和导弹太空防御部队，具有太空监视防御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监视敌人洲际弹道导弹的活动和太空目标；日本也加紧进行航天器的研究开发，制定了小卫星发展战略，以使航天器向高性能、长寿命、多功能和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太空文明时代同西方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不仅成功地发射了载人飞船，而且正在实施登月计划，正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发外层空间。

太空文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数码、信息和网络技术，正在修改新一代人的关于宇宙看法的文化编码，在此前提下，人类思考问题和入思方式都需做相应的世界观扩充。太空文明并不是纯粹科技的，代表着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创新。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对东亚价值也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使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创新的危机”。创新成为任何知识生产者和思想拷问者所不断追求的目标，意味着必得追问：中国是否将成为新世纪思想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和谐之音？“太空文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文化序列定位”、“国家形象定位”、“思想立场定位”的各类难题应如何解决？这无疑都与提升文化整体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在太空文明时代，文化立场尤为重要。太空的概念是时空合一，无论从思想的时间纬度还是空间纬度而言，问题思考者的身份立场都是关键点。身份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看来。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的获得的澄明解答。

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而是相信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未来的亚洲将有50亿人口，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不断腾飞的经济和和谐安康的生活显示了文化的向心力，据此专家预言新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在欣赏西方优秀文化乃至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去思考如何通过文化输出使“他者”也尊重并欣赏东方民族的差异性文化。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