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要靠中国自己的思想体系

天籁

佚名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说："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可以想见，在未来我们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仍然会是西方。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破除苏联模式的禁锢，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破除对西方模式的迷信，确立中国的思想体系。这是两项相辅相成的任务，缺一不可。归根结底，中国崛起就是要靠这样的思想体系做支撑，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不仅要符合我们的理想，还一定要锲合中国的实际，能在中国走得通。如果做好了，就将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的伟大贡献。

　　回顾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思想运动。说它成功，不仅使我们从苏联模式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西方文明中学到了很多我们缺少的东西，带来了非常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果，促成了全人类历史上速度和规模都非常突出的一次经济进步。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重要的普世价值，以及市场经济这种最重要的经济形式都是在这期间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的。如何把这些全人类的思想及文化成果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结合在一起，建立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中国模式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是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如何应付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20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做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