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鸿帆)

妙音

鸿帆


当“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个词组跃入眼帘，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那批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等。

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四”一代；或者说，“五四”时期其实有两代知识分子同领风骚。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从1915年起发起一场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直接酝酿和催发了四年后波澜壮阔的“五四”；然而在“五四”时期，这些新文化先锋的学生们也已经站上了历史舞台。对这批1917年至1920年聚集于北大的年轻一代，学界称为“五四一代”。

相比于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知识分子，“五四”一代的信仰更为复杂，眼界更为开阔，人生际遇则更为壮阔。因为“五四”，他们承受着前辈热烈的期望，背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他们的命运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紧密交缠，他们的灵魂在启蒙精神和民族主义之间历炼熬煎。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焦点对准四个人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并不是因为他们最为有名，而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最具代表性。这四个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事业成就，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进入那一代知识分子浩瀚的精神宇宙。



【“五四”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的北平。一个凉爽而微风习习的春日。从中午开始，一些年轻人开始陆陆续续向天安门广场汇集。到了下午1点半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已经超过3000多个。这些人是北平十三个学院和大学的代表。

这场集会是前一天晚上才筹备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让久积在青年学生胸中的怒火如火山般喷发。5月3日晚，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聚集在北大的法科大礼堂，决定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游行。

下午2点整，游行示威正式开始。学生们举着“还我青岛！”“拒绝合约签字！”“中国属于中国人！”等标语向外国使馆区出发。游行途中，他们散发着题为《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传单——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份宣言的起草者，此刻也走在游行的队伍中。他叫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时年22岁。罗家伦在两年前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传言胡适在批阅他的考试作文试卷时给了满分，但招生委员会在翻阅他的其他成绩单时，却发现数学零分。主持招生的蔡元培惜才，同意破例录取他。“五四”的十年后，已经当上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破格录取了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只有15分的钱钟书。

走在罗家伦身边的是他的同学、担任此次学生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比罗家伦年长一岁。他生得人高马大，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在游行队伍中十分抢眼。只见他高举一面大旗，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

罗家伦和傅斯年之所以在北大学生中享有威信、成为这场示威的领袖，和他们创办的杂志《新潮》息息相关。那些年，北京大学思潮激荡，青年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仅1917这一级里就同时存在三个不同的学生社团和杂志——文化上保守的《国故》、政治上积极的《国民》，和走向启蒙的《新潮》。这其中，《新潮》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它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支持并宣传文学革命。《新潮》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大力支持，李大钊、鲁迅等人甚至在《新潮》上发表文章。该杂志的编辑部就设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图书馆办公室，蔡元培特批每月3000元大洋办刊。

在办《新潮》的时候，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的思想和支持他们办刊的老师保持高度的一致，是激烈而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比如傅斯年发表于1919年4月期《新潮》一个月前的文章《一段疯话》，明显受到了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

“中国现在的世界，真是沉闷寂寞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了。……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疯子之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

不到一个月之后，傅斯年终于得到了当一把“疯子”的机会。和他一起“发疯”的还有他亲密的新潮社友。不过，并非每一位新潮社成员都参加了游行，比如，年龄最小、却才华横溢的俞平伯就不在现场。当时年仅19岁的俞平伯，虽然参加了前一晚的会议，但在五四当天被父母关在家中、不许外出。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积极参与事件发生后的宣传活动，也不能阻止他撰写辛辣的文章来抨击中国的传统伦理。“五四”游行示威后不久，俞平伯就在《新潮》上发表《我的道德谈》一文，明示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他在分析了忠、孝、贞操等道德规范后，明确地称之为“奴性道德”。

新潮社的另一位骨干顾颉刚也不在游行的队伍中。顾颉刚出生于1893年，年龄稍大，苏州人氏。在苏州上小学的时候，他和王伯祥、叶圣陶是同学。进入北大后，顾颉刚和傅斯年同宿舍，并一起创办《新潮》，觉得办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之事”。他的两篇长文《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和《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为这个学生刊物增添了难得的学术力量。“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从小就体弱多病的顾正在杭州的父母家卧床养病，在听闻消息后，顾颉刚兴奋地给傅斯年、罗家伦写信，劝其将风潮“扩大”：“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需要全国国民赞助的力量正多……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

罗家伦和傅斯年要到好几天之后才接到顾颉刚的这封信。在1919年5月4日的下午，他们想的是下一步应该何去何从。当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罗家伦作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进入使馆进行交涉。之后，愤怒的学生开始高呼“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家去”的口号，傅斯年认为学生行为过激，出面劝阻但无效，他只好举起旗帜，带领游行者向曹汝霖的住所前进。在那里，他的弟弟傅斯岩率先破门而入，愤怒的学生砸碎了家具，并且火烧赵家楼。

快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整个下午做壁上观的警察突然袭击学生。浩浩荡荡的“五四”一天在警察与学生的“猫和老鼠”游戏中落下帷幕。在胡同中东躲西藏的青年学子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迅速跑上了民族和历史的前台。



【最受爱护的一代青年】



当时，“五四”学生运动赢得一片掌声与喝彩。

在“五四”青年的支持者中，这批青年的师长表现得最为醒目和激动。这些老师虽然对学生运动的爆发缺乏心理准备，但却全心投入这场运动。比如陈独秀，当时已经年届四十，但不顾他人嘲笑，亲自站在大街上帮学生们散发爱国小册子。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名义支持“五四”，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国家机器都不敢对学生造次。根据北平《晨报》的报道，警厅尽管奉命逮捕学生，但整个过程中的举动极为文明，以至于那些学生被释放之后，北京全体学生联合会竟特派代表一人，持函前往警厅表示感谢。

“五四”青年受到师长一辈的爱护和支持，绝非偶然。著有《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认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洋溢着一种“青年崇拜”。由于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规范，反对把对老年人的尊重转变成由国家强行推广的道德规范，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在论及青年时，情感之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对新力量的描绘。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青年是陈独秀热烈期待的“新青年”，是鲁迅呼唤拯救的“孩子”，备受宠爱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师长的支持和赞美声中，五四运动的青年领袖却一个个陷入了困惑与苦恼。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激情过后，空洞滋生，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就在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罗家伦语）吵架，对方将其金丝眼镜打落。傅斯年一怒之下，赌气不到北大学生会工作了。为了劝导学生们停止罢课、回到课堂，傅斯年和罗家伦在北大学生中发起签名活动，却以失败告终，这让两位学生领袖愈加心灰意冷。在“五四”一周年纪念的时候，罗家伦发表文章，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对过去做为的悔意：“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为了提振这些年轻人的精神，也为了好好培养这批“中国未来之栋梁”，他们的师长费尽心机。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蔡元培。很多人并不知道，“五四”学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蔡元培促成的。1919年，为反对《巴黎合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曰举行。

然而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偷偷向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也就是林徽因的父亲）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于5月3日凌晨专程前往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觉得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5月3日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关于游行示威的学生大会。5月4日那天，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事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并率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在北大红楼前面的广场上迎接。此后，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北京大学、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发表启事，辞职南下。7月间，由于校内外的恳切催促，蔡元培打消辞意，并于9月中返回北大任事。9月12日，北京大学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其盛况前所未有。如此“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佳话，世所罕见。

而蔡元培重返北大不久，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招收女生，二是安排“五四”青年出国留学。1920年1月，傅斯年和俞平伯一同登上赴英的轮船；是年秋，罗家伦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一干“五四”活跃分子奔赴美国。

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俞平伯和傅斯年在抵达英国之后，俞平伯只在伦敦住了13天，便觉得此次留学毫无意义，又搭乘游轮启程回国。傅斯年对俞平伯的行为难以理解，为了说服俞留下，傅斯年从伦敦追到巴黎，又追到马赛，一路挽留，终未成功。在回国后不久，俞平伯又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依旧只呆了几个月便匆匆回国，俞平伯“恋家”的性格从此成名。

独自留在欧洲的傅斯年一呆就是七年。他的国学功底在当时已经非常深厚，甚至有北大同学称它为“孔子以后第一人”，来到西方，他一门心思攻读那些陌生的科学体系。他先是在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习数学、物理等课程，1923年秋转赴德国，在蔡元培最为推崇的柏林大学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力学》等。与此同时，罗家伦也在西方各个名校“游学”，先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一年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秋又转赴欧洲，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傅、罗、顾、俞四人中，唯顾颉刚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罗家伦出国前希望顾颉刚将《新潮》杂志办下去，为此托胡适为其在北大谋职，在致胡适的信中，罗家伦说：“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顾颉刚终究没能将《新潮》办下去，但却跟着胡适“整理国故”，在治学上取得了一日千里的进步。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其“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并紧急召回在海外的诸多五四精英。傅斯年、罗家伦旋即回国报效。十年寒窗，终到用时。



【青年之后的不同人生】



在诸多“五四”青年中，傅斯年和罗家伦无疑是最受重视的。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就曾经给傅斯年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劈天开指颐中”，寄望他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而罗家伦虽然其貌不扬，但凭着“五四”运动名扬南北，竟娶到了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海上名媛张维桢。这两人回国后不久，很快便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罗）和中山大学（傅）的校长，一南一北，位居胡适、鲁迅等昔日恩师之上。

罗家伦的官运最为亨通。他不但在31岁就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更在北伐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器重。在清华当校长不到一年，中原大战爆发，北平教育界反蒋各派在清华大学发起“驱罗运动”，蒋介石又将罗家伦调到南京，命他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罗家伦在中央大学做了整整十年的校长。他根据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教育理论，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办学使命，在大学下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等八个学院，让中央大学超越北大、清华，成为全中国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

与罗家伦相比，傅斯年更富学者风度而较缺少政治家气质。他的脾气比较火爆，不擅官场周旋，罗家伦曾感叹傅斯年“好动气而不善养气”，还劝他“别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然而傅斯年还是在官方认定的体系中飞黄腾达。1928年春，蔡元培奉派筹办中央研究院，邀请傅斯年协助筹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傅遂辞去在中山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提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口号，延揽国内第一流人才，聘请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让史语所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学术重镇。

和罗、傅二人不同，顾颉刚没有“学而优则仕”，而是静心做他的学问。早在跟随胡适“整理国故”的时候，他就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并取得卓越成果。在上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继续揭露儒家哲学的思想基础，研究儒家文人的阶级利益是如何塑造官方史籍等问题，并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终于成为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顾颉刚还创立了中国民俗学和历史地理学。其学术成就之高，在五四同辈中几乎无人可及。

至于俞平伯，早在他从伦敦匆忙回国的时候，傅斯年就断定他无法冲破束缚着启蒙倡导者的社会之网和感情之网，最终还是无力克服做“大少爷”的诱惑。俞平伯在那之后确实做了“大少爷”，因此在官场的运气比不上傅、罗，在学术上的成就比不上顾颉刚，但话说回来，他也活出了令人羡慕的风雅生活。他与夫人许宝驯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神仙眷侣，两人携手同行，神游华夏，在丰子恺的画室谈古论今，和俞振飞一起吹笛拍曲，与朱自清共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战火连天、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俞平伯宛若不知世事，只活在自己的文人天地中，出诗集，写书评，推广《浮生六记》，出版《红楼梦辨》，却在不经意之间，也成为一位国学大师，继承、延续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致细腻的部分。

际遇的不同，选择的差异，让学生时代亲密无间、并肩作战的四人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路。然而他们毕竟还有共同点——这四个在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心疾首的青年，在人生的成熟阶段，竟不约而同地回归传统，在国学的土壤上辛勤耕种，以不同的花朵果实焕发华夏文明的灿烂。在他们之前，中国出现过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以张之洞、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代是以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为代表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目睹改良派的失败，因此敢于与传统决裂。到了“五四”这一代，历史文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曲线。“五四”一代能阐明并重新解释梁启超第一代觉得不得不维护、而钱玄同那一代却觉得必须加以排斥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他们既不是改良者，也不是破坏者，而是建设者。

他们会回归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感理由，那就是“爱国”，这一点在1937年之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把自己的一腔才干用于民族主义宣传上，在回教地区搜集材料，努力证明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傅斯年在“五四”期间曾撰文论及中国“几千年无用的历史充满了垃圾”，抨击国民的奴性道德，到了40年代却宣称：“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是一家人……在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我国幅员广阔，历史悠久，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是一家’是历史事实，当今更是如此。”俞平伯看似闲云野鹤，却早在1931年就写信给胡适，请恩师更积极地投身于爱国动员工作。

爱国，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醒目标签，亦是他们与师长一辈的最大不同。对于陈独秀等来说，“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对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来说，爱国是五四烽火留在他们灵魂深处的不朽烙印。为了爱国，他们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偏颇的民族主义立场，这让他们的理性有了漏洞，却让他们的整体人格更为丰满和可爱。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在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先生把以傅、罗、顾、俞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划分为中国第三代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最有意义的贡献”：“第三代是最富创造性和最重要的一代……可称之为创造模式的一代……他们既明确且具有创造性地界定了思想和行动的含义……他们是建设者也是上代怀疑者的信徒，并从中获益匪浅。”

人们一般认为，五四一代的精彩与可贵，在于他们年纪轻轻便登上历史舞台，并亲身经历中国历史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大开大合。可惜的是，再繁盛灿烂的人生，也终有落幕的时候。

四人中，最先走的是接近于“完人”的傅斯年。生性不好走极端的胡适，在形容傅斯年的时候连用十四个“最”字：“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生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也许是天妒英才，许是傅斯年一生太过奔走劳碌，因而过早耗尽地自己天才般的能量，他只活了55岁，1950年因脑溢血猝发而去世。傅斯年逝世后，台湾当局即向胡适提出，要他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胡适没有同意，给出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孟真的才能”。

同去台湾的罗家伦比傅斯年长寿。早在南京的时候，罗家伦已经成为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致辞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到台湾之后，罗家伦依旧处于政治核心，先任国民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国史馆馆长，直到1969年病逝。作为五四狂飙年代的宠儿，罗家伦在步入青壮年之后，与政治、权位的关系越扯越深，对于这样的人生轨迹，后人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有观点认为，罗家伦专注于五四精神的现代化诉求，相信通过党派、强人政治才能落实目标，因此才积极地投身政界；然而也有许多人为罗家伦慨叹，觉得他不但没能交出像样的学术成果，反而在官僚系统的长期磨损中失去了原先的风采和胆识；一位曾引领风骚的五四健将，最终在权力的蛛网中渐渐凋零。

但没有人能否认，“五四”的火焰始终在罗家伦的心中燃烧，即使有时只是一抹微弱的火苗。1950年代，台湾纪念“五四”的策略发生变化，要把“五四”缩小成“文学运动”和“爱国主义”。这一策略受到罗家伦的阻挠，他反复告诫，不要忘却“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启蒙——让理性批判之光照耀大地。而所谓启蒙，就是“把我们文化的遗产……重新衡量，重新估价，以定兴革。”

留在大陆的顾颉刚和俞平伯，在解放初期还是过了几年好日子。其中，顾颉刚被毛泽东、周恩来“钦点”，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为整理出版这两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著作出重要贡献；而俞平伯不但出版了著作《红楼梦研究》，还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立下汗马之功。两位老人沉浸在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中陶然忘我，不曾料想暴风骤雨即将袭来。

1954年，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被毛泽东冠以“反动”的帽子；1957年，顾颉刚因为和胡适的关系而受到批判。及至文革，两位早已大名鼎鼎的“臭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俞平伯的外孙韦柰，至今都对外祖父被抄家的情景记忆犹新：“小将们上门，不仅抢走了外祖父家的藏书、手稿、字画等藏品，还给外祖父及外祖母，乃至外祖父的高堂老母都带上了高帽子。外祖母被剃了阴阳头不说，小将们还让老太太穿上寿衣，命令外祖父、外祖母对她跪拜，小将们则在围观时高喊：‘打到封建孝子贤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好在顾颉刚和俞平伯都挺过了十年浩劫。1979年上半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红楼梦研究室（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创办一个专门刊载《红楼梦》研究学术文章的刊物，聘请老一辈的红学家担任顾问，俞平伯和顾颉刚都在受邀之列。是年5月20日，《红楼梦学刊》举行编委会成立大会，那是俞平伯、顾颉刚多年之后的再度公开会面，然而当天的会场上，座位相邻的两位老人，并不因谋面之稀而殷切谈论，不知是因为本身口讷不善言谈，还是过往经历让他们依旧心中不安。倒是在场其他人，看到情此景唏嘘不已。想当年，俞平伯写《红楼梦辨》之前，曾与顾颉刚就《红楼梦》的看法频繁通信，屈指算来，已是近六十年前的往事了。

从“文革”后期开始，顾颉刚全身心投入了《尚书》的研究。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任务，顾颉刚把它看成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当时已是疾病缠身的他，即使住在医院里都艰难工作，让老夫人忍不住出面干涉。谁知她的抱怨竟引来顾颉刚的大动肝火。他说：“我现在随时都可能死，我很怕死，怕没有完成工作就死，所以，我要拼命地工作。”他顽强地抱病超常工作，直至1980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去世。

俞平伯在听闻噩耗的时候未做挽联挽诗，却在第二年4月一连写下五首七绝，总题为《思往日》，将与顾颉刚相交60年的往迹囊括于几首短诗中。198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行了“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1954年对他的不公正批判至此有了了结。在这样令人百感交集的时候，俞平伯的发言仍然一派文人气质：“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1990年4月，俞平伯忽手书一碣云：“一瞑不复秋，黄昏齐至京”，旁自注曰：“身后事在亚运会后”，是年秋，亚洲运动会在北京结束后一周，泰然逝于南沙沟寓所，享年91岁。

傅、罗、顾、俞只是“五四”一代的一小部分。那份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仅当时的一个新潮社，便涌现出等诸多汪敬熙、杨振声、叶圣陶、朱自清、冯友兰等风云人物。每一位“五四青年”的离去，都会引起人们的无限哀婉。然而只有在他们整体离去的时候，人们才惊觉，才痛悟，他们是最后一代既熟悉传统、又精通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