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胡显达)

花雨

作者：胡显达

　
　 中国体制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从钱学森的科教拷问谈起
　　导言：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营造淡薄名利、默默实干的精神境界，尊崇原创、质量第一的学术导向，弱化主导、平等竞争的研究氛围，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体制环境。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的科教都没有搞出自己原创性的成果，也一直与诺贝尔奖项无缘，这多多少少让国人感伤不已。
　　按理说，我们一直都在重视科教的优先发展，并相继推出不少科教强国战略、优秀人才培养战略等。可为什么60年过去了，我们的科教竟培养不出一个学术大师级的杰出人才，竟研发不出一种原创性的东西。
　　钱学森在自己晚年弥留之际说出的话，可能更值得我们的深思和玩味。钱学森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温家宝带着钱学森的这个拷问，曾专门在2006年召开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问学政于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得到的无非是一些很迎合中共口味的答案，比如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了，加大教育科研投入了，加大高等教育改革了。
　　想一想，每一届的人大，每一届的政府，又有哪一个不是把教育科研发展的优先安排、优先投入挂在自己的嘴边。可在我们的大学都不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体制环境中，就是投入再多又有何用呢！
　　看一看，我们大学中的一些校长、教授在这些年中都在干些什么、都在热衷什么吧。大学忙着扩招、产业化，一些校长则在忙着基建招标拿回扣，一些教授则在忙着职评办班争头衔。又有几个人能够淡薄名利、克制物欲，躲在小楼成一统，以推动人类科技进步为己任，潜下心来搞科研。没有对名利钱财物欲的淡泊，没有对长期寂寞冷板的忍耐，没有对科研原创追求的执着，又怎能搞出什么原创性的东西来。居里夫妇的科研历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对名利、钱财、地位、头衔极为淡薄，过的简直就是苦行僧的清贫生活。以色列的一位女科学家（名字以记不起来了）在获知自己荣获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项时，并没有获奖若宠，而是极为平淡，根本没把它当回事。这样的品性才是一个学术尖端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啊！
　　没有学术上的原创，没有杰出人才的冒出，只是对我们的这些大学、这些教授荒废自己的本业，而拼命追逐物欲名利钱财头衔的一种报应而已。
　　《一》 为什么钱学森说我们这里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们这里对待学术的急功近利与追逐浮华的习气。
　　在科研的管理上，我们的学术求量不重质，职评、分奖金，比拼的是论文的数量。一些校长自己不带头搞科研，只会给教授的科研层层分解任务，下达指标，而自己在追逐物欲上的各种享受，坐享其成。搞科研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工作，需要长时段的投入和潜心的钻研，岂能像管理企业生产那样，搞论文的批量生产。下达的限期完成的科研指标多了，在我们比拼论文数量排座次、比贡献的科研管理体制中，就必然导致论文生产的粗制滥造与拼凑抄袭。这样的缺乏原创性、缺乏潜心研究、精心撰写的论文，就是通过花钱买版面的方式发表的再多，这对推动我们的科技进步与企业产品的自主研发，又有何用呢！就是博得一个世界论文发表数量第一的排次，又能给中国的学术增添多少荣光呢！对于学术研究不能这样急功近利、追逐浮华，而要形成和尊崇那种淡薄名利、讲究实干、潜心探索，把原创性视作学术第一生命的体制环境和激励导向。
　　《二》 为什么钱学森说我们这里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里的第二个重要依据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把大学当作企业来管理。
　　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改革是我们教育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大学本应是一个学术的殿堂、科研的产床，而这种产业化导向的体制性改革，却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引到了“一切为了挣钱”的歧途上去。挣钱取代了学术而成为了这种产业化运作的中心目的，高等教育成为了我们这里的一个最大收款机。不少家庭因为子女上学的拖累而致了贫，负了债。一些当校长的只想着盖楼扩招捞钱，一些当教授的只想着弄个头衔搞个项目办个培训班挣钱，大都掉进了“钱眼”中去了，至于学术上的原创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又怎能抵得上这种眼前的唾手可得的各种名利钱财的诱惑呢！在这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运作中，校长也好、教授也好，在创收挣钱上各有各的道。校长靠的是权力，通过基建招标吃回扣捞钱。教授靠的是头衔，通过走穴讲座办培训班挣钱。看到大学里搞行政的如此清闲不费力气地大把大把地捞钱，那些当教授的又岂能不心心欲动，又岂能还有干劲搞自己的科研。搞学术的不如一个当处长的风光，这样的待遇又岂能不让那些潜心学术研究的教授们寒心！所以，高等教育的这种产业化改革及其收入待遇上的这种巨大反差，都把我们这里教授搞学术的心整散了。就连拼凑复制抄袭论文都被我们这里的科研体制异化为一种挣钱、职评、弄头衔的工具，这样都急功近利地热衷于追逐自己的名利头衔钱财去了，又还有几个人能统筹兼顾到自己这种学术上的原创追求。可以说在大学里，一些校长书记带头运用职评、晋级、基建、扩招等途径捞钱去了，又岂能再指望我们这里的一线科研的教授们潜心自己的本业、潜心自己的学术原创呢！
　　中国近60年来一直培养不出自己的学术杰出人才，激励上的这种倒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才的培养也是离不开激励的。没有激励，就会失去一个持久的动力和诱因。只有让那些默默实干、潜心研究、锐意创新，把学术的原创和质量视作科研第一生命的杰出人才，受到全社会全民族的尊崇和追捧，才能对那些长期坚守科研一线的人员形成最大的激励。尊崇学术、尊崇知识、尊崇人才，而不是尊崇权力、尊崇名位、尊崇明星。要让当科学家、当杰出人才比当官当明星更成为全社会全民族最受尊崇的人。这样的科研体制才能给中国的学术提供一种最大的激励。
　　《三》 为什么钱学森说我们这里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里的第三个重要依据就是我们的科研体制一直都没能摆正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学术缺乏自己应有的独立、自由和保护，政治的过多干预、学术管理的官僚化，让一些学术上的原创冲动难以毫无顾虑地展开自己的思索和尝试。
　　学术创新不仅仅植根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功底，也还植根于各种学术观点的百家齐放与自由争鸣。在学术上不能搞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一言堂，从而让某种主流性的理论、观点、学说长期占据不可取代的主导地位，只允许其他非主流学派对这种主导性的理论、观点、学说进行论证、阐释、补充性的研究。学术上的原创冲动发端于各种研究学派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与取而代之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争鸣、兼容并包、多样并存的体制环境，杰出人才的学术原创就难以诱致、滋养出来。因为学术上的原创，离不开对前人理论的怀疑、批判，也离不开“离经叛道”这种异端的生发与保护。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学说发端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批判，布鲁诺对地球中心说的离经叛道导源于哥白尼学说的启蒙和信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生发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直接否定。这些学术原创的例子表明，学术上的原创能不能诱致出来，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取决于一种体制环境能不能和平地对待学术上的“离经叛道”和思想自由。从历史上看中国战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很繁荣，诸子百家学说自由争鸣，你传你的学说，我传我的道。各家学说都平等竞争，谁也不能限制对方学说的传道自由。那时候政治和学术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纠缠在一起，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控制着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争鸣。正所谓“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只可惜这样的学术体制环境到了秦汉时期就被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董钟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终结了。中国自己的秦汉王朝打开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学术自由争鸣进行干涉控制的潘多拉的魔盒子，从此以后学术争鸣的自由空气给窒息了。
　　而如今，这种政治权力对学术自由的干涉控制，也在我们的“两为”方针之下，而被我们古为今用起来。在建国之初，“百家齐放、百家争鸣”这种双百方针曾被我们一度提的很响，但对意识形态一元化主导的眷顾，以及让全国上上下下都与上边的思想行动保持高度统一的要求，却很难让这种双百方针长时段地存活下去。一方面允许学术上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一方面又划不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而严禁学术观点的多元化。把人们的思想都通过这种政治上的全面干涉控制起来，都不敢怀疑了、不敢批判了、不敢离经了、不敢叛道了，又何以生发学术上的原创冲动。毛时代针对知识份子阶层发动起来的一次次大规模的群众反右运动，固然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它的实质上却无异于一种依靠政治强权禁锢思想自由的运动，通过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比如右派分子的戴高帽、住牛棚等，让中国的知识阶层都对这种思想上的禁锢运动保持了集体的缄默。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这种一次次的政治改造中都失去了思想自由。一个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又岂能指望他们搞出什么原创性的学术。一个不敢自由思想的人，又岂能指望他们成为杰出人才吗？建国了60年培养不出自己的杰出人才，这种政治对知识阶层思想自由的控制和摧残，难道就不该负更大、乃至首要的责任吗？
　　在温家宝问学政于那几位大学校长时，他们并没有从减少政治对学术的干涉，营造宽松自由安全的科研环境这样的层面提出体制改革的取向，而是迎合了中共的传统。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没有错，问题是我们也得摆正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给学术创新留一块没有权力横加干涉、允许和保护各种观点自由争鸣的园地。笔者在这里不想再引用密尔《论自由》中的一些言论来论证这种思想自由的作用和价值了。但每个国人必须明白的是学术上的人格归根结底都是独立和自由的。没有这样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一切学术上的原创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学术就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不管什么都想通过权力的介入把人们的思想给控制起来，一切都要与某种站主导地位的东西保持一致，有着学术原创潜质的杰出人才又如何脱颖而出呢。从这一点上看，营造一种兼容并包、自由争鸣的学术土壤，应该是中国科教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在大学的办学模式上，铲除学术管理的官僚化，实行教授负责制，不能再让校长书记的官僚化管理掌控一切了。要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还给学术更多的自由争鸣，还给学术更多的思想自由，还给学术更多的独立人格，还给学术更多的安全保障。只有这样，能够搞出原创性学术的杰出人才才可能慢慢培养出来。
　　总之，学术要自主、思想要放开、权力要节制。要按照减少政治控制、扩大思想自由、弱化主导意识、营造平等竞争的理念，重构这种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让学术上更多的离经叛道、异端学说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护。
　　依靠这种淡薄名利的精神境界，尊崇学术原创的激励导向、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有着众多人力资源的中国难道还培养不出自己的杰出人才吗？
　　2009年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