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的思想史价值(梁子民 毕文昌)

花雨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我现在基本上不读新诗，但当代人写的一些旧体诗却常常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邵燕祥诗抄·打油诗》就不错。随便举一例：“如仇嫉恶笔如椎，是所是兮非所非。天下主编多少个，一方方胜众须眉！”（《读〈名流社评〉赠方方》）方方女士主编《今日名流》已成历史，但邵先生的评价深得我心。

　 毕：邵先生当年以写新诗出名，现在很少写新诗了，反而旧体诗写得比较多。流沙河先生也是如此。

　 梁：新诗的传统不到百年，旧体诗词的传统上千年。旧诗言简意赅，往往人越上年纪，越喜欢这种形式。当然，旧体诗词格律很严，没有国学根底不容易掌握。胡耀邦晚年很想学旧体诗，也写了一些，李锐觉得格律上不太规范，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胡耀邦就不多写了。

　 毕：是否合辙押韵固然是个问题，但胡耀邦晚年的诗词在思想史上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

　 梁：十年前，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时，就注意到旧体诗的思想史意义。虽然当时能看到的材料不是很多，但这个判断，我以为还是准确的。

　 毕：当时只注意到了陈寅恪等少数学者的诗。其实，在老辈学者中，旧体诗可能是他们表达思想情绪的一种主要方式。

　 梁：最近商务印书馆出了吴宓的两本诗集，许多诗中传达的情绪、思想，是以往文学史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特别是他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诗，传达了时代巨变中一个文人学者的思考，非常令人吃惊。我想以后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需要把旧体诗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选择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表达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毕：虽然进入白话文时代以后，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已处于边缘状态。不过这种文学形式，代表了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别能表现中国语言的特质，它的生命力并不因为新诗产生而死亡。

　 梁：半个世纪前，中国老辈文人学者中诗词修养好的并不少见。新一代学者文人中，也有喜欢这种形式的，但能够驾轻就熟者不多。

　 毕：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了一本《倾盖集》，是几个右派在特殊年代中抒发自己感情的作品，以聂绀弩为代表。后来聂绀弩的“三草”都出版了，圈内评价很高。还有李锐的《龙胆紫集》，是在秦城监狱里用紫药水写在马列著作空白处的诗，出版以后影响也很大。

　 梁：前几年，吴祖光、杨宪益、邵燕祥在广东就出过旧体诗合集《三家诗》，现在要找一本都很难了。我知道，许多人都把这样的书作为宝贝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大学新语文》中选了一组当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向当代大学生推荐这方面的佳作，我觉得很有眼光。

　 毕：当代中国有许多特殊时期，旧体诗承担了知识分子真实思想表达载体的职能。以后旧体诗集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为研究者注意。比如在1957年，对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我们在公开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在旧体诗中却有。文津书店影印的《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1957年反右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时就有人对这场运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王锺翰日记的记载是这样的：“是日收到一素不相识之袁洪铭自广东东莞（县城内迈豪街二巷二号十一月廿七日发）来信，自言返自香港，现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月六十元。欲纂近三百年广东名家诗选，希供材料，附春阴二首：苔痕青上碧纱窗，燕掠残红故故斜，多少间愁春不管，半帘疏雨打梨花。耐尽春寒换袷衣，逢春忽又送春归，杨花似解离人恨，细雨东风不肯飞。并索《清史杂考》，拟不作答亦不寄书。”诗的寓意非常清楚。

　 梁：这两首诗比较含蓄。河南有一位杨一华先生，就直截了当了。你看他1958年写的《反右有感》：“百花齐放百家鸣，纳善从流剧可亲。谁识翻云覆雨手，一时才俊尽沉沦。”1959年写的《参观马桥乡高产亩产将达十八万斤粮田有感》：“信口雌黄夸短长，千斤棉与万斤粱。由来咳嗽成珠玉，泥土也能自化粮。”李锐后来读到这些诗，称赞他“扬善刺恶，褒贬分明”。

　 毕：清华大学的黄万里教授，在那个年代也写了不少诗。去年，总题为《治水吟草》的诗集已经收入赵诚编著的《追寻黄万里》，由书海出版社出版，内收《右冠残草》三十首，《治河咏怀》十五首，《忆旧感怀》二十七首，《漫游闲咏》二十九首。黄万里的诗词，既是重要的思想史资料，也是重要的科学技术史资料。

　 梁：还有李汝伦、熊鉴等人当年的诗词，在当代思想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步峰主编的《诗词净土》一读。中国诗词方面的专业期刊和丛刊品种不少，在品位和风骨方面，这种最佳。

　 毕：我会多加注意。我想，把旧体诗列入当代思想史的基本史料来源，是我们应当具有的学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