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天籁

佚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严厉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和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他为了对付这两个方面的敌人，曾经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得到预期的效果。大力加强交通道路的建设，使一旦有了军事行动，不致贻误戎机，就是各种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设的交通道路有驰道和直道。驰道是以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中心，通向全国各个重要地区，尤其是六国的古都，这是为了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当然，随着驰道的畅通，经济文化都相应地得到发展。直道和驰道不同，它只有一条，是由云阳县的甘泉山通到九原郡。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县北，距咸阳不远；九原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正在阴山山脉的南麓，南北遥遥相对，所以称为直道。直道的修筑则是为了打击、阻遏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向南侵扰。本文只就有关直道的问题加以论述。

  

一、直道修筑的战略意义

  

　　匈奴是兴起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于阴山山脉的南北。远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它的奴隶主贵族就经常向南进攻，秦国和以东的赵、燕诸国都饱受侵略，尤其是秦国所受的危害更为剧烈。匈奴控制的地区，南边达到朝那、肤施一线，朝那和肤施都是秦国北边的县城。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这就是说，匈奴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今陕西陇东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端。这不仅使秦国北边受到巨大威胁，就是国都所在地的咸阳也经常感到不安。据后来汉朝初年的人们说，匈奴控制的朝那、肤施一线以北各地，距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约合今五百余里）。匈奴奴隶主贵族如果发动侵略，它的轻装骑兵一日一夜就可达到长安城下。长安和咸阳只隔着一条渭水，可以想见当时咸阳所受到的威胁是何等的严重。

　　匈奴向来是从事游牧生涯的。游牧地区多良马，匈奴人善于骑马射箭，所以匈奴的骑兵是相当强大的。骑兵的特征是行军便捷，来去迅速。而匈奴人在作战中，有利时都争着向前，失败后却又不以退走为羞耻。秦国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诸侯之国，论起马匹来就先输一着。在受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略时，不要说人民被屠杀，财产被掠夺，就是农田的禾苗被匈奴骑兵践踏，也是一场难于补救的灾难。

　　秦始皇以前的秦国，对于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的侵略，一般采取消极的防御战略，甚至发动广大劳动人民从事长城的修筑。虽然花费这样大的力量，由于战略是消极的防御，并没有能够完全阻遏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略。朝野上下和广大人民都希望有一种新的力量来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是扭转这种局面的契机。就在完成统一事业的第五年，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秦军渡过黄河，控制了阴山山脉上的高阙要塞（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北），并在新得到的土地上建立了三十四座县城（一说是四十四座）。由内地迁徙人民到这些新县，从事种植。为了管理这些新县，还另设了一个九原郡（郡治在今包头市西）。

匈奴奴隶主贵族侵略成性，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失败而放弃向南侵略的意图。秦始皇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底蕴，所以除设置郡县，迁徙人口等项措施外，还在阴山山脉上修筑了长城。那里本有赵国长城的旧址，加工缮修是比较容易的。这时又修筑长城是不是意味着仍然继续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不是的。秦始皇对匈奴的战略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直道的修筑就是具体的说明。直道修筑于驱逐匈奴后第二年，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余里），是当时由咸阳至九原郡的最为捷近的道路。如果匈奴奴隶主贵族胆敢再次发动侵略，秦王朝的援兵就可由咸阳循着直道直抵九原郡，登上阴山山脉，打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略。

  

二、直道的起点

  

　　直道为什么由云阳开始而不起自咸阳？这是因为云阳县北甘泉山上有座林光宫，秦始皇经常到那里去。云阳县距咸阳本来不远，其间道路良好，来往方便，直道以云阳为起点，实际和起自咸阳是一样的。

　　西汉时在林光宫旁另建起一座甘泉宫。甘泉宫的扩大就把林光宫包括在里面，林光宫的名称因而就被湮没了。甘泉宫的得名就是由于位于甘泉山上的缘故。当地山高气爽，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这里绝不是由于能够避暑才受到秦始皇的重视。远在战国时期，甘泉和谷口（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就已被人们称道为险要的地方，起着屏蔽咸阳的作用。秦始皇经常住在甘泉山上，并不只是为了避暑，而是有意在那里坐镇，阻遇来自北方的侵略。

　　无论是林光宫还是甘泉宫，时过境迁，都早已圮毁。就是那个云阳县，后来也一再辗转改置，到现在连县名都移到今泾阳县境，成为云阳镇。故宫虽已圮毁，遗址却宛然犹在。今淳化县北四十里梁武帝村就是遗址的所在地。村名为什么叫做梁武帝？当地人见告：甘泉宫遗址旁曾经建立过一座汉武帝庙，今庙宇早已不存，传说汉武帝夏季曾在这里乘凉，故村名便讹为梁武帝。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今梁武帝村东西皆有深沟，由北边山麓起向南展开。村西离沟半里，村东离沟二里多。遗址夹在两沟之间，南至四里外的程家堡村，北到梁武帝村北约一畛地。这里的田地中一片瓦砾，密布地面，较地中禾苗还稠密。据说掘地数尺，都是瓦砾层，间有出土宫瓦和瓦当。宫瓦宽大，瓦上有流水纹。瓦当上“长生未央”等字，犹清晰可见。还出土有带秀丽花纹的方砖。就在梁武帝村北路边土堰旁，尚有斜露出头的残瓦水管，据说还有五角形水管，和汉长安城附近掘出的水管规模相同。这个遗址引人注目的除过遍地瓦砾外，还有两个高土台，由淳化县城北行，上原后就可远远望见。西边一个，当地人叫做承水台，东边一个叫做望母台，据说汉昭帝曾在此遥望埋葬他母亲的坟墓，故得名。望母台东北还有一个稍低的土台，叫做亮马台。按照汉代记载，甘泉宫中有通天台，高三十丈，当是当地人所称的承水台。今承水台犹高十米。今望母台南有石柱础一个，直径一米，高一米余，并有石猪一头，刻工相当古朴。土台之西两叉沟间有城墙遗址，由梁武帝村北到城前头村，断断续续，直至七里外的蒋家山。梁武帝村和城前头村之间为深沟冲断，隔沟犹可见故城矗立于对岸沟边。这些遗址和遗物都可证明当地就是秦林光宫和汉甘泉宫的故地所在。

　　林光宫在甘泉山南坡，甘泉山诸峰就矗立在宫北，其中较高的一峰，现在叫做好花疙瘩，距遗址十五里。好花疙瘩海拔1808.9米，由疙瘩下面路旁算起，实高四十米，则路旁的海拔数应为1768.9米。而梁武帝村东南二里处的海拔为1276米，相差只492.9米。由梁武帝村北行，一面慢坡，就可到好花疙瘩之下。登好花疙瘩下望，梁武帝村的遗址一目了然，那两个土台看得更为清晰。直道就是由这条慢坡北行，到好花疙瘩之下，绕好花疙瘩东北行去。整条直道，除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内一段外，皆辗转在山头岭上。但由林光宫北行，却不存在怎样才能登上高岭的问题。因为这一面慢坡，相当迂缓，说不上陡峻，当地牛车缓缓行来，也不显得有何吃力。

  

三、子午岭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直道主要经过的地方，有一半在子午岭上。

　　子午岭位于陕北与陇东之间，作南北走向，为泾、洛两河的分水岭。它北起陕西的吴旗和志丹两县，南至铜川、耀县、淳化、旬邑诸县市。东有甘泉、富县、黄陵、宜君诸县的西半部，西有甘肃的华池、庆阳、合水、正宁诸县的大部或小部。子午岭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为黄土梁状丘陵，南段为土石山区。北段多已开垦为农田，南段大部遍布灌木丛林。南北两段之间大致可以甘肃华池县东南的东华池附近作为分界线。在华池县东境的一部分则另叫做老爷岭。南北两段共长三百余里，东西宽处由数里到数十里不等。



　　直道由林光宫开始，就进到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支岭，也就是说，直道离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再循岭北行。在直道修成将近百年的时候，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迁曾从头到尾走过一次，但在《史记》有关的纪传中，也只记载了它的起讫的地点，不够具体。关于子午岭南段直道的具体段落记载，始见于唐代。据那时的记载，直道在襄乐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上。襄乐县就是现在宁县襄乐镇。襄乐镇东边八十里正是艾蒿店和五里墩之间那一段的子午岭，那里直道的遗迹还一直保存到现在。后来到清代，有关的地方志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如正宁县东雕岭关所在的子午岭也有直道遗迹。而富县还有一条叫做圣人条的道路，据康熙《鄜州志》说是从山岭上修成的大道，可并行二、三辆车。至于在哪一条山岭上修的，没有说明白。不过却有一段解释，说这条道路从西塞外来，经庆阳入富县境，至西安嵯峨山下，这显然指的是子午岭上的直道。今富县西的子午岭，只有兴隆关至土桥之间三十里上下的一段，现在还可以在这里寻见直道的遗迹。

　　根据康熙《鄜州志》的记载，这条道路不仅是直道的遗迹，而且当时还通行使用。乾隆《正宁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说是“此路一往康庄，修整之则可通车辙。明时以其直抵银夏，故商贾经行。今则塘讯废弛，通衢化为榛莽”。正宁刘家店子林区工人见告：听前辈老人说过，这条道路直向西北，通到定边，平常驴驮马载，络绎不绝。旬邑石门关的同志见告：据当地人们记忆，距今数十年前，由石门关至马拦河的一段子午岭的主脉风子梁，正是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道路。每当运花季节，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带絮，一路皆白。解放战争前，石门关就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为储粮仓库所在地。风子梁更成为转运粮草的大路。这些事实都说明，直道在秦始皇修筑以后，历代的人们还曾断断续续加以使用，因而使它的遗迹可以保留下来。

　　根据在正宁县刘家店子以北的黑马湾、野狐崾岘、南店梁子和旬邑县雕岭关南北两端以及合水县间水坡岭和黄草崾岘之间等处具体丈量的结果，这几个地方的直道遗迹都是宽四、五米。这和康熙《鄜州志》所说的可并行二、三辆车的话是相符合的。由刘家店子至间水坡岭直线距离将及二百里。在这二百里之间，几段直道遗迹都是四、五米宽，这不能不引人注意。如上所说，直道在秦始皇修筑之后，历代曾断断续续通行使用，但大规模修复的工作，却并未见于记载。二百里之间，不同段落的道路宽度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不是原来兴修时的旧规模，那是讲不通的。

　　这几段道路不仅宽度相同，其它也有相似之处。以路面来说，都是呈现凹形，近两边路旁的土坎处转高，愈至路中心就愈为低下。这是路旁土坎沦土，而路中心原来行走的人较多的缘故。由于久无行人，路面都掩盖着枯草，踏到上面，感到十分松软。有的段落，灌木丛生，须拨开树枝，弯腰侧身，才能向前稍走几步。有的灌木粗到一把上下。

　　现在由林光宫遗址向北循子午岭主脉直到东华池附近，皆仍有路可通。刘家店子以北，林区有简易公路。艾蒿店以南有几段尚未贯通。艾蒿店以北，到东华池西南的黄草崾岘，皆可行车，有的地方还可以通行卡车。可是新修的简易公路一般是和旧路平行，并未占用旧路路基。但也并非绝对如此。有些险峻的地方，旧路、新路实际是合在一起的。譬如林光宫的好花疙瘩和其南的一个高地之间的一段深壕，当地人叫做鬼门口，石门关所在地那个垭口，以及雕岭关那个紧转弯和崾岘，不论旧路、新路、人行道、车行道都非从那里经过不可。因为两旁不是高山，便是深谷，没有选择的余地。

　　为什么现在简易公路没有完全占用原来的直道遗迹？这当然是因为原来直道的弯度不能符合公路的要求；直道路基的低下和遗迹上丛生的灌木，也都使利用旧路改建公路时感到困难。加以山岭上一般比较平整，另修公路是较易为力的。

前面说过，子午岭上这段直道遗迹能够保留到现在，是由于历代断断续续通行使用的结果。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地的灌木丛生，植被茂密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当林光宫始建的时候，山是以甘泉为名，泉甘土湿，自然林木繁盛，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避暑的胜地。西汉末年，杨雄撰《甘泉赋》，于篇末特别称道当地的各种树木，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的淳化县城始建于北宋初年。在建城时，当地还是“山林深僻”。但到后来，林木剪伐殆尽，植被大量破坏，林光宫东西都已成了深沟，附近直道遗迹的冲毁、堙塞也成了必然的结果。不过马拦河以北却不是如此。由于植被到现在还是十分茂密，直道遗迹也就能够保持原样。但间水坡岭和黄草崾岘之间的一段直道遗迹，由于接近一个向上伸延的沟头，因而就被流水冲坏了。


  

四、子午岭北段上的直道及其遗迹

  

　　直道在经过了间水坡梁和黄草崾岘以后，并不是和现在林区简易公路那样下到凤川河畔再东北到东华池，而是由黄草崾岘北随着子午岭主脉转向西北，经过桃花庄，由麻子崾岘和爪子崾岘绕过大凤川河源头。据唐代初年记载，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有秦时的故道。唐华池县就是现在华池县的东华池镇。由东华池往西四十五里，正是麻子崾岘附近。这说明直道在这里并不是像现在的简易公路那样顺着凤川河向东北行的。

　　子午岭主脉绕过大凤川源头后，再绕过城壕川（柔远川的支流，而柔远川又为马莲河的支流）就改称老爷岭。老爷岭一直趋向西北，在吴堡川（洛河的支流）源头，华池县紫坊畔公社西北改称黑老虎岭。黑老虎岭并不很长，再向西北，到定边县张崾岘公社，才又有一段称为钻天岭。除此之外，随处异名，都是以梁相称，不再使用岭的名称。子午岭的名称既不再使用，一般也就不把这一段算在子午岭数里。但主脉依然存在，仍是洛河与泾河的分水岭，直至定边县南境，始到平地。

　　就在这条子午岭北段的主脉之上，现在绝大部分还有道路可通。也有一些段落未见道路。如吴旗县西南，洛河支流三道川源头和华池县北，元城川支流怀安沟源头之间一小段，今图上未标出道路。不过这一小段只有三里，山头岭上不仅平坦，而且还比较广阔，看来原来是有道路的。在华池县老爷岭林场附近的老爷岭上，像子午岭南段那样，也有一段简易公路。而定边县南的张崾岘公社，北至定边县城，则早有公路通行了。

　　这条子午岭北段上的道路应该就是直道的旧路，这样说有下面几条理由：

　　（一）前面提到的唐初记载所说的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的直道就是第一个证据。既然那里有直道的遗迹，就说明了直道依然是循着子午岭的主脉向西北进展的。

　　（二）从子午岭上现存的直道遗迹看来，直道是一直循着子午岭的主脉修筑的，并未有在中间什么地方下岭的任何形迹。从秦始皇修直道以后直到现在，贯穿子午岭东西的道路是不少的。其中在富县、黄陵两县之间，也就是葫芦河支流川子河和沮河之间有一道分水岭，岭的名称叫做蝣蜒岭。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古道岭。岭以古道为名，说明岭上的道路来源很早，这条古道岭向西通到子午岭上的兴隆关。虽然有这样一条古道，可是直道并没有从这里下了子午岭，因为兴隆关以北的子午岭上的直道现在还有遗迹可寻。华池县东华池位于葫芦河畔，上面提到的凤川河就在这里流入葫芦河。葫芦河有两个源头，一是二将川，另一是荔原堡川。由二将川再经过白豹川，可到吴旗县南的金汤镇，由荔原堡川再经过樊川可到金汤南面的旦八赛。这里就是宋代和西夏的战地，当然也是通往洛河流域的大路。是不是直道也可以由这几条河谷北行？不是的。因为唐代记载东华池西那段子午岭上直道的遗迹，就可完全否定这样的推测。为什么直道不由这些地方下山？因为直道的修筑正是要避免洛河河谷曲折和横越陕北的横山山脉。因此，华池县的紫坊畔和定边县的铁角城等地附近，后来，虽都有由子午岭下到洛河河谷的道路，可是直道仍然不会中途下山的。不仅直道在中途不会下子午岭，而且就在子午岭上也是循着主脉辗转前进，而不随着附近川道采取捷路。在东华池附近的现在公路，是由黄草崾岘下到凤川河，经过东华池，再溯二将川达到老爷岭林场。但直道却不是这样，它是循着子午岭主脉绕过凤川河和二将川。路虽然远些，却没有上山下川那样一番麻烦。既是这样，就可以附带说明一个问题：二将川的山庄公社附近有一条大路岭，向北直到紫坊畔公社，是不是这条大路岭就是直道的遗迹？不是的。因为这条大路岭长不过二十里，如果是直道，就要由子午岭主脉下到二将川，然后再上到子午岭主脉，那就更加困难。这条大路岭上的大路可能是北宋和西夏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与直道无关。

　　（三）既然直道是循着子午岭主脉北上的，为什么现在子午岭北段的直道遗迹却是那样的稀少？这是另有一番道理的。前面已经说过，子午岭北段与南段不同。南段是土石山区，而北段却是黄土梁状丘陵。面段迄今还是灌木丛生，植被茂密；而北段却已大量开垦，成为农田，而且愈到山顶岭头，开垦就愈为普遍（这是因为山顶岭头有不少地方较为平坦的缘故）。登上二将川西那段子午岭制高点远望，南北的不同情景立即映入眼帘。南段岭上居民点相当稀少，北段村落较为稠密，也显示出林区和农区的不同。岭上土地成片开垦成农田，势必使直道遗迹受到摧毁。林木既被剪伐，水土流失也随着日趋严重，原有路基即使不被开垦，也难免为流水冲塌。

　　这里应该涉及战国时期秦国的长城越过子午岭的地方以及它和直道交叉处的所在，来说明子午岭北段上的直道路程。战国时期，秦国所修的长城是由陇西经北地到上郡。用现在的地理来说，是由甘肃的洮河中游，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再经陇东庆阳地区而至陕西北部黄河岸上。这样就一定要经过子午岭。在什么地方经过子午岭？这要看看接近子午岭东西两侧的长城所在地。根据唐代记载，秦长城在马领县西北一百二十六里。唐马领县今为庆阳县西北马领镇。所说的秦长城实际在今环县北三里。今环县城东北三十里有长城原，当是秦长城经过的地方。子午岭东秦长城经过的地方，在北宋时称为长城岭，乃是北宋长期防御西夏进攻的要地。长城岭横峙在延安、志丹诸县之北。吴旗县南五里洛河东有一道城墙岭。城墙岭当是长城岭的异名。明代防边，除筑边墙外，并在险要地方设有许多墩堡。在走马城附近就有一个万里长城墩。墩叫做万里长城，说明是在万里长城之上。明代的长城叫做边墙，不叫长城。这万里长城墩所在地的长城，自是秦时的故城。走马城在吴旗县西南三十里。走马城距环县长城原直线距离七十里，则越过子午岭上的秦长城当在这七十里之内。现在这里的子午岭主脉上确有一段残存的长城，西起环县的营盘山，东止吴旗县的城墙村。营盘山距长城原仅二十里，城墙村在走马城东南三十里。营盘山西北四里就是铁角城，明代于铁角城和走马城设防，但未闻在这里修筑边墙。这段长城应该是秦长城的残迹。或者有人要说，秦长城的残迹怎么能保存到现在？这不奇怪。在甘肃临洮县境的秦长城有些段落依然屹立，志丹县北的秦长城故垒东西相望。这里能有秦长城遗址也不是例外的事情。

　　这段残存的秦长城共长六十里。在子午岭主脉上的有四十里。因为西端自白涧西南就趋向营盘山，东端由梨树掌转趋城墙村，而营盘山和城墙村都已离开了子午岭的主脉。既然子午岭主脉之上有长城，而长城之下是应该有道路的。这样的道路也就是后来的直道。虽然现在这里的道路已经稍稍离开山头岭上，却不能由现在经过变迁的情况，而说这里的子午岭主脉原来就没有道路。

　　总起来说，直道就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循着子午岭的主脉，由淳化县北一直达到定边县南。可是这样就引起一个问题：既然直道是由云阳通到九原，则循着子午岭主脉经过定边县南，岂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这怎能够说是直道？其实直道虽有“直通之”的意思，但在这一千八百里的长途中，一定要像古代诗人所说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规模，那是不会有的。

秦始皇之所以选择这样绕个圈子的山路，是有他的道理的。古代人们经过较长时期的体验，选择山路不免有些跋涉，可是到了山顶之后，循着主脉，却是一条坦途。较之山下穿行河谷要方便些。秦始皇正是接受了以前和当时人们的经验，才选择这条道路的。何况子午岭的南北两端都已接近平地，还不至于上山下山的跋涉。到了子午岭上，虽然群峰起伏，主脉却并没有忽高忽低的现象，其实这样行山路的道理现在也还是得到运用的。就以子午岭周围的地区来说，现在公路固多行于河谷之中，但离开何谷，行于原上也还不少。在现在看来，由关中到包头经过陕北还是比较捷近些。但这样却不免要经过一些河谷。在以前，不要说更远的秦王朝，就是和西夏相持的北宋，也认为这样的河谷是畏途。再说，秦始皇修筑直道，是出于军事目的，若行军于河谷之中，迂回曲折，难免贻误军机。山路虽远，却较平夷，易趋于事功。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进攻，却多喜由川道。如果守军由山上趋下，选择有利地形，阻拦截击，是易于取胜的。这正是秦始皇采用积极防御战略的表现。由这几点说来，直道循着子午岭北段向西北行去，到了尽头，再趋向北边的九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不是在那里迂回曲折多绕路途。

  

五、鄂尔多斯草原的直道及其遗迹

  

　　直道在定边县南离开子午岭地区，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再往北去，就到了鄂尔多斯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位于阴山山脉下黄河之南，在秦王朝时期叫做河南地。当时的九原郡的治所虽在黄河北岸，它的辖区实际包括鄂尔多斯草原。现在鄂尔多斯草原有相当多的地方都已变成沙漠。可是远在秦王朝时期，却不是如此。当时新设的三十四个县（或四十四个县），有的就设在这里的草原上。


鄂尔多斯草原和子午岭上不同。这里没有高山，却散布着丘陵台地。直道经过这里，还是要有一番“堑山堙谷”的工程。子午岭上的直道遗迹断断续续湮没不少，由于子午岭主脉并未有所改易，直道路线还可借以探索。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丘陵台地到处散布，又杂以大小不等的淖尔沼泽，欲在其间探寻直道的路线及遗迹，实非易事。

　　虽然如此，却也并非了无踪迹。近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就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绩，发现了一段遗迹。遗迹位于东胜城西南九十里的地方，在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以东的二顷半生产队南约二百米的地方。遗迹的两端早已断切下陷，残留可见的长度仅有百米左右，路面残宽二十二米左右。路基断面暴露极为明显，现高1米至1.5米左右，为当地红沙岩土填筑。遗迹北部的山岗豁口是人工开凿的。自这个豁口临高北望，可接连望见三个山岗豁口。在遗迹残段南望，也可见到一个山岗豁口，四个豁口遥遥相对，连成一线，在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上，确实感到遇山凿山，遇沟填沟的“堑山堙谷，直通之”的状况。

　　这虽然是一个孤立的遗迹，但从下面几个理由来观察，可以认为是直道的一段。

　　根据前面的论述，直道在定边县南下了子午岭主脉，而九原郡的治所则在包头市的西南。由定边县南到包头市西南引一条直线，以之为依据，来探寻直道的遗迹，相差当不甚多。当然在相当长的距离中，道路不会象直线那样笔直前进。但行人走路，总是会想方设法，寻求两地之间的最近距离，也就是说期望能够接近象直线所标示的那条路线，愈接近，自然愈便捷。而海子湾发现遗迹的地方就在这样一条直线的东面，粗略估计，偏东只不过数十里。

　　在这条直道的两旁，虽无险峻的高山，却散布着许多淖尔沼泽，秦王朝时是否就是这样，不可具知。汉代记载，在这河南地区域里，有金连盐泽和青盐泽。青盐泽可能就是现在杭锦旗北部的盐海子，蒙名胡落莽淖，迄今仍产青盐，结晶颗粒较大，为伊盟的主要产盐地。这个盐海子实际很大，由于大部乾涸，现在看来很小。现在鄂尔多斯草原的湖泊以东胜县西南的巴汗淖和合同察汗淖为最大，盐海子还要差一点。其形成时期似不能晚于盐海子。这两个湖泊虽大，湖水却是带苦味的。当时没有见于记载，可能是这个缘故。如果这样的推测不错，则东胜县西南在秦王朝时就是有湖泊分布的。直道在这里经过，是会绕道而行的。这就使海子湾的古路作为直道遗迹更有可能。

　　一般道路的修筑是和附近的城池有联系的。新筑的道路往往迁就旧有的城池，而新建的城池也往往迁就于已有的道路。秦始皇取得河南地后，设了几十个县城，不能说直道和这些县城都没有一点关系。可惜这些县城的具体数目尚难肯定，具体所在地也不易逐一查清。但是在海子湾遗迹的附近还是有古城发现的。由遗迹北行八里处，在山岗豁口旁，有一古城遗址，出土大量陶片箭头，其附近还曾发现汉墓。推断这是汉代城塞遗址。再北约二十里处，就是城梁村。此地在东胜县西北七十里，在村南高地上也有一古城遗址。城为方形，东西长约四百八十米。城内多粗细纹陶片，瓦很大，瓦当有些为半圆形，有回纹花纹。在城北土坡下，以前曾发现过铜镞和陶管，可能也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由此再往北去，就可直达黄河南岸昭君坟附近。那里在包头市西南，渡过黄河后，就是九原郡治所在地。在昭君坟附近又有一汉城遗址。由海子湾向南，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附近还有一汉代遗址。由昭君坟至红庆河，南北长约二百里左右的道路旁，竟有四座古城遗址，又都在上面所说的由定边至包头市那条直线的旁边，而这段道路又有二十二米左右的宽度，也非一般的道路所可及，说它是直道的遗迹，谅不为过。这二十二米左右的宽度，远远超过了子午岭主脉上那段路基，可能是因为已在草原之上，不受山岭限制的缘故。

　　东胜县和城梁村附近的地形也可以作为说明的佐证。城梁村是东胜县最高的地方，由城梁村向南向北也都是很高的，南北连结成了一条梁的形状。这段古路就在这一带的梁上。在高陡的梁上修路，取其较为平坦易行，这和子午岭主脉上那段直道的修筑道理相同。就在今日，鄂尔多斯草原的公路也多半是在梁上通过。如东胜至鄂托克旗和东胜至准格尔旗的公路，就都是通过由东向西的黄土梁上。如果路在梁下，那是会到处遇到无法通过的深沟的。

由红庆河往西南到定边县南，可能是要经过乌审旗之北的。这一段沙碛边绵，小道综错，欲求得遗迹确实所在，还得继续从事考古工作。

  

六、直道的修成及其所起的作用

  

　　从上文论述中，大致可以勾画出直道全线的路线：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它的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达到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一半路程修筑在山头岭上，一半路程修筑在平原草地。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两千多年前就能创修这样巨大的工程，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直道的修筑始于秦始皇的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九月以前，秦始皇死后的韫凉车就由直道回到咸阳。仅仅在这两年半中，包括选线、施工等项工程在内，就全程通车。这固然是秦始皇毅力的表现，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就在现在，登上子午岭主脉路旁的制高点，极目远望，但见群峰起伏，如条条游龙，分趋各方，苍翠松柏与云霞相映；主峰曲折，走向何处，往往不易辨别。两千年前，由甘泉山下，直到子午岭巅，一片森林，郁郁苍苍，较今更为繁盛茂密。是怎样通过这样几百里长的山岭找出一条达到千里以外的阴山山脉之下的近路，实属不可思议的事情。若非劳动人民辗转出入其间，恐虽有秦始皇的毅力也难克奏肤功！子午岭头的问题固然是如此复杂，鄂尔多斯草原也并非就是单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不只是南北朝时诗人斛律金个人的感觉，到现在还是这样。在秦始皇时也更应该如此。当匈奴人长期盘踞之后，秦王朝的劳动人民初至新地，一年内外的光景，就要辨明山川曲折、地形高下，也不是易于致力的事情。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施工，而且得到成功，这正是劳动人民智慧的表现。选线如此，施工更难。不要说别的工程，就是以当时的施工技术，在遍地森林的子午岭端，剪除丛生在路基上的树木，也非易事！“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就是一个具体的证明。西汉中叶，司马迁从头到尾走过这条直道，但他却指责秦始皇说，“堑山堙谷”、“固轻百姓力矣”！显然司马迁并没有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条真理的伟大意义。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法家的一位杰出代表。法家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他和卖国主义的儒家根本不同。他不能坐视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再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他也不能坐视北边广大人民继续遭到匈奴奴隶主贵族掠夺杀害。他不仅阻遏住匈奴骑兵的南下，而且进行了反击，把匈奴奴隶主贵族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为了继续对匈奴奴隶主进行打击，直道的修筑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及时的。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修筑这么一条巨大工程的道路，“堑山堙谷”是免不了的，但不能因此而轻易指责秦始皇是轻百姓力的。

　　直道的修筑固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然以不足三年的时间得以告厥成功，也说明了秦始皇所领导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具有巨大的力量，所以才能组织这样多的人力和筹集相应的物力投入施工，使这样巨大的工程能够早日完工。

　　直道修成后，秦始皇已经身死。又过了三年，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远在北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又逐渐向南侵徙，到了朝那、肤施一线的旧疆界。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易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由西汉初年事态的发展看来，它并不是没有作用的。经过几年楚汉战争后建立的汉王朝，人力物力都远不能和秦始皇时相比拟。而残破的关中，人口更显得稀少，因此新建立的汉王朝对于匈奴不是没有顾虑的。说也奇怪，当时匈奴奴隶主贵族向南侵扰的重心，并不是在关中以北，而是在勾注山和常山以北各处。常山就是恒山，它和勾注山东西相连，横峙在今山西北部。就是当时西汉和匈奴间最大战役也发生在平城，而平城则在今大同市附近，也属于恒山以北的地区，距关中更远。不过，这是由于驻守在太行山东西的韩王信、陈豨、卢绾的先后叛汉，和匈奴奴隶主贵族遥相勾结的缘故，并非匈奴奴隶主贵族无意侵扰关中。

　　匈奴奴隶主贵族试探向关中侵扰，是在文帝的时候。前后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上郡，一次大入萧关，经过彭阳，候骑到了雍县和甘泉。上郡治所就在肤施。萧关在朝那之西，也就是在今宁夏固原县南。彭阳县在今甘肃西峰镇西南。雍县为今陕西凤翔，而甘泉就是直道南端的起点。这两次侵略中，进入上郡的一次，只是缘边骚扰的性质，还不算十分严重。至于大入萧关，直抵甘泉山下，那就不同了。既然匈奴奴隶主有意窥伺甘泉，为什么不从直道南下，而却远远绕到六盘山下？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再说在子午岭一段直路的东西，是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游牧民族向南进攻，一般都是喜欢取路于河谷的。就在西汉初年，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这又是什么缘故？推究实际，正是子午岭上添了一条直道的影响，使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敢轻易在这些地方试探。他们也知道如果冒昧由这些地方入侵，则由子午岭上下来的守军，一定会使他到受到拦腰截击，片甲不归。不仅他们不敢在这里试探，他们虽暂时控制了河南地，也不敢把它当作巢穴。那时候，匈奴奴隶主贵族之一右贤王曾一度入居河南地，不久又复撤走，也是这样的缘故。如果在那里长期盘踞，汉兵由直道出击，就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可以说，西汉初期，在和匈奴继续对峙的形势中，关中地区所受的侵拢不如北边其他地区严重，正是由于直道起了一定作用。

　　西汉初期，贾谊写了一篇《过秦论》，对秦始皇作了错误的批判。但说到秦始皇北逐匈奴，也不能不说：由于秦始皇这一功绩，“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辉煌的功绩，是淹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