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为何成为绝学?

花雨

佚名


    初读《墨子·公输》，凭感性认识，我觉得墨子的确是一个高尚、伟大之人。墨子为了宋国不受欺凌，自己带着干粮，披着蓑衣，步行十日十夜，脚上起了血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楚国国都郢，阻止楚国攻宋，而墨子本人并无丝毫图谋。墨子的“利他”精神委实让人感动，鲁迅先生在《非攻》一文中也颇赞扬他的精神。然而，当初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的墨家为何在秦汉以后成了绝学了呢？这一疑问在我思维的土壤里一直深深地埋藏着。

    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墨子》一书，渐渐窥测到了墨学成为绝学的端倪。

    外因

    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是宋国人）。墨子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些是墨家的基本主张，而“兼爱”则是其思想核心。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曾出现分庭抗礼的局面。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吕氏春秋·当染》篇则言：“（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可见墨家思想成为“绝学”，其外在原因主要是：统治者的反对，儒家的攻击；太过于节俭，常人难以忍受其约束，等等。

    墨家“兼爱”思想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爱无差等”，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这实际上具有打破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观念的作用。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讲究“爱无等差”，必然会招致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反对。

    墨家反对战争，主张“非攻”，然而在当时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哪个国王会赞同这个主张？所以，统治者是不可能执行“非攻”主张的。墨家反对那些攻伐兼并的战争，指责“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为了一己之私利，攻伐无罪之国，侵入别人国境，割掉其庄稼，毁坏其城池，杀其牲口，焚毁其宗庙，屠杀其人民，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坚决反对这样的战争，主张使“饥者得其食，寒者得其衣，劳者得息”。在当时的社会里，这种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思想主张自然没有一个统治者理睬。

    墨家反对骄奢，认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倡导统治者“节用”、“非乐”，揭露统治者搜刮无度的现象。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有财者勉以分人”，不多占取，要求人人都以满足生活之需为目标，要求人人有足够的给养。这种“绝对平等”的思想主张，如同套在统治者脖子上的一道枷锁，哪个皇帝老子愿意接受？

    墨家门徒生活十分清苦，并且不能有怨言，他们“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其门徒都“以裘褐为衣，以跂（“足”旁加个“乔”字，读“撅”，意为“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们穿粗布衣，着草鞋，奔走呼号，扶弱抗强，这种精神在当时的社会里即使一时能做到，但能长久坚持下来吗？所以，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此举是“俭而难遵”。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学派之间互相攻伐，并峙的儒墨两家各不相让，虽然在先秦时期未分出伯仲，但到汉武帝时期，“罢绌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墨学可说是致命一击。

    墨子主张“尚贤”，抨击宗法制的世卿世禄制度，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臣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墨子·尚贤下》）。他主张举贤不分门第，“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他还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这种不分亲疏贵贱、以贤能为用人标准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观点，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主张无异于痴人说梦。

    内因

    细究墨家思想学说，其本身就存在着互相抵触、矛盾之处。

    墨家的“兼爱”学说，本是一种原始的大同平等观念，这种理想很崇高，但单靠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根本不可能实现。墨子心中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照此理推之，众人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一切均服从于天子，哪里还有“兼爱”可言？在当时那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中，天子是根本不可能实行“兼爱”的。墨家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经济根基础极为脆弱的小生产阶级对贫富悬殊、战祸灾乱的本能恐惧，而甘愿将命运交给幻想中的明君圣主。这种以“天下尚同于天子”为归结的思想，便成了对其以平等为特征的“兼爱”思想的内在否定。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再加上后来儒家绝对尊君的集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墨学衰微便成了必然。

    另外，墨家的“尚同”思想有强调“简单”“同一”的色彩，它不以采各家之长以“武装”自己，在理论方面缺乏应有的弹性和宽容。它极力排斥其他学说，也就是说用它的个性排斥其他学派的共性，这就堵塞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限制了自家的视野，缺乏自我调节和因时制宜的权变机能。而儒家则不然，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儒为宗，兼采墨、法、阴阳诸家学说之长，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庸之道”至今尚有人奉行。儒墨两家一长一消，秦汉以后，儒兴墨衰已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