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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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殷墟以前地下文化，据今日所知，有龙山与仰韶两期。此皆同属新石器时代之後期遗物。无铜器之发现，亦无车马饰具之遗存。传世所称夏後之鼎、太之币，以今日古器物学之知识言之，皆属战国时代之物，或更在其後。中国青铜器之肇端，尚不能超越殷墟时代以前。殷墟青铜器之精美，为治古物学者所公认，西周铜器较之且有逊色。如殷墟铜器由中国本土独立发明，其前应有一段极悠长之孕育时期。但此孕育期之遗物，在中国本土已无发现之可能。中国铜器出土见於记载者远在周、汉之世，即自北宋以来其形制铭文之可徵者，已不下五六千器。较以今日殷墟发掘所得之物，或与殷墟遗物年代相当，或更在其後。  

以兵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见1935年出版《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以探求其演进之程序。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胡与援之演进，旨衍殷墟之绪者（即更无较殷墟之戈为早者）。其他四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墟则为较成熟之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程序，而殷墟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墟之矛有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同，乃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又殷墟之空头斤与不对称之刃，亦为欧洲青铜器晚期之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之有青铜器约在西元前三千年以上，远较殷墟时代（西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为早。又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墟相似或相同之型式。惟西伯利亚铜器之年代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铜器关系尚难断定。  

以彝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商陶器初论》（见《殷墟发掘报告》第一期）及《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及铜器之型式，详加比较，知殷墟铜器实仿自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仰韶、龙山之坠绪也。殷墟铜器之型式，不能较殷墟陶器为早，此亦殷墟以前无铜器之明证。  

最近李济之先生在本所讲演会上，谓殷墟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李先生战前主持殷墟发掘及调查河南、山东及安徽寿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下十馀处，几经审慎而後有此结论。  

再以两轮大车言之。当殷周之际，已能徵集民间所有之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之形成，实有赖於此。夫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其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实赖铜为之固结，两轮大车之发生在铜器发生之前容或有之，但其普遍使用必在既有铜器之後矣。  

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西元前三千年之事，其时代较殷墟为早。  

龙山、仰韶遗物中既无铜与车马饰具之发现，由龙山进於殷墟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两土各自独立之发明，在此短短数百年间实无可能。故冶铜与两轮大车之由西方输入，当已无可置疑。  

本文则继此就古文字及边裔史料，以探求其输入之部族，与其所经由之路途。夫中国文字之创造容在既有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後，但其命名之故，在文字构成其形、音、义时，不啻即已为之说明其原起矣。而边裔民族之生活习惯，往往经过数千年之後，仍能保存其原始状态而不变。孔子曰“礼失求之於野”，即此意也。本文所论虽不足遽为定论，但当古代史料与遗物缺乏之今日，舍此则几无所措手。近代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往往利用残缺不全之资料，或由一骨一齿一破片而恢复其全貌者，往往而有。凡兹所论其所得据依者，尚远为过之。而西伯利亚之铜器，至今尚不能断定其年代者，得此或亦不无裨助也。  

至於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实为依归。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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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北狄及其生活习惯  

秦汉以来，中国称四方之外族，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此种整齐划一之名称，最初见於《礼记·王制》及《明堂位》，其後东汉经师所著书如《白虎通德论》、《说文》、郑玄、何休等经注，均沿用不改。在先秦著述中，本无此类严格之分别。如《周礼·职方氏》以西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并称，而不别其属於何方。《诗·大雅·韩奕》称王锡韩侯以北国之追貊，而总之曰“因时（是）百蛮”，《虢季子白盘》记伐严狁之功，而称“用政蛮方”。《梁伯戈》称鬼方曰“鬼方蛮”，是蛮并指北族而言。春秋之山戎、北戎、无终戎乃在齐鲁之北境，《尚书》有徐戎，铜器有南淮夷、南夷。《史记》、《汉书》有《西南夷传》。则先秦之称蛮、夷、戎，实为外族之通称。独狄为专名，从不以称东、西、南三方之外族。铜器《曾伯》“克狄淮夷”，《鲁颂·泮水》“狄彼东南”，则假狄为远，实为由狄引申之意，而非称东南之淮夷为狄。盖狄居中国北方，种繁族钜，自来即不与他族混，故其名独著。  

狄之见於记载始於《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秋伐邢”、闵公二年（公元前660）“狄入卫”。其时适当齐桓霸业初盛之时，故其史迹较为彰著。《左传》闵公元年载其事云：“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请教邢以从简书。”管仲谓戎狄为豺狼，谓诸夏为亲暱；戎狄异类，诸夏同族。异类而谓之豺狼者，北族多自谓其祖为狼。如《北史·高车传》（《魏书·高车传》目注“阙”，今殿本及百纳本乃录自《北史》者）、《唐书·突厥传》及《元秘史》所载皆是。故《说文》狄下云：“狄赤狄也，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狄为犬种，即本其自之词而名之。犬与狼同类，故狼字亦从犬。狄从亦省声者，古狄属支部，亦属鱼部，支鱼远故，段云“非其韵”，但狄、亦并为入声字，同收K音，仅发音吐气不吐气为异。《论语·述而》“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郑注云“《鲁论》读易为亦”，此即鱼支通用之证。  

狄之见於记载虽始於公元前660年顷，但狄之活动於中国北境，实远在此期以前。《周易》卦爻辞及西周以前所流传之故事中，实称此族为易。  

狄与易古同为支部入声开口字，故殷周之世称狄或作易。《史记．殷本纪》称契之母曰简狄，索隐引旧本作易，又作，《汉书·古今人表》作。《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王亥与有易之故事云：“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系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当作上）甲微假师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系臣也。”此《山海经》及《竹书》之有易，在《楚词·天问》中则作有狄：“该（即王亥）秉季德……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此古称狄为易之证，据此《易·旅》“丧牛於易”，《大壮》“  

丧羊於易易”之两易字，亦当指狄言。又燕之易水，齐田单所代之狄，或即狄踪迹所及之地。而齐桓时之易牙，《大戴记·保傅篇》及《论衡·谴告篇》并作狄牙，或即狄族之同化於中国者。  

春秋之世，中国与狄交接频繁，故其族类见於《左传》者亦较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序》云：“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明年并灭甲氏、留吁、铎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广平，铎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槁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鲜虞最强，与晋数斗争，而肥、鼓俱为晋所灭。狄之强莫炽於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其时止称狄，未冠以赤、白之号。其後乃稍稍见於经传。”盖狄之种落不一，亦不相统属，而赤狄尤杂，故《左传》每称之曰群狄，曰众狄。长狄似以长大著称，《谷梁传》文十一年称其兄弟三人佚宕中国，及死，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於轼。（《鲁语》称长狄骨节专车，意谓骨节可专载一车。）左氏亦载其兄弟三人及其祖缘斯而不及其部属，故顾云“无种类”。至狄在赤白之分者，仅唐孔颖达《春秋正义》於宣公十五年下释之云：“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孔氏去古已远，不敢自信，虽谓俗尚赤、白衣，仍著疑辞。考京相《春秋土地名》於赤狄下云“今曰赤涉胡”，於白狄下云“故西河郡有白部胡”。京氏西晋人，於此赤、白二字均不释其义，当是其所见赤涉胡、白部胡，即尚赤、白衣仍与古之赤白狄无异。《三国志·魏志·夫馀传》称夫馀在国衣尚白，晋人称鲜卑为白虏，今朝鲜衣仍尚白。《新唐书》称黠戛斯之君阿热氏建一县，下皆尚赤。而西藏喇嘛今尚以红教著称，此中国边裔部族尚白尚赤沿袭迄今犹未改者。据此知孔氏俗尚赤白衣，实为赤白狄之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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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国语》、《世本》称狄为隗姓。隗金文作，古姓氏字皆从女旁，字以作者为是。古以国为姓，当是鬼方氏之後（鬼方亦称鬼国，古方国并称意同）。《易》称“高宗伐鬼方”及《小孟鼎》所载之鬼方，并即此族。此族在周代屡与中国相为婚姻，《左传》、《国语》载襄王有狄后隗氏，晋文公纳狄女季隗，赵衰母曰叔隗；东西周铜器著录姓之器不下十馀，皆其证。以此例之，《史记·殷本纪》称契母曰简狄，为有氏女，有氏又见於《商颂·长发》及《吕氏春秋·音初篇》。从女与姓氏字偏旁从女同，其本字当即戎。曰戎曰狄，明殷商之母系，实出北狄。是中国与狄相为婚姻，更远在殷商之世矣。  

狄在殷周之世虽屡与中国相为婚姻，但其风俗习尚，在经传中极少记载。即偶有记载，其词又甚简略。必须取後来史家记述边裔之土俗相与对照，庶得窥其全貌。如《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言其穴居。《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和戎之言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此又言其荐居。服虔释荐为草，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此两书所言北狄之俗虽若相反，而实互文见义。盖穴居为冬日之事，而逐水草居徙无常处，则夏日之俗也。《旧唐书·北狄末传》云：“俗……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又《金史·世纪一》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之以土。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汉言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侧矣。”盖此俗当唐、宋之时尚存於黑水（即今黑龙江）之间。其较早之记载，如《後汉书·挹娄传》称其土气极寒，常为穴居。同书《杜笃传》注“同穴挹娄之属也”，挹娄即《魏书》之勿吉，唐书》之黑水，即东胡之女真部族，金之先世也。盖冬日穴居，即适应北土苦寒之气候。此俗与匈奴之毡幕穹庐随畜迁移者，实异其趣。盖穴居掘地架木，其事非旦夕即可完成。《後汉书·挹娄传》称其穴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在古代之简陋生事中，其缔构之艰难，当不在近代建筑之下。其必长养子孙，屡世居之。虽夏逐水草迁移无常，但一至冬日，则仍当入此室处。因此穴居之民，为居地所限，必不能随畜迁移，远至数日之程以外。因而亦不能保有大群牛羊。《魏书》卷一百，有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干、库莫奚、契丹、乌洛侯诸传，如就地理分划言之，如地豆干、库莫奚、契丹皆在大漠之边缘，近於匈奴地带，则皆沾染匈奴之风，而有牛羊群。但其北诸地，如勿吉、失韦、豆莫娄、乌洛侯，则皆冬日穴居，夏逐水草，多畜猪而无羊少马，有粟、麦、、麻等，其生活所资实为—种田畜射猎之混合经济，《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裴注云：“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後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停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於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馀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至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汉魏时代鲜卑原居地在贝加尔湖附近。《魏书·乌洛侯传》云：“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已尼大水，所胃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七十尺，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还。”乌洛侯入贡事又见《魏书·世祖帝纪》。所谓北海之於已尼大水，即贝加尔湖，亦乌侯秦之异译。乌侯喻匣母、於影母，并属喉音。已尼为秦之合音。乌洛侯即当由乌侯秦大水之乌侯得名。此为元魏先代所居，其人即以田畜射猎为生。《魏书》称乌洛侯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乌洛侯有谷麦者，裴注：田猎之田或即指农田而言。或其谷麦即自檀石槐所掳汗人传入。《後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皆有农业。汗人即三韩之人。据此言之，北狄之原始生活，必为穴居而田畜射猎之民族。其初或无农业，故《王制》称共有不粒食者矣。有之云者，谓其中有一部或若干部，非谓所有北狄皆如此也。  

以裴注鲜卑田畜射猎不足给食之事例之，知凡营原始穴居生活者，其生计之艰窘盖可想见。此种部族自不得不以寇抄为生。至其生计较优裕而安定者则又必严为偷盗之禁。如《後汉书·东夷传》所载，夫馀盗一责十二，岁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汉书·地理志》称东夷“无门户之闭”，《魏书·乌洛侯传》称其人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其所以致此者必以禁令过严之故。其为防止邻族之侵盗者，则因穴居不便迁移，又必有城郭垣墉之防，如夫馀以员栅为城，而《左传》载白狄之肥、鼓亦有城。凡此皆北狄之俗所宜有，而不必拘拘於《王制》所言之数事。且此诸俗皆与中国为近，而与匈奴之游牧文化相距较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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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牧民族之兴起及其与北狄之关系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统一六国之後，秦廷因议帝号而称颂始皇功德云：“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并六国，废封建为郡县，树立此後中央集权帝国之鸿规。此秦廷之颂辞，以今日衡之，实不为过。同时而稍後之匈奴冒顿单於统一漠北，亦为东方史上空前之伟业。此两大统一帝国，在东方史上几於同时出现，此其故何在？  

考秦以农战兼并六国，盖中国高度精耕农业，如牛耕、粪田、灌溉等技术，直至战国之初期始普遍利用。因此战国时代之列国，始能利用较少之人力，耕种较多之土地，因而得聚集大量壮丁及屯贮巨额食粮，以从事於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而秦孝公用商鞅开辕田，没收贵族之田宅，奖励三晋之移民，尤能发挥农战之功效。其後韩之水工郑国为秦凿渠，使关中益为富厚。故秦汉之世“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传》语），使秦无此种凭借，则王翦安能趋六十万众，悬军数千里外，以与楚争战於郢都之下？《战国策·赵策》称秦以牛田、水通粮（即後世漕运），为不可敌，《吕氏春秋·贵当篇》云“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真一语破的之言。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者，此实其最简单之说明也。  

至匈奴之统一，则由变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而为单纯之游牧。往时社会学家每以渔猎游牧农耕，为人类社会演进所必由之三阶段。不知农业有精粗不同，低级之粗耕农业，实与采捕畜牧等业并营。观《汉书·匈奴传》、《三国志·乌丸鲜卑传》注及《北史》高丽诸传所收匈奴、乌丸、勿吉等族，於游牧之外，仍有麦之获。如今之青海、西康游牧之外复种青稞，原非单纯之游牧社会。今日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草原一带单纯游牧经济，乃由人类骑上马背以後之特殊环境孕育而成，原非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夫游牧经济以牛、羊、马为主要畜产。中国史籍上记东亚滨海之岛屿，如日本、台湾、海南岛多无牛、羊、马。如《後汉书·东夷传》称倭无牛、马、虎、豹、羊、鹊，《隋书·流求传》称其多猪、鸡，无牛、羊、驴、马，《汉书·地理志》称珠崖、儋耳郡（即今海南岛）无虎与马。夫日本、台湾、海南岛，皆近亚洲大陆之海岛，有史以前实与大陆相连。当其未与大陆断绝以前，大陆之牛、羊、马，如已为家畜则此诸岛上不应皆无。今此诸岛之无牛、羊、马，即为此诸岛离开大陆前，大陆尚未驯畜牛、羊、马之明证。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家之研究，日本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其时已有牛、羊、马，故日本有马化石等，惟与今日之种或稍不同（见德日进Early Man in China p17)。且中国史籍所载不仅中国滨海之大岛无牛、羊、马，即东北海滨黑龙江流域，如《晋书·肃慎传》、《魏书·失韦传》等亦无牛羊，或无羊少马。此即东亚大陆，尤其东部亚洲古代不畜牛、羊、马之证。由此言之，游牧社会原非亚洲东部所有，亦已明矣。至於东亚大陆骑马之历史，据今所知，或即由西元前六、七世纪自黑海滨斯克泰民族输人。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条》下云：“希腊、罗马古史，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尔居之（原注距今二千六百馀年，案即西元前六、七世纪顷），盖东方种类，城郭而兼游牧者。（案城郭游牧实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非单纯游牧，中国史上所称东北部族皆如此。原注‘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尔峡，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殆由於此，中国汉後鲜卑部名，尚系後见。’案西悉毕尔，今译作西伯利亚。）厥後有西米特（案原文作Scychia,或译塞，今或译为斯克泰。）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辛卑尔人四散，大半窜於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众入罗马，为罗马击杀无遗。东汉时有郭特（案原文作Goths,或译作峨特。）族人，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此斯克泰族据黑海之北约自西元前六、七世纪顷至西元一世纪顷。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此族生活习惯栩栩若绘。其所记与中国史中之匈奴、罗马史中之匈人丝毫无殊。十九世纪初俄人复於其地发掘其大酋之冢墓，得玺印、银币及鞍辔饰具等物，其雕镌之饰往往作胡服骑马之状。骑马之记载，西元前十四世纪巴比伦即已有之。西元前六世纪亚述军队中且有骑兵（Lowie Cinltmal Authiupo Liyy p47）。但东方史上记胡服骑射之事，则始於西元前三世纪初，当由巴比伦经黑海滨越阿尔泰山循阴山山脉缓缓输入。其时距冒领单於兴起，不及百年，盖自骑马技术输入东方之後，昔之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者，今则因奔驰较速之故，仅射猎与游牧，已足资给而有馀，遂不屑可为采耕等烦缛之劳作矣。夫游牧民族骑上马背驱牧其牛羊群以从事於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较之高度精耕农业社会，尤富於机动性。故冒顿单於继秦皇之後，不转瞬间遂完成其空前之漠北帝国．其後继匈奴而起之柔然、突厥、蒙古，无不以游牧为其凭借之资。其高车、回纥不能采取完全游牧经济者，即不能完成统一之帝国。据此而论，游牧经济实为构成北方军事帝国之要素也。

2006-10-29 02:2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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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牧社会在中国北境出现之後，即匈奴帝国完成以前，中国北境乃感受绝大威胁。此时燕、赵、秦之北垂，凡与此部族相接触者，皆各筑长城以为守御。《史记·匈奴传》综论此时之形势云：“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中国史上有名之秦长城，即肇端於此。  

自长城兴建之後，中国与北族间，遂有截然之鸿沟。此新来之游牧部族，自中国观之，实为一种极陌生之人物，故司马迁作《史记·匈奴传》乃详载其俗云：“匈奴……居於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先秦典籍所载殊方异俗亦多矣，然不闻有此。此必非前此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所宜有。秦汉之世，中国骤睹此类陌生之殊俗，故史公因得而详记之。  

往日学者每以秦汉时之匈奴，即为出自前此之北狄，如高诱《吕氏春秋·审为篇》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又《晋书·匈奴传》云：“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此仅就其先後所在之地相同而言，实为一种错觉。就匈奴之习俗言，如其谓之为狄，不如称之为羌，尚为有据。《史记·匈奴传》称匈奴为夏後氏之苗裔，夏後实出於羌。如西汉人多谓禹出西羌，此非数言可尽，姑从略。至猃狁之族亦当为羌。《左传》称姜戎氏为允姓之奸，又谓其出於瓜州。姜戎即羌，瓜州即羌之所在。羌为西戎牧羊人(《史记·索隐》引《说文》如此)，而华化之姜姓民族，乃以农业著称，如《世本》称神农为姜姓，周後稷之母为姜。盖此族羌或姜，其初必农牧兼营。其居近西北草原之羌，以善於牧羊之故，则转而营单纯之游牧；其居渭水、汉水流域之姜，则进而为单纯之精耕。同原而异趋并为可能之事。至匈奴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嫂之收继婚，则尤与两汉时西羌之俗同(此俗在隋唐时之口厌哒及今日之西藏，皆兄弟共妻，尚有其近似之婚俗。口厌哒与西藏皆羌之後裔也)。  

游牧部族在中国北境出现以後，中国即称之为胡。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称其服为胡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燕人庐生奏录图书曰：“亡秦必胡也”，於是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而筑长城。《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郑司农言“胡为匈奴”。《史记·匈奴传》屡称匈奴为胡。据此而言，胡实为西元前三世纪时此族之特称，所以别於前此之北狄也。  

胡既为游牧部族之特称，西汉之世又适为此族统一漠北极盛之时，於是胡遂为中国其北境一切之外族之通称。其在东北之乌丸、鲜卑等，则称之曰东胡。其在西域如龟兹、乌孙、康居等，则称之曰西胡。此犹如唐时吐蕃兴盛以後，名一切外族为蕃，今日西洋各国兴盛以後，名一切外族为洋，其例正同。  

匈奴称胡，其意义如何？《说文》：“胡，牛垂也。”《汉书·郊祀志》：“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注云：“胡，颈下垂肉也。”《诗·豳风·狼跋》以胡与尾对言，尾为尻下垂，则胡即颈或下垂也。《考工记》称戈戟有胡，即以戈首援之下垂为胡。意者此族颈或下垂肉，如今蒙古人种，其颔多阔大下垂，倘即其徵欤？至以高鼻深目而多须者为胡，则又突厥兴起以後，以西胡之貌为胡之代表风范也。今俄人称西伯利亚迤东之亚洲民族为通古斯(Tungus或Tunguz)，则实为东胡之音译，盖又出突厥兴起以後对高鼻深目多须者而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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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既由颈或下垂肉得名，则此本应为中国固有之称，而非由音译。盖其初本以称居邻中国北方，而与中国文化风习相异之林胡。及匈奴兴起之後，因其居地同，遂转移以为匈奴之称。  

林胡在春秋时代或作令狐，《左传》秦、晋有令狐之役(见文公七年及八年)，又有令狐之会(见成十四年)。其地在今山西猗氏县，其初当为林胡曾经居处之地，因而即以名其地。令与林同为狄之次一辅音来母之音译。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季武子作林钟之林，在西周铜器中则作库林回或禀，并从回音。林、回古同属侵部来母，故此得并从其音。但此在东周铜器中则作铃钟(见《楚王领钟》)，此为林、令同译狄音之证。又狐与胡古同属鱼部，故得相通。晋文公母大戎子狐姬(见《左传》庄二十八年)《晋语》称“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韦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後，别在犬戎者。”姬姓支属有在白狄者，如鲜虞、如骊戎皆例之。姬臣，《说文》“臣，也，象形”；此臣即颐之本字。《汉书·东方朔传》注“颐，颔下也。”《易·颐》郑注“颐者口车辅之名也”，金文姬之偏旁作 ，如横视之，正象颔下，或口车辅之形。臣象颔下，实与胡为颈或下垂肉之意相应。又案狐之本义，与狄从犬同，本会中国视北族为犬种之意，中国或迳称之为犬戎。韦昭以为狐氏为姬姓别在犬戎者(犬戎亦为中国之称，非译其音)即谓此也。又应劭《风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别种”、“胡者互也，言其被发左衽，言语贽币，事殊互也。”(见《御览》七九九卷引，今本已佚。)此又以胡为山戎者，盖林胡居林中，自必依据山谷也。狐本为北族之称，自《诗》、《易》以狐为狐貍之名，於是西元前三世纪後遂别以胡为北族之称矣。  

(四)狄之分布地域及其命名之本义  

自匈奴帝国崛起以後，前此居其地而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如非同化而服属於匈奴，则必奔迸窜伏於大漠之东北西三方，而效顺称藩。此其事与汉族南下以後，原住江淮迤南及西南之蛮族，如今日之苗、徭、僮、傣、摩些，罗罗之属，或同化或迁徙之景情，正复相似。盖当匈奴鼎盛之时，史称其控弦之士三十万众，此中杂有狄之成分，当为不争之事实。因此辈每经一次战争之後，其败亡者，则妇女夷为妻孥，少壮更为武士，虽仍统以本族，实已臣伏於胜者。如京相所称赤涉胡，即古之赤狄，《晋书·匈奴传》称匈奴居中国者十九种，而赤涉为其一，即其明征也。至秦汉以来窜伏匈奴境外之群狄，其见於记载者，如《三国志·魏志》注所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鲜卑亦东胡之馀也，别保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单於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馀国争衡，未有名通於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案乌丸、鲜卑族类相似，史并称之为东胡，盖即前此之群狄，以别於匈奴，故称东胡。元魏为鲜卑族，《魏书·乌洛侯传》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又其国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今为贝加尔湖，鲜卑原住地，当即在其附近。《汉书·苏武传》云：“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此必匈奴北海无人处与丁令接壤。是鲜卑所居，即汉人所谓丁令也。《史记·匈奴传》云：“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此传下文又称其“後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是匈奴所服之北夷，即为此诸部族。此诸部族惟丁灵一名屡见，丁灵《汉书》或作丁令、丁零，其种落甚繁，无大君长，汉人即总称之曰丁令，隋唐之世又为铁勒、特勒，当匈奴势盛时即服属匈奴，当突厥势盛时，即分属东西突厥。而汉代西域三十余国中，其中行国如康居、乌孙等，皆当为其族类。《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时匈奴衰耗，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又《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馀也，……檀石槐既立，乃为庭於高柳北三百馀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馀里，南北七千馀里，罔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此乌桓、鲜卑、夫馀原皆居匈奴之东。匈奴衰弱之後，鲜卑檀石槐据其地。其西北之丁令、乌孙仍与匈奴时同。此皆古代群狄遗种，自与中国隔绝後，环居匈奴之三方。历汉魏之世四百馀年，犹依然可考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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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之世，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在中国所建之汉、赵诸国，相继灭亡。虽鲜卑、蠕蠕、突厥相继代兴，然其规模已远非匈奴可比。於是往昔居中国北境之群狄遗落，又复蠢然思动。其分布之广，据《隋书·铁勒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洛、职乙至、苏婆那、曷乌、纥胥、也至、於尼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佗，至勒儿、十、达契等，一万馀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曷截 拨、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养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嚥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馀兵。拂林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温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传所载铁勒种落甚悉，今不暇为之详说。其居地之可考见者：独洛河可以此定今外蒙古库伦之士拉河，伊吾为今新疆哈密，焉耆为喀喇沙尔，白山即天山，金山即阿尔泰山，康国在今俄境锡尔河北，阿得水依白鸟库吉说为今俄境伏尔伽河(见王克鲁译《塞外史地论丛》315页)。得嶷海洪钧以为即今里海(见《元史译文证补》二十七下“咸海、里海、黑海”条)，拂林则为东罗马帝国。凡此诸地，其位置在今地图上，适当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等大草原迤北之山岳森林地带。此传所谓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者，则非草原可知矣。此诸族自西徂东，帛系延至於万里以上而总名为铁勒，非必其种类齐同，盖同居森林之中，生活同，风俗习惯亦大致无殊也。  

狄之本义应为林木。丁令、铁勒皆狄之异译。《北史·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令。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案元魏一代，自太祖拓跋迄东魏高欢之时(自公元386—547)，一百六十馀年间，征伐高车之事，不绝於书。其种落之被掳及归降者，皆徙置漠南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盖此族频与元魏接触，而又能别为部落。故此传所载名号风习，亦远较他书为详。此族以乘高轮车得名。高车为诸夏所命，而狄、狄历、敕勒、丁令则为其本名。其译述不同者，乃古今方俗之殊。此传谓诸夏以为丁令者，乃指当时南朝及中原相传之旧说。此传谓北方以为敕勒者，乃元魏治下北朝之方音。  

狄在彼土本具d(或t)与r(或l)两音，故此以狄历译之。其首一音本读d，为浊音，故狄所从“亦省声”之亦，及与狄通用之易，并为浊音。北土读敕勒又为铁勒、特勒，《新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又《旧唐书·回纥传》云：“在後魏时号铁勒部落，……近谓之特勒。”铁勒仍为浊音字。此皆狄原读浊音之证。《新唐书》乃谓讹为铁勒者，则当隋唐之世，於此音之清浊，已不能为之辨析矣。近西方学者定铁勒之原音为Tolos，恐亦未确。  

丁令、敕勒之丁与敕，并为清音。《广韵》敕、耻力切，耻彻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谓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则元魏时北土仍读敕为透母之清音。至读狄为清音之丁，当远在先秦之世，故《山海经》、《史记》、《汉书》有丁灵、丁令、丁零之称。又《通鉴》卷九十四《晋纪》成宗上之下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国，至是入朝於赵，赵以斌为句町王。”此为东晋时事。其时徙居中国之丁零，即以翟为姓。其後有翟真、翟成、翟鼠、翟猛雀、翟辽、翟遥等，并见《通鉴》。翟即狄也，古字通用。是丁令为狄，必为汉、晋以来相沿之旧称。句町王之町仍译丁零之音。  

谓狄之本义为林木者，《魏书·东夷传》於奚与契丹下并云，为慕容晃所破，俱窜於松、漠之间，《辽史·国语解》云“带林即松林故地”，盖大漠以北，原多松林，故即其所居而名之。《史记·匈奴传》言“晋北有林胡，《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是林胡之林，本应读为儋林二音。仍为狄历、丁令之异译。省称曰林胡者，既译其音，兼明其义也。《史记·匈奴传》称匈奴“每岁秋，马肥，大会带林”，《正义》引颜师古云：“带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师古所说，当为鲜卑南徙草原之後，其居已无林木，则树柳枝代之。传世汉砖有树下两马左右相对立者，似即绘此大会带林盛事。《北史·高车传》称其居地不洁，多致雷震，雷震之後女巫祓除，亦“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人持一束柳夷回竖之”，此皆其旧俗之可徵者。带林为松林故地，为绕林而祭。《集解》云：“带音带”，带有环绕之意，是此二字亦音义兼译也。至《史记·李牧传》称牧大破匈奴万骑，灭詹褴、破东胡、降林胡，此詹褴明为儋林之异译，以詹褴、林胡并称，实误。  

《史记·匈奴传》称“其送死，有棺郭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集解》引张华《博物志》曰：“匈奴名冢曰逗落(dörok)。”《通典》冢作种，冢或种之误。即匈奴族中包有北狄种，故称种为逗落。又案，《後汉书·夫馀传》称其先为北夷索离国，注云，索或作橐，音度洛反，索当为橐之误。《魏书》称鲜卑檀石鬼之父投鹿侯从匈奴军。《北史》豆莫娄国为旧北扶馀。此橐离、投鹿、豆莫娄，并即狄历、丁令之异译。明人称居森林之女真为兀狄哈，蒙古称林中人为兀良哈，兀为北族之发音，哈之义为人，是狄与良俱为狄历之二音，当是北族语之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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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轮大车与北狄—附论独轮车之原产地  

北狄以乘高轮车著名，所谓高轮车，《北史》言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此必为牛马曳引之两轮大车。此族之乘两轮大车，据今日所知，当中国西周之世，即已有之。铜器《小盂鼎》记周康王伐鬼方而有俘车两之事，车称两，自是两轮大车。此为狄在周初曾有两轮大车之证。至殷商先世相土、王亥以服牛乘马著称，古代仅以牛马曳引大车，不以耕田。故《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诗·大车》云“目完彼牵车，不以服箱(箱指车厢)”，皆谓以牛曳引大车。是服牛即为牛服车役。《山海经·大荒东经》记王亥与有易之故事，称“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高丽《好大王碑》，称其先出自北夫馀，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则北族亦有河伯传说。河伯仆牛即河伯所乘之车，王亥以河伯乘车托於有易，或於此学驾御之法，颇与申公巫臣教吴乘车之事相类。《论语》称“乘殷之辂”，殷商乘两轮大车，见於甲骨文中车字之象形文，而殷墟发掘中又得有车马饰具及车轮遗迹甚多。殷人之有两轮大车或即自北狄输入。《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随即说之云：“胡之无弓车也，非无车也，夫人而能为车也。”郑司农注“胡今匈奴”，匈奴之车，据《盐铁论·论功篇》云：“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此条承劳榦先生见示。)匈奴之善制车器，必受其前此先住民族北狄之影响。《考工记》之作当成於西汉以前战国之世。其所谓胡，当泛指中国北境之外族，必兼古之群狄在内。此族在先秦即以善制弓与大车著称，故元魏之世，在一次作战中即俘获其高车二十馀万乘。及後唐宋之世其遗族居契丹之北者，尚以黑车子著称，而契丹亦自此族处学作车帐。胡峤《陷虏记》云：“(契丹)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後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引)据此而言，北狄乘高轮车，实具有极悠远之历史。  

至我国旧有之车不外两式，一为独轮车，一为两轮车。独轮车汉人谓之鹿车，梁鸿、孟光挽鹿车是也。鹿乃辂之转音，鹿、辂同为来母字。古音鹿属侯部，辂属鱼部，侯鱼古多通用，故汉人谓辂车为鹿车。今或谓之手车，言以手推也。或谓之土车，则以别於两轮大车而言。今蜀人谓之鸡公车，似谓其轮毂辗地有似公鸡啼声也。两轮大车驾马或牛，曳之而行，古代用之战阵，用之田猎，用之驰逐，用之载重，而士大夫阶级不可徒行，出必乘此以代步，凡经典所称车，类皆指此而言。  

独轮车谓之辂者，辂古亦通作路。金文路之偏旁各作，从象倒止之形，甲骨、金文止皆象足形，从象无辐之椎轮，今蜀中之鸡公车皆椎轮无辐。足在轮上，正会乘车之意。各当为独轮车之专名，辂、路皆为後起之形声字。因其为独轮故，各有各别、各自之意。  

车《说文》籀文作，即甲骨、金文之讹，象两轮两毂及辕轭之形。甲骨、金文复有於两轮外兼绘车箱形者：  


此诸字两轮之中为车箱形，其第四字於车箱上便绘有 形者，即兵车所立之旌麾也。小篆及今隶之车形，乃省其两轮而独存车箱之形，观上列第五字可证。《说文》谓车字为象形，段注谓象两轮一轴一舆之形，段所谓舆即此所谓车箱，段所谓两轮则以车箱上下各一横画当之，盖两轮大车中最重要者为车箱，即人所乘载之处，《诗·大车》即以箱为车之称，故制字於车箱所绘特巨。据此则车即当为两轮大车之专称。  

古兵车皆立乘，故金文乘作：  

从从木，象人两足立於木上之形。此乃因两轮大车而制之字，与各之取象於足在轮上者全同，但立乘则知所乘为两轮大车矣。  

两轮大车又谓之两，故《诗》有百两之称，《小盂鼎》有俘车两之文，後世因制字为辆。两与各适为相对称之名。  

据此而言，此两种车制在中国文字中皆各有其专字，而不相袭。且其动作一推一曳，形式异。由手推之独轮车，其不能演进为牛马曳引之大车，则可以断言无疑也。故此两种车制，必为各自独立发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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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两轮大车曳之以四马，其车箱、车轮与马之辔衔，在在需铜为之连缀、为之密接，必使之坚实牢固而後可以致千里之远。谓中国自仰韶或龙山之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进於小屯之铜器时期，短短数百年中，即能於独轮车之外，复能创制两轮大车，其可能性实属不多。  

殷商时代之两轮大车，就文字及遗物言，其形制与巴比伦遗物图绘四马或二马之车，无不相同。而巴比伦之时代，则远较殷商为早。且服牛乘马并非简易之事，即谓东西两土皆可独立发明，但亦不能相似如此。故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必为自西土输入之物。其为之传播者，则为居中国极北之森林地带，东自黑龙江土拉河以北，西迄黑海之滨之北狄也。  

独轮车为中国本土所固有。《隋书·勿吉传》称其“车则步推，佃则耦耕”，《後汉书·东夷传》称马韩不知骑乘牛马，此即东土原有独轮车，而无两轮大车之证。古代耦耕一推一发，谓之一，其动作如今人之用锹锸，习之既久，则手推之车，不期然亦作此式。牛耕以牛曳犁，其动作与服牛乘马同，在中国最早不过春秋、战国之世。《晋语》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於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此实为记牛耕最早之文献。牛耕盖远在两轮大车盛行之後，且牛马原非东土所训畜，则两轮大车不能在东土独立发明，亦无怪其然也。  

《左传》定元年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薛为今之下邳，其地实在东土邻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区。盖河流沮洳之地，或高山峻岭之区，皆不需此。史称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木牛流马即本独轮车而制之运输工具，蜀本无此，诸葛盖自中原输入其制。夏如有车，即当为此独轮车。又辂之所行为路，所至为格，入室为客，皆由辂引申之义，其名必起於大车输入以前，夏之有辂，或属可能。  

(七)北狄与中国在文化上之关连  

高车之俗有与匈奴绝异者，《北史》称高车“讳取寡妇而优怜之”，讳取寡妇则与匈奴、突厥、蒙古及西羌诸族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嫂之风绝不相同矣。优怜之究作何解，史无明文。《北史》又载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馀妻，则已渐染匈奴妻後母之俗。夫游牧民族妻後母妻嫂之俗，固为承袭父兄遗产之权利，而实亦为其义务。盖游牧民族固以战伐寇抄为业，又随畜迁徙，无藩篱城郭之固，父兄即没，後母与嫂之生存，即赖其维护也。优怜之者，或即讳取寡妇至妻後母嫂之中间阶段。胡峤称黑车子知孝义，中国人许其知孝义，则其俗必无妻後母妻嫂之事。《後汉书·东夷传》称其“妇人贞信”，《隋书·室韦传》称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凡此可见北狄与东夷之俗，其初皆当与汉族为近，其改从游牧经济者，如乌丸、鲜卑，则鲜有不与匈奴同化矣。  

《北史》又言高车部帅倍侯利“普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此法适与《周易》同。《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相传易即以五十蓍筮吉凶。《北史》称高车“族类粗犷不任役使，别为部落”，则是此族在元魏时犹未渐染华风，此种筮法，必为其部落所固有，而不必效法於华人。考殷商卜法，龟甲与牛骨并用，而骨卜在龙山黑陶遗物中已有之，实较龟卜为早。以牛羊骨卜，必为驯畜牛羊民族所创始，宜非东部大陆所先有。史称北狄以狩猎掠夺为其天性，狩猎掠夺之需要前知，必较耕渔民族为亟。殷商之卜法，或即由此族输入。至筮则为由卜法演进之简易占问术，卜必有专人司其事，吉凶须视其经验决定，筮则其辞先已编撰成书，如《周易》之上下经，及後来金钱卦、牙牌数与祠庙中之神笺，视其所占，即可检得其词，非专门学习之人，皆能为之。《洪范》称“筮短龟长”，即以此故。夫骨卜即为北族所先有，而筮法之书又称易，则所谓《周易》者，其法或即自北狄输入，亦未可知也。此外《高车传》所载尚有两事可以与殷商故事相比拟：一为其开祖传说，一为射天之俗。传说或云高车之先为匈奴之甥，即其母系出自匈奴。其传说如下：“匈奴单於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於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於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於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於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而产子，後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此高车族开祖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者颇相似：“有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 ，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及。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此所载简狄之故事仅及其半，必与《商颂》、《玄鸟》、《长发》合观之，其事始完。《商颂》为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玄鸟》之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之诗云：“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综而述之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为殷商之开祖传说，与高车传说极相似，仅玄鸟与狼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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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殷商父系出自东土，东土盖以鸟类为祖，高车父系出自北族，则以狼为祖也。又《高车传》称其射天之俗云：“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於震所，埋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木夷回竖之，以乳酪灌马。”射天之俗，亦殷商所有。《史记·殷本纪》载武乙射天，其後出猎为暴雷震死，《宋世家》及《吕氏春秋·过理篇》又载宋王偃射天，宋为商後，其俗尚存於战国之世。  

中国自周以来敬天法祖，其环中国而居之民族，如匈奴及东夷夫馀、高丽，史称其皆有祭天之俗。盖农业民族以其艺植有赖於天时，故无不敬天。游牧民族先亦有粗耕，故亦祭天。射天之俗，必出於射猎畜牧全无艺植之民族。此亦殷商与北狄接近之证。至高车“女巫祝说似中国祓除”，当即今日东北与蒙古通行之萨满教也。  

《高车传》之外其俗之见於《隋书·铁勒传》者：“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後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此婚嫁埋殡之俗，亦存於古代东夷中。《後汉书·东夷高句丽传》云：“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後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於厚葬，积石为封。”据此知元魏时铁勒之俗实全与汉时高句丽同。《新唐书》所载室韦之俗仍与此为近。其传云：“婚嫁则男先庸女家，三岁而後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屍其上，丧期三年。”《旧唐书·北狄室韦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力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北狄东胡之婚姻，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後就将还。盖即以己身之劳力，为娶妇之代价。《室韦传》所谓先庸女家者，即说明所以就妇家之故。古代人少，劳力价值高，一妇之值，必积十馀年之庸工，待生子长大後始能自由将还。及隋唐之世，人口增殖，劳力之需要当已渐减，故男子仅须庸工三岁即可将还。又室韦之俗附载於《隋书·契丹传》者：“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土胥辄盗妇将去，然後送牛马为娉，更将归家(案即指女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男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屍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此与《新唐书》所载略异，仍可补其不足。盖庸工之年限以有娠为期，固不必待至三年。以妇女妊娠之後为生育所累，其劳力价值实已减低不少。庸工之年限既已缩短，则於娉礼方面必先有所补偿。凡此婚俗，实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转移。据此言之，高句丽、铁勒之婚嫁当为较原始之方式。其在中国古代，至迟为西周之世，亦当如此。以中国亲属称谓中舅、姑、甥、四名，适可以此婚俗为之解说也。  

舅、姑、甥、四名甲骨文虽未见，但《诗经》、《左传》中已为通称。至迟在西周时当已有之。《释名·释亲属》以久释舅，以故释姑，以生释甥。今即以高句丽、铁勒之婚俗为引申说明之如次。  

舅有久意，当由旧居之义得名。舅旧同从臼声，故声同义近。盖丈夫挈其妻及子女自妻家返至己舍之後，其子女每忆旧居，有母之兄弟在焉，因而母之兄弟遂有舅称。  

姑有故意，姑故同从古声，古者较旧为尤久远，古昔之居，犹今人言老家也。丈夫居其妻家，产乳子女之後，每谓其子女，其老家有己之姊妹在焉(因兄弟皆随妻居，老家唯姊妹在)，因而父之姊妹遂有姑称。  

甥与姓，本为相对之称，同从生得声，生者新也。《庄子·月去箧篇》释文引向注：“新者为生”，《荀子·礼论》“饭以生稻”，生稻新获之稻也。《庄子·天地篇》“生熟不尽於前”，生者陌生之人，熟者习熟之人。後世称生女真、熟女真，生苗、熟苗，生黎、熟黎，皆此意。甥偏旁从生，即男子初居妇家之称，从生之姓即女子初居夫家之称。皆谓新人也。今人称新郎、新娘，即此语之遗。《孟子·万章下》“帝馆甥於贰室”，谓土胥为甥，即谓土胥为新人。女子称姓者，春秋时王姬、齐姜、戴妫、燕女吉 、徐嬴、江芈之类皆是。盖妇初来时谓之姓(即新人)，继即以族国之名代之也。自周之贵族盛行亲迎之礼，女子於归，男子不复再居妇家，战国秦汉之世，居妇家者谓之赘土胥，秦汉之世重农贱商，《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臣瓒云：“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土胥”，《史记·淳於传》称其为齐赘土胥，《汉书·贾谊传》称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其时居妇家者，皆平民之贫贱者，贵族及富室男子既不复再居妇家，於是女子之姓，遂为族外婚之标帜，因而即以称妇之名称妇家之宗族为姬、姜、妫、、嬴、芈矣。春秋之世，男子称氏不称姓，如王孙、公孙、东门、司马、高、国、荀、范之类皆是。即秦汉之世金石刻辞及奏疏，亦仅称臣斯、臣去疾、臣光、臣去病，皆称名而不及姓。此皆男子古不称姓之徵也。《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与出适为相对之称。从至，至为来为到，盖男子居妇家，产乳子女之後，其男子同产姊妹仍居故处者，时时盼其兄弟挈其子女来至，因谓之。姑与亦为相对之称。《仪礼·丧服传》“谓吾姑者吾谓之”，盖姑居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姑。子女初从母居，及返至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其自妇家来归时，即出自妇之同产兄弟之家，因得名之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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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而言，舅、姑、甥、得名之故，适与父系家族男子初从妇居，等产乳子女而後归宗之婚俗相合。是古代中国家庭之组合，与北狄盖无一不同。从而诸史称东胡民族如高丽、如室韦皆居丧三年，夫死不再嫁，黑车子人知孝义，就此诸端言之，中国文化当匈奴帝国崛起以前，曾远播至大漠以北，盖可深信不疑也。  

至舅、姑、甥三名，《尔雅·释亲》所指之人与此复有不同者，如：“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此诸现象冯汉骥先生《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中国古代婚姻制》(见《齐鲁学报》第一期)先以交表婚姻制释之。其说舅姑二名云：“如己身(女)与母之昆弟之子结婚，由母之昆弟(舅)与夫之父为一人，以舅一名词统之，固属自然。再如己身(女)与父之姊妹之子结婚，则父之姊妹(姑)与夫之母，又为一人，以姑一名词统之，亦属自然也。吾人当知在亲属关系增加之程序上，舅(母之昆弟)、姑(父之姊妹)之关系在先，舅(夫之父)、姑(夫之母)之关系在後，以先有之名词加诸後来增加之关系上，在语言上固属自然之趋势也。反之己身(男)若与母之昆弟之女结婚，则母之昆弟(舅)与妻之父为一人，又若己身(男)与父之姊妹之女结婚，则父之姊妹(姑)与妻之母则为一人，以同上之理由，舅姑之名亦可加之於妻之父母也。”其说《尔雅》之甥统括四种不同之亲属，仍以交表婚姻及姊妹交换婚释之：“若己身(男)与姑之女结婚，则姑之子与妻之昆弟同为一人，又若己身(男)与舅之女为婚，则舅之子与妻之昆弟又同为一人，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之下，己身若不与舅之女为婚，即与姑之女为婚，故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实际上实属相等，故可以一名词统之也。又若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之下，姑之子或舅之子娶己身之姊妹为妻(彼等均系交表亲属，故可为婚，如是则为互相交换姊妹为妻矣)，则己身、姊妹之夫与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亦属相等，故皆可以甥名之也。”据此舅、姑、甥名称成立在前，而此诸亲属关系则为後来所增加。又甥之一名，实涵两种行辈不同之亲属。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平行亲属。至姊妹之子为甥，女之夫为甥，则为卑亲属。冯氏於此卑亲属之称更以周时贵族中盛行之姊妹同婚及内女婚释之，经传中称此婚制曰媵，《公羊》庄公十九年《传》云：“媵者何？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娣从。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冯氏更进而释之云：“甥之本义为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及妻之兄弟。其姊妹之子，女之夫，亦曰甥者，乃其後来之引申也。请详言之：在交表婚、交换婚及内女婚制之下，姊妹之子可与己之女为婚(交表婚)，姊妹之夫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女婚)，如是则姊妹之夫、姊妹之子、女之夫，在亲属关系上实属相等。又如舅之子与己身之姊妹为婚(交表婚)，则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女婚)，故舅之子、姊妹之夫、女之夫，在亲属关系上亦属相等。综合言之：则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妇之兄弟、姊妹之子、女之夫，在亲属上均为相等之关系，故用甥一名词以统之，亦无不可也。”  

冯氏以近代人类学上之新知，释古代经学上之资料，立说精辟，使千载经师之积滞结车啬，为之冰释，至堪钦佩。惟释卑亲属之甥，而以贵族之特殊现象为说，而双系交表婚及姊妹同婚、内女婚四种稠叠复合之关系，亦不易同时备於一身，故此甥之一名，仍有商榷馀地。案甥之本义为新，如以古代男子先从妇居及交表婚制两重关系释之，则无不合矣。盖男子初来妇家，在妇家之人如妻之父、妻之昆弟及姊妹之夫之先来者，均当呼之为甥，意即今之新郎，固不必以行辈为限也。若系交表婚，则此新郎不为姊妹之子，即为姑之子、舅之子矣。据此而言，先从妇居之俗，在我国古代之盛行又何疑焉。  

(八)结论  

本文虽以探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为主，如副题所示者。但涉及中国原始文化之范围较广，兹再分条综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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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北狄当为构成中华民族之一支。其与中国之关系，就今日所得之史料言，当远在殷商之前期。古称狄为易，契之母为简狄，明殷之母为狄，其字或作易、作。《商颂》及《吕氏春秋》又称其为有氏，从戎，戎狄并称，明非中国族类，而实与中国相为婚姻者也。又《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词·天问》载王亥与有易之故事，有易《天问》正作有狄。王亥故事中有“托於有易河伯仆牛”之言，《世本》又称“相土作乘马”，相土、王亥皆成汤以前之先公，殷人有两轮大车，或即与此族有关。  

二、
古狄与易互通，故易牙或作狄牙，易水或作狄水，《周易》称“丧牛於易”、“丧羊於易”即丧牛於狄、丧羊於狄。而《周易》之称易，或即由北狄输入。盖骨卜较龟卜早，而骨卜当为北方射猎掠夺而畜牧牛羊之民族所创始，其以五十蓍筮法，则为由骨卜演进之简易占问术。  

三、
狄之异文为翟，其异译有丁宁、丁灵、丁令、丁零、狄历、敕勒、铁勒、特勒、及林胡、儋林、詹褴、投鹿、橐离、兜离、朱离、狄诸称。铜器中之句翟 ，《国语》谓之丁宁，《说文》谓之令丁。东晋时自康居入居中国之狄，即以翟为姓，而称其族为丁令，此可证古之读狄正为端系与来泥母之复辅音。  

四、
春秋之狄有赤、白之分，其义为尚赤衣白衣，今其遗俗尚存於朝鲜、西藏民族中。唐代黠戛斯亦尚赤，疑邾娄之得名或即为朱离、兜离之异译，邾从朱或即兼译其尚赤之义。  

五、
狄之本义为林木，林胡之林，译其音兼译其义，而中国语中之朱、林及铃、铎等称，皆有北狄语之成分(英语中tree或亦与此有关。劳翰（去羽旁加木）先生谓条顿(Tenton)人本居林中，高庐人称之为日耳曼。Tenton当与狄音近，原意亦为林中人，英、德皆北方蛮族，或亦与此族有关)。  

六、
匈奴帝国之兴起，实为东方史上划时期之大事。自此以前，中国与北狄居境相接，婚俗相通，中国文化自此而北，与秦汉以後中国文化自江淮而南者，其情事正复相似。  

七、
匈奴帝国兴起以後，中国与北狄即以匈奴为之鸿沟而长此隔离。其部族远窜於匈奴之北、东、西三方者，在东为东胡，西为乌孙、康居等行国，北为丁令，其分布之地东起蒙古北境之独洛河与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或更东至东海滨之黑水、室韦、扶馀，西迄黑海之滨、罗马帝国之东境，依据山谷，往往不绝。  

八、
传说中殷墟之前期，王亥作仆牛、相土作乘马，已有服牛乘马之事，孔子称“乘殷之辂”，殷人即以乘两轮大车著称。据甲骨文字及殷墟发掘所得，殷墟时代两轮大车已甚普遍使用，其形制自象形文字、发掘遗物及经传所载言，实与巴比伦图绘乘车之状无不同者。而巴比伦之使用两轮大车，则远在殷墟时代以前。  

九、
《考工记》称“胡无弓车”，先秦之世北族即以善制两轮大车著称。《小盂鼎》称伐鬼方而俘其车辆，是赤狄当殷周之世已有两轮大车。元魏、隋、唐之世，敕勒、回纥仍以乘高轮车著称。唐、五代时契丹之作车帐，即学自黑车子，是北狄之有两轮大车，必有悠远之历史。如以两轮大车在东西两土出现之时代言，北狄适为此由西传播至东之中介。  

十、
独轮车自後步推，而两轮大车则在前曳引，此两种动作方式，绝非相续演进而成，而实为两种独立之发明。  

十一、
古文字中虽有象独轮车之各，与象两轮车之车，但古谓人之所行为路，所至为格，入室为客，两轮大车亦有辂称，如大路、玉路、象路，孔子称殷之辂，此当为中国先有独轮车之证。(至汉人称鹿车，以车缀於辂下为词，则又展转相袭，不足为两轮车在有独轮车之先之证。)而东北民族如勿吉即黑水，仅有步推之车，而汉魏时之马韩，尚不知骑乘牛马，此亦为东土原无两轮大车，而仅有独轮车之旁证。  

十二、
青铜器为铜与锡之合金，其字在金文中初作：，(甲骨文中未见金字)，即示其为铜与锡二者之合金。继以：之所指不易明了，故复从今从王以会意兼声。盖今象铃形，王者以之宣布教令，《礼记·明堂位》云：“振木铎於朝，天子之政也”，正可为金从今从王之注解。金亦从今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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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铃本名翟，以其自北狄输入，或译为丁宁、为丁令，汉人倒互言之为令丁，省称为铃，此犹林胡之林，或译为儋林、詹褴，而省作林也。铃其初自北狄输入，因即名之为翟，为丁令，及在中国传播既久且广乃以中国之名加之，则曰今，盖其音有似中国之琴，故即以今(琴)之名譬之，此犹如今人称胡琴、风琴、钢琴、洋琴也。今象铃有舌之形，而读为琴，小篆与今隶之琴复从今声者，则又後起之孳乳字，展转相从也。  

十四、
铃之使用，北族初以系於犬、马、牛、鹿项下。自输入中国以後，王及令长即易其悬系之钮而为手执之柄或甬，或去其舌而叩击为声，继又仿此式而为钟，钟之形无舌，有似於筒，因即谓之为筒，而制字为甬、为铜。金铜 之称起於制铃与钟之後，由其形制与名称之演变言，其为自北狄输入，实可无疑也。  

十五、
北狄穴居，在一年中至少在冬季必返至其原居地，故北狄必甚易转而为定居民族。人类自有定居(即土著)之後，对於盗贼之防范在部族内必加重其责罚，在部族外，即筑城郭垣墉以为之防。  

十六、
定居民族以防卫为主，不事劫掠，其生活所资必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其不兼营农采者，必漠北寒苦之地，生长期短，又不适於艺植也。凡此不能兼营混合经济之定居民族，则必出行战伐掠夺以弥补其不足。  

十七、
牛、马、羊既非东部亚洲所驯畜，故东土原始民族绝不能仅营单纯之游牧经济。故中亚游牧民族，其先必兼营农采，其後因拥有大群牛羊(尤其是羊)，又居近森林边际之草原地带，因而逐渐演进为单纯之游牧经济。夫游牧民族必有穹庐毡帐与两轮大车，且拥有大群牛羊，其非原始文化所有，盖可推知。故早期之游牧社会，如匈奴、鲜卑、乌丸、奚、契丹，今西康、青海，皆兼营有粗耕农业，如、麦、东穑、青稞等。  

十八、
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活上有一绝大之分野，即土著利於防守，而游牧则利於抄掠也。利於防守者必营混合经济，家庭之中夫妇终年胼胝以维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子女习见其父母之鞠育劬劳，因而有敬老孝养报本之思，因而有三年丧、女子贞及夫死不再嫁之风。利於抄掠者，其单纯经济之所得，往往不足以给食，因而养成其杀伐之天性，遂至贱老贵壮，而妇女转徙草原之中，如夫死无人维护，则必为人抄掠而去，故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嫂，其为适应此种环境，亦可推知也。  

十九、
殷周之世北狄屡与中国通婚，其生活习惯如穴居、乘高轮车、夫死不再嫁、人知孝义、婚嫁初从妇居、生子长大而後返舍，凡此诸俗，皆与中国相同。  

二十、
殷商开祖之传说，颇与高车相似，而其射天之俗，亦与殷商相同。综此诸端言之，殷墟之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由北狄自西方输入，已不为无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