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云]内圣外王，曾左彭胡——兼议湘人

天籁

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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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史家称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大清王朝承平景象下的种种弊端彻底地显露出来，此后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步履沉重的王朝，君臣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金田村，史称太平天国起义。两年之后，便立国定都，大封有功。14年的时间，横扫中国18个省份，几乎彻底摧毁大清王朝。  

然而，用老百姓的话说，也许是清王朝气数未尽，命不该绝。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发生了最高层领导的权力内讧斗争，元气大伤。而清王朝这边，却出现了几个难得的人才，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四人。他们组建了以湖湘子弟为主要构成的湘军，最终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曾左彭胡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不但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得以起死回生，又存在了几十年，而且，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后世学术界在如何评价其功过是非上有着巨大的分歧，尤其是对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因其镇压农民起义，多有杀戮，更是众说纷纭。  

章太炎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蒋介石则说“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多少都受到过这几位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关于曾国藩的图书多不胜数，也足见其历史影响至今未衰。  

本书的主旨是讨论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这四人也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圈子范例。  

曾左彭胡，四大中兴名臣，无一例外都是湖南人。  

历数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湘人多矣，足可以专著论之。其中代表性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罗荣桓、魏源、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等等，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曾写《少年中国说》传诵一时。另一位年轻的湖南才子杨度则效任公笔法，写了一首《少年湖南歌》，其中在对湖南的人杰地灵做了一番描述后，放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豪迈慷慨以及自负之气跃然纸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了湖南这块风水宝地以及近代以来产生于此的豪杰俊彦之士，就不会指责杨度的狂傲了——在传统文化和内在性格上，湖南人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开近代湖南风气的人物，笔者认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夫之王船山先生，在思想学术上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另一个是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儿女亲家），“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其官位显赫，声誉卓著，是三湘子弟经世致用的一个现实楷模。  

但真正使湖南人整体崛起并使天下为之侧目的，则还是曾左彭胡四人。他们一手组建的湘军在与太平天国、捻军的征战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纵横天下，湘系人物也随之因功遍布政坛，其势力之大，令朝野为之侧目。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取才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而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湖南很少出现过一流的政治人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860年以前，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详尽的统计：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  


2006-11-7 02:29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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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是因为曾左彭胡的出现而彻底改变的。  

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统计的数字是，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而且，此后的影响长盛不衰。所以，今天我们去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会赫然看见门口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口气虽大，却也只令人感叹而无怪其狂妄之意。  

曾左彭胡之后，独撑晚清危局的李鸿章虽说不是湖南人物，也是出自曾国藩的门下，对曾以恩师相称，其发迹也有曾国藩刻意栽培，以收薪尽火传之意，这一点我们后文再叙。  

讲中国近代政治，离不开湖南；讲湖南，离不开曾左彭胡。  

曾左彭胡是所谓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又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湖南人代有英杰。  

客观地分析，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对人的性格以及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上的湖南有着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地理位置往往决定了气候条件，进一步又决定该地区的物种生态，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肯定是要与其所存在的系统相适应的，这样才能和谐生存。而且，在古代生产力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性很小，人们“改天换地”之类的雄心壮志与希望也微乎其微，多半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环境。久而久之，则会形成本地区的民风习俗。  

学者钱基博曾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学风，盖地理使之然也。”  
用现代的话来说，湖南人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韧不拔，倔强刚毅，有实干精神却不缺乏灵性；有尚文传统，学风盛炽，士人刻苦自勉；也有尚武精神，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强韧，单厉敢死；独不太善于经商。其近代人才辈出，但多是思想家、军事家，或是政治家，少有经济实业方面的巨子。当然，市场经济的今天另当别论。  
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如此概括：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曾左彭胡的身上当然都具备了湖南人的这些精神和优点，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们也仅仅是普通的官员、书生而已。风云际会，历史终于把他们推到了前台。他们也抓住了机遇，把自己的特质发挥出来，并影响了历史。  
第二，曾左彭胡初始所练之兵，仅仅是乡勇团练的性质，也就是地方武装，为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保一方平安。这是朝廷在时局紧急时的应急措施，所以，其干部和兵员当然都是本乡本土的家乡儿郎。  
及至战局的发展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能力和战绩表现，迫使朝廷不得不越来越倚重他们，团练也就逐渐发展成了军队，出境平乱，四处征战，战将和幕僚不断地因功而得到保举升迁，最后成此气候——这其实并非曾国藩的本意，更不是朝廷的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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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主观上，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无非是子弟兵保境安民，后来出境作战，多用湘人，也仅仅是因为许多共同的特性使其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已，并没有党羽天下的想法。而客观上，当湘军的升官发财效应出来后，湘中乃至天下人才争相投靠，以图有所作为，以至最后湘军和湘系都形成了可以左右天下的巨大势力。收拾完太平天国后，有许多人期冀曾国藩再走得更远一点……  
曾左彭胡四人中，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核心和隐然的领袖，他的成就和影响也最大，也最为后人所推崇。  
有幅对联高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一生：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这个评价近乎圣人了。  
但曾国藩的天资并不高，是属于那种特别能下苦功夫的人。据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国藩小时候在家里用功读书。有一天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还在翻来覆去地背诵一篇文章。有个小偷潜伏在他家中，想等这个读书郎睡了好偷点东西。谁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背不会，而且倔强得很，就是不睡。小偷实在等不及了，跳出来训斥曾国藩：“你这种资质还读什么书？这样简单的东西都背不会！”说完，就把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出来——他听了半天，都早背会了。曾国藩目瞪口呆，小偷气冲冲地扬长而去。  
当然，这只是个笑话，有挤兑曾国藩之嫌。但曾国藩本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多次说自己的资质不高，所以要多用功——他的天资平平，应该是没错的。  
但这个湖南人认准了的事情就绝对要做好，曾国藩读书还是读出了功名，在28岁时进京“赶考”（会试），得中第三十八名，三个月后，在正大光明殿殿试，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得赐同进士出身。  
这一点上，他比左宗棠强，左只有一个举人的出身。但在二人成名之后，左宗棠以举人出身而建功立业为荣——这更可以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而曾国藩却终生以名列三甲为憾事。后人曾流传一个对联故事：曾国藩有一次在幕府与众幕僚闲谈，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替如夫人洗脚。有个抖机灵的幕僚张口接了一句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殿试时三甲的功名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没有人家前边的“进士及第”的荣耀，曾国藩脸上登时就有些挂不住，气氛顿时尴尬。曾国藩的涵养不错，幕僚也是无心之过，也就算过去了。  
但在对待此等事情的态度上，也可看出曾左二人的性情来。  
虽然是“同进士出身”，但曾国藩的官运还是不错的，在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应该算副部级吧)。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他可能也就是个不错的尚书（正部级）而已——历朝历代，尚书多如牛毛，虽也光宗耀祖，但绝无可能封侯拜相了。  
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然而历史就喜欢开这个玩笑，让这个以儒家圣人自期的书生去领兵打仗，并且最终居然还获得了胜利——他44岁时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组建湘军，11年之后，率领湘军攻陷天京。  
这是立功的一面，而曾国藩之所以能位列四人之首，为后世推崇，还在于他的立德和立言，他的道德和学问也不错。尤其是在修德持身方面，曾国藩终生在“慎独”上用功夫，自我要求极其严格，所以后人也将其作为读书人的典范，认为其颇有“内圣外王”之气象。  
内圣，是指道德的自我修炼，替圣人立言；外王，是指经世致用，拯救生灵之苦。联合起来就是，士大夫做官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济世，而济世又是为了体现一定的理念。如果再具体一点说，就是通过建功立业的方法，宣扬圣人之道。  
内圣外王，其实也就是做到了德、言、功的统一，谈何容易，别说排在曾国藩身后的三位，就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达此境界或被吹捧到这个地步的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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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曾国藩自己的刻苦“修炼”以外，他湖南人生性中倔强坚韧的一面，在他的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为人所敬重和能够团结其他俊杰的一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做事情的大环境很不理想。满清政权对于汉人的提防和戒备无处不在。 “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革命军》）据说在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门提醒满族的高级干部：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  
在这种种情势下，我们是很容易理解曾国藩办湘军之艰难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暮气已重的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不堪一击。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面对如此强敌，虽竭尽全力也实无胜算。可另一方面，朝廷这边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根本拿不出钱粮来，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这倒也罢了，最让人气愤的是，还是朝廷的不信任和提防之心。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而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湘勇还处处受到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幕僚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得罪了整个长沙官场，被逼将大本营移到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湘勇训练没多久，还没有成为一支能够上战场的正式力量，朝廷就下了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领军出战。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忍了，以顾全大局为重，选择了“以战代练”。结果靖港一战，湘军初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曾国藩镇压不住，又气又急，干脆一咬牙跳到冰冷的江水里。要不是幕僚拯救，他就真的喂鱼了。后来那个幕僚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就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狂妄的左宗棠为此写了一篇序，大意是曾公当时获救当然是幸事，但即使没有获救，天下也一样会得到澄清。其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他左宗棠也可担当此重任，没了曾公事情照样能办。  
左宗棠的序文中还记载了一件趣事，说曾麟书在老家听到儿子打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骂道：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死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  
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湘军的出场亮相，逼得他差点自杀。而湖口大败时，他再次跳河。等到了祁门危急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失败不仅能够忍受，而且还能激励他人了。其实，他当时基本的心态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不了就将自己性命搭进去就是了。  
据《欧阳兆熊笔记》记载，当祁门危急时，曾国藩手下的幕僚个个灰心丧气，连行李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  
在他屡败屡战苦力支撑的情况下，清政府依旧猜忌防范着他。当他攻下武昌之后，咸丰皇帝对他大加赞扬，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其实，这也确实是“老成谋国”之言，历史上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允许手下的臣子拥兵自重的？太平天国是威胁，手握重兵的汉臣曾国藩也是威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