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赵园)

观云

赵园

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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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1    文化的北京

    据说北京建城于周武王灭商、封召公爽于燕、黄帝之后于蓟的那
一年，算来这个城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①有人以“长安文化”、
“汴梁一临安文化”、“北京文化”为三大类，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
三个时期：长安文化，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
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汴梁一临安文化，是一种内聚型、思辨型、
收敛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种由封闭型、保守型而不情愿地走向吸
收型的文化。②我疑心关于文化史三时期特征的上述概括或失之简单
粗率；但这种以城市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风范的想法，毕竟是诱人
的，它将文化史大大地感性化了。甚至如长安、汴梁、临安、北京这
些名称，都自然带出一种情调、氛围以至某种熟悉亲切的情境来——
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所能提供的信息毕竞比文化史的抽象概括丰富生动
得多。如果没有对文化史宏观把握的雄心，而感兴趣于城市文化特性
的研究，肯定会有与上述思路相径庭的发现。比如历史下行未必即有
文化的全面没落。以上述四个城市作为标志的文化形态，也将有可能
得到内容更复杂的描绘。文化史的尺度本应与社会发展史的尺度有所
不同。
    ①参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侯仁之、金涛〈京史话》，北京出
版社出版的〈北京历史纪年》等。
    ②参看《读书》1986年第12期，51页。

    京味小说作者所面对的清末民初以来的北京文化，其形态有更具
体的成因。较之其他地域性文化如湘西文化，上述北京文化的形成与
其说赖有天造地设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如说更是社会演变的直接产物。
在“成因”中政治历史因素显然大于其他因素。两个时期的京味小说
作者以之为清末文化的活化石，如同由地壳变动的生成物考察地质运
动那样，在其上不懈地辨识不久前发生的大变动的痕迹，是极便当的。
至少在老舍那一代人从事文学活动时，晚清文化远不是赖有考古发掘
才能复活的遥远的过去，北京更是一册可供翻阅、核查的实物材料。
    在搜寻成因时，以下情况不至于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其一，清
王朝乾嘉以还日渐式微，贵族社会带有颓靡色彩的享乐气氛造成了文
化的某种畸型繁荣。浓厚的消费空气、享乐要求，从来是刺激艺术生
产、工艺进步的，尽管这繁荣或许正是所谓的“亡国之兆”。在这里
也有必要区分社会历史与文化史的不同眼光。其二，清王朝戏剧性的
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人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
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于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某种合流之外，又有
满汉文化的融合。①其实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早就在进行之中，贵族
的没落也非在朝夕之间。有人以为老舍所写的牛家（《牛天赐传》）、
小羊圈祁家（《四世同堂》）等等都属旗人家庭，此虽不易考定，却
也可见满汉文化融合在市民生活中的普遍性。北京文化的精致，其消
费性质，北京人的优雅趣味和文化消费心态，与贵族文化的民间化不
无关系。当然，历史上每一度王朝兴替，都会使宫廷文化民间化。然
而清王朝毕竟覆灭在社会转型的中国，这里不可能出现封建王朝更替
中宫廷文化间的直接继承性。宫廷、贵族文化的流向民间愈到后来就
愈是单向的（即不表现为宫廷与民间的文化对流）、无条件的。这一
过程不可免地在提高了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的同时，影响到他们的文
化价值意识。
    ①据说：“胡同”：是源出蒙语的借词。蒙、满、汉文化的融合，
是北京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 明] 《五条组》云：
“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
    新时期以来，北京文化发掘一直是文化热中的热点，有关北京历
史文化的多学科综合开发极一时之盛。除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顺天府志》，北京古籍出版社刊行的一批有关北京的
明清旧籍外，还有今人编写、辑录的《北京史》《北京史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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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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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京史资料长编》、《北京风物志》、《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
《鲁迅与北京风土》，此外尚有《北京园林名胜》、《北京古建筑掠
影》、《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旧都三百六十行》、《北京名胜楹
联》，以至《北京名园趣谈》、《北京清代传说》、《北京菜点选编》
等等，掘发几无所不至。与此盛事的还有国外学者。日本多田贞一的
《北京地名志》，在明《京师五城坊巷集》、清《京师坊巷志稿》之
后，又有考察增补，反映了北京地名的演变情况。瑞典学者奥斯伍尔
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有颇
具启发性的见解。①趁“热”而推出的，尚有《北京风俗图》、《北
京民间风俗百图》，和专门记述天桥旧闻的《天桥》。这还只是笔者
于书肆坊间偶然见到的，不免挂一漏万，却已可测知北京文化热之程
度。
    ①侯仁之在中译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中说：“我印象员
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
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该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85
年8 月北京第1 版。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举发掘城市文化，是此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取
向，并不独北京为然。但这般声势、规模，如此丰赡的历史文献，如
此强大的研究力量、出版能力，北京又非他处能比。
    这也属于当代京味小说创作的大背景的一部分。“背景”不但促
成一时（尤其1982、1983年前后）佳作并出，而且也大致规定了文学
选择的方向，造成当代京味小说不同于老舍作品的为上文论到的那些
个特点。
    本书写“城与人”。上文因城而写人，已谈了不少，这里还应由
人而写城，对关系的把握才近于完全。正如京味小说作者即使以展现
北京文化为己任，也只能选择文学所能承担所宜承担的那一部分任务，
我对于京味小说的研究倘若也有文化考察的目的，自然也只能凭借文
学提供的便利，庶几不造成利用中的浪费。即使如刘心武那样的北京
四合院考察，也不能在科学性上与有关的建筑学著作争胜的吧。由建
筑格局到生活格局的完整把握，更由建筑——生活格局探入人的情趣、
心态、文化意识，文学又自有它的优势。文学永远在提供着文学以外
的记述、勘测、考证等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即活生生的“人的世界”，
这世界的丰富性、其中蓄有的感性力量。
    北京不但出于人的文化创造、文化加工，其文化意义也赖有人的
发现与阐释。当着老舍以他的方式谈论北京文化的面貌时，即把那些
琐屑事物本体化了。在他之前，还没有过另一个人发现这些习见事物
的文化意义。如果说审美对象意味着世界对主体性的某种关系，世界
的一个维度，那么，在塑造“文化的北京”的大工程中，京味小说作
者的贡献是无以替代的。刘再复以为“《立体交叉桥》主要是对人的
个体和家庭的分析，而《钟鼓楼》则是对社会生态群落的分析，它力
图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化发生史”①。上述意向当着经由审美的方式部
分地实现时，也一定会带来某些只能被称为“文学发现”的东西。在
文学与北京文化的关系中，更有趣味的仍然是：文学当着阐释北京文
化时必得任这文化渗透在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之中；审视与呈现北京文
化者本身又是这文化中的独特部分。这里岂非也有历史文化环境中人
的一般处境？文学毕竞把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喜剧化了。作为读者，我
们在世界与创作主体交互作用的事实中看有关作品时，自己也身在交
互作用的关系网络中：你自以为捉住了那城，城也在同一瞬间捉住了
你。
    京味小说是作家以文学而与北京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只是一种方
式。生活内容的日趋丰富，城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化，都将增多联系方
式和改变已有的联系形态。但就现有的文学材料看，京味小说凭借自
身条件所提供的北京人极富特征性的心灵状态，是其他风格的北京描
写难于以同等的生动性呈现的。即使风格在变异之后，作为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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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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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地存在过的联系方式，也将是有价值的。我满足于京味小说所特殊提
供的那一些，并以有关作品媒介作为进入北京文化、北京人的世界的
人口。下文中将着重谈到的北京人的“生活的艺术”和北京的“方言
文化”，或许正宜于作为这样的人口。
    ①《读书》，1985（9 ）9

             2    现代作家：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
    我们仍然得涉及不同时期不同代的作家对于“北京”的加工方式。
    “五四”新文学作者在面对北京文化时的内心矛盾，也是不会再
以同样的深刻度重复出现的了，那一代人所留在文学中的，或许不久
就会成为只有凭借特定语码的译解才有可能被认识的文学资料。年轻
人将不无惊奇地发现，北京竟然承受过如此严峻沉痛的文化审视；同
样会使他们惊奇不已的，是其中的文化眷恋也竞深切到刻骨铭心。这
一切多半不再能唤起他们的经验反响、情感共振。他们会轻易地从中
辨认出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分子有关文化问题的思维特征。五四新文
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影响于新文学是这样深远，
造成了那儿代作家相近的文化价值取向，规定了他们逼近生活、把握
生活的类似角度。当阅历、风格极为不同的作者用近于同一的方式讲
述北京文化时，拟定其语义的是经验与思维的共同性。
    张天翼的《荆野先生》中有如下场面：


    清静的街，伟大的前门，荆野忽然对北京产生了说不出的感情。
    “北京其实叫人留恋哩。”
    “北京是对任何一种人都是适合的。”小老头说。
    “那也不，不是什么适合不适合。只是在北京呆着，有点鸟味儿
似的。”
    “这什么，这味儿是好是坏？”老惠问。  ’荆野看了他一眼。
    “谁知道。可是北京，就是‘呆’不出一点劲儿。”但又感伤地
说了一句：“在北京的这几年算是个梦罢。”


    王西彦的《和平的古城》写在1936年秋。开头引日本鹤见祛辅的
《北京的魅力》：“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
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
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
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 呀，什么什么呀，而却
被魅于支那人费了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
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
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在引文之后，这位中国现
代作家感慨万端、悲愤不已的，却正是沦陷后北京的“和平空气”，
和依旧悠然的古城居民：“中山公园里，时常可以见到百数以上的红
肩章武士杂在人丛里，躁踏着草坪，折着花木；而游人们悠然如故，
没有显出半分的不调和或不自然。”——小民不得已的政治冷漠和优
游既久的麻木。“一年前，R 本浪人和汉奸从丰台劫了铁甲车轰北京
城，半夜里炮声隆隆地，炮弹经过南城直飞到西北城。第二天廓外还
在激战中，可是城内依然歌舞升平，全城竞有一大半人不知道这回事
情。有的人身住宣武门外，炮弹从自己屋顶飞过，巨大的声音把他从
梦中掠醒了，他只模糊地咕哝一句：‘讨厌的，放什么炮呀！ ’——
打了一个呵欠之后，依然朦朦胧胧地沉入睡乡去了。”
    作者不能如外国游客、侨民那样，玩赏北京如玩赏一个大古董。
文章的结语是：

    的确，北京城是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有着它独特的生活的美的。
这种“魅力”与“生活的美”，非但“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
戏”抹不去，连敌人的大炮和飞机又何尝抹得去呢？
    呜呼——东方的马德里 ！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小说里，王西彦写到这“灰色古城”在侵略
势力笼盖下元宵节“欢乐的喧器”：“整个古城疯狂了一般，每个角
落都浮动着人潮。”主人公反复慨叹着：“最要不得的是心的死亡……”
    这通常也是知识者自觉被置于沙漠上四望寂然的时刻。他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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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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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睡意尚浓的驯良市民，是非有更结实的打击到来时才能被震醒的。
    老舍在《离婚》里、在《猫城记》里、在《四世同堂》里关于北
京文化的激切沉痛的批评并非空谷足音。虽然只有他，才这样不厌其
烦不避重复地谈论“北平文化”，以至写在1932、1933年的《离婚》、
《猫城记》中那些愤激之言像是此后事态的预言或警报。①批评集中
在北京魅力所在的闲逸情调、优游态度、驯良神情上。因为在30年代
初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中，闲逸足以令人萎靡，优游意味着麻
木，驯良则往往是一种奴性。
    上述北京文化批判是“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
其取向是由中国现代史的历史主题及有关的矛盾命题所拟定的。在老
舍本人，那种以知识者为整个民族、历史承担责任以至于“受过”的
沉重意识，又有其更特殊的心理背景。②《离婚》、《四世同堂》借
诸人物对北京文化的反复批判中，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悲剧及其责任
的思考。当着“北京文化”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在特定语境特
定语义上使用时，老舍没有余暇像当代知识分子这样从容地辨析这文
化本身的优长与缺憾。
    ①在《四世同堂》里，他借人物之口说：“……”再抬眼看看北
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
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
化担忧：“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侯，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
夺魄的事倩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撤中的小节目上去。”
“……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
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
敢流血的青年！”  “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
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较之《离婚》，《四
世同堂》探索北京文化所及更深广。也因此时正是历史所提供的文化
反思的机缘。
    ②老舍曾说过，“旗人也是中国人”，“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不可免的，这里有理性与情感的剥离。因为无论对于老舍还是对
于其他现代知识者，北京都是那样可亲的存在。批判中的沉痛正出于
挚爱。于是，由议论所表达的理性态度和灌注于具体描写中的情感态
度构成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寓在深切忧虑中的深切眷恋，使老舍
在重庆北砖遥望故园时，写下了这样血泪淋漓的文字：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
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
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
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
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
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也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雅·赛弗尔特谈到
布拉格时所说的那样，①北京不只是它自身——在承受文化批评时它
不只是自身，在被眷恋时它也不只是自身。
    一旦进入审美的层面，原本清晰的意识总会变得错杂、混沈。
《四世同堂》关于北京生活中闲逸情调的批评，与对正是在闲逸中培
植的生活情趣的欣赏，把作者面对同一文化现象时理性与情感判断的
错位表露得淋漓尽致。你的确无法在浑然一体的北京文化感受中将其
优长与缺陷离析开来，比如在倾心于这大城魅力所在的雍容与优雅时，
摒弃其优雅雍容赖以维持的闲散慵懒。中国的读书人，土大夫，又是
何等地熟悉并眷恋那种闲逸情调5 老舍毕竟是北京人。他的批评，他
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有时真令人疑心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种
内心挣扎呢。
    创作，即使非热狂状态的创作，也往往诱出创作者最深潜最隐秘
的心理真实，使其由深层上升到表层，呈现于文字形式；使价值意识、
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等等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审美形式的自身矛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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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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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识的矛盾转化为审美的矛盾，是这一时期文学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鲁迅对于鲁镇——未庄文化、萧红对于呼兰河文化的艺术呈现中都
存在着。
    这迫使我们以更复杂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者、现代作家的文化心
理特征，看出“两项对立”之间原本存在着的繁复的中介形态来。创
作者的上述理性与情感判断的矛盾本身又内容化，丰富了作品的文化
蕴涵；对于批评家，则在为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设置障碍的同时，使
得两种批评间的统一有可能引出更有价值的发现。
    老舍关于北京文化的思考，并非以五四新文化为唯一的参照系。
上述情况与老舍五四时期的思想起点有关。②这儿又有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精神影响实现在具体的人那里时的特殊性。批判、检讨民族性格
的典型五四命题和对五四精神的某种保留态度，文化观的急进色彩和
社会政治态度上的保守倾向，北京文化静态批评时的严峻性和面对其
现代命运作动态考察时的挽歌情绪等等，都复杂化了作者的文化心理
和作品的美感形态。当代小说就总体而言较之三四十年代小说美感复
杂，当代京味小说较之老舍作品却显得单纯明朗，也由于上述心理背
景的差异。无论老舍小说还是当代京味小说，最浮泛浅露的，是直接
表述出来的理性。“议论”往往成为艺术结构内部最具破坏性的成分。
老舍在尽了一番努力之后，只好满足于关于北京文化的肤浅重复似是
而非的见解。课题已非传统的了，他还只能用传统的方式思考它。尼
采曾经谈到，“希腊诗人们的主角，他们的言谈似乎比他们的行为更
加肤浅”，他甚至以为哈姆雷特的说话也比行动肤浅。在希腊诗人，
“剧情的结构和直观的形象，比起诗人自己用台词和概念所能把握的，
显示了更深刻的智慧”。①也可以这样谈论老舍，而且不妨认为，老
舍作品较之当代京味小说的丰富性和内在深度，一定程度上正由于作
者文化意识的自身矛盾和那种力图“统一”的艰苦努力。他是否达到
了他所追求的，在这里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全部意义在于这种追求的
审美结果。而对于此，我们可以大致满足了。
    ①参看《世界文学》1985年第4 期雅·赛弗尔特回忆录《世界美
如斯》。
    ②老舍说过：“‘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
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
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我怎样写＜赵子曰＞》，见
《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9 —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①《悲剧的诞生》，中译本，72页，三联书店，1986.

             3    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

    我们不得不使用如“北京文化”一类较大的概念于具体的现象分
析，这也是论证中难以避免的语言问题。京味小说所写，主要为北京
的市井文化；至于北京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学术文化，不能想象成
为文学的对象。然而文化价值却又非因其为“市井”即见低下。市井
文化中完全可能含有对于说明中国文化特征极有意义的东西。不论老
舍还是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其对北京文化的发掘中，都展示了乡土
中国的重要方面；具体题材、所描写生活琐屑的“小”中，都寓有
“大”。艺术创造的特殊要求使他们依赖于个别性，材料的性质与时
代思潮却总是把意向导向广远，使其追寻一般、普遍，如民族文化，
民族性格，等等。有人谈到老舍的满族气质和其作品中的满族文化。
我毫不怀疑这种研究的价值，却以为在老舍开始创作的那个时代，拥
有了老舍那种教养的现代知识者，其具体民族意识（如满族意识）或
许比之当代人更为稀薄。至于当代作家，他们的某些作品虽格局显得
狭小，却凭借自己相对狭小、严格的文学选择，在某个特定方面（如
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开掘中，达到了北京文化的
深处。即使分别看来显得单薄，同时期一批作品在一个方向上的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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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所达到的，或许是老舍那一代人虽及于却因判断失之简率而未能深入
的。这些作品展示的北京文化，有可能是既富于美感又富于意义含量
的方面。
    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侧面聊示一般，看老舍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在
他们的北京描绘中，提供了哪些北京文化的特征性描写，以及超出了
地域文化的东西。

                        ·家族文化·

    关于京味小说对传统社会家族文化的发掘及发掘中的优势与缺欠，
上文已多所谈及，这里只须作一点补充。
    吗友兰说过：“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
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
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
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
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①五四时期家族伦理小说流行，礼拜
六派的刊物上亦常有这类小说刊载。初期新文学大多是由家族对于青
年知识者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要求的压制这一有限方面呈现家族形象
的，对于家族制度的功能的理解，也限制在纯粹而又狭窄的道德方面。
到30年代，如冯友兰那种对于家族制度的理解才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激流》等作品的产生即以此为条件。老舍以其面对北京市民社会的
特殊便利，呈现了多种中国式的家庭形态，展示了它们共有的封闭、
自足（与外界缺乏交换）等文化特征，以及这种传统家庭在现代社会
中经历的瓦解、重建过程。写家族伦理，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人；而跟
踪观察传统家庭，探索其现代命运与改造之路，并由此引出“家——
国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思考，由家庭改造引向民族
生存方式改造的大主题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这里值得注意的，也
是由家庭伦理问题到人性、民族性格改造问题，由家庭变迁，个人与
家庭、国家间关系的变迁到民族生活的变革的由近及远、由具体及于
普遍、由狭小及于广大的思路。与较为单纯的《激流》立意（反封建）
不同，经由家庭，老舍探究整个中国的命运，由北京沦陷前民族危机
（透过家庭危机、人的精神危机呈现），到战火中民族再生（同样透
过家庭在解体中重建来表现），写出了当时的家庭伦理小说所可能有
的较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含量。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27—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这自然不是人为扩张。家族伦理是一整套传统文化哲学的基石，
《离婚》中张大哥的哲学以婚嫁为基点推广而无所不至，是对于上述
事实巧妙的艺术概括。“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
娄上》）。
    只有在这种伦理现实中，张大哥的家庭纷争才具有社会历史以至
社会政治的含义，整部小说才成其为中国社会的象喻。老舍所追求的，
正是情节所负载的上述喻义。
    在对于人伦关系的具体表现中，老舍使你看到，这种以父子关系
为主轴的家庭，为了家族生命的延续，必然以其成员牺牲个性、个人
需求为代价。即使小羊圈祁家这种非标准化的大家庭，个人也只有在
其与家族的关系中才能肯定自身。对于个人价值的判断不能不依据家
族利益的尺度，尤其其中的女性。“宜室宜家”，是传统社会之于女
性的起码要求；韵梅（《四世同堂》）那位批评着“北平文化”的丈
夫，以至小羊圈世界的创造者老舍本人，最终都不能不在这一意义上，
肯定人物的存在价值。这类思考的困境是作品中真正深刻之处，这儿
才有思想的潜藏量。
    老舍作品中的有关议论的价值，也在于对其思想困境的披露，在
于由议论的重复与无力透露出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的难以解决。
    老舍没有为传达思想、意念而将“生活”极端化。他不选择极态，
所写是中国式生活、人生中较为普遍的状态。①寻常状态中的普遍伦
理关系，普遍人生，其中或许也寓有更“现实”的中国？历史毕竟己
推进到现代，家庭关系毕竟在历史地改造着。因非“极态”而更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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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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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顽梗的伦理事实，其中包含的悲剧性才是真正令人惊心动魄的吧。即
使在对家庭场景的描绘中，老舍也无以统一他的理性与情感判断。他
不能不在表现那些贤淑女子的悲剧境遇时欣赏她们的贤淑和颂扬她们
的自我牺牲。这无意中敷染了更浓重的悲剧色彩，复杂化了作品、形
象的意味。老舍以其作品，更以其注入描写中的自身矛盾，经由家庭
形象，把中国社会在进向“现代”途中的实际困境，把生活中不能不
延续下去的伦理痛苦艺术化了。
    京味小说在老舍之后，一致表现出长于描写家庭生活的特点，关
于青年的认识与描写则远远超出了老舍当年的眼界与见识。包含其中
的伦理思考容或没有老舍创作的尖锐性，却保留了尊重生活、非意念
化，和选择、表现中的自然。这些作品的有关价值也在所提供的形态
的多样性和描写的细致人微上。“思想”不免会是时期性的，艺术化
的人生形态或许更有长久的生命。
    ①老舍所写大家庭较之《激流》、《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家”，
是非标准化的。比如其中没有家族统治者、拥有十足权威的封建家长
形象。甚至小羊圈祁家所住四合院，也不是员合规格的，为此祁家老
太爷对邻居那方方正正的宅院嫉羡不已。“非极端化”的生活依据，
一方面是伦理结构的现代变动，另一方面则是小民生活中伦理实际与
统治的伦理意识间的差异。社会关系的实际变动当着发生在平民尤其
中下层社会时，较之其理论形态更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于此我们再次
感受到老舍笔下生活的平凡性质，他的非由流行理论出发，而由真切
的生活体验出发的创作特点。

                        ·商业文化·

    一如长于描写家庭生活场景，尤其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京味小
说——无论老舍还是当代诸家——也长于表现传统的商业活动场景，
“老字号”，以及胡同里小本经营的坐贩行商；长于写旧式商人，他
们的商业作风，旧式商业的格局、情调。“老字号”属于乡土中国。
“中国的传统商业是家庭单位的店铺与家庭资本、家族管理的行号”。
旧式商业，其经营方式及有关的商业道德、对商业行为的社会评价方
式，带有宗法社会的鲜明印记。这种商业是老北京作为消费城市其日
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不能不在意欲呈现北京文化的作品中占有
一个显要的位置。
    ①北京旅游出版社刊印的《旧都三百六十行》，与北京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北京风俗图》（陈师曾画）记载、描摹旧北京小商人、小
手艺人情状，可以见出北京的消费型文化特征和旧式商业、手工业的
繁荣。

    似乎是，凡经验过老北京生活的人，总会对那些老字号，那些商
贩、公寓老板不能忘怀。“三合祥的金匾有种尊严2 ”（老舍：《老
字号》）北京城老字号的招牌及其古旧情调，店铺的悠闲气氛，胡同
深处小贩别致的叫卖声，都成为古城风物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韵
味悠长的一部分。周作人看老店铺的招牌油然而生“焚香静坐的安闲
而丰腴脓的生活的幻想”①。林海音写梦里京华，对走。街串巷“换
绿盆儿”的记忆犹新。②《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几
处写到卖冰的小贩风味独具的经营方式（“铜盏敲冰卖”，“忽听门
前铜盏响，家家唤买担头冰”）。《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记清
代北京元旦盛况，“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乎朝野，彻夜无停。更
问有下庙之博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桂花
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良可听也”。
最难忘的，是这市声。在流寓他乡的北京人，“铜盏敲冰”或许是最
宜入梦，最足作成“思乡的蛊惑”的了。那才是熟悉温暖亲切近人的
北京。③瞿秋白曾说到“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不同于
“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他们是所谓“小商界”。④同
属“中国式”，发展到近现代，其间也有规模的不等。“北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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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家，大小之分犹如天上地下。”（刘进元：《没有风浪的护城河》）
在京味小说作者，却像不大长于写显贵要人，他们也不长于写富商巨
贾，熟悉的是较“小”的一类，而非同仁堂、瑞蚨样那种“资财万贯，
日进斗金”的主儿。即使老字号，如王利发的茶馆，也仍然是“小”
的。这是一些属于胡同世界的买卖人。
    ①周作人《北京的茶食》（收入《雨天的书》）：“……关于风
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昱馥
斋的文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
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脓的生
活的幻想。……”
    ②林海音：《我们看海去》。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也写到市
声：“有街巷小贩各式各样唱歌般动听的叫卖声，串街串巷的剃头理
发匠的钢叉震动悦耳的响声，还有串街串巷到家收买旧货的清脆的打
鼓声，卖冰镇酸相汤的一双小铜盘于的敲击声，每一种声音都节奏美
妙……”萧乾则写到外国人对这街头音乐的沉醉：“一位二十年代在
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写过一篇6Jb 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
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
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
‘剃头的’）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吡啦一声
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屑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他
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
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北京城杂忆·吆喝》，人民日报出
版社，19870 ）
    ③对京师商贩的叫卖声，[ 明] 史玄《旧京遗事》等，亦有生动
描绘。
    ④瞿秋白：《乱弹·谈谈＜三人行＞》（1932年3 月），见《瞿
秋白文集》，第1 卷，45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消费的北京，从商是胡同里的寻常职业。京味小说所写，首先是
道地的老北京人。老舍写经营布店的祁天佑（《四世同堂》），写开
茶馆的王利发，短篇则有《老字号》、《新韩穆烈德》；汪曾祺写小
酒店情调；邓友梅写小客店主人（《烟壶》），写“跑合的”（《寻
访“画儿韩”入《烟壶》）；苏叔阳《画框》写小本生意人；刘进元
《没有风浪的护城河》写炕头上设摊做买卖的胡同老人。写市场、商
业活动场景而备极生动的，还有《烟壶》中的德外鬼市。虽非正宗京
味也京味十足的《封片连》（张辛欣）、《鬈毛》（陈建功）。则把
当代北京的个体商场，写得声态并作，一派火炽。
    更有文化一风俗意味的，自然不是店铺招牌，而是那种古意盎然
的经营方式。人情体贴是一种商业艺术。老北京商贩给人印象深刻的，
是礼仪文明与十足的人情味。①“三合样虽是个买卖，可是照顾主儿
似乎是些朋友。钱掌柜是常给照顾主儿行红白人情的。三合祥是‘君
子之风’的买卖：门凳上常坐着附近最体面的人；遇到街上有热闹的
时候，照顾主儿的女眷们到这里向老掌柜借个座儿。”（《老字号》）
“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祁天佑，有一张典型的商人面孔：“作
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于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
（《四世同堂》）和气的商人，是足增人间的暖意的。“卖烧饼的好
像应该是姓‘和’名‘气’，老李痛快得手都有点发颤，世界还没到
末日1 拿出一块钱，唯恐人家嫌找钱麻烦；一点也没有，客客气气地
找来铜子与钱票两样，还用纸给包好，还说，‘两搀儿，花着方便。
’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离婚》）有时因店铺伙计
太和气，太会拉主顾，以至使老李“觉得生命是该在这些小节目上消
磨的，这才有人情，有意思”（《离婚》）。和气与耐心是经营艺术，
也是老派市民的修养。即使买卖不成，凭着“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
他们会“把失望都严严地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四
世同堂》）。②
    ①[ 清] 夏仁虎《旧京琐记》记北京的绸缎肆“其接待顾客至有
礼衷，挑选翻搜，不厌不倦。烟茗供应，趋走极勤。有陷读者，遇仕
官则言时政，遇妇女则炫新奇，可谓尽交易之能事，较诸南方铺肆之
声音颜色相去千里矣”（北京古籍出版社）。梁溪坐现老人写琉璃厂
书肆主人的“工应对，讲酬酢”，且有学识，“此种商业，与此种人
物，皆将成广陵散矣”（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琉璃厂小志》）。
    ②当然，诚实也是信用的保障。祁天佑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
二价，而且是尺码如一。他水不仗着‘大减价’去招生意，他的尺就
是最好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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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当这种时候，京味小说只写方式、情调，不涉“关系”，商业关
系已在其中。这种交易依赖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而非现代社会
中的商业契约和赤裸裸的利益原则。①因而营商得凭借“外场工夫”；
商店的装湟华丽比之资产、货色更易于显示信用。对此清末笔记中亦
有所记。邓友梅笔下的估衣行情景，在当今的年轻人或觉匪夷所思的
吧。“老客来了先接到后柜住下，掌柜的要陪着剃头、洗澡、吃下马
饭，晚上照例得听戏。”（《（铁笼山＞一曲谢知音》）讲求信义、
人情，以非商业手段达到商业目的。商业道德合于乡土社会的道德规
范，却又因此商业关系难以越出“传统”而获得现代品性。②让人留
恋的有时只是情调。《老字号》所写那种宁静悠闲的古旧商业情调，
几近于抱雌守虚清静无为的哲学境界。“多少年了，三合祥永远是那
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机凳包着蓝呢子
套，茶几上永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样除了在灯节上才挂上四只
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此外，没有半点不像买卖地儿的胡闹八光。多
少年了，三合祥没有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
半月；三合样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
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三合样是与古城
一体的，且比之胡同更多着些端肃与庄重，更有陈年老酒般的气息。
③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
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
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
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
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现在读来，这
一则商业神话的意味不免更是讽刺性的。语见该书第6 页。
②言无二价，“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广告”，既是诚实，亦是保守
顽梗，不知变通。因而美德当社会经济变动时反倒促成了古旧商业的
没落。
③文化空气的熏染使当代个体摊档也难有广州街头那种战场般的
紧张气氛，买卖之间仍有一种暇豫从容：“买货的、卖货的、过路的、
加上闲呆着没事儿看热闹的，像戏园子里一样地插科打浑，随随便便。
停下来贫一句，又接着赶路、买卖、呆着……“（《封片连》）

茶馆老板王利发（《茶馆》），几乎可以看做古老商业传统的人
格化。作为旧式生意人，他几乎是太完美了。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
合于礼仪规范，不合于这种社会对于一个商人的道德与行为要求。他
即茶馆。茶馆的风格、面貌，几乎只系在王利发的个人风格上。
相对活跃的消费品市场和极端保守的商业经营方式，相对发达的
商业与极不发展的近代商业观念，构成近现代中国奇特的商业文化面
貌，并不独北京为然。老北京除有数的大字号外，商业规模的普遍狭
小，也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制约的结果。限制了商业文化现
代化的，与限制着宗法制家庭解体的，是同一个乡土中国。以整个社
会生产水平的低下为前提的生活水准的相对均衡，也限制着商业活动
的规模。京味小说所写北京商人传统的商业伦理，即反映着中产市民保
守的道德要求。
一种在现代人眼中极奇特的现象是，以盈利为追求的商业活动，
却干方百计掩饰其本应公开申明的商业目的。传统社会世俗心理中的
“商业道德”，制约着上述真实的商业目的的实现，或作为这种目的
的遮饰物。《没有风浪的护城河》以不图赚钱的小本生意人祁家老祖
儿作为“变着法儿坑人”的当下摊贩的道德对立物。祁家老祖儿，
“那叫多仁义，多厚道2 ”这是胡同居民（包括作者）对于一个生意
人的道德评价，使用的是胡同里通用的一般道德尺度，这种尺度是不
关心商业效益的。①祁老祖儿式的“仁义”、“厚道”，也顺理成章
地以“不大会做买卖”为条件。
《牛天赐传》并非写北京，其对于牛老者的描写却反映了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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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人及老舍本人评价商人所持标准。牛老者“是天生的商人”，他中庸、
谦和而悠然。他的经商不凭借商业智慧，他靠的是一种“非智慧的智
慧”，近于奇妙的本能。“对什么他也不是真正内行，哪一行的人也
不诚心佩服他。他永远笑着‘碰’。”“他有这么种似运气非运气，
似天才非天才，似瞎碰非瞎碰的宝贝。”悠悠然使他显着点儿飘逸，
不俗；非内行则让他保存一些天真，平易。中国古代史传、笔记中的
风雅商人无不有非商人气质以至名士气，这里有早经形成的评价商人
的知识分子标准，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土风”（《戴震文集》卷十
二）。非商人本性的商人才是好商人，道德感情上可以接受的商人。
②掩盖、逃避经济利益原则的商业道德，在现代人的眼里是虚伪的。
多数情况下，它以“勤俭”、“诚信”等等并不体现商业特性的
一般道德规范掩盖了商业行为的实际愿望。京味小说作者往往也在这
里，与古城的古旧传统、风习认同。
①对旧式商人由道德方面的描写，由这一方面呈现的“老字号”
与洋派商业的文化对比形态，不能不把历史道德化了。茅盾于同时期
创作的《林家铺子》显示出与老舍的不同跟光，是可资比照的例子。
②营商，牛老者所奉行的，近于徐大总统哲学：听其自然。无为
而无不为，近乎不经营的经营。介在有意无意之间，自然与人工之间
——这里有京味小说作者所欣赏的人生姿态。上述观察商业行为的非
商业跟光，出于审美评价而非功利衡量，其心态是典型知识分子的。

传统道德明于义、利之辨，这使得孜孜以逐利的商业活动不能不
在道德上处于窘迫境地。而上述道德传统确也造成过重义（信义，信
誉）轻利的诗意文化。你又不能不承认，京味小说作者对古老商业文
化的眷恋有极其现实的根据。萧乾的《邓山东》写老北京小贩与买主
间的一份“交情”：“俺眼没都长在钱上。朋友交的是患难。”《钟
鼓楼》中的老修鞋匠“心平气和地”对取货而不付钱的女顾客说：
“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因为“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
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工钱。”他指望的是对
他那技艺的赞美与肯定，他看重那点“玩意儿”（技艺），而不是它
的商业价值。这是古老北京、古老中国小手工业者、小工匠的职业心
理，其中有小生产者建基在技艺自信上的自尊。这种古朴风习和传统
商业中的人情味，使北京商店、北京商贩足以激起本节开头写到的那
种温暖亲切的文化感情，令你不便以传统——现代、前进——倒退的
二分法去一味指责京味小说作者的文化认同。在承认价值多元的现代
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诗意部分将被认为是有永恒魅力的。
同时，正是京味小说使你看到，作者们给以温情脉脉的描绘的那
种富于尊严感的庄重古朴的商业活动，决不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
现代商业的对手。它们过于道德化了，其中缺乏的，是富于刺激力的
经济思想。“老字号”三合祥凭借其“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
规矩”，以拒绝广告、“减价半月”维持其金匾的“尊严”，写在作
品中，这“官样大气”却给人以滑稽感。旧式商人的信念（“咱们作
的是字号”）在小说提供的商业环境中也给人以滑稽感。既然三合样
只能是“老”三合祥，别的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是，三合样就只
能“倒”给那些不讲规矩的商号，活像个从容赴义的英雄——但在作
者笔下也不只悲凉，而且透着滑稽。正直规矩的钱掌柜是一个人，也
是一个商业时代。他“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字号还在，老
字号“已经没了”。老舍仍然有他的深刻。他在写到背置于这种境地
的“老字号”时，悲伧中有对历史必然性的意识，对于古老商业本身
缺乏生存能力的意识。因而他的悲剧感就不只出于对古旧事物行将消
逝的哀挽，其中有对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觉察与思考。这儿汇集
了老舍作品中极富历史感的部分，集中思考现代与传统，城市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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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代化过程的文化含义的那一部分。这些作品对于现代商业文化的道德
化的批判固然包含有明显的肤浅，以至市民意识的狭隘性，同时又含
有民间智慧，普通人对于历史文化复杂现象的观察。其实老舍笔下的
“老字号”又何尝真的是老北京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更深刻的真实也
许在于体现了一种商业理想，对于富于人性的商业的理想。这理想或
许会在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上实现？

·建筑文化·

苏珊·朗格以近于浪漫的诗情写到建筑艺术所可能有的文化蕴涵
与美感境界：“建筑家创造了它的意象：一个有形呈现的人类环境，
它表现了组成某种文化的特定节奏的功能样式。这种样式是沉睡与苏
醒、冒险与稳妥、激励与宽慰、约束与放任的交替；是发展速度，是
平静或跌宕起伏的生命过程；是童年时的简单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满时
的复杂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神圣和变化莫测的基调与虽然进行了一
定选择却依然被来自这种社会秩序的个人生活所重复的基调的交替。
……”②
①《烟壶》中劫夺文物的古玩店也属于老北京。
②[美]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114 页，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6。

“京题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京味小说作者，尤其当代作者，
在对于北京文化外在形态的呈现中，往往禁不住要津津有味地写北京
人的宅院，宅院中的布置，描写不厌其详。这固然是一种知识，有关
北京生活不能不备的知识，不同作者间命意又有不同。《少管家前传》
写京都大宅门的庭院，除知识趣味外，旨在表现清末民初王公贵族的
生活情调，《钟鼓楼》写四合院，如上文所说，兴趣更在北京居民建
筑形制及其文化功能的综合考察、分析。
以四合院作为北京民宅的一般样态，出于对胡同文化作为北京文
化基本方面的肯定。胡同、四合院文化，是中产及下层市民的文化。
倘若考察由居住环境体现的北京建筑文化，是不能略过清代留下
的那些显赫宅第的。《旧京琐记》记“京师屋制”即由大宅门说起：
“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
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
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
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
夏凉冬焕，四时皆宜者是矣。”——正是《少管家前传》所写的那类
宅院，只不过豪华程度互异，“因时因地，皆有格局”而已。这种
“屋制”才更充分地体现着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对于生存合理性的注
重，和实现于建筑格局的极其完备的生活艺术。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
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四合房、三合房”是平民化的，
是世俗生活秩序及其理想。京味小说中，除《少管家前传》一篇关于
显赫府第近于铺张奢华的描绘，写得最多也写得更为亲切的，是四合
院、三合院一类中下之户的院落。这也是被目为最具北京风味的民居，
以至“四合院”几乎拥有了“北京文化”代称的身份。刘心武的考察
四合院所体现的伦理结构、文化结构，不能不说是北京文化考察中不
可少的一项工程。《钟鼓楼》的有关章节写四合院，由院门而影壁而
小偏院，而前院，而里院与外院（即前院）间的垂花门，而里院的
“抄手游廊”等等，叙说力求详备；更由建制到功能到文化内涵，层
层推究。比如院门：“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
（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
至于“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
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
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
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建筑形式化，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
亦有由伦理原则出发的考虑。四合院更是传统文化“和合”境界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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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征体现，因而《四世同堂》写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关
于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四合院的建筑格
局不消说合于传统审美规范。只不过比之大宅门的掩映迂曲回环层叠，
是较低层次上的。正如其中住家是古城的基本居民，其所体现的，亦
“基本美感”。
并不困难地，陈建功由四合院读出了类似的含义：“据一位建筑
学家考证：天坛，是拟天的；悉尼歌剧院，是拟海的；‘科威特’之
塔，是拟月的；芝加哥西尔斯大楼，是拟山的。四合院儿呢？据说从
布局上模拟了人们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辘轳把胡同9 号》）
四合院式的家庭组织形式和家庭生活秩序在传统社会最具普遍性①—
—正如凝结于建筑形式的，严整刻板而又充满人际依存与人情熨贴。
其轩敞明净处，与北京生活（包括北京方言）的明快豁朗合致。上文
谈到了京味小说作者善于借一胡同一院落置陈布势，他们意识到并利
用了建筑形制所体现的伦理意义。谁又能说胡同、四合院的被作为北
京文化标志，不也多少由于文学艺术的上述阐释呢？
①四合院固然以北京为形制最完备，却非北京所独有，它事实上
也是北方城市民宅的普遍形式。由四合院格局体现的上述伦理秩序，
更是典型乡土中国的。

殷京生在《老槐树下的小院儿》刘心武在他的作品里，则写到了
这种建筑一生活形态的被破坏。这是由“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始的
文化破坏与重构过程的一部分。“‘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
（即‘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邱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
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大改变了北
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也应当是对于四合院作为文化表达
式的意义阐释的一部分。“变动”从来有助于对原有意义的发现或确
认。不论意味着什么和预示着什么，北京建筑文化的变异都不可逆转，
大批四合院、杂院的拆迁，和大片规格化楼群的拔地而起，是最刺眼
的事实。居住方式、居住环境的改变，终将改变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尤其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形式——这胡同文化中最足自傲的部分。由
四合院式的封闭，到公寓大楼里单元房的封闭，体现着全然不同的文
化。对于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古城，再没有什么比之这种居住条件的大
规模调整，更足以强制性地改变其文化形态的了。
这是生存的空间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的文化性格、城的文化面貌
的例子。至于其问得失，也让人如对商业文化变异那样一下子说不清
楚。
下面将谈到北京的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有关北京文化分裂的最
尖锐的描写是由非京味小说作者提供的，他们却也同京味小说作者一
样并未深涉最有可能掘及文化深层的那一方面，即胡同生态的变动，
胡同、四合院文化的消失，公寓楼取代四合院这一注定要影响深远、
最终改铸北京文化性格的重大事实。这也许才是最有北京特性的文化
变动。
写这份生活，本应是京味小说的专利。未“深涉”，在京味小说，
如前所说，出于文化眷恋；①在其他作者，则因其被庞大、焙目的现
象吸引住了。这也是近期城市小说的特点。最强烈、刺激的视觉印象
掩没了其他一切，新异可惊的形态掩没了平凡微小的生活事件。要到
一度被认为新异的失去其新异性，视觉兴奋消失后感官恢复了对寻常
世相的感应，那些虽细小却将影响长远的文化变异才有可能在人们的
眼光下渐次显现出来。
①由上引作品可以看到的是，对于四合院的文化阐释，已很难更
有新意。对于北京建筑文化的这一方面的发现，有赖于文化材料的积
累和认识工具的进一步更新。
于四合院之外，刘进元的《没有风浪的护城河》还写到了北京城
墙，其中的慨叹多少回应了瑞典人所著之《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
京燕山出版社，1985）中的议论。小说写到已不复存留的永定门：
“……除去冬天，每到傍晚晌，成千成万只燕子和蝙蝠在城门楼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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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的上空叫着，飞着，绕来绕去，衬着五彩斑斓的晚霞，给北京罩着一
层神秘庄严的气氛。
在这种氛围里，你不得不承认，城门楼子本身就是一种灿烂的文
化。“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由城墙上读出的，则要复杂得多。
“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
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L1悦
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
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脾睨四邻的气派。
它那分外古朴和绵延不绝的外观，粗看可能使游人感到单调、乏味，
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
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该书第28页）作
者还在他这部写于20年代的建筑学著作中说：“如果对于北京城墙能
够予以适当审查，使其无声的证据变成语言，它们无疑会比北京的任
何记载道出更有趣、更准确的故事来。它们是一部土石作成的史书，
内容一直在不断更新和补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自其诞生以来直到清
末的北京兴衰变迁史。……”（该书第30页）不能不掠叹于作者文化
——历史感受的深邃。他以异国人的眼睛，甚至由北京城市建筑中读
出了身在此中者未必能读出的微妙意味。①
①同书42页中还写道：“深入探讨中国的各种象征意义是没有必
要的，因为其含义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似乎太含混、太暖昧了。不过
应当记住，中国人设计任何一个建筑物——无论是一座房屋、一座寺
庙，还是整个城市，绝不仅仅从美学和实用角度出发，他们总是有含
义更为深刻的目的；这些目的，天于的忠实臣民虽然从未忽略过，但
也从来未能予以充分的解释或领会。”

刘心武把四合院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力图从中读解那个时代的
经验和这种经验经由建筑语言的表达方式，读出四合院建造者的设计
思想和生活意愿；瑞典人对于中国的城门城墙，也作为历史文本读解，
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他们的生存愿望
和这种愿望的具体呈示，以至这建筑语言的哲学语义。他们在面对北
京城市建筑时，都把发现凝结其中的历史生活与文化心理作为目的。
也像常常绕过大宅门，京味小说在如城门城墙这样巨大的体量面前或
许感到威压，或者只是觉其太远于世俗生活。但胡同文化只有置于这
庞大背景上或其投影中，才足以充分呈现其凡俗性——这却又多少会
是刘心武构思《钟鼓楼》时的思路。
京味小说在发掘北京文化时，仍嫌围于胡同世界，格局太小，难
以有喜仁龙对于城门城墙那样的北京文化发现。商洛山中的贾平凹说
过：“……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
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①我疑心人们对清代文化有太多
偏见。清代又何尝只有景泰蓝1 于宏伟坚厚的学术文化建筑外，也有
故宫（明清）、东陵等，可媲美于前此朝代的宫殿庙宇，以其庞大体
量和严整形态，充满了民族与历史中内蕴的力。
①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立体交叉桥》、《封片连》等，还写到近几十年的居民楼建设。
灰败单调干篇一律也是一种文化。其粗糙笨重也罢，寒酸也罢，都是
以砖石书写的北京文化史。砌入了建筑物的，往往也是文化史中难以
修改重写的部分。
无论城门楼还是普通民宅，北京建筑总让人无端地怅惘。是因其
中的历史太厚，含义太曲折，还是因其所暗示的让人捉摸不定？
《封片连》写到尾巴处，想站在高处看看北京。要看的首先还是
寻常屋宇，因为那是人世间的最可亲近的北京人的生活世界。
“眼下，一个个的屋脊，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竖的，横的，
有的是双脊，有的一个大脊带一个小脊，仿佛灰色的宁静的浪。……”
数十年前，当那个瑞典人由清晨的城墙上俯瞰时，连绵的屋宇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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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恰也被想象为波浪。一个外国人，竞为自己的历史想象和其中包含的
严重意味震撼了：“当晨雾笼罩着全市，全城就像一片寒冬季节的灰
蒙大海洋；那波涛起伏的节奏依然可辨，然而运动已经止息——大海
中了魔法。莫非这海也被那窒息中国古代文明生命力的寒魔所震慑？
这大海能否在古树吐绿绽艳的新的春天里再次融化？生命还会不会带
着它的美和欢乐苏醒过来？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人类新生力量的波涛冲
破那古老中国的残败城墙？抑或内在动力已经凝固，灵魂业已永远冻
结？”（该书第11—12页）
这些叩问今天听来依然动人心魄。也许只能用新的城市建筑及其
体现的健康清新的文化来回答。那么，我们能使几十年后登临俯瞅北
京者看到、想到些什么？

4 文化分裂与文化多元(略)


5 生活的艺术

说“北京文化”，上述“家族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
化”等等自是大端。但你也已看到，对于“大端”，京味小说所提供
的，是一些较为浅近的说明。京味小说展示北京文化，所长必不只在
这上头。所谓“文化”，即人类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及其符号
化。文化热的热点向在哲学，素所冷落的是更为基本的人的生存形态
及其演化。“文化”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衣食住行中，在最不经意的
“洒扫应对”、“日常起居”之间——尤其注重人伦日用的中国。北
京文化的凡俗性质，或许能启示一种文化探索的眼光的吧，京味小说
的北京文化发掘，正体现了这种眼光。
因而当我们由那些大题目转向诸如北京人“生活的艺术”、北京
人的“方言文化”这些更为平易俗常的方面，我们突然发现了京味小
说易于被忽略的那一部分文化蕴涵。这些也属于使京味小说获得独特
性的东西。
即使简单的梳理也不难使你发现，当代京味小说往往取材于闲暇
中的北京人，或曰北京人生活中的闲这场合：遛弯儿的北京人，会鸟
儿的北京人，泡茶馆、小酒馆的北京人，票戏的北京人，下棋的北京
人，神吹海哨（或用了时新的说法“侃大山”）的北京人，等等。他
们似乎爱写也善写“闲情”，这一点上即不同于老舍。老舍所写虽然
也常常是日常生活情景中的北京人，对于情境的选择却没有上述的严
格和明确。对于北京人生活的各种场合，他几乎无所不写。这种不同，
可以解释为两代作者的不同功力，也可以解释为不同意图√L1态，即
上文已经提到过的，老舍对于北京文化的批判倾向和当代作家的展列
以至把玩、鉴赏态度。说白了，当代作家较之老舍，更珍爱的是“风
格”而不尽是“思想”。老舍的一支笔极能传达北京人的生活情趣，
却又只是在当代京味小说这里，情趣才成为值得抽出细细咂摸品味的
东西，独立的被认为有特殊价值的审美内容。这不消说是当下文化热
所鼓励的一种态度。作为创作心理背景的，则有大动乱后哲学人生观
的微妙变化。
虽然不能说闲暇的北京人更是北京人，北京文化的造成却的确更
赖有闲暇以至逸乐。即使北京话的漂亮，又何尝不是有清以来京都文
化空气的特殊产物呢2 有趣的是，北京人的某些消闲方式已被作为一
种文化姿态，一种特定的文化表达式了。提笼架鸟绝非北京人的专利，
却总像是由北京人来提，来架，才恰合身份似的。
写闲暇情境，便于寻找北京人有别于他地他乡人的特殊情态、人
生态度、风度气派、行为以至生活的艺术，寻找为一种文化形态所特
有的颜色；同时寻找京味小说的风格可能性，更充分的北京方言的功
能发挥。当然，这“寻找”也为了便于传达作者本人的人生理解，影
响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哲学。文学选择受制于形式条件，有此制约才有
特殊的价值创造。当代京味小说作者想必比老舍更明了其中道理，因
而不惜自设篱墙。风格意识的强化是一种进步。有关的一系列作品让
你看到，为老北京人传神写照，确也在阿堵之间；注重文化，铺写世
态，以北京为对象的其他作品亦可以然，而写此种情境此种神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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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种情态中的文化历史与文化心理蕴涵，则为京味小说诸家专擅。写闲
情，题旨未必就小；更无须解释的是，写消闲未必为了消闲。平心而
论，有些作品的旨趣还太显着“严重”，以至令人有强拽出主题、神
长意义之感。更何况当代诸家间互有区别呢。因而上述选择非即注定
了要淡化意义。写闲暇情境能否入深，能否及于深层文化，要看各家
的思想力，艺术功力，“风格”并不一切负责的。且不说“深度”，
作为风格，当代京味小说的确凭借了自设的限制，使得北京方言的功
能得到进一步开掘，作品诸形式构件得以精细地锻造。由这一点说，
“闲逸”未始不可以认为是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为求风格的优雅而特选
的情境。

·世俗生活的审美化·

《诗经》不曾如印度的《梨俱吠陀》一样成为宗教圣典。虽然儒
家之徒、迂腐文士强加给它有关风教的题旨，千载之下读来，它们仍
是生活的诗，没有因岁月而磨损掉其所由产生的生动情趣。在中国，
有时也只有这种生活情趣，才是对抗“风教”的真正力量。它属于现
世充满种种欲望的活生生的人。其中有道德律令不能拘限的生命创造，
证明了人虽在重压下其生机亦未死灭。
同属东方文化，日本的生活艺术追求幽寂境界，以茶道、花道、
书道等为典型体现。其中有禅味。日本著名费俳人松尾芭蕉论俳句，
以为冷寂是美的最高境地。高山辰雄、加山又造的画，Jl[ 端康成的
小说，都善能创造上述境界，极清雅冷寂之致。用了中国人的眼光看
去，即少了世俗人问气息。日本特有的审美概念“物之哀”，据说
“表述着一种对自然、人生的深深眷恋和淡淡伤感的意境”。中国古
典诗文即使传达类似意境也终没有形成特殊的美学范畴。
北京人的生活艺术最为京味小说注重的，是其世俗品味。较之同
时代别的作者，京味小说作者更尊重市井里巷生活的凡庸性质，更能
与凡庸小民的人生态度、价值感情认同。闲暇中的北京，并非即是属
于雅人的。小公园、小酒馆，也从来不是京城雅人高土的聚集之所。
京城中有雅人的闲逸，也有市井小民的闲逸，其间有层级，又有沟通。
京味小说作者如前所说，大多并不熟悉那个奢华的上层世界。胡同里
的普通人、庸常之辈，中产及下层市民，更是他们的经验世界。他们
写来最自然有味的，也是这种层次上的物质文化的饮食起居的北京人。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人伦日用。中国知识分子若非受了理学禁欲
主义的训练，自有一种人生理解的通脱，行为的洒脱，且能欣赏这通
脱与洒脱，以之为“名土风流”。这也是一种精神传统。因而古贤哲
有“食色性也”的明达见识，不讳言“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尤其“钦食”。郁达夫以“饮食男女在福州”为文
章题目，亦出于以俗为雅的洒脱。
北京的文化魅力，固然在祟楼杰阁，在无穷丰富的历史文物，却
也在普通人极俗常的人生享用。这里或有更亲切更人生化的北京文化。
梁实秋遗作《丁香季节故园梦》所梦到的，是这样的家乡：“我生在
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神条面煮悖悖，
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
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
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①这“故园梦”全由寻常衣食服用构
成，其中也就有北京的闲逸情调。林语堂《京华烟云》上卷第十二章，
用了洋洋洒洒的大篇笔墨，极写北京生活之美，也在写到“家居生活
的舒适”时最见深情。《京华烟云》成书在海外，其间散发出国粹气
味，那些十足夸焙的形容，表达最真切的还是乡情吧。
在世界性大都会中，或许只有巴黎，文化的悠久与世俗化，可与
北京相比。北京最令人经久难忘的，正有“吃”——饮食文化。这也
是老北京人文化优越感的一份实实在在的根据。清代有人作“诽谐体”
咏都门食物，把一时名看佳酿、菜蔬果品、各色小吃罗列无遗。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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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大师俞曲园在他乡作《亿京都词》②中曰：


忆京都，茶点最相宜。两面茯苓摊作片，一团萝卜切成丝。
不似此间恶作剧，满口糖霜嚼复嚼。
亿京都，小食更精工。盘内切糕甜又软，油中灼果脆而松。
不似此间吃胡饼，零落残牙殊怕硬。

此中亦大有“京粹”气味。
“吃”竟是如此有魔力的文化，以至梁实秋晚年还在为别人未能
吃到“故都小食”而“帐然若失”。“我问：”吃到糖葫芦么？’答
案是摇摇头。‘吃到酱肘子夹烧饼么？’答案又是摇摇头，曰：“不
知此味久矣！’没有糖葫芦酱肘子夹烧饼可吃，北平人岂不枉为北平
人？”③（《丁香季节故园梦》）
①载1987年11月4 日台湾《联合报》。
②《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③刘半农杂文《北旧》在讽刺的意义上提到“北平本是个酒食征
逐之地，故饭庄之发达，由来已久”。《北旧》收入《半农杂文二集》，
良友图书公司，1935.

这里确有不以“吃”为粗鄙嗜欲的中国知识者的通脱。鲁迅曾说
过这种意思：人生是要有余裕的。战士也吃饭，也性交，并非一味战
斗，他还嘲笑过“吃饭不忘抗战”的那种矫情。出自与普通民众相通
的生活感情，京味小说作者不曾放过“吃”这种最足表现北京人生活
情趣的场合。张大哥说：“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男子吃
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离婚》）旗人贵族出身的金竹轩
“有个祖传的缺点，爱花零钱”，无非为吃两口（邓友梅：《双猫图》）。
《辘轳把胡同9 号》中的旗人老太太虽在浩劫中饱受惊吓，仍不能忘
“北京人的讲究：夏天，吃烧羊肉；冬天，涮羊肉；正月初二，吃春
饼；腊月二十三，吃糖瓜儿……甭管怎样，决不能亏了口”。种种食
物，并不取其贵重。麻豆腐就“不值俩钱儿”，因而才更是俗人的一
点嗜欲。
《钟鼓楼》的作者切实地调查了一番北京城新旧饭馆的今昔变迁，
以此作为关于北京的一种知识。李陀笔下蒙昧颟顸的七奶奶（《七奶
奶》）残留的人生记忆中，老北京的混沌、芸豆饼的滋味是依然生动
的。味觉记忆似乎比之其他记忆在个人更经久，更耐得时间的磨损。
乡情往往即系在这些寻常的感官印象上。《四世同堂》第一部第十四
章开篇写“北平之秋”的诸种应时果品，笔触愈细密，状物愈生动，
愈见出乡愁的深。这才是以其全部感性生动性在记亿中复活的北平。
这类笔墨中，有最亲切的“文化认同”。①

於梨华以类似方式，表达文化认同——一种特殊亲切、实在的认
同感。在美国的傅如曼想到回家，“家”对于她不只意味着她那间
“窗子朝南的小房间”，而且意味着路摊上的烧饼油条，中和乡“热
腾腾的豆腐脑”（《傅家的儿女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多处
写到留美归来的主人公在台北各处搜寻小吃。“光是为了这点吃，也
该留下来。”文化怀乡的基础固在所食的味，更在味中的情感以至观
念积累。②

①汪曾棋谈阿城的《棋王》，说：“文学作品描写吃的很少（弗
琴尼尔沃尔夫曾提出过为什么小说里写宴会，很少描写那些食物的）。
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有点清高，认为吃是很俗的事。其实吃是人生
第一需要。阿城是一个认识吃的意义、并且把吃当做小说的重要18节
的作家。”（《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收入《晚翠文
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
②萧乾说：“回想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北京最使我怀念的是
什么？想g6豆汁儿，吃扒糕；还有驴打滚儿，从大鼓肚铜壶冲出的茶
汤和烟熏火燎的炸灌肠。这些，都是坐在露天摊子上吃的，不是在隆
福寺就是在东岳庙。”见《北京城杂亿·游乐街》。

“文化热”使人们发现了荆楚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发现了吴越
文化的浪漫空灵，发现了东北边地山林文化的雄放犷悍。备受青睐的
是民间性文化，“饮食男女”中的“男女”。这天然是诗，又合于文
学惯例。京味小说也发现了民间文化，却因少了两性间的浪漫而显得
鄙俗。厨房永远比之两性野合的草地俗气——这却又是典型文明人的
偏见。在真正的原始人类那里；饮食男女是不会被区分等次高下的。
《骆驼样子》有几处写样子在吃中体验生命，朴素而深切。“……热
汤像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
再来一碗！’站起来，他觉出他又像个人了。“那时还未见有另一
位作者，对人的类似经验体察到如此细致入微的，以至人们半个世纪
后读《棋王》的有关描写时感到新奇。这生命感不唯不浪漫，也不“
庄严”。唯其不庄严，才见得朴素，朴素如生命的原色。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艺术和美也最先见于食色。汉文‘美’
字就起于羊羹的味道”①。据说对这种说法有异议。此种学术是非自
有专家澄清；在我看来，倒是上述拴释本身更有意味。
京味小说肯定人生，当然不限于写北京人的食欲。中国的艺术，
中国式的人生，注重小情趣。因而有国画静物题材的小鸡、虾、白菜
萝卜。即使画峻峭巨岩，也不忘以一小花一小虫，点染出人间气息。
宗白华关于国画静物有极富启发性的见解。人生本琐细。宏大完整的，
是人生的抽象，浓缩，诗化。实际人生总是片断，破碎，充满着琐屑
事物。中国艺术以小情趣寄寓朴素温暖的生活感情，出于对生命的珍
重——以掌捧水，一点一滴都不想让它漏掉的那种珍重。中国的传统
工艺品，其小巧者自不便与古希腊雕塑、汉代石刻比气魄，作为艺术，
它们却可以是等价的。当然，历史生活中也有不暇顾及小情趣的时候。
鲁迅30年代有对于被雅人们当做“小摆设”摩挲把玩、“将粗犷
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小品文的批评。②那也是时代现象。
①《谈美书简》，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②《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第4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