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闽丘陵农业（2） 张泽咸

花雨

作者：张泽咸　

  
    (三)隋唐时期

隋灭陈，《隋书》卷56，记房彦谦“奉诏安抚泉(建安)、括(处州)等十州，以衔命称旨”，受到嘉奖。开皇初，柳机进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户。其子柳述，尚兰陵公主，礼遇益隆，并袭父爵建安郡公。显示隋初已不再将闽地视为贬逐臣僚的落后地区。

炀帝末年，全国社会大动乱，《隋书》卷70，记余杭人刘元进据吴郡，称天子，“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吴越平原与闽浙丘陵诸地也都迅速卷入了反隋旋涡中。

隋大业时，闽浙丘陵分建东阳、永嘉、建安三郡十二县，极大地并省了陈朝的行政地区建制[1]。隋志称东阳郡“川泽沃野”。永嘉郡、建安郡“小人勤耕稼”，正可显示六朝末年以至隋代，本地区农业存在较好发展趋势．

唐代盛世，浙闽丘陵地分置十一州六十县(浙地为台、睦、衢、处、婺、温六州三十五县；闽地为福、建、泉、汀、漳五州二十五县)。《旧唐书·地理志》记贞观中，台、婺、处、睦、建五州十六县，共计八万四千七百零一户，比隋大业中三郡十二县四万二千七百六十七户为多。若按天宝户统计，浙地六郡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三十七户，闽地五郡九万一千一百八十六户，总共为五十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三户，编户大增，反映从隋至唐，浙闽丘陵地区经济有了重大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闽浙丘陵主要由吴越、南唐及王氏闽国所据。《十国春秋》卷111《十国地理表》称：“自江以南诸州为吴，而有唐因之，领浙东十三州、一军为吴越。……据七闽以抗衡列国为闽。”但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温、台、处、衢、婺、睦等州归吴越，福、建、泉、汀、漳等州先为闽有，后归南唐；留从效据有汀、漳。诸州均缺记户口；就县治设置而言，闽地的发展似比浙南山地更为迅速。

上述唐代浙江丘陵六州，史书中罕记农田水利项目，意味着所在山丘地的开拓发展，尚处于比较后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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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臧励龢《补陈疆域志》，陈在闽、浙置三州六郡二十九县(缙州二郡、东嘉州一郡、丰州三郡)以外，还包括东杨州临海郡五县，新安郡七县中之二县，总共有三十六县，详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4443—4475页，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本。《隋书》卷56《房彦谦传》，1562页，又卷47《柳机传》，1272页；又卷70《刘元进传》，1623页。


睦州位于浙西天目山、千里冈山区．郡城是孙吴贺齐平山越后所筑。隋平陈，置州．所在是新安江、富春江流域，水源充足，有利发展水旱农作。

睦州寿昌人李频描写家乡岘岭西的居民数千家，拥有浅水沙田种稻。刘长卿送睦州朋友孙沅诗称：“火种山田薄，星居海岛寒。”桐庐位于富春江畔，李郢说：“桐庐县前洲渚平，桐庐江上晚潮生，……麦陇虚凉当水店，鲈鱼鲜美称莼羹。”他又说：“雨湿菰蒲斜日明，茅厨煮茧掉车声，……何处樵渔将远饷，故园田土忆春耕。”桐庐人方干说：“莫道耕田全种秫。”[1]由此看来，浙西丘陵地农家种稻植麦，养蚕缫丝，鱼肥莼美。州以文绫、细茶充贡品那是很自然的。

婺、衢二州是浙江丘陵区内著名的金衢盆地所在。婺州是先秦时越地。郑缉之《东阳记》云：吴宝鼎元年(266年)，始分会稽置东阳郡。陈置缙州。唐初置婺州，所领七县，史志不记有水利工事。东阳、兰溪、武成、浦阳四县，是高武至玄宗时建置，岁以香秔、绵、葛、苎布、纸、漆、黄连为贡。吐鲁番曾出土：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白亮租布一端，光宅元年(684年)十一月 日。婺州兰溪县瑞山乡从善里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神龙二年(706年)八月日。都是唐前期婺州编户以苎布交税的实证。《唐六典》卷20记婺、衢二州麻布质量在全国居第五等。

晚春时，贯休在兰溪遇连绵春雨，见农民犁锄春耕正忙，桑柘生长茂盛。方干在东阳发现：“野父不知寒食节，穿林转壑自烧云。”春耕大忙时，南人很不熟悉中原人寒食节熄火冷食习俗，反而外出烧荒劳作。曹唐描述金华山：“白羊成队难收拾，吃尽溪边巨胜花。”展示山区草地养羊颇多[2]。《吴越备史》卷1，记武肃王长兴二年(931年)“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钱镠)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同书卷4，记今上(钱仿)广顺二年(953年)，“有大象自南方来，陷陂湖而获之”。可证婺州有水田，有旱作，山间有草宜畜牧，浙江境内颇有野象频频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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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149刘长卿《送睦州孙沅自本州却归句容新营所居》，1487页，又卷587李频《及第后还家过岘岭》，6812页；又卷652方干《与桐庐郑明府》，7492页；又卷590李郢《友人适越路过桐庐寄题江驿》，6850页，又卷590李郢《潮河馆》，6852页．
[2]《全唐诗》卷836贯休《春末兰溪道中作》，9420页，又卷653方干《东阳道中作》，7504页；又卷640曹唐《皇初平将入金华山》，7340页。


衢州，唐初分婺州信安县创置，辖五县，因境内有三衢山而得名。《地理志》仅记西安(信安)有水塘，“溉田二百亩”。《文苑英华》卷800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云：“去年(760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吴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无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丽且清。”衢婺盆地所在，地势高敞，种植业较好，人口不稠，饥年新增万余户，也不觉人多。当然，也存在如白居易《秦中吟·轻肥》诗云：“去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同样是客观现实。元和初，衢州刺史元锡说：“衢为大郡，累经荒险，……旱灾相继，天丧过半。”[1]州内陂塘不多，水利设施欠缺，是导致旱歉的重要原因。《全唐诗》卷657罗隐《寄三衢孙员外》诗称：“风高绿野苗千顷。”那里农田成片，正常年景是五谷丰收。唐末，吴越国再将衢州常山县西北八乡析置开化县，由是，马金溪与千里冈地获得垦殖。据记载，唐贞观时，婺州五县，三万七千户，武周时，自婺州析置衢州，开元时，婺州七县，衢州五县，共有十六万一千六百户。天宝时，婺州七县，衢州四县，共有二十一万二千户。百余年间，户增五倍，反映当地生产发展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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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苑英华》卷587元锡《衢州刺史谢上表》，3042页．《全唐文》卷693，7111页，文同。


位于东海岸的台州、温州，唐代因商贸关系有了重要发展，农业生产，也仍是相当滞后。

台州，先秦为越国地，秦代属闽中郡。西汉时为东瓯所有。孙吴置临海郡。隋平陈，废郡，以其地入永嘉郡。唐于临海置台州， 以天台山得名。并从临海分置黄岩、乐安、宁海三县。临海、黄岩、宁海三县均产铁，就地冶制铁农具，有利推动生产发展，但史书却罕见有关种植记载。唐兴县(天台县)有天台山、瀑布山，以产茶叶、乳柑著名于世。

温州位于雁荡山与括苍山之间，汉代东越王都东瓯，即在永嘉。东晋明帝置永嘉郡，隋平陈，以其地入处州。唐高宗上元时(674—676年)于永嘉置温州。肃宗上元初(761年)，李皋在温州，旱饥，“州有官仓粟数十万斛”，开仓散于饥民。《韩昌黎集》卷28《曹成王碑》云：“悉弃仓实与民，活数十万人。”大受朝廷嘉奖．他曾下乡巡察，遇一老妇泣告，“有二子李钧、李锷，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二子均以文艺登科，在长安作官，“遂割贯长安，与郡里绝凡二十余年”。李皋按奏其事，李钧流放施州，李锷流辰州[1]。温州农家能培养二子入举，反映当地已拥有较好经济实力。

《韩昌黎集》卷26《路公(应)神道碑》称：贞元中，检校屯田郎中路应，“遂临于温州，筑堤岳城、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所筑疑是防海潮的大堤。温州滨海，潮害甚大。例如，显庆元年(656年)九月，“括州海水泛溢，坏安固、永嘉二县，损四千余家”．“总章二年(669年)九月十八日，括州暴风雨，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城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区，杀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损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顷”[2]。需要说明，正式；建置温州以前，永嘉等地均属括州。路应筑堤二邑：横阳今称平．阳，武周大足元年(701年)分安固置县。岳城情况不明，疑亦安固属地。唐高宗时，几次海浪对居民性命、资产和田苗的损害极重．筑堤后，“得上田，除民害”，民户受益。《全唐诗》卷651，方干《送永嘉王明府之任》云：“浮客若容开荻地，钓翁应免税苔田，前贤未必全堪学，莫读当时归去篇。”这位晚唐懿、僖时诗人劝告永嘉王县令，应允许逃户开垦荒地，并免征税，可以促进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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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卷13l《李皋传》，3637页．《册府元龟》卷675《仁惠》，8056页，又卷923《不孝》，10900页。
[2]《旧唐书》卷4《高宗纪》，76页，又卷37《五行志》，1352页．《新唐书》卷36《五行志》。928页．《通鉴》卷200显庆元年，6299页．


据记载，台州五县，开元时为五万户，天宝时为八万三千八百六十八户；温州四县，开元时为三万七千五百四十户，天宝时为四万二千八百一十四户，盛唐时，二州生产均有发展。

处州位于瓯江上游仙霞岭与括苍山之间。隋平陈，改永嘉为处州。开皇十二年(592年)，改名括州。唐德宗初，以避德宗讳再改称处州。

处州所治括苍县，是隋乎陈后初置，丽水经其城下。《元和郡县志》卷26称：“丽水本名恶溪，以其湍流阻险，九十里间五十六濑，名为大恶，隋开皇中，改为丽水。”《太平寰宇记》卷99说它“水清如镜”，“两岸连云，高岩壁立”。如此山清水秀险峻地区，那时仍很少开拓，农业生产自难有重大发展。《全唐文》卷613韦纾《括郡厅壁记》云：“大和五年(831年)，韦纾自司驾员外郎奉符典(处)州。大惧不称其职，且以地险而瘠，人贫而劳，茧丝之税，重倍他郡。故逢穰岁，亦未若他郡之平年也。”清楚表明，处州山区的粮食生产不够旺，主要依赖桑、麻生产，岁以葛、苎布、绵绫绢等为贡物．元和中，处州刺史苗稷进助军钱绢布二万六千匹端，麻鞋一万，宪宗诏令退还本州，“以代贫下租税”[1]，由此亦可推知，处州仍是相当贫困，所以元和宰臣力主退回绢、麻等物，以代贫民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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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册府元龟》卷168《却贡献》。2027页；又卷313《谋猷》，3698页．参《旧唐书》卷159《崔群传》，4189页。


唐代，处州尚处于贫瘠和初步开垦过程中，州属六县，缙云、遂昌、青田、龙泉四县，是武周至中宗时新置[1]．《通鉴》屡记高宗至玄宗时数位高官贬为处州刺史，如定州刺史赵环，剑南节度使王昱，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刑部尚书韦坚等[2]，亦可显示处州是后进不发达地区。长庆元年(821年)制诏：“江南诸郡户籍非少，皆有赋入之难，尔为吾往理缙云(丽水)，以宣朕化，无虐悍独，俾伤惠和”。[3]江南诸郡征赋难周。处州更有其地理特色。《新唐书》卷36，记“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处州大雨，水平地深八尺，坏城邑、桑田大半”．水旱天灾，加重了民生困苦。《樊川文集》卷8《邢君(群)墓志铭》记会昌五年(845年)，群任处州刺史，“急于束缚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远，必务尽根本”。他大力清除贪吏与弊政，刷新吏治，备受民众拥戴。卸任去歙州时，“稚老泣送于路”。《全唐诗》卷652方干《处州献卢员外》诗云：“才下轺车即岁丰，方知盛德与天通，……落地遗金终日在，经年滞狱当时空．”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粮食丰收与政绩好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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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泉县，(旧唐书》卷40《地理志》，1597页，《新唐书}卷41，1062页．《元和郡县志》卷26，625页，均记为乾元二年(759年)设置，此从《太平寰宇记》卷99，可能有误。
[2]《通鉴》卷202上元二年四月．6376页；又卷214开元廿六年九月，6835页。又开元廿七年六月．6838页；又卷215天宝五年正月，6871页。
[3]《元稹集》卷48《韦行立处州刺史敕》，51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唐文》卷649，6582页，文同。


上述唐代浙东三州，台、温二州沿海，处州在内地，这种基本格局和县治设置，直至南宋末年，仍然变化不大。宋初，三州仍唐旧，属江南道，经济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台、温二州农业生产，仍未见比较典型的资料．而位居内地的处州，《宋史》卷5《太宗纪》，至道二年(996年)“大有年。是岁，处州稻再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月癸酉，“处州言，稻再熟”。其他史料还说明处州兼产粟、麦，但以水稻为主。唐代后期，处州生产况或亦与之近似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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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丘陵的农业生产状况，隋、唐时进入了重要发展阶段。

隋统一南北后，江南土豪曾一度掀起反隋斗争，越州(浙江绍兴)高智慧等自称天子，被隋军击败，“遁走闽越”。“泉州(福州)人王国庆，南安(泉州)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作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隋军却意外地泛海而至，国庆匆忙逃散．杨素派人劝说国庆，许以将功折罪，国庆于是“执送智慧，斩于泉州”[1]．支党瓦解，江南彻底平定。此事从另一侧面反映闽浙间的沿海往来相当频繁。就农业生产而言，直至陈、隋之际，福建各地仍以其东北地域开发较快。萧梁时，南安郡的析置以及南安豪族王国庆的出现，充分反映福建的开拓已在逐渐向东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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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书》卷64《来护儿传》，1515页；又卷48《杨素传》，1285页。


福建广大地区，隋代只设有建安一郡。唐初，福建分设福、建二州；武周至中宗时，增置泉、漳二州，玄宗时再置汀州’福建总共设五州二十五县。到了宋代，五州以外，增设南剑州和邵武、兴化二军，达到八州四十二县，合称八闽，已是相当接近近代福建省的行政建制。《新唐书》卷68《方镇表》称：“开元廿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建、泉、漳、潮五州，治福州。”可说是福建正式命名之始。明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自此以后，漳、潮二州或隶福建’或隶岭南，颇有变动。上元二年(760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大历六年(771年)，“废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唐末乾宁四年(897年)，“升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威武军节度使”。至赵宋雍熙三年(986年)，正式建置了福建路。

鉴于福建地区的发展主要是在中唐之后，今将福建诸州不同时期编户数列简表如次。

————| 开元户 |天宝初户| 天宝中户| 元和户
————| 元和志| 寰宇记| 通典 | 新唐志| 元和志
福州| 31067| 34080| 39527| 34084| 19455
建州| 20800| 22770| 21459| 22770| 15480
泉州| 50754| 31600| 24586| 23806| 35571
汀州| 4680| 4680| 2632| 4680| 2618
漳州| 1690| 15000| 5330| 5846| 1343
共计| 108991户|108130户| 93534户| 91186户| 74467户


上表所列诸州不同时期的户口显然存在不少疑点，此处难以细论。《隋书》卷31，记大业时，福建地区仅存建安一郡，统四县(闽、建安、南安、龙溪)，一万三千四百二十户。《旧唐书》卷40记唐初，福建地区至少有泉州(福州)、建州二州。泉州领县缺记．建州“旧领县二，户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六”。唐初的建州实有六县，具体开列了诸县名称(绥城、唐兴、建阳、沙、将乐、邵武)，未知何以说只领二县?是哪两县呢?贞观中，福建地区不可能只有一万余户。随着州县的纷纷建置，户数也在稳步增长。

福建增置州县，不外乎通过开山洞和场镇升格两大途径，以便尽可能多地控制民众。

开山洞建置记载明确的，福州有古田县、尤溪县、永泰县；汀州有长汀县、龙岩县、宁化县等。以尤溪县为例，《太平寰宇记》卷100称：“山洞幽深，溪滩险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廿八年(740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而《元和郡县志》卷29汀州：“开元廿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新唐书》卷41作“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开山洞置”尤溪县。众多逃居山洞的人是在附近从事垦荒生产劳动，逃户各有家室，以逃户置州县，即是将隐藏户公开，使之身份合法化、编户化了。

以场镇设县，多在中唐后以至十国时期，主要与工商发展相关．如福州罗源场改永贞县，梅溪场改闽清县。泉州桃林场改永春县，另一桃林场改为清溪县。建州永顺场升顺昌县，永宁镇场升建宁县。举例说，《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云，武、宣之际，“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尝闻期月之内变为大县乎?是亦斯场人士之所愿也”。作者盛均，泉州南安人，他是以记实手法撰文。又如《太平寰宇记》卷101建州归化县，“本将乐县地，古之金银场，唐末于此立归化镇，后以去郡遥远，民难输纳，户口稍滋，伪唐保大三年(945年)立为场，周显德五年(958年)改为县，属建州”。《十国春秋》卷96记：“林揆，建州人。天德时(943—945年)，为永顺场官，……政尚简易，民甚便之。及南唐得建州，升场为顺昌县，仍以揆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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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福建置五州，福、泉、漳三州在沿海，建、汀二州处内陆山地。总的发展趋势是自北而南，由沿海而至内地，发展很不平衡。

《全唐文》卷164陈元光《请建州县表》称：“七闽境连百粤，左袵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抚绥未易，子育诚难，……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同卷同人《漳州刺史谢表》称：“臣州背山面海，旧有蛇象之区，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治理诚难，抚绥未易。”上述二文是否后人伪作，可另行讨论。所言武则天时期闽地相当落后，是有其他资料可供佐证而无讹的。吴与《漳州图经序》云：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州本二县，一日漳浦，即州治也。一日怀恩，(开元)廿九年(741年)十一月廿二日敕，以户口逃亡，废之”[1]。《新唐书》卷41记漳州置于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二县，和吴与序文所言完全一致。

福建大地没有很好开发前，瘴疠很重，居民的族类复杂。《太平寰宇记》卷100记福州风俗，引《开元录》云：“闽县，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十道志》云：“嗜欲衣服，别是一方。”林、黄等姓，前引《闽中记》说是中原士族后裔，此言林、黄等是夷种后裔，各有各的道理。福州等地民多夷种，是客观现实。刘禹锡说：元和时，薛謇任福建都团练观察使，“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2]。此唐代中叶福建地区大有少数族人存在的例证。晚唐昭宗《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云：“闽越之间，岛夷斯杂。”[3]是知唐末福建各地仍杂居不少非汉族同胞，他们或居山谷，刀耕火种为生；或居水上，捕鱼为业，生产相当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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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513吴与《漳州图经序》，5209—5210页。他不仅明确说除元光奏置漳州。下文且将陈与南越赵佗对称。说：“赵佗故垒，……岭下之遗基可识，陈将军忠贞冠代，……开元出祥云之符。……蔚为江外之名邦，不特闽中之要地。”辛德勇《唐吴与(漳州图经)》，考订上引吴与序文，并非宋人所撰。《全唐文》所收是吴与序全文，乾隆《漳州府志》误删误改。唐人吴与所撰，非《祥符(漳州)图经》。所说甚是。辛文收入所撰《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289—29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2]《文苑英华》卷9l7刘禹锡《薛公(謇)神道碑》，4825页。《全唐文》卷609，6155页．《刘宾客文集》卷3，22页，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
[3]《文苑英华》卷457张玄晏《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2328页。乾宁三年(986年)，张任翰林学士。《全唐文》卷818，8616页，文同。


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谈到晋末卢循起义失败后，遗种“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令相统摄，贞观十年(636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这些被称为“夷户亦曰游艇子”的人，实际并非少数族人，不能与土著畲族的先人们等同并论。十国闽己亥岁(939年)，从泉州南安县析置之同安县，“有岛屿四所，计四百余家居焉。无田畴，人以钓鱼拾螺为业”。这类人的族姓，也难以轻易判为非汉族人。

浙、闽同样是丘陵山地，《新唐书·地理志》不记浙江丘陵有人工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却备记福建丘陵福州十县中有闽县、侯官、长乐、连江四县以及泉州四县中之晋江、莆田二县，都有人工兴修水利工程多处；而且，福、建、泉、汀四州各有数县产铁。在古代交通不便的丘陵山地，各自冶铸当地民众使用的农具，就近供应，有利推动本地农作迅速发展。

唐文宗时，李茸先后任闽县与长乐县令，他大力兴筑海堤，阻遏咸潮侵袭。旱则潴水，雨则泄水，以利种稻。另外，《太平寰宇记》卷102，记泉州南安县桃林溪，溉农田三百二十亩，为新唐志所未载。泉州土产有“再熟稻”，原注云：“春夏收讫，其株又苗生，至秋薄熟，即《吴都赋》云再熟稻。”这种再熟稻明显是稻荪，不是复种稻，因其收成较低，故云薄熟。同书卷100记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地区)稻谷品种有十一个，农作物选用不同品种，以适应不同土壤和不同的肥力，有利增产增收。北宋初，闽人黄懋言：“本乡风土，唯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1]在丘陵山地种稻，诚如宋人所言，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水田无水，就会颗粒无收。《全唐诗外编》卷17收丁儒《归闲诗》云：“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同人《冬日到泉郡次九龙江与诸公唱和诗》称：“正值严冬际，浑如春画中，……麦陇披蓝远，榕庄拔翠雄。”如果丁儒确是唐人，二诗又都是他所作，那是反映漳州稻谷生产一年两熟，至少也和泉州同样，存在再生稻，山地还种有冬小麦[1]，种植系数已是相当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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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续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993)三月，7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福建地区农业生产加速发展，主要是在中唐以后，元和时，《全唐文》卷693记元锡《福州刺史谢上表》云：“时岁丰穰，流庸自占。”揭示了农田丰收和编民附籍的密切关联。山地建州，唐人权德舆称为“东闽剧地”。所属邵武县，“户口繁会，路当要冲”，为此而析置光泽县，启示当地政治、经济地位相当重要．汀州也是内地山区，是检责逃户置州的。张籍曾指出，汀州地僻，来客稀少。福建五州，沿海三州(福、泉、漳)与内地二州(建、汀)的面积大致是二比三，而编户数却是四比一。随着中唐以后内地山丘的加速垦殖，至唐、宋之际，沿海与内地户口数已接近相等了。南宋初，浙东人叶适说：“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而亦古所未有也。”他的认识是相当深刻和正确的．宋宁宗时，“臣僚奏，有天旱、有人旱，此唐人之论也．……臣闽人也，闽地瘠狭，层山之巅，苟可置人力，未有寻丈之地，不近而为田，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2]。还谈到了在平地田塍间，开掘坎井，以资溉灌之助。这些都可说明闽地的开发确是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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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儒其人，事迹不详。《全唐诗》也无丁儒诗。《全唐诗外编》系其诗二首列于“无考”系列。注云，二首诗引自《漳州府志》，出自《白石丁氏谱》，故其诗之真实性，当前尚难以确认，姑录此志疑。  
[2]《叶适集》第三册《水心别集》卷2《军事》，65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参《宋史》卷434《叶适传》，12889—12894页。《宋会要·瑞异·旱》二之二十九至三十．2096页。  


对于福建经济发展的评估，中唐人颜真卿说：“福建，大藩也．其地东带沧溟，南接交广，居民若是其众也。”大力赞扬福建人户众多．独孤及说，福建五州，“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汉代)无诸、余善之遗俗，号曰难治”[1]。说中唐前的福建，富比巴蜀，殊为过甚。《新唐书》卷53记贞元初，增江淮运米，包括了福建、岭南。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将福建列为唐政府依靠的东南八道之一。《唐会要》卷88记穆宗诏令包括福建在内的江南各地，在水旱灾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半价出粜以惠贫民”，不能让豪家收籴。说明福建是和内地同样设仓贮粮，以赈灾歉。懿宗时，有人建议，自福建海运粮食至广州，以供应岭南所需军粮，显示唐末福建已有余粮外运。当然，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估计，唐人罗让《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说：“大费根本，实在于江淮，……岭南、闽蛮之中，……无大赡也．”如此分析评估，确为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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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337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3471页。《文苑英华》卷847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4478页．《全唐文》卷390，3964页，文同。


唐末五代时，来自中州的王氏父子兄弟据有福建，建立闽国，有必要另作简单说明．

陆游《渭南文集》卷33《傅正仪墓志铭》称：“唐广明之乱，光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大家。”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是在唐末社会大动乱时随众至闽中。光启二年(886年)，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景福二年(893年)，唐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自此以至南唐灭闽(947年)，五十余年内，王氏是长期控制了福建政局．

乾宁元年(894年)，宁化县黄洞蛮二万余人围攻汀州，《通鉴》卷259，记福建观察使王潮领兵出击，闽地安定。“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之”。潮死(897年)，弟审知代立，《册府元龟》卷229《政治》称：“王审知起自垄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王审知德政碑》云：“污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版图既倍，井赋孔殷。……地征既倍，天库充盈。”正因为各地生产丰收，赋入也有了保证．他还“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新辟甘棠港商埠，导致农商并旺。福州有官庄田千余顷，“赋民官田，岁输租税”[1]。王审邦任泉州刺史十二年，“流民还者，假以牛犁，兴完庐舍”。归德场长颜仁郁留意安抚，“一年襁负至，二年田莱辟，阅三岁而民用足”。他撰《农家诗》云：“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2]真是通晓农家苦痛的至理名言．正是闽国上下努力，闽地经济是处在蓬勃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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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死(925年)后，闽国迅速陷入内乱和分裂。王鏻在位，大量度民为僧，以膏腴上等田给僧道。王昶执政，计口征收身丁钱，“江湖陂塘，皆有赋”。王延政在建州，“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泉州人留从効乘乱自称漳泉二州留后，“计丁出米甚重”[3]。大致来说，闽国境内剥削征敛之重，有类吴越钱氏对浙江地区的苛征．同样，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吴越与闽国对浙、闽地区开发的重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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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846页。《金石萃编》卷118于兢《王审知德政碑》，6页下，扫叶山房线装本，1921年．《续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十月，2484页。《宋史》卷30l《章频传》，9993页．
[2]参《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邦传》，1362页，又卷96《颜仁郁传》，1389页．《全唐诗》卷763颜仁郁《农家》．8665页．
[3]《续通鉴长编》卷171皇佑三年(1051年)十一月诏，4117页。(宋会要·食货》七十之一六五至一六六，《蠲放》，6453页。《宋大诏令集》卷186《减漳泉兴化军丁米诏》，679页。参同卷《除西浙福建湖广身丁钱诏》．67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总之，唐代对浙闽丘陵的开发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赵宋时，更是大踏步上扬。南宋前期，曾先后在福州、桂阳军(湖南桂阳)和浙西工作过的温州瑞安人陈傅良，其《止斋先生文集》卷25《桂阳军劝农文》记，他在孝宗时说；“闽浙之土最为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而在桂阳则不必如此，“然闽、浙上田收三石，次等二石，此间(指桂阳)所收，却无此数，当是人力不行”。所言发人深省，值得重视。

粮食而外，福建还出产丝、麻，但质量等级不高。《唐六典》卷20，记泉、建、闽之绢、伫并第八等。《元和郡县志》卷29记开元时，福州、建州赋绵、绢；泉州赋麻，纻布。元和时贡绵二十斤。表明中唐后，我国桑蚕业发展是在逐步向南推进。《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记福建向中原后梁贡葛布三万五千匹。《新五代史》卷68载王怜称闽帝，曾命锦工制九龙帐。他向中原后唐进锦、绮、罗三千匹，并白氎、红毡等。其后，闽帝王延羲向中原后晋贡葛五十匹、细葛二十匹，“献晋度支商税葛八千八百八十匹”[1]。唐代丝绵制品质量以黄淮海地区所产最好，中唐后，江淮以南正在迎头赶上．葛主要产于南方，前已提到越王勾践种葛，织葛布献吴王夫差，葛布是以葛纤维之细者绨织成，其粗纤维称络，通常以制绳索用。

福建多山，是著名茶乡，陆羽《茶经》记福州、建州产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后，《国史补》卷下开列名茶十四种，内含福州方山之露芽，但未提及建茶．宋人熊蕃《北苑贡茶序》称：“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皆不逮建品。”是由于作者未曾亲历其地。《新唐书》卷54记长庆时，普增全国茶税，由盐铁使王播亲自监领福建茶区，表明其茶税地位已很重要。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年)六月，停止福建每年进贡橄榄，“今后只供进福建腊面茶”(2)．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9《蜡茶))条引“杨文公《说苑》云，蜡茶出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按唐氏诸家说中，往往有蜡面茶之语，则是自唐有之也”。所言甚是。马令《南唐书》卷2，记保大四年(946年)二月，“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金挺，臈茶之贡自此始，罢贡阳羡茶”。建州是山区，产茶最为有名。《太平寰宇记》备录福、建、汀、漳四州产茶。“建州建安县，茶山在郡北，民多植茶于此山，涉冬翠茂，俯瞰城郭”．南唐升建安郡南平县为剑州，“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如此等等，说明福建产茶众多，制茶业在中唐后有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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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十国春秋》卷9l《闽惠宗记》，1324页；又卷92《闽景宗纪》，1339页。
[2]《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797页。《册府元龟》卷168《却贡献》，2028页．


临近热带的福建山区，盛产多种热带水果，如橄榄、荔枝、龙眼、枇杷、甘蔗、黄橙等，其中有些品种在唐、宋时被列为贡品。

福建山地多林木，汀州、漳州产“海舶”，便是利用巨木以制大船。《太平寰宇记》卷102汀州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处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其树皆枫松，大径二三丈，高者三百尺。”随着福建山地的日趋开发，原始林木随地区开发先后，已是逐渐有所减少。

唐德宗贞元末，福建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牛、羊近万头匹，监吏主之”。其中包括马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经过近十个月饲养，《顺宗实录》卷3称：“羊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估不过数千，不经时辄死．又敛，百姓苦之，远近以为笑。”贞元廿一年(805年)四月，“罢万安监牧”[1]。实践表明，福建虽富杂草，并不宜于集中发展畜牧。萧子开《建安记》载将乐县有高平苑，曾是好猎场所，那是与荒野未尽辟，野物众多密切相关，与人工养殖大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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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卷13《德宗纪》，399页；又卷149《柳冕传》，4032页；又卷14《顺宗纪》．407页。叁《册府元龟》卷621《监牧》。7479页；又卷698《失政》．8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