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丘陵农业（2） 张泽咸

观云

作者：张泽咸　

  
     
(三)隋唐时期  

隋灭陈，“金陵王气黯然收”。《隋书》卷3l《丹阳郡》称：“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建康不再具有六朝时那样的特殊地位。隋大业时，丹阳郡辖地包括了当涂、江宁、溧水三县。唐初，以延陵、句容、白下(金陵)三县属润州；丹阳、溧阳、溧水三县属宣州。《旧唐书》卷40记“至德二年(757年)二月，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年)，于江宁置升州”．三年后废罢，故《元和郡县志》无升州名。唐末，徐温掌握扬吴实权，派遣养子知诰经营升州。《通鉴》卷269贞明三年(917年)“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于是移驻其地。南唐建国，又定都于金陵。宋灭南唐，再置升州，《太平寰宇记》卷90，记升州辖八县(江宁、上元、溧阳、溧水、句容、当涂、芜湖、繁昌)。自是宋初社会现实状况。

《新唐书·地理志》记升州勾容有绛岩湖，宣城有德政陂，南陵有大农陂、永丰陂。这些陂湖水利，如绛岩湖虽创修于六朝，但真正发挥重大农田水利作用是在唐中叶以后。唐人樊询《绛岩湖记》说：湖塘“开田万顷，赡户九乡”，盛产鱼、稻[1]。《元和郡县志》卷28，溧水县南百里有固城湖，“周回九十里。多蒲鱼之利”。《全唐诗》卷189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称：“鱼盐滨海利，姜蔗傍湖田。”是知唐代溧水一带，不仅耕垦湖田，田傍且植姜、蔗，又多鱼、盐之利，农副业相当发达。

宣州南陵县之大农陂，唐人韦瓘说，“斩莽辟芜，拨腐曝淤，……辟荒梗数万亩”，陂水溉田千顷[2]。权德舆说，代宗大历时，李条为宣城令，“县鄙之南，水泉委汇，每暑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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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445《绛岩湖记》，4540页．参《新唐书》卷4l《地理志》，1057页。
[2] 《全唐文》卷695《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7140页

潦，辄伤大田，公乃峻为之防，……稼皆登成”[1]，此皆地方性的农田水利。宣州地处江南，气候温暖，宜农日较华北多。李频说：“万家闾井俱家寝，千里农桑兢起耕。”农村趁早耕作，粮桑并重。在泾县，“绕郭看秧稻，寻街听茧缫”。许浑说，冬日宣城，“露茗山厨焙，霜炕野碓舂”[2]。春初开耕种桑，随后稻苗分秧，蚕缫丝，以至焙茶舂稻，年年农事繁忙。《太平寰宇记》卷103《宣州·旌德县》，“山谷深邃，舟车莫通”。宪宗元和初，宣歙观察使卢坦已注意开垦河渚间小块渚田，发展生产。旱年粮贵，重视商货流通，反对片面压低粮价。理由是“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3]。实施他的主张，商旅来者增多，粮价迅速下跌，人们较易渡过了难关。

歙州初置于隋，所在山多水急，交通不便。例如《太平寰宇记》卷104歙县苦溪，“乱石厂磺残，洪港斗折，淙流腾激，其急如箭”。祁门县阊门滩，“怪石丛峙，迅川奔注，溪险石蹙，跳彼激射，摧舻碎舳，商旅经此，十败七八”。唐元和时，歙州“民山处，输租者苦之，下令许计斛输钱，民赖其利”。歙州刺史崔玄亮为免农民长途跋涉运输，下令允许编户交钱代粮。歙民所养马、牛等所生子畜，以往都由官府设籍登记，吏员藉此舞弊害民，玄亮于是焚毁官籍，以利民众安心生产，发展饲养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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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502权德舆《李公墓志铭》，5113页．
[2]《全唐诗》卷587李频《宣州献从叔大夫》。6811页；又卷588《送许棠归泾县作尉》，6823页；又卷537许浑《冬日宣城开元寺赠元孚上人》，6129页．
[3]《通鉴》卷237元和三年(808》七月，7653页。《全唐文》卷497权德舆《卢公神道碑铭》，5068页；又卷640李翱《东川节度使卢公传》，6462—6465页。
[4]《白居易集》卷70《崔玄亮墓志铭》。1470页。《新唐书》卷164《崔玄亮传》，5051页。


歙州地处山谷间，吕温说它“地杂瓯骆，号为难理”。李翱指出，歙州“富豪并贫民之产而不税”[1]，社会现象，复杂万分，包括居民族姓有不同，以及贫富阶级的差异与对立。唐初，汪华据歙地称吴王。中唐时，歙人杀刺史，方清保据歙州等地山险经年，战斗都相当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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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3l吕温《崔公(浞)行状》，6367页；又卷639李翱《李府君(则)墓志铭》．6455页。


歙州种植业，水田多种秈稻，不甚宜秔。山地产粟、麦。《全唐诗》卷690，记歙人汪极欢呼家乡种麦，“塍畦交茂绿，苗实际清和”。宋人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云，“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于江西，仰其米自给”，所言自是赵宋情况．同书卷2《叙贡赋》，谈到歙地租挈重，并非宋代首创，“特起于唐末伪刺史陶雅之所增异”。歙地山多梯田，“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刀耕而火种之”。耕种梯田，史书未见有任何农田水利工程。《新安志》所说，“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坏与禾荡然一空”。当然，这也不是宋代所特有的，上述卢坦在歙州发展商运，吸引外地粮食运进，即是良好旁证。

池州(贵池市)位于长江南岸和九华山以北，唐初置州。贞观时废归宣州，代宗时复置，所辖四县，其中三县分别为玄、肃、代三朝所置。表明唐代中叶，该州正处在迅速开拓中。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莲花削成，改称九华山。山地多旱作，如德宗贞元时，释普愿于山上建寺，“斫山畲田，种食以饶”，由是三十年也不下山。元和进士池州人费冠卿说，隐居九华山，“外户凭云掩，中厨课水舂，……畲田一片净，谷树万株浓”。长庆进士茅山隐士顾非熊寄诗费冠卿，“石室和云住，山田引烧开”。[1]可证九华山多旱作畲田、山田。赵璘《因话录》卷4《角部》记代宗、德宗时，刘彦范的朋友在九华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拾之以归”。显示九华山田已多种麦。《全唐诗》卷656罗隐《别池阳所居》云：“黄尘初起此留连，火耨刀耕六七年，……却是九华山有意，列行相送到江边。”池州人杜荀鹤有诗数首谈及九华山，如卷692《献池州牧诗》云：“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池州产麦多和畲田密切关联。同卷《又自江西归九华》云：“他乡终日忆吾乡，乃到吾乡值乱荒，……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可见社会动乱对农作与百姓生活影响至深且大。罗隐所说“火耨刀耕”，即是普愿和尚的“斫山畲田”。唐以前皖南山地早已存在水、旱种植，但很难见到具体记录。陶渊明《和刘柴桑诗》称，“新畴变应畲”，畲是动词，似难与畲田等同。前引《盐铁论·通有》记汉文学言：“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也就是“火耨刀耕”。它和“砍山畲田”一样，都要使用工具。历史上刀耕火种为时已久，各有其时代特色，唐朝情况与汉代“文学”所言不能完全等同。《全唐诗》卷429白居易《归田诗》：“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苗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明确说是春日修整好农具，等到有下雨迹象时，亲自督率耕夫，大力进行垦荒耕耘．畲田是旱田、山田，原则上不种水稻。通过畲田方式，皖南山地正在迅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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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高僧传》卷11《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25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全唐诗》卷495。费冠卿《答萧建问九华山》，5612—5613页；按，“谷树万株浓”之“谷”疑为“榖”，“谷”、“榖”形近而误，“谷”简作谷；“榖”，落叶乔木，又名构树或楮树，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又卷509，顾非熊《寄九华山费拾溃》．5783页。


另一方面，九华山地区确实种有水稻。《全唐诗》卷707殷文圭《九华贺雨吟》云：“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池州人喜逢及时雨，欢呼它对稻田耕作有重要作用。《宋人集·丙编》收录宋、元之际九华山人陈岩撰《九华诗集·化城寺诗》，自注云：“寺起于齐、梁，逮唐建中中，金地藏依止禅众，有平田数千亩，种黄粒稻．……结实香美。皆自新罗移植。”《黄粒稻诗》云：“紫芒金粒动秋风，三月腰镰卷地空，农事倦时天与力，机舂相继便论功。”注：“寺前有碓。”诗下原注：“稻出九华山。相传金地藏自新罗携种至此种之，其芒颖，其粒肥。其色殷，其味香软。与凡稻异。”[1]如果宋人所记无误，九华山稻种是中唐时自新罗传人，经唐至宋，种植几百年而未衰。可惜唐代九华山的具体种稻方式，今已不明。但却证明当地已不是采用火耕水耨方式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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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赞宁《宋高僧传》卷20《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支属，“振锡允方，遐逅至池阳，堵九子山焉。……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清甘，岩栖耕汲，趣尔度日．……其山多冒云雾，罕曾露顶欤”。515页。本传记地藏死于贞元十九年．九十九岁。


皖南山地宜茶，歙州祁门县所产尤有名。《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称，该县五千四百户，“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置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茶“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外地茶商来此购买。此外，宣州宁国、太平、广德诸县，亦以产茶著名。

皖南诸地盛产麻与绢，名闻全国．《唐六典》卷20记宣州产火麻布，质量为全国第一等。《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州、歙州，均以麻布为贡品。白居易《红线毯》称：“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这是说，德宗贞元中，宣州进贡宽阔质量高的加丝毯。《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记长庆元年 (821年)，宣州观察使元锡一次“进助军绢绫一万匹”，足见当地丝织业已是相当发达。

皖南水面多，盛产水物。当涂、芜湖等地的鲥鱼，泾县鲤鱼，均很著名。顾野王《舆地志》记梁昭明太子以池阳水出鱼美，因改其地名贵池。

《全唐文》卷872薛文美《泾县小厅记》载南唐保大时，泾县厅柱颓毁，风雨不散。拟兴工采木重修，“洪水漂出巨材，久在溪燸”。取而用之，栋梁宏壮。“复于厅后盖廊屋三间，重梁续柱，架险飞空。”山洪暴发，冲出如许巨木，足见宋代《新安志》所说外运木材以换粮之事诚为不虚，是为时久矣。

综上所述，清晰地看出唐代皖南山地获得了重大发展。其行政建制，歙州属江南东道，宣州属江南西道。中唐后，往往宣、歙并称。《旧唐书》卷162，记元和时，王遂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陆惨出刺歙州，“歙，大州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杜牧《吕温墓志铭》记武宗时，温“复以御史大夫出为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赋多口众，最于江南。公急恶宽穷，……自至大治”。杜牧撰《李君(景业)墓志铭》记文宗时，池州刺史李景业，创造新的籍簿，按品级高低，分别不同等次征发徭役，在税收上也设法减轻贫弱民户的征税，“凡裁减蠹民者十余事”。由此可见，囊括宣、歙、池三州的皖南地区社会面貌，确是比两汉、六朝时大为改观了。

皖南“赋多口众，最于江南”，言之凿凿。今开列宣、歙、池三州户口，制表见下页。

依表所记，宣州天宝时十二万户，八十八万余人。户口数在同一时期江南东、西二道总共三十多州中居第一位。宣、歙、池二州，以宣州为重。它是宣歙观察使的治所；所在经济也最发达，人多赋多。代、德以后，不少宣州刺史即担任宣歙池观察使。代



| 贞观中 | 开元 | 天 宝 | 中唐后 |元 和
| 户 | 口 | 户 | 户 | 口 | 户 | 口 | 户
宣州|22537|95753| 87231①|
109790②|121204|884985|———|———|57350
歙州| 6021|26617| 31961①
38320②| 38320|269109|———|———|16754
池州|—— |—— | 24600②|———|———| 19000| 87967|17591


①代表《元和郡县志》所记开元户口数．
②代表《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口数。但《太平寰宇记》所记开元户数，与《元和郡县志》所记，差异甚大，不知何故?《元和郡县志》卷28记宣、歙、池三州都管户91706户，681页．宣、歙二州所列户已达119192户，已超越所记三州总户数，未知何故。《太平寰宇记》卷105记有池州开元户数，9页下。但当时并无池州，户数依据不明．池州中唐后的户口，据《旧唐书》卷40，其年代不明。1603页．宗永泰二年(766年)九月，宣州刺史李佚坐赃二十四万贯，被朝廷处决，并籍设其家。宪宗为了征讨叛藩，所需费用多．元和十一年(816年)，以司农卿王遂为宣州宣歙池观察使。十三年七月，再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新唐书》卷52称为“予之富饶之地，以办财赋”。很可以看出宣歙地区在唐后期财政上所占重要地位。韩愈说，江南赋出，居全国十分之九，首先是从宣歙地区情况发出议论的。说江南经济发展，是不宜只强调吴越太湖地区，而忽视皖南宣歙地区。宋代于宣歙池地区置江南东路，也是与两浙路并驾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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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区在隋唐时获得了重大发展。那时，于其地分置江、洪、饶、抚、吉、袁、虔等州。《隋书》卷31《地理志》概述江西诸地情况云：“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小人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它说明江西全境习俗重农，纺织业也有重要成就．《白居易集》卷55

《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云：“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约略概述唐代江西地区的经济地位有了重要变化，今择要稍作介绍如次．

江州位于赣北彭蠡湖入江口，地居交通要冲。唐代江州辖地远比东晋南朝时缩小。《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三县，有水利工程四处。一在都昌县，三处在浔阳县，彭泽县没有水利记事。武周天授时，彭泽县令狄仁杰疏称：“彭泽七县，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嚣嚣，……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1]靠天吃饭，天不雨便要失收，虽居长江滨，亦无助于农业创收。

《旧唐书》卷171《李渤传》记长庆元年(822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时上疏，该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当年大旱，一千九百顷失收。按《元和郡县志》卷28记江州开元时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五户，元和时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五户。准此计算。开元时户均垦田十亩半，元和时为十二亩半。可知江州户均垦田数，与州内山峻少田的彭泽县相若，显示州内可垦田地不够多。当然，平均数并不等于现实均平。《全唐文》卷799皮日休《惑雷刑》记：“彭泽县乡日黄花，有农户曰逢氏，田甚广。已牛不能备耕，尝僦他牛以兼其力，……得他牛，则昼役夕归，箠耕于烈景，笞耨于晦冥，未尝一夕容其殆忽。”这位逢氏拥有的田地，决不止是八亩、十亩。租牛耕地，役使极重。自是阶级对抗社会侧面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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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169狄仁杰《乞免民租疏》，1728页。《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记“邑人为置生祠”。4210页。


9世纪前期，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他在那里写了不少诗篇，记述了当地水、旱农作和社会习俗。《全唐诗》卷433《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云：“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江南水乡潮湿炎热，初夏农忙季节，水田种稻，旱田种粟。另一首《游湓水诗》云：“四月未全熟，麦凉江风秋。”夏历四月，江州湓水地区小麦正是日趋成熟。《赠友诗》描写荆江地产金银，不少人弃农事，披沙凿石，“畲田既慵斫，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由于利益驱使，他们离开了农作，受当时社会条件制约，未能形成新的独立社会力量，最终仍要反归从事农作。

白居易《湓浦竹诗》云：“浔阳十月天，天气仍温燠，……草木冬犹绿。”江州初冬到了，农忙高峰期已过，人们利用空隙，持刀斫竹，“家家盖墙屋”。《食笋诗》说：“此州乃竹多，春笋满山谷。”不少人人山拔笋，在早市出售，“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价贱而又美食。嫩笋充食，伐竹盖房，自是江南村野特色。

江西不少地方产茶，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设置草堂，《全唐诗》卷430，说“架岩结茅宇，靳壑开茶园”，即是自置茶园，还开塘喂养红鲤、白连等鱼，一派怡然自得农家乐风光。

唐末十国时，吴与南唐在江州析置德安县与湖口县，大力拓植水田，发展早、晚稻生产。

洪州位于江州以南，州辖七县，《新唐书·地理志》记南昌县有韦丹所开陂塘，建昌(永修)县有武宗和懿宗时所修水利工程各一处。洪州是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所．宪宗时，韦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白居易集》卷57《与韦丹诏》称：“又奏修造陂堰，并劝课种莳粟、麦等事宜，具悉。……抑末业而移风，务兹菽、麦，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时宜，并依所奏。”可知地方官在辖区内推行旱作(粟、麦、菽等)和兴修水利，都要报请朝廷核准。《韩昌黎集》卷25《韦公墓志铭》云：“筑堤扦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1]很可以看出洪州是以稻作为重。长庆三年(824年)秋，洪州旱，螟、蝗害稼八万顷，自是指稻谷。《全唐诗》卷642，豫章人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糖庄》云：“雨余田水落方塘，……满耳在的逼真景象。《全唐诗》卷160，记孟浩然说，豫章是“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那里除水稻外，也有旱作。《太平广记》卷374引《录异记》载洪州胡某，有五子，务农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出售，显示洪州种麦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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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洪州的行政建制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太平寰宇记》卷106记贞元时，析置分宁县。南唐升元时，靖安镇升格置县，又从南昌县析置奉新县。并在汉代建城县(高安市)基点上建置筠州，辖高安、万载、上高、清江四县，后面二县是南唐时新置。北宋初，再从高安析置新昌县。凡此等等，充分说明襟江带湖的豫章地区是在迅速发展中。

豫章据有“连巴控越”的地理优势，杜牧说是“控压平江十万家”。所在森林丰富，采伐和外运较易，隋唐时出产木材很有名。唐人张玄素说，隋修建洛阳乾元殿，“楹栋宏壮大木，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2]。唐太宗准备征辽，匠作大师阎立德“即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3]，就地取材，制造大船．《太平广记》卷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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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川文集》卷7《韦公遗爱碑》云：“筑堤三尺，长十二里，……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益劝桑苎，机织广狭，俗所未习，教劝成之。”113页．《文苑英华》卷870，4589—4590页。
[2]《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2640页。《贞观政要》卷2《纳谏》，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新唐书》卷100《阎立德传》，3941页。

引《纪闻》云：“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归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746年)，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所言固然夸大，亦可见巨木大得惊人。元和时，关中旱饥，“以豫章、江夏、长沙诸郡，地产瓌材，且凭江湖，将刳木为舟，以漕国储”[1]。如此等等，反映江南豫章等地森林丰富，为建筑与造船提供了良木。《稽神录》记“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又记“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油口场。……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至吴，当获善价”。[2]江西众多林木的逐步采伐，为商贸提供了廉价的木料，也为农作垦殖开辟了大批良田。

饶州位于鄱阳以东。《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饶州》引徐湛《鄱阳记》云：“北有尧山，尝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图经》云：以山川蕴物珍奇，故名为饶。”《新唐书·地理志》记州辖四县，有堤塘水利工程四处，均在鄱阳县境内。《全唐诗》卷496姚合《送饶州张使君》云：“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开元贡秔米、贮布．显示饶州所产秔稻质地好，故列为贡品。《全唐文》卷492权德舆说，鄱阳是汉代“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它邻近鄱阳湖，洪迈《容斋五笔》卷6《鄱阳七谈》记北宋余干进士都颉言，鄱阳“膏腴七万顷”，鱼、林、蔬、果、桑、蚕极为丰富．《太平寰宇记》卷107，记饶州余干县之余干水，“居人赖其膏泽之利，溉田一百二十顷”。这些事例说明，饶州境内稻田众多，它与洪州共同构筑了鄱阳平原的良田丰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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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690符载《钟陵夏中送裴判官归浙西序》，7073页。
[2]《太平广记》卷47l《宋氏》引《稽神录》，3878页；又卷354《徐彦成》引《稽神录》。2806—2807页。


饶州是茶叶著名产地。《元和郡县志》卷28记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每驮茶的计量，今已难明，从当地茶税收入在全国占居很大比重，可推测产茶量很不少。《全唐诗》卷506记章孝标说：“饶州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白居易《琵琶行》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盛产茶，吸引了不少外地茶商来买。鄱阳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这是饶州本地人专营茶叶买卖。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刘津说：“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1]四县除祁门在皖南外，其余三县均在饶州境内，是江西境内名茶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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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是唐肃宗时，析饶州南部上饶等地建置。辖五县。除弋阳县置于汉代外，其余四县上饶、玉山、永丰、贵溪，均为唐置。(其中永丰县，至元和六年，废并入上饶。南唐时，且从上饶析出铅山县)。《元和郡县志》卷28记信州元和户28711户，但《太平寰宇记》卷107引《唐元和十道要略》记信州2350户，此必有误。《文苑英华》卷895权德舆《裴倩神道碑》记大历中，倩为信州刺史，“复其庸亡五千室，辟其农耕二万亩”。代宗时，信州逃户归来的便有五千户。不可能在三十余年后，全州仅有二千余户，新增了垦田，受到朝廷嘉奖。《樊川文集》卷18，记唐宣宗敕称，信州“号为沃野，有厚赋”，厚赋的源泉是所在产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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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夷87l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9116页。按，乐乎县有银山。产银铜，唐置场监收税。至南唐时，始升监置德兴县。参《太平寰宇记》卷107《饶州》，13页下。


信州地区的具体农作状况，笔者所知甚少。《太平寰宇记》卷107载上饶县覆船山，“上有泉眼八十四，冬夏不竭，溉田万亩”．贵溪具“贵源山，广七十余里，内多良田，物产蕃庶”。唐人李郢说，信州初夏，“田苗映林合，牛犊傍村闲”。卢纶说，信州原野：“烹鱼绿岸烟浮草，摘桔青溪露湿衣。”[1]揭示信州田野不同季节里稻苗密布，烹鱼摘桔，呈现了一派农村兴旺景象。

抚州临川郡，辖四县，二万四千户。史志不记有水利工程。《新唐书》卷145，记贞元时，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民岁争灌溉，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民间争水溉田，表明所在小型陂塘之类自是不少。地方长官按照中央制定水利法规精神，创建符合本地实情的均平节水之法，促使民心安定，田壤耕辟。另据懿宗时田户邹稜说，自唐肃宗、代宗以来，在抚州先后修有华陂、土塍陂，“寻亦废塞”。“贞元中，有若戴公，置冷泉陂，其迹荒”，戴叔伦在抚州工作三年(785—787年)，修建了冷泉陂，不久便荒废了。文宗时，刺史杜某修陂未成。懿宗咸通时，刺史皇甫氏、钟离氏先后设想修水利。咸通九年(868年)八月，新任抚州刺史李某亲自外出调查，很有感概地说：“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于民邪”。于是在冷泉陂故地兴工，置干金陂，《全唐文》卷805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称：千金陂，“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自兹田无荒者，民悉力而开耕。……先是荒废陂水不入，仰天雨积潦而溉之，苟旱叹不雨，苗则尽槁，是临汝、长宁、长乐三乡之民固无望秋成，而输王之税，不减他户，穷民焦号’无所控诉，至有鬻妻佣女，其苦甚矣”。此渠建成于咸通十年(869年)夏。翌年六月，抚州兵曹参军柏虔冉记其事。它典型地揭示了丘陵山地靠天种地是不可能获得好收成的，必须因地制宜，兴修各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利及时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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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卷108《裴倩传》，4091页。《全唐文》卷500权载之《裴倩神道碑》，5090页．《樊川文集》卷18《陆绍除信州刺史制》，276页．《全唐诗》卷590李郢《夏日登信州北楼》，6847页，又卷280卢纶《送内弟韦宗仁归信州觐省》，3182—3183百

抚州位于抚河旁，西汉置县，孙吴立郡。唐人赞誉它：“人繁土沃，桑耕有秋。”“临川古为奥壤，……翳野农桑。”[1]所在粮食种植和桑树栽培都大有成效。地处旰江上流的南丰县，初置于孙吴时，隋、唐交替，屡有废兴。《太平寰宇记》卷110，记“开元七年(719年)，抚州刺史卢元敏奏：田地丰饶，川谷重深，时多剽劫，乃复置南丰县”。南丰县废而复置，是因所在田地丰饶，人口较多．唐开元时仅有二万户，宋初主、客户合计共达八万余户，可见唐、宋之际抚州是有较大发展。

袁州(宜春)以所在有袁山、袁水而得名。始置于隋，唐辖三县宜春、新喻、萍乡，山多田少。《全唐诗》卷600袁皓《重访宜春》称：“有村皆绩纺，无地不耕犁。”《全唐诗》卷276卢纶说到萍乡：“桔树当家僮，……田开野荻中。”耕地多是开山荒而成。南宋范成大在袁州仰山，看到层层而上的禾田，始称之为“梯田”。南宋初，知袁州张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岗，上资水利，以为灌溉，而罕作池塘，以备旱叹。”他建议江西各地守令，在农闲时，组织劳力，“讲究池塘灌溉之利，以为耕种无穷之资”。[2]山区若不讲究水利，农作自必备受灾歉之苦。


2006-11-8 16:37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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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文》卷819刁尚能《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创抚州南城县罗城记》，8623页；又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8626页。
[2]《宋会要·食货》七之四十六至四十七《水利》，4928—4929页。参《宋史》卷414《叶梦鼎传》，12433页。“袁山多而田少”。《全唐文》卷802刘骧《袁州城隍庙记》，咸通三年(862年)作，8427页。


袁州虽是山区，赋役也很繁重。《封氏闻见记》卷9记代宗时，阎伯璵先后任袁州、抚州刺史，“专以惠化招抚，逃户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州境大理”。逃往邻境的贫民自然仍以垦作为生，地方长吏招抚得宜，吸引了流民归复，很有助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山区内也同样存在巨富。《太平广记》卷401引王仁裕《玉堂闲话》记“宜春郡民章乙，数世不分异，……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江西郡内，富盛无比”。众多编户中，富户为数极少。南唐袁州刺史刘茂忠面对国都金陵失守，在决心降宋前，将州军的科敛文簿全部焚烧，只保留田税簿，以此颇受袁人怀念。由此可知，当时法外加税很重。南唐政府将万载场升格为县，又以高安县为基础建置筠州[1]。实可推知，袁州地区在矛盾运动中仍是继续获得发展。

吉州是汉末庐陵郡地，隋置州。位于著名吉太盆地中心。所属庐陵县，东通大山，“土地多稼，散粒荆杨”。“自江以南，吉为富州”[2]。新干县“地宜谷稻，肥美”，赣水两岸农作兴旺。《元和郡县志》卷28，吉州在开元时三万四千户，元和时，增至四万一千户。文宗大和中，江西道观察使裴谊奏，“破赤石、徐庄等洞贼，戮杀擒获共二百三十六人，收贼栅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事，水、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3]。被称为“洞贼”、“洞蛮”的人们是逃窜在吉州山丘间，从事水田、旱地种植。显示境内仍有不少隐匿户口，正积极努力拓荒为生。

南唐元宗时，在吉州太和县龙泉乡置场，“采择材木”，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十七年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升场为县，开拓了不少农田。唐后主时，康仁杰知吉州，“抚量屯田”，稽查核实，按肥瘠区分高下[4]。减少了强迫命令的弊病，民多服其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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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袁州》，l0页下．《十国春秋》卷27《刘茂忠传》，393—394页。
[2]《全唐文》卷686皇甫湜《吉州刺史厅壁记》，7028页；又《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7027页。
[3]《册府元龟》卷694《牧守部·武功》，8283页。参《通鉴》卷265天佑三年末，8665页。《太平寰宇记》卷109《吉州》，12页，记彭矸为赤石洞蛮事．
[4] 马令《南唐书》卷14《康仁杰传》，四部丛刊本，5页上。参《十国春秋》卷31《康仁杰传》．448页．

虔州位于大庾岭以北赣南地区。孙吴时，为庐陵南部都尉所在。白居易说虔州，“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贾岛说，南康地区，“版籍多迁客，封疆接洞田”[1]．居民少土著，多来自外地，耕地是开发山洞而成。州辖七县，未见有水利设施。《旧唐书》卷37，记元和七年(812年)五月，饶、信、抚、吉、虔五州大水，坏庐舍。虔州尤甚，水深四丈余，危害生命生产极大。

虔州位于赣水上流，西晋置南康郡，隋唐置虔州．自汉代以来即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水中多石不利通航。唐德宗贞元时，路应任刺史，“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2]，克服了以往船多败没的严重损失。僖宗时，岭南用兵，郑畋建议于岭南煮海为盐，“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3]。显而易见，唐末赣南地区已有粮食就近外运，反映当地生产有了初步发展。

虔州七县中，大庾、信丰二县是唐代新置。南唐时再增置瑞金、石城、上游，龙南四县；宋初，复增置兴国、会昌二县’充分显示唐、宋之际，虔州地区的开拓有了新进展。

虔州境内森林繁富，自六朝以至唐代都是如此．《太平寰宇记》卷108记赣县的“竹管峒，丛篁万顷，三十余里无杂殖”。“空山，多材木果实，……所出物，百倍于他山”。安远县的归美山，“山顶有杉枋数百片”。欣山多桔树异竹。于都县梓潭山，樟树众多，“宵山多杉松，下有莞笋”。大有开拓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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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440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郎贬虔州》，4897页；又卷572贾岛《送南康姚明府》，6643页。
[2]《韩昌黎集》卷26《路公(应)神道碑》：“选刺虔州……凿启滩石，以平赣梗。。(六)5页，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58年．《新唐书》卷138《路应传》，4624页．
[3]《新唐书》卷185《郑畋传》，5402页。


总之，江西全境在唐代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位于鄱阳平原的洪州、饶州和吉太盆地所在吉州，种植业尤为兴旺。将史志所载江西诸州在唐贞观、开元、天宝以至元和时的在籍户口数字作一综合比较，亦可恰当地得出如上结论。抚州、江州、袁州次之，虔州位居最末。粮食作物以稻谷最为突出。《陆宣公集》卷18记德宗贞元时，陆贽奏称，每年从江西、湖南、浙西等地运米至河阴。文宗大和时，派人巡察各地粮价，明确提到江西，湖南产粮众多。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唐宋运漕米数》称：“本朝(宋)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该书撰于绍兴年间，作者是江西临川人。其时，唐代的饶、信州地，宋代划入江南东路。宋代，江、抚、袁、筠、临江军诸地生产有新的发展，它大致与唐代江、洪、吉、抚诸州相埒。漕米数大增，即可概见江西地区在唐与南唐之后，生产上是迅速有新发展的。

粮食而外，江西各地在唐代还大量种茶，植麻，种葛，果类以柑橘为名产。桑蚕业虽然早已存在，《隋书·地理志》记豫章“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从总体来说，生产不够突出，虔州民甚且不识桑蚕[1]，亦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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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韩昌黎集》卷30《故河令张君(署)墓志铭》，(六)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