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德化和文治述评

花雨

佚名


　　在一般学人的心中，秦居西戎而文化落后，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禁“私学”；秦崇尚法治而缺“德治”。秦始皇真是那样一种只讲法治而缺德治与文治的帝王乎？本文试作一些探讨，以期消除对秦始皇的一些偏见。关于秦禁“私学”及秦的有关教育状况，我们已作专文，刊于《学术论坛》1999年第2期。本文拟就秦始皇的德治及文治发表一些看法，请同仁指正。  

一、秦的文治  

　　说秦文化落后，是没有根据的。众所周知，西周东迁，将西周文化中心——丰镐让予秦，秦何落后之有？秦始皇不仅没有破坏文化（“挟书令”可谓历朝皆有，即使是今天，也要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及黄色书刊，“挟书令”直到汉建立后较久才停止，证明汉初皇帝也是主张禁书的。），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措施之一是：丞相李斯亲自挂帅编订学校课本。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兼太子太傅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这三部小学识字课本，西汉时民间书师合为一本，定名为《苍颉篇》，四字一句，押韵，断六十字为一章，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后世的小学(9年，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和初中)课本均是以此为蓝本不断发展起来的[1]，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由丞相及最有学问的太子导师、太史令编订相当于今天初中及小学的课本，能说国家对文化教育不重视?秦“焚书”焚的是那些民间所藏的反对政治教化的书，而不是不让人读书。且博士官的书是不焚的，可供研究之用。  

　　措施之二是：重视文学、重视学术研究及高级教育，大养文学方术之士。战国末期，养士之风兴起，“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不仅丞相吕不韦养了三千士，就连宦官给事中嫪毐也有士(舍人)千余人[2] （吕不韦列传）。秦始皇养的士当然更多，他说“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2] （Ｐ63），在中央设博士70人，待诏博士无数。这些博士“掌通古今”，“顾问应对”，他们手里的各种书籍是不禁的，可以研究各种学问，为皇帝提出各种意见，即使是反动的意见，也不加追究。秦未处分那些主张“分封制”的博士就是例证。  

　　秦士的水平是很高的，如，秦始皇仲父吕不韦“使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2] （吕不韦列传），可见其文化水平是相当高的。该书保存了先秦各学派的许多资料，还有不少古史旧闻，遗语佚著以及天文、历数、医农、音律等方面的知识。      

　　据《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主动向博士官请教的问题6个，而向众大臣请教的少于6个，大臣李斯的名字也只出现6次。就连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给皇帝上尊号时，也要说“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可见，秦对博士是很重视的。当然，博士官有的建议未被采纳，这也属正常。  

　　博士官不仅自已研究学问以备皇帝咨询，而且可以教习弟子。如：秦博士叔孙通在秦末农民起义后从咸阳逃出，其随同弟子就多达一百多人[2]（叔孙通列传）。若70位博士平均有100名弟子，那弟子数量是汉武帝时太学生人数的14倍，博士官人数也是西汉所望尘莫及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设五经博士。很有影响的秦博士还有伏生、张苍等，他们以后成为汉儒的宗师。即使在坑杀460多名犯罪的方、术之士时，秦始皇也是较宽大的。《史记》云：“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意思是说只要承认自已的罪行，又检举别人的罪行，便可自免。诸生一般是很讲“义气”的，若不能免己之罪，岂肯检举别人?有人将“乃自除”解释为“始皇帝亲自判案”，不妥。古代的“死刑”一般都由皇帝定夺，唐代时还要“三复奏”，处决460多人的大案，当然由皇帝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不奇怪，那司马迁为何又要说皇帝亲自断案呢?更何况秦始皇是一个实行独裁，政事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一天要看奏章一百二十斤，不看完不得休息的人呢?所以说，秦始皇处决460多名方术之士时，还是较宽大的，这460多人全系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义士”。秦坑“诸生”是坑士中的极少数犯罪分子，丝毫不意味着对士的政策的改变。所以，赵高赞扬胡亥“轻财重士，尽礼敬士”[2]（李斯列传）。  


2006-10-29 15:53 回复  

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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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以“文学征”至中央的博士很多。一定有不少的文学作品问世。可惜当时未发明纸，文体也还处在诗歌、散文阶段，故而保留至今的秦的文学作品较少。除史官所记李斯的《谏逐客书》被公认为优秀的散文外，其他作品存留不多。其实，延续400年之久的汉代的文学作品也不很多。如：据《中华文化精萃全集》收入秦汉60首诗中，秦代有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汉代有名有姓的10首，其余48首均无姓名可考。谁能说这48首诗全是汉代的作品而没有秦代的作品?   

　　措施之三是设三老掌教化，重视全民教育。泰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重视全民教育。在乡里设三老掌教化，对人民进行法治教育、耕战教育和尊卑贵贱的思想教化[3]。在古代   “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梯为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特点[4]（Ｐ56）。秦设三老能有效地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因而，这一条也应是秦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秦还注重法治教育、耕战教育，这无疑对社会起很大的作用，也是胜过儒家单一的伦理教育的地方。  

　　措施之四是用考试的办法选举官吏。秦选举官吏除军功、保举、通法诸途外，还有考试。考试的内容有二，一是能认一定数量的字，二是能用各种字体书写。“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5]（Ｐ25），这是讲汉初萧何所著的《尉律》，基本上是秦法。  

　　措施之五是大兴地主阶级艺术。秦每攻破一国，就照这国宫殿的式样在咸阳再建一座，这是建筑艺术；秦用“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将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这是装饰艺术；秦销毁六国兵器，铸成铜人十二个放置宫中，这是铸造艺术；装点如画的上林苑，杜牧赞叹过的阿房宫，这是园林艺术；四方将   “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献给秦始皇，这是服饰艺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俑由各国工匠做得五彩缤纷，栩栩如生，这是塑造艺术——世界上自古至今还没有另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规模宏大的陶塑；秦始皇非常喜欢中原音乐“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2](李斯列传)，这是音乐艺术；秦时，李斯创小篆，程邈创隶书，蒙恬改进毛笔，选举官吏时要看字写得如何，从此书法开始变为艺术。可惜的是秦未发明纸，没能有绘画作品留传后世。若打开秦始皇陵，能否看到巨大的壁画?  

　　措施之六是重视自然科学研究，重视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秦从穆公时起就大养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即收养。秦始皇的方术之士甚众。这些士有一部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如张苍   “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秦李斯又将手工业由“末业”提升为   “本业”，称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2]（秦始皇本纪），这是重视技术的表现。因此，秦创造了许多科技奇迹。如近年秦俑博物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无蚀无锈，据科学方法检测，发现其上镀有2%的铬，而这种“镀”的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发明；秦俑上有各种彩色，其中，紫色是无法采用天然材料制成的，秦人却制成了，成为千古难解之迷，秦四处刻石，刻石要用钢刀，秦刻石鼓用的是什么刀？范文澜先生还说秦已发明“活字”，如：秦统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诏书，秦穆公时的《秦公》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只是当时未发明纸，因而未能推广于印刷；秦候星气者三百人，又有《颛顼历》沿用至汉；秦统一六国，并设郡县辖之，没有地理知识是不行的；秦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秦始皇本纪）。从   “机相灌输”四字可知，物理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秦特别保护医药、种树之书，是重视环境保护和人们身体健康的表现，种树之书该属生物学；秦始皇说：“方士欲练以求奇药”[2]（秦始皇本纪），“练”(炼)即为化学之始。另外，灵渠梯级船闸的修造，宫殿、陵墓、城市的建设又包含多少科技?秦统一六国，而且无一例外地活捉六国国王，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科学(至少是军事科学)……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灿烂文化的体现?难道只读“四书五经”才算是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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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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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在短短的十五年里，给人类文化以极大的推动，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秦始皇兵马俑、万里长城、灵渠等等还在服务于人们的文化事业。尚未打开的秦始皇陵还将给世界以轰动。说秦是文化的破坏者，是儒生传统的偏见，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秦辉煌的文化是在秦积极的文教政策指引下由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也是专供地主阶级所享受的。在地主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其文化也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决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的文化。秦的德治，最终也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二、秦的德化  

　　人们一般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秦缺德治而只用刑法。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 [6]（P341），所以秦亡“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6]（P344）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 [2]（P56）秦灭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本文不拟论及。  

　　其实，若抛弃先儒的成见，平心而论，秦始皇在重视“法治”的同时还是很重视“德治”的。秦统一措施之一是：“书同文，行同伦”。这“行同伦”就是推行德治的具体表现。  

　　秦四处巡狩，每至一处，均刻石以颂秦“德”。如：秦二十八年，始皇到东方的郡县巡狩，爬上泰山，树立起石碑，碑文写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2]（P44）这说明了他不但自己能以身作则，勤政为民，而且推崇政教，以“常道”教育老百姓，从而使社会秩序井然。  

　　此后，他又前往南方，爬上琅邪山，树石碑，碑文写道：“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2]（P58）这说明他从当时农业大国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非常重视农业，注重发展生产力，关心天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正是他推行德治的表现。为了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一的局面，在他统治期间，他把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伦理纲纪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碑文所述：“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2]（P58）从而出现了良好的社会局面：“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2]（P58）  

    二十九年，他又出游东方，登上之罘山，在山上刻了一座石碑，碑文写道：“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2]（P59）这说明了他为了早日结束战乱，使老百姓脱离苦海，以大义为重，举兵讨伐并消灭六国，达到全国统一的局面。国家统一后，他又“阐并天下，灭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2]（P60）由此可知，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穷兵黩武的暴君。  

    三十二年，始皇前往碣石，在石碣城门上刻字，刻辞写道：“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2]（P46）这说明由于他德威并施，促使诸侯心悦诚服地归顺朝廷。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天下，来到浙江，登上会稽山，并且立了石碑，碑文写道：“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2]（P49）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德治已深入到家庭道德，形成了处理家庭成员关系的纲常伦理标准。秦始皇周游四海，宣传德治，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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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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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德政，不但在他统治时期对于巩固统一局面，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他死后仍然对他的儿子和身边的大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赵高篡改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皇帝时，胡亥犹豫地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2]（P650）当赵高劝说李斯一起参与自己篡改遗诏，立胡亥为皇帝的计划时，李斯回忆起先皇的教诲和恩德，坚定地说：“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2]（P651）当使者拿着假遗诏，逼迫大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杀，蒙恬感到怀疑时，扶苏无可奈何地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2]（P652）当秦二世企图斩草除根，再次派使者前往阳周，命令蒙恬自杀时，蒙恬斗胆提出忠谏道：“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2]（P661）由此不难看出忠臣对国家对皇帝的耿耿忠心，也不难看出先主的教诲在这位忠臣的心里已根深蒂固。  

　　秦还非常重视封建的伦理纲常，重视   “德行”。韩非说：“臣事君，子孝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7]据此，秦很注重封建的纲常礼教。即使太子不孝，大臣不忠，也不可免死。如:赵高立胡亥为帝时，逼李斯改秦始皇诏书为：“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2]（Ｐ651）扶苏不孝，蒙恬不忠是假，而秦重视封建的伦理纲常却是真的。再如：赵高在李斯面前夸胡亥说，“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辨于心而拙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2] （Ｐ650）这里的“慈仁驾厚”说的是“仁”，“轻财重士”说的是“义”，“尽礼敬士”说的是“礼”，“辨于心而拙于口”说的是“智”。赵高“使学以法事数年”，教出的学生胡亥完全符合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的标准。说明秦的“法教”与后世所谓儒家的“三纲五常”并不矛盾。  

　　秦始皇本人也很重视自己的“德行”，他在回击诸生对他的攻击时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2] （Ｐ63）。他在全国巡视13年，到处刻石，既是为了推行各项制废，推广统一的文字，又是为了歌功颂   “德”。在推举官吏时也要讲德行。如韩信   “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2] （Ｐ677）始皇死后，今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吉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2]（Ｐ65）可见祭祀之大礼亦同先王。  

　　秦始皇不光表面上推行德治，而且在一些具体事例中也能体现出来。如：刘向《说苑·二十》所载，秦始皇不杀侯生的事例就可证明之。侯生在大骂秦始皇后被擒，始皇审问时：“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彩，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8]（P526）“焚书坑儒”因侯生骂秦始皇开始，而当侯生以无限激愤和忧思的心情细述皇帝的过失时，秦始皇能翻然悔悟、并且做到“释不诛”，这正是他尚德的一面。  

　　总之，我们认为，秦始皇固然有残暴、凶狠的表现，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它的德化与文治之功，对其应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中国文化史辞典[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8．  

[3] 汉书(百官公卿表) [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3年．  

[4] 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第12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5] 王汉昌．中国古代人事制度[M]．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年．  

[6] 阙勋吾等．古文观止[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8年．  

[7] 韩非子全译(忠孝)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8] 刘向．白话说苑[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