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花雨

佚名

(一)序言   

殷墟以前地下文化，据今日所知，有龙山与仰韶两期。此皆同属新石器时代之後期遗物。无铜器之发现，亦无车马饰具之遗存。传世所称夏後之鼎、太之币，以今日古器物学之知识言之，皆属战国时代之物，或更在其後。中国青铜器之肇端，尚不能超越殷墟时代以前。殷墟青铜器之精美，为治古物学者所公认，西周铜器较之且有逊色。如殷墟铜器由中国本土独立发明，其前应有一段极悠长之孕育时期。但此孕育期之遗物，在中国本土已无发现之可能。中国铜器出土见於记载者远在周、汉之世，即自北宋以来其形制铭文之可徵者，已不下五六千器。较以今日殷墟发掘所得之物，或与殷墟遗物年代相当，或更在其後。   

以兵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见1935年出版《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以探求其演进之程序。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胡与援之演进，旨衍殷墟之绪者（即更无较殷墟之戈为早者）。其他四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墟则为较成熟之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程序，而殷墟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墟之矛有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同，乃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又殷墟之空头斤与不对称之刃，亦为欧洲青铜器晚期之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之有青铜器约在西元前三千年以上，远较殷墟时代（西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为早。又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墟相似或相同之型式。惟西伯利亚铜器之年代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铜器关系尚难断定。   

以彝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商陶器初论》（见《殷墟发掘报告》第一期）及《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及铜器之型式，详加比较，知殷墟铜器实仿自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仰韶、龙山之坠绪也。殷墟铜器之型式，不能较殷墟陶器为早，此亦殷墟以前无铜器之明证。   

最近李济之先生在本所讲演会上，谓殷墟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李先生战前主持殷墟发掘及调查河南、山东及安徽寿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下十馀处，几经审慎而後有此结论。   

再以两轮大车言之。当殷周之际，已能徵集民间所有之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之形成，实有赖於此。夫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其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实赖铜为之固结，两轮大车之发生在铜器发生之前容或有之，但其普遍使用必在既有铜器之後矣。   

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西元前三千年之事，其时代较殷墟为早。   

龙山、仰韶遗物中既无铜与车马饰具之发现，由龙山进於殷墟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两土各自独立之发明，在此短短数百年间实无可能。故冶铜与两轮大车之由西方输入，当已无可置疑。   

本文则继此就古文字及边裔史料，以探求其输入之部族，与其所经由之路途。夫中国文字之创造容在既有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後，但其命名之故，在文字构成其形、音、义时，不啻即已为之说明其原起矣。而边裔民族之生活习惯，往往经过数千年之後，仍能保存其原始状态而不变。孔子曰“礼失求之於野”，即此意也。本文所论虽不足遽为定论，但当古代史料与遗物缺乏之今日，舍此则几无所措手。近代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往往利用残缺不全之资料，或由一骨一齿一破片而恢复其全貌者，往往而有。凡兹所论其所得据依者，尚远为过之。而西伯利亚之铜器，至今尚不能断定其年代者，得此或亦不无裨助也。   

至於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实为依归。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