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词现代化的讨论【转贴国学论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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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关于古诗词现代化的讨论(一)
2005年12月06日 星期二 17:02

  【按】程奎，辽宁作家，出版有三卷本80万字的《皇太极全传》。他主张“旧瓶装新酒”，以古典诗词的格律当“旧酒瓶”，以今天的口语和韵脚当“新酒”。也就是说：主张写解放词。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通信讨论。下面是摘要。请大家批评。
吴老：

您好。

寄去《皇太极全传》两套及我们东北特产松丁蘑也就是红蘑一斤，不知您老喜欢不？其实东北最好的东西还是人参，沈阳药材市场有一种用人参熬成的膏，非常好，我经常吃。现在手头还有，但都是打开的了，不敢寄给您。星期五我去沈阳，一定给老人买一点，您老先试一下，这个东西真的很养人。

     我看了东伦写您的文章，我们爷俩有着相近的遭遇，但我绝对没有您那样的毅力。我有时在想，吴老的《括苍山恩仇记》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呀！一张张窄窄的烟纸，那仅仅是我在农村时能写一首唐诗的小纸片，可吴老竟写成了一部二百余万字的长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您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大概是上天对您的挫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是这么个道理。

    有关古诗词的一些观点，发给您，一是别生气，二是别骂我，三是请您老要静下心来看完，陈独秀和胡适高张白话文的大旗，主张新文学革命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白话文革命是一把双刃剑，普及文化的同时也阉割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搞得大陆官员们国文功底十分可怜，以至于这次连宋来访闹了许多笑话。那么中国古文化优秀遗产应如何发扬光大，如何能走出一条弘扬中华古文化的路子？闻一多主张新诗要工整，三十年代时有的人寄希望于外国的什么十四行诗。郭沫若主张新诗，但新诗写到现在，真正能流行于大众口头的东西实在是可怜得很。老毛对新诗的评价我是赞同的，他说：新诗迄无成就。这句话说得苛刻了些（郭小川的祝酒歌就应另论），但新诗肯定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中国诗歌最终还要走五言七言的路子，词也不应扔。我主张旧瓶装新酒。我将我的一部诗稿的序言寄给您，请斧正，您老千万别生气，看完再说。我们在这方面有个东西正要出版，真想请您写个序。

   

                                       程  奎 051130

  
序
    年少时，不知天高地厚，幻想当个文学家；面对“四人帮”横行，想学阿Q，也革它一把命，当个革命家。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革命家”就当不成了，文学家嘛，太苦又太麻烦，只好谋个小差事，为稻梁谋而已。

    近几年，不断听到看到一些人投身实业，成为“第三等级”，我血液中不安分的因素又被激活了，我惊喜地看到一个能一展平生所学、大干一场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乎奋然下海，从此，立志要当个实业家。

虽然未能当成文学家，但与文学的情结却难断。商海两年，每有所感，总要胡诌几句，也常遭到一些真正文人们的耻笑，如：不懂声律平仄、不讲拗救对仗等。可我却不以为然，我写的东西不求发表，只作孤芳自赏，自己看着好就是了。但有时竟有索句者，这就严重了，我不能误己再误人。于是，就认真地看起声律来。结果竟得出了一些歪理斜说：

一曰时代在变，发声在变，古人制定的诗韵必须变。

我们今天讲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古人讲平、上、去、入，而一些发入声的字现在已被正音到了四声中；

二曰用途在变，形式也要变。

古人的诗词尤其是词写成后，都要谱上曲，以供演唱。唱，要求不能倒字，用韵必须严格，现在的诗只是看和读，用韵大可不必拘泥于古诗韵；

三曰目的在变，方法也要变。

有唐以来，以诗文取士，因此从幼学始，士子们便在吟诗作对上下功夫，一首好诗常常可以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读书人为此耗尽毕生精力，故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故事。今天早已不是以诗取士的年代了，现代人要学数理化，学外语，学计算机，学经营管理等等，怎么可能耗毕生精力学平平仄仄？除了职业作家，现代人吟诗作赋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因此，写起诗来，哪有时间顾及许多！

唐诗宋词毕竟是国粹，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当继承和发扬。从内容上我们要继承咏物言志的传统，抒胸中块垒，为民为时代歌，从形式上应吸收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的韵律，给人以美的享受。至于过于苛刻繁琐的东西，我想应不去管它，绝不能因律害意，在言志和声律上，言志永远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讲：新诗迄无成就。也许说得过激了点，但我是赞同的。新诗有的朦胧有的太长有的甚至不讲韵律。所以，新诗虽已有近百年历史，竟没有几首能让人背下来的，这足以说明新诗的悲哀。我认为：诗还是要写下去的。但是，一定要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要短。《长恨歌》好，但太长，试问有几个人能背下来，而唐宋的绝句却妇孺皆知，脍炙人口；

要讲韵，尤其要继承古诗词的美的形式，不能拘泥，要旧瓶装新酒，就像现代京剧一样，用的还是什么“西皮流水”、“反二黄”老曲调，但内容变了，唱来唱去，终于为大家所接受。既然有现代京剧，为什么就不能有现代诗词？现代京剧能大畅于世，现代诗词也必将大放异彩。

我装的这几瓶酒太难喝，但这是一种尝试，敬请耐着性子品下去，最好也能跟我一样，装它几瓶新酒，多醉他几个，也许现代诗词会在我辈手中成点儿气候。
程 奎   2000年正月初六
程奎同志：

您好！

11月30日来信收到。

我同意毛泽东“新诗迄无成就”的评论，也同意他新诗必须吸收民歌和古典诗词格律的观点。我新诗写得不多，但也曾经被评为“桂冠诗人”，还出版过一部3344行的长诗。这部长诗，第一是民歌体，第二是用了古典诗词的格律，但绝不是古典诗词。对于诗词的用韵，我有自己非常固执的看法：写新诗，必须按照今天的普通话发音押韵；写古诗词，必须严格按照古音分平仄，特别是入声字，必须严格按照古音，不然，就不要写古诗词。像阁下写的那首“念奴娇”词，意境很好，通篇押的是入声字“歇”韵，到了末尾错了韵脚，转到了去声字“借”上，就大煞风景，作品也大大减色了。我说话也许太不客气：既然你要做古诗词，就不能偷懒，必须下功夫把平仄调好了；不然，就不要写古诗词。不能强调自己是北方人，口语中没有入声字，就让古诗词来适应你。我们南方人固然口语中有入声字，但是没有翘舌音，没有长尾-ing和-eng，学起普通话来也很困难。我们不能因此要求写新诗-en和-eng押韵；-in和-ing也押韵。旧瓶装新酒，终究是“假冒伪劣”产品，最好不要提倡。这终究是反映一个人的文学底蕴，是学识高低的体现。当然，如果您一定要这样写，别人也没办法，因为这只是违反诗词格律，而不是违反法律，除了被人说是“附庸风雅”之外，谁也奈何不了您。

反之，如果用今天的语音、古代的诗词格律来写白话的新诗，则又当别论。但是绝不能标上“五言”、“七律”或“蝶恋花”、“西江月”之类的词牌。因为这已经是古典诗词的变种，实质上不是“古典诗词”了。正好像您用茅台酒的瓶子装上二锅头，只能仍然是二锅头，却不能变成茅台酒是一个道理。

道理很简单，但不一定能说服您。

                                 吴 越 051201
程奎同志：

您好！

12月1日来信收到。但是您没说我对“旧瓶装新酒”的意见您是否能接受。您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懒人哲学”：因为现代人忙，“没有工夫去学平仄音韵”，于是就要求古诗词“现代化”，来一个“古为今用”。如果像陈毅那样，写“解放体”诗词，而不说自己写的是古诗词，我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像毛泽东那样，写《蝶恋花》，最后一句错了韵，却还宣称自己写的是古诗词，就不能令人心服了。

其实，解放体诗词并不是陈毅元帅的新发明。人人都知道的“打油诗”，就是张打油老先生始创的。因此张打油可以说是“解放体”的祖师爷。但是“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样的诗句，长期以来不被人赞美。因为诗词不但要求语言美，还要求含蓄的意境。“明白如话”固然可以做到语言美，但是太直白了，含蓄上可能就要差点儿。

您上封信中提到我用“卷烟纸”写小说，不知道是东伦没写清楚，还是您没看清楚。所谓“卷烟纸”，不是二寸宽的纸条儿，而是农场供应犯人用来卷烟的一种很薄的纸张，每一大张四分钱，可裁成16开的办公纸16张，每张能写1000字。

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弄不清楚。中央台有一次来采访，也没听清楚，结果播出的时候，说成是“吴越从农场回来，提着一大包香烟壳”！

                                   吴 越 051202
吴老您好：

    有关旧瓶装新酒的提法，看来您老态度非常坚决。

    我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及年长，也看过一些国外的诗，如：拜伦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以及莎翁、普希金、泰戈尔的等等，也许是翻译得不好，也许是中西文化差异太大，读起总觉得照咱们的古典诗词差得太多。中国古代诗词太了不起了，但现在人们只是能背诵而已，真正能写的如凤毛麟角。我是学中文的，算是个科班，但我们班里一个能写古诗词的也没有。后来我又作过一些调查，对象是近二十年来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调查结果更是可怜，我仅遇过两个人懂得古诗的韵律， 一个叫鲁岩，一个叫张广杰。这两个人十年前写过几首古体诗词，现在早就不写了。不用多，再过几十年，恐怕这个民族瑰宝就因后续无人而死掉了。这是现状，是每个珍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状！

    现在，由于上层人物有几个爱好京剧的，他们将京剧作为国粹来抢救，可谁来抢救古典诗词呢？毛泽东就不提倡青年人写旧体诗，旧体诗的确束缚太多。那么作为远比京剧要国粹得多的古诗词就这么消亡了？其实早就有人大声疾呼，在提倡新格律诗，但是未走通。白话文兴，新诗兴，于是有了郭沫若《女神》中“一的一切，一切的一”那样的狗屁新诗。新诗有的朦胧，有的不讲韵脚，有的不论长短，有的抽象和朦胧得你不知所云。当然，有些新诗写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总的来说，中国诗坛处于从未有过的低迷！

     怎么办？

一、走老路，提倡旧体诗，我看百分之百行不通。

     二、就像现在这样朦胧下去，新诗依旧会是迄无成就。

三、改革，像中国社会一样也要走改革之路，至于怎么走，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那么如何改革？首先必须是继承，然后才是发展，必须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大众的。如何继承？完完全全，一丝不动，背定不行。要对旧诗韵进行修订，时代发展了，从沈约那时开始形成的诗韵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了。其次最好能制定一个诗的章法，以求约定俗成，当然不是法规。于是我提出了“旧瓶装新酒”，其实我也下过一些功夫研究过旧体诗，也知道一些拗救，但真要有想写的欲望时，就顾不及那些了。我认为中国古诗词这种形式不能扔，但内容上真得变，不能吓得每个人都不敢涉足，也不能要求年轻人都懂格律，要想把这些东西弄懂得下多大的功夫！白居易和柳永的诗普及到了有井水处，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繁荣啊！如果我们能放开些束缚，让更多的年轻人不但爱好古体诗，还能在不大受束缚的情况下写古体诗，那么，相信中国古诗词必然会有一个新的气象，也许这会是中国诗歌的一条新路子。对诗我知道得太少，只是想，中国诗歌就这样萧条下去了吗？诗歌改革搞了几十年了，至今仍未有个明晰的路子，就让我的“旧瓶装新酒”的歪论算作改革的一个小支流吧，如存此说，试试看，也许会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这条道儿上来。

    我的这些个想法和许多人一样，都在为中国古诗词的命运担忧。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大多数爱好古诗词的人都有一种预感，中国古典诗词正在走向死亡。我之所以想旧瓶装新酒，主要是出于对古诗词的爱好，绝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狂妄。 您老的这些话倒提醒了我：“如果用今天的语音、古代的诗词格律来写白话的新诗，则又当别论。但是绝不能标上‘五言’、‘七律’或‘蝶恋花’、‘西江月’之类的词牌。因为这已经是古典诗词的变种，实质上不是‘古典诗词’了。”那我们就写这样的变种！变种是什么，是变，是改革，是尝试。瓶子肯定还旧瓶子，但我把商标擦去，再起个新牌子，比如我那首词，不叫“念奴娇”，改为“龙岗情”或别的什么的就完了嘛。

    有关您老在农场的遭遇，有没有这方面的文字？如有能否给晚辈看看，身陷囹圉，在那样的情况下写成一部巨著，古今中外，仅吴老一人尔。此致

礼！

                      学生：程 奎 叩

                                     200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