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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岭南(戴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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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27 17:3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戴胜德



1、文坛领袖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名家辈出。“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苏东坡、苏子由均在岭南生活过。对岭南的文化有着深远而悠久的影响。继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在北宋的文化氛围中,苏轼有着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一方面,他是个士大夫,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敏感而深刻,深感压抑,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寻找精神解脱,出世的途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了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由于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在文人画创作上取得极大成就,提出文人画的画论,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还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他在官场一直受斥,元祐八年(1093年)以“讥斥先朝”入罪,“不得签书公事”迭被贬谪。先转任英州(英德)知州,自北至南,行程数千里,途中旋被降职,一路三贬,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岭南,安置惠州。守三年,再贬昌化军(儋州)。晚年居此两地达6年之久,唯子苏过、妾朝云随其南谪。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才获允内迁。但次年至常州病逝,终年66岁。

2、苏东坡在广州

绍圣元年(1094)九月,苏轼穿越大庾岭,在梅关写下《赠岭上梅》诗云: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经南雄谒南华寺。苏轼由京城初到岭南,一路坎坷,崎岖,但他没有抱怨水土不服,兴致勃勃地顺北江而下,在峡山寺与老和尚谈禅。并留下“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千古佳句。在广州东郊黄木湾,游波罗庙,题写了《浴日亭》至今碑刻尚存。白云山蒲涧寺的“蒲涧帘泉” 是宋代羊城八景之一,涧因产菖蒲得名,蒲涧有濂泉飞瀑,高崖滴水,山风吹散,化成雨点,雨天水大,滴水成帘,蔚为壮观。苏东坡为此写下“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佳句。苏轼留意到白云山的地形地势和山泉流向。古代蒲涧的溪水,因水质清冽甘甜,所以称为甘溪,是广州居民食水的主要来源。但广州城内的古井为权势者霸占,大众只好饮用受海潮影响的江水,因此易生病。苏轼到惠州后,听说此情况,十分关注此事,写信给他的朋友广州知州王古。他根据自己治理杭州的经验,分析发生瘟疫的主要原因,应是饮水不洁所致,建议设立公立医院为百姓治病。提议在滴水岩下凿一石槽,承蓄百尺飞涛之水,再用五管并排的大竹筒,顺着地势将泉水分引到城内各个小石槽。方便居民就近引水。并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负责此项工程。这个方法得到采纳后,使广州市民一千年前就受“土自来水”之惠。

3、苏东坡在惠州

苏东坡徙惠州经罗浮山,宿好友邓守安的道观。至惠州两年多,“杖履罗浮殆居其半”留有诗迹。因仰崇葛洪,在云峰岩下葛洪洗药池遗址小筑“东坡山房”修炼,居然也炼出“小神丹”,但服后不适,停习气功。他还曾酿酒,以当地配方酿制玉色香浓的桂酒,秘方刻石而藏于山中,创“罗浮春”流传至今。其实山中日子并不好过,苏轼咏罗浮诗有“凄凉罗浮馆,风壁颓雨砌。黄冠常苦饥,迎客羞破袂。”在此环境中,他仍关心民瘼,尽心为民,他向罗浮县令推广其在黄州设计的“秧马”,绘出图形,即插秧船也。可减轻农夫插秧之辛苦。在香积寺,为村民设计利用罗阳溪落差为动力的水碓水磨,应用于舂米、磨米、舂香料……故易名“香溪”。至今在“东坡山房”旧址建“东坡亭”,存有东坡题匾“花香静处寒无月”。苏轼后入住东江和西枝江合流之岸的“合江楼”;又住对岸嘉祐寺,最后选择白鹤峰,并置地数亩,开凿“东坡井”“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如“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苏轼在惠州出游附近州县,一直到粤东,远涉潮州,访韩山,谒韩祠,撰《潮州昌黎伯韩文以庙碑》,以表感佩韩愈为民驱鳄之怀,一偿夙愿。所到之处均有题咏,存以碑刻。

在岭南,苏轼题咏最多的还数惠州。湖山烟水之美,籍坡公题咏之。苏轼对惠州西湖感情极深,《江月五首》之一咏道: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

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

停鞭且莫去,照我一杯残。

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因妾朝云病逝,悲痛欲绝。苏轼暮年远谪,夫人早逝,唯朝云相随万里来到惠州,朝夕相处。她向苏轼学书法、佛经,成为苏轼的知音。临终时还念着《金刚经》六如偈,死时才34岁。苏东坡含泪把朝云瘗骨湖畔,并于墓上建六如亭以纪念。亲撰《墓志铭》称赞其“敏而好义,事先生忠敬若一”。

苏轼在惠州虽不当权,也尽力运用其影响力,为村民做好事。其姐夫程之才任广东提刑,经常顾问,事必建议。绍圣三年(1096年)博罗大火,全城尽毁,苏轼即建议放粮赈灾,收容灾民。惠州驻军营房散布市井扰民,即建议另处建三百间营房集中官兵。秋粮丰收,苏轼看到粮贱伤农,建议官府允许农民纳税钱粮两便,或以低粮价收税。既征得赋税,又纾解民困。惠州居民过渡不便,他建议官府建两座桥。一条东新桥为跨江大桥,是他捐出皇帝所赐的犀带,由道士邓守安将原来浮桥改建。另一座则是西新桥,连接西湖长堤。也是他捐资建成。还资助僧人希固建堤和桥,为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如铁石。”竣工之日,惠州官民在西村设宴庆贺,苏轼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23〉”。他感到惠州不错。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尤为脍灸人口。

然而,苏轼表面恬淡,内心却充满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尤为尽致: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他借古讽今,抨击朝廷奢靡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态,他在《荔枝颂》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念念不忘国运民生,终未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不过,其北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

4、苏轼投荒海南

离开惠州,千里贬途,苏轼投荒海南。因避台风,停舟上岸,在鹤山石螺岗滞留几天,故改名为“坡山”。至桂藤州,苏轼与其弟苏辙不期而遇,一起共赴贬处。先到雷州,兄弟相会之乐苦短,即挥手相别。

苏东坡其时写下“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一诗: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后人遂在“清东轩”建亭以志,曰“东坡亭”。亭为歇山顶二进亭阁式砖木结构建筑,现在合浦师范学校内,相传为苏东坡自昌化至廉州的居住遗址。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到达海南。在澄迈县通潮驿上岸,宿金粟庵。当地居民饮用城河水很是混浊,苏轼甚是担忧,观察附近,让村民在荒草野坡凿二泉。果然咫尺间挖出两股味色不同泉水,一清一浊。四年后获赦北归,再经此泉,郡守请他品泉,苏轼欣然题名“洞酌”,写下四言诗《洞酌亭.并序》寓意万里投荒,择善而行。有“自立组海,浩然无私”以励效清泉。

年逾花甲的苏轼,贫病交加。颠簸两月,终于辗转到了儋州。其环境艰苦出乎想像,“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且飓风凛烈,雨雾迷漫,毒蛇出没,瘟疫蔓延(《与程天侔书》)。可苏轼并不至于荒死,且逐渐适应,安居下来。他有诗句写道“海南万古真吾乡”、“我本儋耳人”、“余生欲老海南村”。以表达对这片蛮荒之地,以及与当地平民的感情。他为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使得他的胸怀更豁达、乐观。当地官员为他安排的“官屋”,破漏不堪。苏轼唯买地建屋,于是邻里纷来帮忙,助以工具。在桄榔林中搭起茅屋三间,苏轼得以安身。他感激众乡人的深情厚意,将茅屋题为“桄榔庵”并写了《桄榔庵记》以志。此地籍东坡之名,数间平屋享尽千年“天南名胜”美誉。

苏轼生活恬淡自持,辟园种植,自足饱饴。看到乡民“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自责过去“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蒸花压红玉”,思想感情上更接近民众。他还学习黎语,着黎装,以真挚感情对待黎族人民。他还帮助黎民提高农耕技术,教他们种植棉花,采药治病。他在如此恶劣的境遇中,积极生活,并不颓废,致力人文。当地有读书人黎子云、符林、王霄,潮州的吴子野、琼山的姜唐佐等士人慕名相从,聚集在他周围论文讲学。对文化落后的儋州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为方便学术交流,士人们集资建屋。苏轼取《汉书.杨雄传》“载酒问字”典故,命名此屋为“载酒堂”。他更关心教育,让黎族的孩子都能读书。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规定开科取士以经义为主。海南偏远,未能适应,读书人不知读什么书好。苏轼虽不赞成新法,但还是顺应时势,亲手烧烟制墨,筹措纸张,自编经义,深入浅出地授课。虽则他只收了十几个学生,但对蛮荒之地的海南,影响甚大。使儋州成为海南的文化教育中心。致使儋州话杂有浓重的四川口音,有别于海南的方言。人称为“东坡话”。苏轼热心研究海南的物产、民俗、风情、瘴疾……写了大量诗文,开拓了当地的文化教育的文化视野,启迪民智,移风易俗。这时期300多篇诗文被辑录为《居儋集》或名《海外集》。在海南期间,苏轼还完成和陶渊明诗100多首,重新整理了《易传》、《论语说》、《书传》、《志林》等著作。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言简意深,内涵丰厚。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这篇似庄似谐的短文,在表面的诙谐中有深沉的悲哀,在深沉的悲哀中又有开朗的情怀,使人读后感慨万千。

当地名士黎子云、符林、王霄、姜唐佐诸人在他的教导下成了饱学鸿儒,成为当地一代师表。他北返时,曾赠自用的端砚给姜唐佐,并有诗句“泛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以勉励,寄予厚望。其后三年,这些士人举明经文学,于大观元年(1109年)海南历史上终于出了第一个进士儋州人符确,从此海南人才辈出。并且也由于苏轼的影响,儋州诗风大盛,联诗作赋成为当喜庆节日的民间盛事。儋州山歌流传久远,且修辞极有文采,故称“儋州歌不让唐诗好”,儋州人能诗善文,乃东坡教泽遗风。儋州建有东坡书院、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公园、东坡坐石以及丰富传说至今留芳。有苏轼访黎子云故事流传,被绘作《东坡笠屐图》广为岭南民众收藏。

5、苏东坡经广州北归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获赦北归,由海南移至永州(今湖南零陵),途经广州,在广州与子孙家人团聚,还受到众友人款待,客寓天庆观。广州安抚使程怀立等在净慧寺设宴,并一起登舍利塔观光。寺僧道琛乘苏轼高兴,请他为寺题词。苏轼见寺中六株古榕,婆娑如盖,欣然命笔,题写“六榕”二字。净慧寺也因此改名为“六榕寺”。尽管苏轼当年所题六株榕树不得存在,但人民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

苏还游了石门北面灵峰山(即现在金沙度假村山边的小山)。当时山在江中,山上有一座小寺名普陀院,风景仿佛江苏金山寺的缩微,苏东坡曾畅游过金山寺,因此地与金山寺风景相似,他感觉自己好像来过,因而赋诗题壁:

灵峰山上普陀院,白发东坡又到来。

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

此时苏东坡已是暮年,壮志消沉,信奉佛教,他到永州就逝世了。石门留下苏东坡最后一首题壁诗。他以和尚自况。诗中的“德云”,据宋王十朋引赵次公注:“德云比丘,居胜乐国妙峰山上,事见《华严经》。”德云原是印度佛经中的高僧,妙高台原在金山寺。这些都不过是苏东坡的比拟之词。而后来寺僧为了吸引游客,真的在寺后建了一座妙高台,还在寺中立起“本寺堂上开山德云老和尚之位”的神龛,供人顶礼膜拜。普陀院由于东坡题诗而香火大盛,扩建为寺。寺已湮没无存。然东坡诗碑仍存。苏东坡获赦北归,走古道,登梅岭,回望岭南流放地时,又写了《赠岭上老人》一诗,抒发他当时的情感。诗曰: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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