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二):汉代石阙魏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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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对我国的碑碣石刻数量进行精确的统计，我看绝不会亚于人口普查的工作量。目前文物部门的估计，全国现存碑碣约20万件以上，长江流域约占1/3，约6 万多件。其中最早的是哪一件呢？翻开《善本碑帖录》：应该是清朝道光年间在四川巴县出土的《汉杨量买山地刻石》。碑刻于西汉地节2年（公元前68年）可惜石已不存，只有拓本25字。

因此“碑”只有帖而无石了，不能算长江流域第一碑了。有的人认为长江第一碑在云南昆明通向四川的交通枢扭昭通市第一中学里的汉碑亭里树立的一方《孟孝琚碑》。清光绪21年（1901年）在城南白泥井出土，碑身由两块石板嵌接而成。目前只出土下半截，以上至今不知何处。

金石学家袁谷光先生著有《汉孟孝琚题跋》从半截碑文考证，其内容记叙了十二岁的小孩子孟广宗随父到四川武阳学习。他“饱览群书”，尤精《孝经》和“韩诗”。成名后改名孟旋，字孝琚。不久便未婚而死，其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父亲的下属为了安慰生者，特刻此碑送到孟家故乡云南昭通。由于此碑未署立时间，因而引起一段公案，清末民初的著名金石大家罗振玉先生，根据碑文内容和文字书写风格，考证此碑应立于西汉末年的河平4 年（公元前25年），应为长江流域最早的石碑了，故为世所重。其后，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此碑的形制左有龙纹，右有虎纹，下有龟蛇纹，碑文的文辞并不合西汉时候的“语言规范”，从书法的角度看，全为隶书，没有篆书的痕迹，因此《孟碑》符合东汉时期的格式和风尚。据此推断《孟碑》应立于东汉永寿3 年（公元157年）。前后相差180年，目前尚无定论。从书法界学者的著作中看，倾向于罗氏考证的较多，如现代金石家杨震方先生编著的《碑帖叙录》中，采用罗氏考证。假如将《孟碑》排除在长江第一碑之外，那么四川梓潼南门外李节士祠里的李业阙就是长江流域现存最早的碑碣了。所谓阙是指宫前供了望的楼，汉代的达官贵人们死了后修建的陵墓前也建有与了望楼相似的“阙”只是不作了望用，于是就在阙壁上刻有铭文或图画。李业阙身形似碑碣，原有铭文已磨灭，“现存汉侍御史李公之阙”，为后代增刻。只是此阙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为现存汉阙中签署年代最早者，如果不记《孟孝琚碑》的年代，也是长江“第一”碑石了，可惜有石无字。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见，欧阳修曾说：“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云南昭通《孟孝琚碑》真如罗氏考证所言，那就是长江流域的西汉石碑了。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碑碣主要集中在四川和河南南阳地区。四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社会安定。在统治阶级提倡厚葬的前提下，修墓建阙树碑的风气大盛，南阳是东汉皇室的“帝乡”。树碑也成气候。这些保存至今的汉碑，虽然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是书法精品，后人学习的善本。其中四川雅安高颐阙24字的隶书碑文，用笔凝重，体势高超，为西南汉碑中保存最完整，雕刻最精致的一阙。

魏晋南北朝，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是烽烟四起，战乱不已，但是，战争只可能是局部地区，社会经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下，仍继续发展。作为艺术园地中的石刻，仍记录了东汉一代树碑立传和佛学东渐写经刻版的遗风。中国文字字体在两汉形成隶书的基础上，向楷书、行书发展。完成汉字字体最后定型。以长江流域现存的书法石刻看，楷书的形成经过一段逐步演变逐步普及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字体的结构、书写运笔的方法等方面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全过程。元朝时期江苏句容县城以西约五里地的石六村，发现倒仆在地的石碑。因石理粗糙，碑文已漫灭不可读，只有碑额可认。它就是三国时代吴国的〈〈葛府君碑额〉〉，唯有12个字的楷书“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虽然已不见“蚕头燕尾”隶书特有的笔画，但取势也还保留部分隶书韵味，只能说基础具备楷书的运笔、结体、意态等特征。说明东汉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只是普及的程度不高。其后在江南、云南等地，出现许多楷隶相间的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南的〈〈爨宝子碑〉〉和江苏〈〈王兴之夫妇墓志〉〉。〈〈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大享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①出土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现存云南曲靖县第一中学爨碑亭内。此碑的书体正处于楷隶之间，造成有的书法家认为是楷书，有的书法家认为是隶书。起笔是方笔多，落笔也全用方笔，使人感到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刻”出来的，棱角分明，极有隶书“燕尾”的姿势。另外〈爨 碑〉最典型地体现了“楷隶之间”，同时，碑文行笔凝重，不象隶书有较大的波折，近代书法家康有为称它“朴厚古茂”，逐渐倾向实用。

结体比较方正，体态强调变化，被誉为“奇姿百出”。尤其是强调个别笔划，使字形的动感加强，显得极有气魄。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楷隶之间”，由隶书由楷书过渡演变的迹象。〈爨宝子碑〉文约400多字，内容多谀辞，它只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大约50年以后，南朝宋时在云南曲靖以南的陆良县有 〈爨龙颜碑〉，为清道光年间的云贵总督阮元访得，并筑亭保护，现在此碑保存在陆良县贞元堡小学里。〈爨龙颜碑〉刻于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碑文为爨道庆撰写的爨氏世系和爨龙颜祖孙三代的官宦经历。此碑的价值是在书体演化过程中，正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之中，比〈爨宝子碑〉更加楷书化了。历代书法家都认为〈爨龙颜色碑〉是楷书，但是也都承认其保留浓重的隶书风格。（见图碑269）取势方正，完全具备楷书的特征。运笔波折不大，也脱离了隶书的笔意，结构多变，显得书法古雅，气魄雄浑。极其壮美，与以后北魏的许多著名楷书碑刻如《张猛龙碑》，有许多相同之处，现代书法家称《爨龙颜碑》为“北魏碑刻之先河”。《爨 宝子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称为《小爨碑》，《爨龙颜碑》高338厘米，上端宽135厘米，下端宽大146厘米，人称《大爨碑》，都是东晋和南朝时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二块最重要的碑刻，在书法史上都有有重要地位。同时，江南地区的碑碣，也经历书法史上普及过程。东晋楷书碑刻《王兴之夫妇墓志》同《小爨碑》风格极其相似。（见图江27）都是在似隶非隶之间，起笔多用方笔，波折几乎没有。结构方正，平稳工整。其中有的字有很大的变化。有的像行书，如“为”字，有的像隶书，如“陋”字，但通篇规范严肃，与当时流行的“二王体”的风格相差很远。1965在我国书法界曾经引起有关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论。只是由于以后汉末到魏晋，大量楷书和行书的碑、帖、砖文、壁画题字等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王兴之是王羲之的从弟。由于王兴之夫妇去世的时间不同，《墓志》的正面刻于咸康7 年（公元341年），另一面刻于永和4年（公元348年）1956年在江苏南京新民六外出土，现保存城南京博物馆。

在长江流域，目前保存完好的南北朝石刻，是四川成都的《北周文王碑》。它座落在风景优美的龙泉山大佛岩。石碑雄伟，通高二米多、宽也有一米多。刻工细致，碑首刻朱鹊和浮雕小佛组成的二方连续的图案。碑座为圆雕，碑额为楷书阳刻，碑文为阴刻40行，约1300多字。《北周文王碑》虽为北朝书法作品，却立在长江流域的四川成都，从碑文看不知书者是谁，从书法的风格看，受南朝影响较大，由瘦硬的书体取代魏碑体，开始成为成熟的楷书了，因此看上去刚健挺拔。清末书法家康有为称其碑为“精美之独乐”。人们在看了碑文以后，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地处南方的四川，全有北周的碑刻呢？据《周书》记载，公元553年，梁朝发生内乱，据守四川的武陵王肖纪在成都称帝，出兵东下江陵，攻打梁 元帝。北周的实际统治者大丞相宇文泰趁机命大将军尉迟炯率军分六路进攻四川，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抵抗就占领成都。这就是树碑的背景了。该碑撰文者为施独乐，根据碑额的铭文，他的官职爵位是“大周侍节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施独乐……”。看来他是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目的是“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

元年岁次丁丑造”（公元557年）文王就是宇文泰，他死于公元556年，公元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建北周，“元年岁次丁丑”正是宇文觉登基的一年，这一年为宇文泰树碑立传，记叙了宇文泰的文治武功，德行高尚。其目的很明显是向宇文觉表示效忠的意思。碑文虽为阿腴之辞，但文笔流畅，流露出对宇文泰的崇敬之情。在魏晋南北朝的碑文中，算得上姣姣者。人们在欣赏碑碣石刻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书法上。其实，这一时期的碑文也有可读的文章。如果细细品味，结合撰文时的背景，撰写文者的地位和经历，既可以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北周文王碑》正是如此。汉代石阙魏晋碑，是长江流域碑碣艺术的实际状况。

自春秋以来，四川地区为秦所有，它同关中地区建立了隶属关系。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守蜀，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将关中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也带进四川。秦汉以来，四川经济发展，文化发达，虽然东汉迁都洛邑，而四川一直受关中的影响甚深。因此造成四川的石阙书法艺术同关中地区一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除江苏溧水《校官潘乾碑》为东汉时的碑刻外。长江流域除四川云南外，几乎全是空白。然而，以后东吴、东晋以及南朝四朝都建于南京，形成江南半壁江山的经济、文化中心。碑碣艺术也集中于此。著名的“楷书鼻祖”、东晋墓志、南朝刻石同黄河流域的碑碣艺术同样放射耀眼的光芒。 在中国碑碣书法艺术史上不仅具有独特的风格，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隋唐时期我国碑碣书法艺术走向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综观长江流域的两汉和魏晋碑碣，在云南的名碑都建有碑亭保护。不论昭通的《孟孝琚碑》还是曲靖、陆良的大小爨碑，在四川的汉代石阙都进行修复，辟为风景名胜区以供游人参观，让现代人了解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而江南地区的东吴和两晋的碑碣，有的毁坏只留下拓片，如东晋、南朝时的墓志等，这些著名的碑碣应复制出来，以供后人参观、学习，发挥文物的作用。

注①：东晋士族桓玄在公元402年发动叛乱，攻入建康，定年号为“大亨“。402年为大亨元年，403年，刘裕击败桓玄，大亨年号已停止使用了。云南地处边疆，当桓玄失败，云南地区并不知道京城的变故，因此，《爨宝子碑》仍沿用为大亨四年，其实这一年是义熙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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