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诗意的入口

lizhan308

马凯先生在长期的政务、学术繁忙之中，坚持业余诗词创作，数十年不辍，以诗词的形式抒发感情、表达人生志趣和追求生活的诗美，这很难得。马凯先生先后出版了《行中吟》、《马凯诗词存稿》，他把自己的诗集称之为存稿，并声明“存稿者，未定之稿，以求友声，以期切磋，以待凝炼，以享其乐”。足以看出他谦虚的创作态度和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

    马凯先生对待诗友颇有古风。诗友之间，古人历来是互相探讨、切磋，所谓切磋，是以琢玉喻写诗歌，如切如磋，那是要见痕迹的，是真诚而有深度的。绝不是像时下一些人开所谓的作品研讨会，虚张声势，一片敷衍、吹捧，艺术上不行，就谈思想性，再不然就谈书的装帧、设计，这叫顾左右而言他。

    马凯先生的诗中，写人生感触、气节那些五言诗不错，他写对女儿的情感很真。写诗无论新旧体，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进入诗的角度问题，寻找怎么样的形象来表达诗人的诗意、情感和思想。这个问题新诗难，旧体诗更难，因为格律诗跳跃性更大。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句写的形象本身就已经传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了，做到了抓住形象，寄托情感。而现在，一些人写诗，往往不注意这些，直接述说眼前的事物，而且大量使用现成的概念的语言，如“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不肯从形象入手写诗。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概括性的语言，却写出了春天的形象。又暗含了他的改革事业，挫而复苏的欢快心情。如何把诗人的精神寄托在诗歌的形象之中，是诗人写作时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写《小草在歌唱》，用小草来表现张志新，写张志新的柔弱和坚韧。鲁迅先生的名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也正是把深沉的悲愤融于鲜明的诗歌形象之中的。

    找准写诗的进入点，找准诗的形象，大小题材一样。白居易写《长恨歌》，所表现的事件不可谓不大，从皇帝与杨贵妃的相遇、生变、出逃一直写到光复后的魂魄重聚，那么长，写得那么好。《琵琶行》，描写人生际遇，世事变幻无常的理念寄托在形象之中。白居易写诗的进入角度很巧妙。文件、社论和诗词，各有各的要求，如果拿文件、文章的标准去评价和表扬诗词，只说观点对不对，内容好不好，那就等于对诗的批评。

    闻一多先生写新诗是很讲究格律的，他说，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有人曾对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诗没有一种火山喷发的激情。闻一多先生说，不是没有，是要寻找突破口才能喷发出去。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有那么多的火山，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或遍地喷发，因为火山喷发是在地壳运动频繁、相对最薄的地方。写诗就是要找到那个容易表达、喷发的“火山口”。现在有些写诗的人，特别是写旧体诗的人，他们“喷发”得太随意。我们一起出去采风，刚到一个地方还没怎么看呢，他的诗就写出来了，无非是什么到某某地方啊、大家聚会等等。有位哲人说，科学的入口处与地狱的是一样的。寻找入口是很艰难的，即便是一些大诗人也是如此。郭沫若晚年的诗就不如他早期的写得好，像“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完全成了标语、口号，这是很深的教训。毛泽东的诗写得好，是因为他懂得诗怎么写能感人。他写与杨开慧分别的诗“眼角眉梢都是恨”，感人至深。记得上大学时，傅庚生先生讲解毛泽东诗词，仅一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就讲了一堂课。傅先生对群山雨后新晴的晦暝变化，一会儿云开了、一会儿云闭了，山峦一阵亮、一阵暗那种动感，做了深入的分析。这就是形象的力量。所以寻找写诗的独特角度，对大诗人也一样。白居易的《卖炭翁》，他写了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和怜悯。白居易是当了大官的人，但他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是很关注、有感触的，这样的诗就能流芳百世。白居易也写了许多应制诗，以及携妓宴游的诗，就很少传唱了。

    寻找写诗的入口，也就是寻找外界与诗人内心的对应物。法国作家波德莱尔认为，外界自然可以成为作者内在情感的对应物。这就要求诗人不能直接把感受说出来，要找到形象的对应物。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表面上是自然界变化的寻常事，秋叶落、江水流，但组成了诗的形象后却有了深远、博大的内涵，落叶、江水形成了无尽的时空形象，时代、岁月、人生，写得很大。古人讲微言大义。很具体的形象，并非琐碎、堆砌，却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一叶落而天下秋，一蕾出而天下春。”悲哀的人看一叶落而知秋，浪漫的人看一叶生而知春的到来。杜甫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正是表现这种客观与内心相生相应的，所以寻找与内心相对应的情感和形象，是写诗的重要工作。

    马凯先生诗云“字字推敲须捻断，少留遗憾在生前”，以这种认真的态度写作，把写诗当成人生的一件趣事、要事，就没有写不好的。相信马凯先生政务之余，诗事会如春花怒放，芳香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