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诗人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确立的写汉事的方式,对唐代横吹乐府诗创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唐代与南北朝的区别不大,只是在唐代的诗歌中使用的更多一些。
第三,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情感抒发上确定了以“悲”为主要元素的情感基调。钟嵘《诗品序》言:“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8](p2—3) 钟嵘列举的种种“感荡心灵”的事例中就包括边塞内容的“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南朝文人横吹乐府诗的创作中是崇尚抒发“感荡心灵”的“悲哀”之情的。
含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梁元帝《陇头水》)
高陇多悲风,寒声起夜丛。(陈后主《陇头》)
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张正见《陇头水》)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简文帝《折杨柳》)
寒夜猿声彻,游子泪沾裳。(梁元帝《折杨柳》)
戍边岁月久,恒悲望舒耀。(陈后主《关山月》)
边城风雪至,客子自心悲。风哀笳弄断,雪暗马行迟。(江晖《雨雪曲》)南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中的“悲”是“悲哀”,而唐代横吹边塞诗的“悲”则更多地表现为“悲壮”与“惆怅”。
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卢照邻《陇头水》)
三军尽回首,皆洒望乡泪。(皇甫冉《出塞》)
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杜甫《前出塞》)
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湜《折杨柳》)
苍苍万里道,戚戚十年悲。(耿湋《关山月》)
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鲍君徽《关山月》)
南北朝边塞诗中的“悲”多表现为南朝诗人的玩味一己之情。相比较,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多是为功业、为民生的大境界的“悲”。元杨载《诗法家数》中言“征行”类诗诗法曰:“征行之诗,要发出凄怆之意,哀而不伤,怨而不乱。要发兴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时感事,触物寓情方可。若伤亡悼屈,一切哀怨,吾无取焉。”[9](p733) 此段话正说明了边塞诗创作中能较好抒发悲哀之情的方式。
综上所述,南北朝的横吹乐府边塞诗在意象、立意以及抒情这三个主要方面确立了诗歌创作的范式,唐代横吹乐府边塞诗中明显承继了南北朝的诗歌范式。不仅如此,南北朝其他类型的乐府边塞诗以及边塞抒情诗,在意象、立意和抒情上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唐代对南北朝的承继也不仅仅表现在横吹乐府边塞诗上,而应该是唐代整体边塞诗的共同特点。所以,横吹乐府边塞诗的特点及演变可以是乐府边塞诗,甚至整个边塞诗的代表,通过对它的考察能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豹的目的。
三、横吹乐府边塞诗的价值和意义
南朝时期的文坛弥漫着绮靡轻艳、雕琢刻镂之气,尤其是自梁代“宫体诗”兴起后,更是陷入一派“香软”之中。《隋书·经籍志》载:“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10](p199) 而乐府边塞诗在南朝“轻艳香软”的诗坛中别树一帜,呈现出刚健之气。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于江南一隅,虽然也会有峻峭山川之景,以及征伐讨敌之事,但基本上接触不到真正意义的边塞。所以,南北朝诗人要运用富有边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虚设边地自然环境,抒发征战的悲哀感怀,极力创作出最像样的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更具有浓厚的边塞味道。宫体诗的倡导者梁简文帝萧纲在《答张缵谢示集书》中说:
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1](P114) 萧纲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于创作的热情,而且不仅仅有热情,他还把创作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甚至把它当作人生意义的体现。因此,他什么都要写,当然也包括了写边塞。不论萧纲是否具有,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具有边塞生活的体验,他的这种创作心态都会使诗歌创作难免带有了想像和虚构的成分。
客观地讲,南朝特别是齐梁以后,称霸文坛的是大量香艳、繁缛的宫体诗,边塞诗的创作并非文坛的主流。不过因为南朝诗人趋新求异的创作心态,创作出了极具边塞意味的乐府边塞诗,所以,南朝乐府边塞诗仍然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在轻靡中显现出了刚健。
“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这是许学夷《诗源辨体》中对六朝文学与初唐文学所作的精辟区分。而由六朝之“绮靡”进入初唐之“雄伟”者,就有南朝乐府边塞诗之功。“徐庾五言,语虽绮靡,然亦间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瘐如《别周尚书》,皆有似初唐。”[12](p132) 《周书·瘐信列传》载:“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瘐体焉。”[13](P733) “徐瘐”二人是“宫体诗”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们的“徐瘐体”也是“宫体诗”的另一种称谓。在徐、庾二人的诗作中有“似初唐”的《出自蓟北门行》及《关山月》,而这两篇诗作正是乐府边塞诗。在南朝的乐府边塞诗中,横吹乐府又是具有代表性的,《诗源辨体》一书中有多处涉及到了南朝横吹乐府边塞诗:
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至如《饮马》、《从军》、《关山》、《游侠》、《渡河》诸作,皆有似初唐。
张正见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雨雪曲》、《从军行》,亦近初唐。 至如《出塞》、《从军》、《饮马》、《结客》及魏徵《出关》等篇,声气稍雄,与王褒、薛道衡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12](P133、138)
许学夷所提到的“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的诗作几乎都被包括横吹乐府在内的乐府边塞诗占尽了。南朝的这一批数量并不算多的乐府边塞诗,虽然受文坛宫体诗主流的影响,带有割裂、造作的特点,在诗歌艺术性上仍显稚拙,但是其雄伟、刚健有“近初唐者”,正是诗歌从六朝之“绮靡”向初唐之“雄伟”的转变之机。此一转变直接开启了盛唐诗歌的高潮,称其为“唐音之始”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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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3]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