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辽金文学宏观研究述论（刘达科 ）

天籁

【内容提要】


20世纪前80年间的辽金文学研究，对辽金文学发展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对其地位、影响的评价，虽偶有提及，但大多失之疏简、肤浅，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把握也并非完全准确、允当。直到后20年，学人们才开始自觉地从宏观角度探索和总结辽金文学的规律，力图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升华到更高的层次。有关著述致力于整合、再现辽金文学的总体风貌，对辽金文学的流变脉络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以期探求辽金文学的独特性质、审美价值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 辽金文学/宏观研究/20世纪



    辽、金两朝大致与五代、两宋相始终，其文学有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堪称当时的中国北方文学。但辽金文学研究长期倍受冷落。近代以来，人们才开始尝试从宏观角度去探索、把握其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总结、概括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现象和问题。以往人们考察、描述辽金文学研究的历史，一般较偏重于从具体课题的解决着眼。本文着重探讨、论述20世纪辽金文学宏观研究方面的成果，以期提供有关学术进展线索，或许对新世纪的研究工作有些裨益。

    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并行发展，共同构成10—13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文学的两大主干。因此，探讨和界定其性质，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20—40年代的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辽金文化是汉族文化在契丹、女真人统治地区的延伸和继续，辽金文化的发展是不断汉化的过程，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当然也是汉族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吴梅《辽金元文学史》认为辽文化的成熟是“逐渐舍弃其旧俗，而服从我中夏之文教”的结果。程光裕《契丹人之汉文学》（注：海疆校刊，1943，（2）.）说辽人“深受汉族高度文化之刺激，对汉族文化尤具仰慕之情，故景、圣之间，尊崇儒术，饶具雅致之文学亦为其响往。耶律、萧二姓沐于汉化的气氛中，故亦不乏爱好文学之士”，汉文学“移植”于“寂寞沙漠之区”，产生了辽文学。魏洪桢《契丹之文学》（注：贵善，1940，（11）.）指出契丹兴起时正值唐末， 元稹和白居易的作品流入塞北，辽人得其浸润，乃雅好词翰，文学得以普遍发展。对金代文学的认识亦如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金人的文化是承袭了辽与宋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认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金朝“文学则宋之余波所沾溉尔，故以附于宋之末”，该书把金代文学编列为《南宋》章的最后一节，也流露出视金代文学为南宋附庸的意识。当时也有人强调金代文学的独特性，比如许文玉《金源的文囿》（注：小说月刊，17.）就说金朝是“新开辟的国家，那时候是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自然会有一种新民族的文学产生”。作者标举此说，旨在打破“尊华鄙夷”的偏见。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也说金代文学“华实并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从与南宋文学风格的比较中寻求金代文学的特质。但许、吴之说在其后数十年间得到的呼声十分微弱。对辽金文学性质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大部分早期研治辽金文学的人具有很浓的以汉族为中心的思想倾向，但也有人思想较开放，破除了华夷之辨。其次是着眼点的不同。一些人立足于传统文学形式——诗、文去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坛全貌，而另一些人则以当时新兴的民间通俗文学为出发点去探索辽金文学现象，如许文玉所谓“新民族的文学”，主要指北曲、金院本和诸宫调。再次，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研究资料方面的局囿，限制了研究者们的视野，使他们各执一端，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化、文学多元发生、发展并逐渐趋于一元这样一个特殊的进程，以及辽金时期各民族文化、文学相互交汇融合的特点。

    50年代以后这两种观点仍同时并存。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序言特别强调辽、金、元文学与宋代文学的共性，说辽金诗在风格上“应该看作是宋诗的一体”。80年代初期，仍有人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称“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注：文学遗产，1982.（4）. ）一文认为金代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风格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略有变化而已”。随着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和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学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传统的狭窄的治学格局和单向思维的限制，对辽金文学性质的认识更前进了一步。辽代文学今存作品主要是诗、文。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前言和张晶《辽金诗史》都强调指出辽诗产生的基础是北方民族的民歌（北歌传统），唐宋文学为其提供了丰富、充实的养分。张著进一步指出“辽诗带着一种北方民族特有的生命力与朴野，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鲜的生机”。对金代文学，张啸虎《论金代文化结构及其宫廷文学》（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指出金代文化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在兄弟民族中的渗透与延伸”；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说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然不受北宋的局限；与南宋相比，更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一书指出：“植根于各民族文化接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周氏在为《宋代文学史》撰写的金代文学部分又指出：“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猎民族的草原山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金代文学新的特色、新的气象。”周惠泉超越和深化了前人的观点，对金代文学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在近年来研治辽金文学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较完整的辽金文学观，要言之，即中华民族文学史是多元发生、发展并逐渐趋于一元的进程，辽金文学是在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发展起来的，是民族融合的结晶，是一种与两宋文学的审美品格迥然不同的新型文学，有其独特的性质。他以“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观分析具体的学术问题，对辽金文学获得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周惠泉《元明时期金代文学研究论略》（注：晋阳学刊，1992，（1）.）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辽金文学的性质及其对中华民族文学的影响：“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族以及继之统一中国的元代的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粗犷剽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慷慨悲壮的格调。正是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歌诗音乐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他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在辽、金与两宋对峙时期，中华文化也“二水中分”，南北分流。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既有共性，同时又极其强烈地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忽视任何一点都是片面的。

    随着对辽金文学性质的探讨的日益深化，学界也不断探寻、总结其特点。20世纪前叶，吴梅、顾敦＠①等人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研究。顾敦＠①《辽文学》（注：之江学报，1934，（3）.）一文提出了对辽代文学的四点印象，即作品多出于契丹贵族之手、文学多由于女子的提倡和贡献、今存作品稀少、浮屠文学特多。这四点印象其实就是顾氏概括出来的四个特点。第二点说法欠准确。但第四点可谓切中肯綮，抓住了本质性的东西。辽代盛行佛教，佛教对其文学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后期的学人们对辽金文学特征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别廷峰《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注：民族文学研究，1997，（4）.）一文，集前人观点之大成，对辽代契丹族文学的特征作了总结性的概括。他认为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受汉族文学影响十分突出，后妃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诗人，从帝王到贵族文人都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民歌的格调质朴、清新、辛辣和口语化。辽代文学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文学，论者历来都认为辽朝文事不如金源。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辽朝享国未久，二是契丹人习尚武功而不善文事，三是辽朝书禁太严，限制了文学的流通、传播。前二说显然不能成立。第三说是北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的。清人厉鹗《辽史拾遗》序和缪荃孙《辽文存》叙均附和此说，但都指出金灭辽时未及时收聚文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陈衍在《辽诗纪事》叙中提出异议，指出史籍所载辽人著述不少，“今诸作皆不传，虽由其国严禁文字出境，亦所作未致佳妙，虽出境亦未必流传”。那么辽代文学发展水平不及金源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辽地据朔漠，风气大远于中原，又全国贵仕不出耶律、萧二族”，而中土人士没有在文坛发挥作用。90年代，黄震云《论辽代诗》（注：文学评论，1994，（1）.）总结其原因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抵制；辽代诗人作品位移为唐、宋人作品；辽代地域广大，城市不发达，文人不能安心课其诗业，即使有作品问世，也难以保存；文化落后。对于金代文学的特征，詹杭伦在《金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中国文化发展到北宋以后分流，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因此金代文学呈与南宋不同的形态。金代文坛的所有思潮几乎都与“苏学”有关。最高统治者和金代文学每一发展阶段主文盟者对文学风气有很重要的影响。金代文学“以借才异代始，以流落异代终；以追求中州文派始，以总结中州文派终；以保持华实相扶、骨力遒上为其特色，也不免生硬粗率、苦少蕴藉的弊病”。1998年8 月第四次元好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传志提交的论文《金源文学特征论》突破了风格论的局限，从民族、政治、地域等生成金源文学特征的因素出发，将金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论文认为金代文学的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金源文学向北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范围。二、少数民族文人的崛起为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三、金末大量豪杰式文人振起末代文学，体现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四、南北政权对立赋予金朝文学诸多个性。而后，胡氏在《“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注：文学遗产，1998，（5）.）中专门探索了金源文学特性的生成原因。

天籁

对辽金文学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早在元、明、清三代就已有人研究和总结了。大致看来，元、明人对当时新兴起的通俗文学艺术评价较高，如刘祁《归潜志》和徐渭《南词叙录》对北曲的评论，朱权《太和正音谱》、张羽等人的《董西厢》序、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董西厢》的评论。相对而言，清人则对其诗文比较推崇，他们编《辽诗话》、《全金诗》和《金文最》便说明了这一点。关于辽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地位，20世纪前50年学界就有分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辽“建国凡二百余年，然文物则绝鲜可称者”，“或这个北方民族，原来对中原文化便不甚着意，所以，强占据中国北方至二世纪，却一点也没有什么文学上的重要成就”。而刘溶池于1947年10月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辽代文学简论》一文则指出：人们往往把辽、金、元文学连贯讲述，而且对辽代或略而不提，或一掠而过，这种轻视辽代文学的作法是错误的。顾敦＠①《辽文学》从辽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和作用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地位。该文指出：辽亡后，才智之士或入宋，或入金，入金的文人“以高文化加入低文化，如酵入面，就表现他们的力量来了。他们的工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限于结束过去，还要开拓将来。他们以前辈的资格，扇新朝的大风，再垦殖，再灌溉，于是金文苑中又开出鲜丽馥郁的花朵来了”。辽代文学的创作水平固然不高，但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还是得到学界承认的。继顾敦＠①之后，60年代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说：“辽代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在于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哺育了一批作家。”米治国《辽代文学初论》一文指出辽代文学对金、元乃至明、清文学，对国外如日本、朝鲜的文学都发生过某些影响，应有一定的地位。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辽代文学的成就、价值和地位。蒋祖怡、张涤云《全辽诗话》前言说：“辽诗同唐、宋两代的诗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自然都要逊色得多。但它毕竟拥有相当可观的诗人诗作，毕竟反映了大辽一代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风貌，再现了塞外漠北的自然风光，表现了契丹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习俗和豪爽粗犷的民族性格，值得我们珍视。它对金诗的发展，也起了催化作用。”张晶《辽金诗史》认为，应突破“文本”的限制，不能从数量的多寡来判断一个时期文学发展水平的高低。他结合辽诗的发展提出，要看到辽诗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辽诗为中华诗史所吹嘘进的清新之气、带来的生机，正确评价辽诗在中华诗史上的地位”。他在《辽金元诗歌史论》中还指出：辽诗体现了异质文化交融带来的生机，冲破了诗歌传统中过多的文化层积，呈现出生新质朴的艺术精神和特质，成为金、元诗歌的一个有异于唐、宋诗的源头。人们历来对金代文学的评价要比对辽代文学高得多，尤其是对其俗文学。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称诸宫调是说唱文学艺术形式中“最伟大的一种文体”，在宋、金、元三代的民间有极大的势力，“成了金文学最大的光荣”；金代戏曲是新创制的文体，“对于元代戏曲有极重大的贡献”。郑说可谓的论，元杂剧并非偶然突起，而是长期艺术积累的产物。周惠泉《金代文学论》说金代文学“以多种形式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半部中国的社会现实。其中金诗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诗歌的一些影响，但是由于北人具有刚健粗犷的气质，因而往往呈现出朴直而遒劲的风格；中期以后，特别是贞ｙòｕ＠②南渡以后，则‘以唐人为指归’，对于纠正宋诗末流之弊起了一定作用，开元明两代诗风转变、弃宋学唐的先河。金词在北宋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对于豪放派和婉约派的词风都有所继承，而且出现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趋势。金文则沿着‘易排而散，去靡而朴’的健康道路继续发展，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开疆拓土。至于在当时文坛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更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元杂剧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他在《宋代文学史》中评金代文学云：“金代文学，既是当时祖国的北方文学，又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两宋文学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禀有雄浑质朴之气，习染劲猛蹈厉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因而发为声歌文章，类皆华实相副，骨力遒上，呈现出与南宋文学不同的风貌。”

    关于辽金文学的分期，是学界经常讨论的课题。顾敦鍒《辽文学》把辽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期，即胚胎期、生长期和全盛期。胚胎期包括太祖、太宗两朝，此时契丹贵族开始濡染汉文化，已出现民间歌谣，耶律倍是最重要的作家。生长期包括从世宗到兴宗五朝，这是辽代文学发育并绽出花苞的时期。极盛期包括道宗和天祚帝二朝，萧观音是此时的文坛翘楚。一直到90年代的《宋代文学史》仍坚持这一对辽代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关于金代文学的分期，有若干种观点。许文玉、吴梅、郑振铎、游国恩、周惠泉等人分初、中、后三个时期，金太祖至海陵王四朝为初期，是“借才异代”的时期，世宗、章宗二朝为中期，或称“大定明昌时期”，贞祐南渡以后为后期，周惠泉在为《宋代文学史》撰写的金代文学部分对每一时期的文坛风貌和特点作了概括：前期作家主要来自辽、宋，沿着北宋作家开辟的路子发展，创作的思想内容以表现去国怀乡的感情为主，但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中期文学创作以吟咏闲适生活为主，在技巧和风格上大都取法苏轼，也有人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期作家多抒写战乱之苦、亡国之痛，有人开始对江西诗派进行反思、批评，文坛出现了宗尚不同的派别，元好问为这一时期增添了异彩。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和《金代文学史》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把金代文学的发展分为5期，即：准备时期（1114—1160）、 发展时期（1161—1189）、兴盛与转折时期（1190—1208）、金末文学复兴时期（1209—1233）、金亡后金代文学的总结时期（1234—1271）。詹氏把金代文化背景、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分别剖析、论述了每一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规律性问题作了理论总结。他指出：活跃在金初文坛的主要是由宋入金的作家。他们表现出两种创作倾向，即抒发去国怀乡的悲凉情感和崇尚高情远韵的隐逸情怀，后一种倾向贯穿金代始终，此外还有完颜亮代表的雄健踔厉的文风。大定年间中州文派出现。金初追求高情远韵的风尚到此时发生转变，思想内涵由出处矛盾、进退失据转向追求内心的自适和居处的自安，而雄健踔厉文风成为主导倾向。“气格”与“自适”是文人们两种主要的审美取向。明昌诗人融和了崇尚“气格”和寻求“自适”两种诗风，形成了刚柔相济、清真淡宕的创作思想。另外，宫廷诗人发展了尖新、浮艳的诗风。此时出现的反映生民疾苦和走向齐物达观的两种思潮成为金末文坛创作倾向的先声。金末出现了写实、雄奇、平淡三种文学思想倾向，由金末元初的元好问集其大成，并开启元初文学风气。

    在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方面，50年代以前就有所建树。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辟《王若虚与金代文论》和《元好问论诗绝句》两章，给金代文论以一定程度的重视。80年代以后出版的论著中，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设《金元时代》一章，涉及金代内容的有《金代的文风和王若虚》、《元好问》两节；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设《金元的诗文批评》一章。顾易生等人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是最有分量和理论深度的宋金元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专著，新意时现，有关金代的篇幅比其前身《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版本）成倍增加。对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和认识日益深化并不断趋于统一。郭书曾谓金代文论“不外北宋的问题，不仅如此，因其在北宋范围内互有宗主，反形成了派别，分立着壁垒”。郭氏是功底深厚、学识超人的老学者。此论的提出，自然是基于他当时所见的资料。《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则认为金人“一方面受苏、黄诗风的影响，一方面又对其新变的流弊加以反省，于是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唐人，转向唐人以前的古诗，因而在诗论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倾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人们在金代文论探索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并对这一学科发展到今天所达到的境界感到欣慰。此间，有关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论文有：沈时蓉和詹杭伦《宋金元文艺美学思想巡礼》（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1）.）、董国炎《金代文坛和元好问》（注：文学评论，1990，（6）.）、方智范《金元词论：批评的两个走向》（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5）.）、郑振铎《王若虚的文学评论》（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和《王若虚论诗》（注：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霍松林《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注：文学遗产，增刊，7.）、余荩《王若虚写作理论初探》（注：杭州大学学报，1983，（4）.）、傅希尧《王若虚文学理论初探》（注：河北学刊，1990，（4）.）、刘淮南《谈谈王若虚的批评意识和批评实践》（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何东人《王若虚诗歌诗论》（注：辽金元文学研究〔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契丹、女真是辽、金二朝的统治民族，研究其文学现象也是一个重要课题。40年代出现的魏洪祯《契丹之文学》、程光裕《契丹人之汉文学》二文是较早的成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别廷峰《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祝注先《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2）.）、金启孮《论金代的女真文学》（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4）.）、张晶《文化变异中的金代女真诗人创作》（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赵庆显《女真族文学发展轨迹概说》（注：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1）.）和李成《略论女真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2）.）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作了探讨。还有一些有关观点散见于各种论著中。金启＠③文是80年代以来第一篇专论女真族文学的论文。作者把女真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大部类，认为11世纪前的萨满“巫歌”为其口头文学的滥觞，它发展到12世纪中期演变为“自度歌”，再发展到12世纪末成为“本曲”（实际上是内容更为复杂的自度歌），然后缓慢地衰落下去，金亡后有一些遗句保留在元曲中。书面文学指用女真文字写的作品，它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在金世宗大力提倡女真文化时，女真文字还不具备记录文学创作的条件。女真书面文学大部分是翻译文学（翻译汉文文学）。作者还指出：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汉族文学，它实质上是中华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和宝库。女真早期口头文学也是依靠汉字书写得以保存的，女真人用汉文写成的作品都应被看作女真文学。

    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米治国的《辽代文学研究平议》（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6）.）、美国人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 ）的《最近西方学术界的关于金代之研究》（注：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李成的《评周惠泉先生的金代文学研究》（注：山西大学学报，1994，（4）.）和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是重要成果。周著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探讨了金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规律，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金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梳理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评价了今存各种金人文集。外篇是金代文学评述会要和对金代文学历史的思考。该书第一次提出“金代文学学”这一概念并试图构建金代文学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说，解决了金代文学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为把金代文学研究引向更自觉、更深入的阶段提供了参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