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花雨

　　[摘要]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人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关键词]王闿运；陈衍；沈曾植；陈三立；同光体；汉魏六朝诗
　　
　　王闿运是晚清诗坛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倡模拟汉魏六朝诗，形成了名动一时的湖湘派。闻风追随者众多，影响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以至民国。同光体的崛起稍晚于湖湘派，崇尚的是宋诗，与湖湘派推崇汉魏六朝诗异趣，却是后来居上，成为晚清诗坛的主流派别，取得的成就也非湖湘派所能比拟。可是，当同光体诗人面对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时，仍无法忽视其影响。考察同光体诗人对这一影响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光体诗学的认识，今试从陈衍、沈曾植和陈三立人手进行剖析。
　　陈衍作为同光体诗论的干将，于汉魏六朝诗本就不甚重视。《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当涂逮典午，导江仅至澧。”谓魏晋的诗歌仿佛长江导源仅到达澧水而已，喻指其成就不高。《瘿喳诗序》云：“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绿衣》、《燕燕》，容有之耳。微论《三百篇》，《骚》之上帝喾，下齐桓，六朝人有此观感乎?滋兰树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此文主要针对的是严羽“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之论，而集矢于严羽所欣赏的六朝诗。“体段”包含内容与章法，“观感”即精神视界，两者涵蕴深厚的学养，风雅兼备，而这是六朝诗所欠缺的；六朝诗所有的，只是《绿衣》、《燕燕》，滋兰树蕙之类，是“有风而无雅”，有才情而无学问。陈衍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聆风移诗序》)，以此考量六朝诗，自会觉其不足为训。但他对学习六朝诗又存在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于诗学六朝者有些微词。如《陈仁先诗叙》：“(仁先)独肆力为凄婉雄挚之诗，始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余虑其矜严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调子培并答惠诗》：“淡远深微有本真，镂金错采费精神。”认为单纯从情感与词采着手为诗，是“可言者寡”、“费精神”，对六朝诗的缘情绮靡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于学习六朝诗又未完全否定。《石遗室诗话》卷——：“余谓爽秋五言古，实以潘、陆、颜、谢骨格，傅以北宋诸贤面目，故觉其僻涩苛碎，然工力甚深，终不愧雅音也。”《知稼轩诗叙》：“苏堪原本大谢，浸淫柳州，参以东野、荆公。”对袁昶取径晋宋、郑孝胥根柢谢灵运还是认可的。他甚或认为学诗完全可以取法六朝，关键是怎么学。《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生(黄曾樾)之诗文可以成家，文学桐城，诗学《选》体，皆取法甚正。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画胡庐，终落空套。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六朝诗并非全无是处，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去学习，依样画葫芦即成“空套”。这和他在《奚无识诗叙》中所说是一致的：“所贵乎为诗者，非必蕲于相尚也，而不可无以自尚。自尚者，一人有一人之境地，一人之性情，所以发挥其境地性情，称其量无所于歉，则自尚其志，不随人为步趋者已。”强调“相尚”与“自尚”、模仿与自立的关系，矛头所指，隐然是王闿运对六朝诗的字摹句拟，“无以自尚”，“随人为步趋”。
　　陈衍的诗学取向是宋诗，却又力主诗不分唐宋，持论宏通而颇具创新之思。尝云：“宋唐区划非吾意，汉魏临摹是死灰。”(《仲英寄七言古诗数十韵推挹逾量勉报一律》)。明确反对诗分唐宋，又对专意模仿汉魏六朝诗加以讥评。于坚守六朝壁垒者，陈衍多鸣鼓而攻之。他把湖湘派目为“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文莫室诗续集叙》云：“蓄积贫薄，翻覆只此数意数言，或作色张之，非其人而为是言，非其时而为是言。视貌为汉魏六朝盛唐之言者，无以胜之也。”《(近代诗钞述评>叙》：“于是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亦是从“随人为步趋”，缺乏自己的性情、面目着眼进行批评的。这和他的诗学主张讲究真性情、真怀抱，注重“深造自得”相一致。到晚年他更指斥湖湘派为伪体。《石语》云：“钟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然亦以此为湘绮门下所骂。”以《诗品》为湖湘派“伪体”之圣经，直目湖湘派为“钝贼”，已近诟骂。对效六朝文者，亦呼为“伪魏晋体”。《石语》：“作文难于作诗，伪魏晋体及桐城文皆无出息人所为，又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视效六朝为骈文者为“伪魏晋体”，对桐城文和阳湖派文皆有微词。《石语》又云：“少年女子自有生香活色，不必涂泽。若浓施朱白，则必其本质有不堪示人者，亦犹文之有伪魏晋体也。”以为“伪魏晋体”本质不堪示人，矛头所指仍是湖湘派的“选体文”。这不排除有借贬抑诸家而高自位置的因素在里面，但换个角度考察，却也可窥见陈衍“由学古转向开新”、“转学古而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学观。所谓“生香活色”，和禅、儒都曾倡导的“活泼泼地”相类，乃是出自本心本性，不事涂泽，这即是同光体处于新旧文学变迁之际蕴含的诗学要义。以此与湖湘派高言复古的陈腐相对抗，陈衍以文化的新视野对传统诗学的扬弃于斯可见。
　　陈衍对湖湘派模拟汉魏六朝诗文的批评，因为指涉多人，态度还稍显平和。对王闿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由于王闿运在诗坛有重名，公开场合下，陈衍也注意批评的分寸。《近代诗钞述评》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对王闿运“墨守古法”超越七子，只是略致不满而已。《近代诗钞述评·邓辅纶》：“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觉千篇一律耳。”评邓辅纶而言及王闿运，不过是“微觉千篇一律耳”，也没有多大的批评力度。但陈衍私下里对王闿运的评论就毫不留情了，在与其弟子黄曾樾的谈话中，基本对王闿运全盘否定。《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散文尤恶劣不可读，至用 ‘泥金捷报，等字，岂不令人齿冷。”“《湘军志》诚是佳构，善学《史记》、《通鉴》，其多微词，尤冷隽可喜。湘绮楼他文不称是，莫明其故。”在他眼里，王闿运的诗文皆已无足称道，仅有些许可作“史乘资料”。更有甚者，在王闿运早归道山后的1932年，他在与钱钟书的谈话中论及王闿运，极力丑诋之，则已迹近于诬。《石语》云：“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其人嬉皮笑脸，大类小花面。著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辞章，可取者鲜。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对王闿运的外貌、人品进行攻击，经学辞章亦皆无所取，作《诗话》仅仅采取其诗二句，竟远不及采择其庖人张宗扬诗的数量，贬抑可谓甚也。《石语》又云：“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人今语，正苦不纯粹耳。至以‘泥金捷报’人诗，岂不使通人齿冷!”以闿运之作连“优孟衣冠”都谈不上，又以其学古不纯，阑人今语。至于“泥金捷报”已见其与弟子黄曾樾之谈论，今复提及，再三致意焉。“优孟衣冠”之诮，王闿运实早有语辩之。《诗评论陈海根》云：“自明以来，优孟衣冠之诮，流谬三百年，下至袁、蒋、黄、赵而极矣。究之诸家，亦复自成一色，非浪得名者。彼诗不可学，则非叔敖；彼诗若成家，仍招优孟。立说自穷，欺人自欺，达者宜早鉴之。”惜乎陈衍似未见其语，仍以“优孟衣冠”的老话头诮之，正是闿运所谓“欺人自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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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陈衍加于王闿运的“险刻”之论，也有人予以批驳。汪辟疆在《评陈石遗(近代诗钞>》中说：“诗自明清以后，不出唐宋窠臼。题不拟古，诗固未尝戾古。学汉魏固拟古，学六朝三唐亦拟古。即学宋，亦何尝非拟古?陈氏自言学宋，必欲举汉魏六朝三唐而空之，使天下诗人，尽祖两宋，抑何所见之不广耶?”就陈衍从学宋出发抨击王闯运进行了批评。刘梦芙则云：“同为学古，王壬秋喜汉魏六朝，石遗喜宋，取径不同，有弊则一。为昭明选体诗文者，浓施藻采，或为优孟衣冠；效宋诗之拗峭寒瘦者，亦未必独开生面。壬秋之本质，原非蓬头龋齿，令人掩目避之；石遗又岂能如少女之活色生香，令人心魂俱醉哉!”这也是力驳陈衍，为王闿运鸣不平。至于陈衍何以对王闿运恶语相加，张宏生是这样解释的：“陈之所以这样反对王，一则因为王是宋诗派和同光体之间最大的诗家，要宣扬尊宋理论，必须予以清算；二则王的影响力不小，当时诗人或曾信奉其诗说，如陈三立，或坚持其理论，如陈锐，其诗坛地位不容低估”。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更深层次的因素，笔者认为乃在于两者审美取向与诗学目的的差异。王闿运倡导汉魏六朝诗，趋向于复古，重其趣味兴象，求美求韵求格，意图拯起高妙超逸的汉魏风骨；陈衍提倡同光体，由学古而开新，其祈向是求真求实，求变求力，目的是于诗道危亡之际振衰起弊，具有深切的文化关怀。这一显著差异，遂导致陈衍对王闿运过于矫激的评判。这种矫枉过正的论调和五四新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主张在精神内涵上颇为相近，不过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话题，此不具论。
　　沈曾植的诗学主张主要见于《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钱仲联曾指出该文包含四层意思：第一，倡三关之说；第二，用佛理谈诗；第三，主张通经学、玄学、理学为诗；第四，对“明人学古”并不完全否定。这几乎含摄了沈曾植诗学的全部。四层意思中，除却以佛理谈诗外，其余皆与王闿运或多或少有所关联，故由此人手，考察沈曾植与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的关系。
　　“三关说”是沈曾植诗学的重大发明。他先是认同陈衍的“开元、元和、元祐”之“三元说”，在与弟子论诗书中，复把开元换成元嘉，完成自己的诗学建构。这一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他对诗中情与理关系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元嘉诗的发现。元嘉诗是古典诗歌发展的一大关捩：玄学、佛学趋于合流，且在诗歌中得以表现，诗情与哲理融会；山水诗逐渐挣脱玄言的束缚，走向情景交融，诗坛孕育着新变。对“元嘉关”的博通，契合同光体学古变机、别开生面的诗学追求。如何通“元嘉关”，沈曾植有很好的说明：一是“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王羲之《兰亭诗》是典型的玄言诗，具有较强的理趣；谢灵运山水诗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并往往融入佛教义理。右军诗与康乐诗合参，可洞见哲理与情思融合之机枢，直探元嘉诗的特质，即元嘉体由右军《兰亭诗》以来，一以贯之而又不断生长，合山水佛理玄言为一炉的风貌。所谓“打并作一气读”，即一面言其生长与发展的诗学新变，一面言其两诗人真俗相关、理事相融的要义。而真俗相关，是指对于人生义谛求索之真义，与实际生活相关，以及诗人眼前境与哲人心中理的相融。这恰恰是沈曾植诗歌的成就所在。二是以支遁佛理诗为导源，参以《论语》皇侃义疏，来把握谢灵运、颜延之诗中佛学和儒学之两端。沈曾植《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曾言及支遁诗与康乐诗的关系：“‘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康乐诗沿着支遁佛理诗而来，参以儒学修养，遂得称为陆机所推崇之“雅奏”。融经学、玄学与佛学于一炉，这正是沈曾植的“学人之诗”，也是他通元嘉关、重晋宋诗的主旨。沈曾植论诗有云：“建安能者王安立，潘陆谢颜庄严有。”(《八月廿八日渔洋生日子修招同人集于樊园分韵得斗字》)取譬佛理，推重建安、晋宋诗。不过，他重视的是其中包孕的精深义理，而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缘情绮靡的内容。
　　沈曾植与王间运在晋宋诗上的异趣，遂引发一重公案，即沈曾植和樊增祥对闿运诗的轻诋。据载：
　　记癸丑年同人修禊赋诗，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体投地，谓此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虽谬赞，却惬鄙怀。其实止用《皇疏》“川上”章义，引而申之。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采，玄理固无人能会得些子也。
　　所云“修禊赋诗”，据钱仲联先生的意见，是指《三日再赋五言分韵得天字》；所谓“《皇疏》‘川上’章义”，乃指《论语》川上章皇侃义疏。疏云：“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乎；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用“川上章”义，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岁月忽逝，而立德立功之机会，俯仰间即失，感叹时节之易变快变(时为1913年，“向我非今我”隐含诗人于辛亥鼎革后的感慨)；二是今我不同于旧我，后感有异于前人。所谓“向我非今我”，即顺此大化之流，享受太虚之空灵清净，忘怀世事，乐此因缘而已。此二义隐隐相发，即玄理回应纯情，得理事相融之妙。也即所谓“引而申之”。且诗句中多化用王羲之、孙绰兰亭诗、序成语，既契合修禊赋诗，又饱含玄理。故樊增祥推重为“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王闿运所重为缘情绮靡、镂金错采之诗，更多地指向六朝诗的外在形式，于其间涵蕴的浓厚理趣较少关怀，至为樊、沈二人所讥，理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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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诗学以复古为尚，对明七子并不轻诋。在《陈怀庭诗集序》中讨论湘乡文学的发展时，推举自身和邓绎、邓辅纶的复古，能“竟七子之业”，以为可以扭转世人对复古的讥诃。《湘 绮楼说诗》卷二云：“邓辛眉，弥之仲弟也。聪悟尤过其兄，下笔千言，清谈娓娓。自明后论诗率戒模仿，辛眉独谓七子格调雅正，由急于得名，未极思耳。自学唐而进之至于魏晋，风骨既树，文彩弥彰，及后大成，遂令当世不敢以拟古为病。”邓辛眉即邓绎，邓辅纶弟。王闿运借他的话头说七子“格调雅正”，所以备受讥诃者，乃在于“急于得名，未极思”，未竟其业也。邓绎则由学唐而上溯至魏晋，自树风骨，文采彬彬，这样的拟古才是正宗，才能够“竟七子之业”。王闿运欲为己之拟六朝诗张本，故极力为七子复古正名，乃至取径也与七子为近。章太炎曾指出：“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所言极是。沈曾植对七子拟古并未全盘否定，这与王闿运是相同的。陈衍《沈乙庵诗叙》谓曾植“夙喜张文昌、玉溪生、《山谷内外集》，而不轻诋七子”，《海藏楼诗序》则谓“沈子子培稍护青邱、七子”。沈曾植自己也说：“李、何不用唐以后书，何尝非一法门。”但在如何“斍七子之业”上，就显示出与王闿运的差别。“无唐以前智理名句运用之，打发不开，真与俗不融，理与事相隔，遂被人呼为伪体。其实非伪，只是呆六朝，非活六朝耳。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同样是由唐上溯至魏晋，王强调的是风骨和文采，沈则重“智理名句”，以之融会“真与俗”，打通“理与事”，这样才能成为“活六朝”。而取法谢灵运与颜延之，自然和“三关说”推重元嘉是一脉相承的。曾植之“呆六朝”则既指向七子，更主要是针对闿运之模拟汉魏六朝诗。再联系前文来看，沈曾植对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的批评确实是不留情面的。
　　其实沈曾植和王闿运之交谊并非泛泛，随意翻检《湘绮楼日记》和《海日楼诗集》即可知。如光绪癸卯(1903)十一月，王至南昌，沈与之流连诗酒；甲辰(1904)，王复至南昌，主讲豫章书院，又多次晤面。民国壬子(1912)十二月十七日王至沪，十八日即与沈曾植和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曾广钧等同集。曾植作《喜湘绮至沪》四首，推举其《湘军志》为“太史书”，又目其为“文章伯”。十九日，集娱园(即愚园)。二十二日集瞿鸿楗寓斋，曾植又赋诗，云：“湘绮先生列仙儒”(《娱园之集，止庵相国、樊山方伯皆赋长歌，湘绮赋古体五言，易、曾诸君各有佳什……》)。后数日内二人又互访。癸丑(1913)正月初五，集樊园，各赋诗。初七日，共往樊园探梅。十七日与樊增祥贻闿运二百元，十八日又造访闿运。正月二十日闿运将离沪返湘，沈病阻未送行，赋诗四章，一则云“儒林仰大师”，一则云“一老天留在，三纲世要扶”(《闻湘绮有行期，病阻未出，作诗询之》)。从他们往来的频繁和沈曾植赋诗的推重，可知二人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社交场合上的应酬，当然，也不排除王闿运有重名，且人民国后二人同为遗老的因素。但关系归关系，沈曾植确实对其诗歌并不看重。上引赋诗推举之语，不是重其文章，便是重其儒学。再联系《论诗书》中对王闿运的讥诃更可见一斑。
　　陈三立在诗学上没有专门的论述，其理论散见于诗文集中，虽只言片语，却可略窥其门径。沈曾植《祝陈散原七旬寿诗》云：“诗句流传十洲遍，文心不立一言云。”又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陈三立小传”云：“三立工诗而不以论诗称，然散见于其诗文集及并世诗家专集题识中者，时有微言奥旨。”姑对陈三立的诗论和创作略加梳理，再论他与王闿运的联系。
　　学者一般认为三立诗歌上继郑珍。郑珍非常重视诗歌的独创性，强调“言必是我言”(《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三立于此乃有独得之密。《(顾印伯诗集)序》赞赏顾印伯：“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集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余味孤韵，别成其体，诚有如退之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印伯为王闿运弟子，却越出其樊篱，出人唐宋，工晚唐体，为宋人语，与陈三立取径相类。三立重其诗涵咏百家，“别成其体”，“能自树立不因循”。《抱碧斋遗集序》云：“光绪初，余居长沙，即获交武陵少年陈君伯瞍……才锋隽出，歌吟烂漫压湖外。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而好深湛之思，奇芬洁旨，抗古探微，渐已出入湘绮翁，自名其体矣。”三立称赞的是陈锐出入湘绮而“自名其体”。他在《樊山示叠韵论诗二律聊缀所触以报》中说：“要抟大块阴阳气，自发孤衾寤寐思。”强调的也是自出心裁。陈三立论为诗则曰：“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废者，必各有其精神气体，以与后人相接，后之人亦各因其才与性之所近，从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异而穷其变，然后可即于成。沾沾然画一境以自封，以为合于此则可，违于此则否，问学之道，不若是之隘也。夫违其才与性，以揣摩剿袭为能，虽学于古人，犹将病焉，而遂谓古人不可学，岂理也哉?”要求学古而穷其变，且戒自拘于笼囿。又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强调由模拟而创新，要求“不失其己”、“卓然自立”，越出汉魏、唐宋的樊篱，这是总结明清以来摹古之得失后所发之精见。散原不独能见及此，还能力行之。李渔叔谓：“《散原精舍诗》，其得力固在昌黎、山谷，而成诗后，特自具一种格法，精健沉深，摆脱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汪辟疆谓：“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摆脱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这就是他能够卓然自立、傲视同侪的地方，也是他高于王闿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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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陈衍和沈曾植，陈三立与六朝诗、湖湘派之关系最为紧密，这自然和他的行止不无关系。三立12岁时(1864)即随父入湖南，并长期居住。其时，王闿运、邓辅纶等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派”已风行湘楚，尚在童蒙的三立置身其间，难免不身染楚风。稍长，即与湖湘名士交游，自言：“光绪初，余居长沙，即获交武陵少年陈君伯馊”(《抱碧斋遗集序》)。陈锐，字伯，王闿运弟子。陈三立与之相交数十年，自应习染王氏门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诸名贤于长沙碧湖雅集，三立与王闯运弟子释敬安订交，曾广钧、陈锐等闿运弟子皆与会。次年六月，王于长沙邀集诸名士开碧湖诗社，三立预焉。自开诗社后，活动频繁，三立多置身其间，相与酬唱，与湖湘派诗人往来密切，诗名也于此时鹊起。此后数年间，三立皆与王闿运及其弟子过从甚密。熏染湖湘派诗风自在情理之中。目前刊行的《散原精舍诗文集》所收基本为其49岁后所作，完全不见王闿运的风貌，幸而其早年诗稿《诗录》已重见天壤，可以窥见个中消息。《诗录》共四卷，收录三立43岁前的作品375首，其中不乏与王闿运同调者。陈正宏曾举数例，认为其诗“和《湘绮楼诗集》里光绪十二年前后的作品，无论风神抑或遣词造句方式，都是颇为相似的”，读者可参见，此不备述。
　　陈锐《题伯严近集》云：“气骨本来参魏晋，灵魂时一造黄陈。”“踢翻高邓真男子，不与壬翁更作奴。”对陈三立由湖湘派入，习汉魏六朝诗，后取径黄庭坚、陈师道，始脱出王闿运樊篱的诗学历程作了精要的描绘。后来汪辟疆即云：“盖散原早年习闻湘绮旧说，心窃慕之。颇欲力争汉魏，归于 鲍谢，惟自揣所制，不及湘绮，乃改辙以事韩黄。”于陈三立扬弃王闿运诗学的描摹已具有传奇的意味。汪氏《小奢摩馆脞录》“王湘绮为绝代佳人”条复云：
　　湘潭王壬秋阊运治朴学，有前清乾嘉老辈风，海内群推为硕果。顾守旧殊甚，人颇议之。江西陈伯严曾从壬秋问奇字，伯严为陈右铭宝箴子。或传右铭抚湘时，壬秋尝往来署中，与伯严互为讲习。伯严一日侍父侧，父顾问：“王先生为何如人?”伯严对曰：“东方岁星游戏人间一流也。”父笑而颔之，已而作谐语告知曰：“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王先生者，真个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
　　诚如此，则三立于王应曾执弟子礼，且其父恐其深陷学古的泥潭，“溺而不返”，乃为谆谆告诫。三立遂改辙易弦，出入唐宋。
　　陈三立《次韵伯夔生日自寿专言文事以祝之》云：“末流作者沿宗派，最忌人言我亦云。”视区分宗派、人云亦云者为“末流”。《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菉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盖硕师魁儒之绪余，一弄狡狯耳，疑不必以派别正变之说求之也。”反对以“派别正变之说”探求沈曾植之诗，亦即对立宗派、划疆界者的否定。因之，他与湖湘派诗人往来密切，且不妄论其得失。不唯如此，三立对王闿运还十分尊重，这与陈衍的讥诃和沈曾植的轻诋有着显著的不同。《湘绮丈莅沪，越旦为东坡生日，亲旧遂迎集愚园张宴，纪以此诗》云：“嘉辰降奎宿，介苏盛簪裾。移杯坐园馆，朱袍皓髯须。千纪暧相接，颉颃列仙儒……列烛泛清醑，硕果一世无。且欣缵喁唱，矜式昌吾徒。”目王为“奎宿”、“仙儒”，为硕果仅存之诗坛耆宿，且以为其创作示我辈以范式。《东坡生日，乙庵召集樊园，观朱完者所绘东坡画像》云：“去年为公作生日，海舶迎致湘绮翁。相望千载两尊宿，天才冠代将无同。”复以王比拟东坡。《尚贤堂欢迎湘绮丈雅集即事》其一云：“佳气萦车骑，深堂列荐绅。比肩百世士，携手四洲人。道论无畦畛，天倪见智仁。德辉下千仞，钟鼓已摇春。”《题瓶斋所藏湘绮翁便面册子并首列楼中画像》云：“湘绮楼才片席宽，霜髯影竹气高寒。随风咳唾皆珠玉，拾取今余跛脚看。”对其道德文章推崇备至。《题瓶斋所藏湘绮翁论诗册子》：“寻源星宿遗疏凿，访道崆峒失智愚。中杂老兵甘苦语，漫云辙迹至人无。”于王论诗也是持肯定的态度。凡此皆可见陈三立对王闿运的尊重。当然后来王失节事袁世凯，三立就略有微词了。《得长沙友人书答所感》：“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吴宓即以为此诗是“讥湘绮之出山”。不过这是比较晚出的事件，并不影响他对王闿运诗学的认同。
　　对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不存偏见，加上曾问学于王，且与其弟子长期交往，使陈三立对六朝诗寝馈至深。三立自谓：“人皆言我诗为西江派诗，其实我40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由是观之，三立取法黄陈已是四十岁后。再联系上文汪氏称三立“早年习闻湘绮旧说，心窃慕之。颇欲力争汉魏，归于鲍谢”来看，青年时代的三立确是专意于六朝诗。六朝诗人中，三立于陶、谢用力为多。《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陶渊明》曰：“此士不在世，饮酒竟谁省?想见咏荆轲，了了漉巾影。”于陶渊明胸怀奇志、饮酒避世深有所感。三立论诗曰：“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庐陵、诚斋、白石皆可学，不必专下涪翁拜也。”亦推重渊明诗。又吴宓认为：“《散原集》中诗，以五古为最多，且最胜。”杨声昭则谓：“散原五古似韩似杜，亦似大谢。”由是，三立所最擅之五古也曾得力于谢灵运。综上观之，三立实于晋宋诗用功甚深，得力于其间者甚多，对之也较为推崇。故邬国平认为：“他的论诗宗旨，一是在向往黄庭坚诗风的同时，又将江西诗的传统上溯到陶渊明……这含扩大江西诗派宗系，从而拓阔‘同光体’学诗途径的用意，与沈曾植‘三关’说以‘元嘉’为学诗取宗的‘第三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陈三立所重的元嘉乃在其“格韵”，与沈曾植推举之义理是有差别的。从这一点来说，陈三立于汉魏六朝诗的取向实与王闿运为近。只是他没有如王闿运般溺而不返，而是取精用宏，含咀推激，终成一代大家。
　　综上所述，同光体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陈衍、沈曾植和陈三立，面对诗坛上声势浩大的湖湘派与其倡导的汉魏六朝诗，并没有显现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而是各就其性情和根底予以取舍。其态度不管是肆意讥诃，还是秘响旁通，都显现了同光体趋于一致的内在本质，即熔铸传统诗学的成功经验，摆落坚守六朝、强分唐宋的陈见，强调在学古的基础上开辟新境界，努力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这是身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代风会的同光诗人苦心孤诣进行的诗学转型，也是同光体诗学的集大成之处。只是蓬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匆忙地把它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没有给它太多的时间来整固和发展。这对古典诗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