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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刘熙载在陶渊明论中的思想探析(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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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 09:3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


    刘熙载一生恪守着儒家信仰,特别重视人格修养。他在《艺概》中,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并明确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这一论诗范畴。他特別服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本文试图通过刘熙载对陶渊明论说的分析,以窥其思想及他对人品重视的原因。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 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7]583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5]224 他还认为“真”、“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真”、“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9]10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261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6]18
 楼主| 发表于 2009-2-2 09:35:42 | 显示全部楼层
陶渊明文章的归宿及他人品素养高、心胸开阔是因为他志向的高洁。刘熙载在陶渊明身上所体会到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正而实的志向,且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实践着儒家的理想。因此,陶渊明不是遗世独立、保持清高的人,他在诗文中情感真挚且深厚,如一股浩然之气在萧散冲淡的意趣下激荡着。“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6]55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6]55这种真性情的表达需才与学,更要有操守。正与刘熙载所提倡的 “文当兼‘尊’、‘亲’二字。高风亮节,尊也;深情厚谊,亲也”[7]582的主张一致,且与他自身的一生“表里浑然,夷险一节”[1]的行为相契合。
  刘熙载对仕与隐的观点与《论语》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持志塾言》中曾说:“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7]4“对避世者言,则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对干时者言,则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可以观其合矣。”[7]30“成仁取义,不独当懔之死生之际,凡外富贵贫贱及一切之境,皆不可须臾忘之。”[7]38“处逆境,能宽解而不自苦;处顺境,能抑损而不自奉。世俗或遂以此为难及,不知一境有一境当尽之事,此未足副其实也。”[7]38
  不管身处何境,仍须以仁义唯上,不忘自身修养。可见志不当在境而是在道。正所谓“时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时有颠沛,而心不可颠沛。每当造次、颠沛时,须念之”[7]44。儒家君子之志就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尤其是在名利权贵前,不阿谀怯懦,卑谦乞怜,又非书生意气,逞气争强;而能始终坚守志向,锻造深醇的涵养。在刘熙载看来,遵循儒家仁义的宗旨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境界,而且是文人救世的良方。儒家的“三不朽”中就将立德放在首位,只有自身有了根柢,才能将仁义惠及百姓。而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这种志趣,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以求的。
  刘熙载处在清末,恪守着儒家济世之道,他把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坚定儒家圣贤之志,其志洁行芳是值得敬佩的。正如陈澧所言:“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耳。学政一官,世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孔子的遗意。《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7]556“圣贤只是亨于心,境不足道,于此可知孔、颜乐处。”[9]556 “隐居求志,乃能行义达道,凡事皆然。观闭门造车者可见。”[7]566 “君子在贫如客。然岂惟贫哉?处富及处贵贱、死生、皆当如是。”[7]567在其诗中“志士遇穷困,好修常自娱”[7]493。“处境意常适,道在齐亏盈。” [7]494正因为道溢胸中,充盈自足,所以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能恬然自适,随遇而安。由此可知,在刘氏看来,陶渊明的文章和一生的行迹都是对《论语》最好的诠释。
  从刘熙载对陶渊明的理解来看,我们也可知其为什么特别重视人品了,因为这种人品就是儒家理想的自身的现实体现。也许诗文与个人的才学有关,但对更多人来说,诗文是心学,是表达性情的方式,倘人们具有胸襟与品德,就可使它具有感染力。“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的修养。”[9]6他在《艺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6]82“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浇浇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6]83“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6]104
  刘熙载首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诗品出于人品”,既是对前代的总结,也是他自身独到的体会。“人品悃款朴忠者”是指居庙堂而忧民,居江湖而忧君的品格;而“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则是指不阿谀权贵,安于贫困,超然出世的品格;“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则是利口伪德的徇私小人了。“尚才不如尚品”都可见他对君子崇高品德的推崇和对媚俗的小人的深恶痛绝。这里需辨析一下诗品与人品的关系。应该把人品的高下和作品结合起来判断作品的高低,以人品的高低标准定诗品。人品的标准在其《持志塾言》人品篇中说:“观品者观其志与行”,“喜怒、语默、行止、去就、利害、毁誉皆可征心以定品”。这样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道德准则为人品的标准。他肯定“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6]93 。“圣人所恶者,舍狂狷而就乡愿也。”[7]575他肯定坚持正道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表现,否定“乡愿”虚伪之徒。当然“心画心声总失真”(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的现象刘熙载并非没有注意到,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言行一致。我们在其作品中可见他始终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又以此来规范人品,这正是其思想特点的反映。“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9]14他一生也是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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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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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刘熙载.刘熙载全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沈德潜.古诗源 [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4.
  [9]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M]//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10.
  [11]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 [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陈澧.送刘学使序[M]//东塾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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