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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4 刘梦溪
一
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27年6月2日,上午10时,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
死的时候,他只有51岁,正当学术的盛年。
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也给中国现代学术史增加了一个谜团。
王国维死后,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嫡孙、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公子、中国现代史学的巨擘——陈寅恪,写了一首《挽诗》和一首《挽词》。
陈寅恪在《挽词》的序言中,提出,王国维的死,不是“殉清”,也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无关,而是因为文化的苦痛,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大师”的称号很流行。
如果以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并不是很多和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做大师。
流行与时尚,应该与学术大师无缘。
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那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至名归的学术大师。如果称他们是国学大师,也可以。
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能够看到、感悟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诸多传统。
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王国维)。
如果没有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显得黯淡许多。
二
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使用。我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例”写于1991年3月,已经正式使用并阐发这个概念,酝酿则在89年底。
我没有追溯,我之前,是不是有人使用过“中国现代学术”这个名称。但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说,我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
现代学术是与传统学术相对应的的概念。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自先秦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它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的心学、请中叶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段落。
每一历史段落,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学术文化。
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儒释道三教的互补互动,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的特点。
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的过程,最能看出学术思想之间的互相融合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大变局”。学术方面,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
“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与西潮汹涌而来有关。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区别开来:1,学者追求思想自由;2,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3,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
三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开始于1898至1905年这一段时间。它的繁荣期,从后五四时期,直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大师巨子层出不穷。
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写道:
中国现代学术在後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可以传之後世而不被忘记。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可以作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而当之无愧。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了承前启後的作用,就个人学养而言,又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後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说,已经含有“昔不至今”的意思在内。东晋的佛学大师僧肇,撰有《物不迁论》,里面有“昔物不至今”一语,我用来比喻中国现代学术的许多传统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四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实绩,而且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
概而言之,比如说,应该包括——
学术独立的传统;
科学考据的传统;
广为吸纳外域经验而又不忘记本来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
学者能诗的传统;
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等等。
就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
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它目的之工具。”
朱光潜则对学术的实用与不实用问题,作了详尽的辨析:“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走去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如果拿朱光潜先生的话,与今天学术界的状况作一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
文史哲人文学科如果单纯追求实用,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五
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
他的名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过24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写道: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就是“借传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籛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他往昔的学生汪籛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他提出两项假设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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