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打开中国古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评《阴阳：大化与人生》（梅珍生）

文潮

作者：梅珍生


阴阳五行，在现代中国的百姓心目中，仿佛生来就是与卜卦、相命纠结在一起，并且这是它唯一功用似的。如果人们知道在早期的学术史文献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的《六家旨要》中，阴阳家是作为中国学术的源头来看待的，阴阳五行在中国文化中，甚至有着五六千年的历史，且是解读中国古代科学最适宜的钥匙的时候，就不免要大吃一惊了。萧汉明教授的新著《阴阳：大化与人生》，抱着对阴阳五行学说重塑的信念，为我们展示了阴阳五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伴生的历史及其在传统文化各层面建构中的思维方法意义，读起来使人对传统文化与阴阳五行的种种纠结，有拨云见日之感。

第一，本书在广博的文化背景下，突出了阴阳五行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特征。阴阳五行发端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周初以降，“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后，阴阳五行得以从自然祟拜中挣扎出来，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钥匙。在春秋战国时，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框架，日渐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气象、医学、丹术、建筑以及政治、军事、伦理、历史、文艺、哲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著中首列三章，探讨了太阳祟拜对阴阳学说起源的影响，追溯了《礼记·月令》、《管子》、《尚书·洪范》、易学中有关阴阳五行图式的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然后用八章的篇幅分别探讨了阴阳家、兵家、道家、儒家、传统医学、道教的炼丹术、以及揭示气象与人体之间关系的运气学说等，对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的运用与发展。作者出经入史、学识宏博，着点专精，详细地考察了河图五行图式这种作为合阴阳五行说于一体的功能模型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中基础构架的地位、道教炼丹术对天道阴阳变化规律的效法和模拟、以及揭示气象变化与人体经络运行相对应的循环周期、阴阳五行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整合作用、早期阴阳家依时寄政学说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方面的积极作用等等。正是阴阳五行学说所具有的这种普泛性，所以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兼具分析综合特性的方法论。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科学地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新生的前提取决于哲学和传统医学的需要。作者在回顾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遭遇的基础上，把现代哲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诠释定位为一种辩证综合的思维方法，认为它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等辩证综合哲学要求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的旨趣相同，是一种有机整体思维或符号逻辑思维。但作者又冷静地看到五行结构作为系统论的一种独特构架，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控制论等的区别及其作为古人直接获取知识手段的局限性，这恰当地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史家应有的学术理性。

第二，该书把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解读典籍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别有新意的学术见解。近代以来，战国后期“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苟列传》)的邹衍一直被人们当作阴阳家的集大成者，萧著则依据《史记》、《盐铁论·论儒》等汉人的论断，重新认定邹衍学说的性质，认为他虽然借用了阴阳消长和五行的框架，但其学术旨趣要归于仁义的儒学，与阴阳家要求的依时寄政的“刑德”之说，毫无相同之处。在比较两家异同的基础上，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论，强调的是“符应”或“天见祥瑞”，而阴阳家则强调的是谴告。也就是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循环周期理论，它是从好的方面强调历史周期转换的符瑞效应，强调的是变的特征，有着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要求与愿望；而阴阳家的五行说，则是一种历史过程论，它依据每个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吉祥灾异，要求人君依时寄政，强调四时大顺、预警变化、完善刑德，防止历史的变更，带有极浓厚的保守特色。由此，我们确可以看出，将邹衍归为阴阳家，虽不说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不妥的。在探究《道德经》对五行框架动态功能的运用中，作者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种以五行相胜说建构的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递相取代的历史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历史循环论，并且认为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大体反映了中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前后五千年政治文化的状况，其中所谓道治德治是典型的原始社会，仁治是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观念出现的结果，义治反映了阶级社会的萌芽，而礼治则标志着阶级社会的成熟。这些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既持之有故，又言之成理，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创新能力。

第三，阴阳五行作为古代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萧著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观照。萧著对阴阳五行在各知识门类运用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认识到阴阳五行作为辩证分析与辩证综合两种方法，在构建传统有机整体思维中的支柱意义；在勾勒其纵向发展过程中，萧著又加深了人们对阴阳、五行这两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理解。该书对阴阳这对范畴的分析尤为精到，认为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它至少具有三层基本含义，阴阳学说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是指天道变化的自然现象。先民在太阳神祟拜中形成的偏重太阳自然属性的致思走向，产生了界定天气的晴与阴。由阳光的照射方向，又引申出向阳面(阳)与背阳面(阴)的方位判断，如《诗·公刘》所谓“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等均表示太阳照身的两种方位；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把阴阳作为自然变化的规律，则是古代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搏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这里，阴阳既有实体的特性，又有运动变化的属性，阴阳运动变化，并非外在力量的使然，是阴阳自身矛盾交接互补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接变化起”(《荀子。论礼》)，天地万物得阴阳之和而生成，在《管子·四时》篇中，“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阴阳是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原理和总原则，可以用来说明自然界的普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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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学说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早期阴阳家或占星术士以阴阳二气的运行序次及其变化与出现变化的征候为依据，用自然天道变化来推断人事吉凶、政见得失、国家兴衰，这是阴阳家对阴阳学说的重要运用。《左传》中样慎对日食的论说，《管子·四时》所表达的务时寄政，要求圣王与天地阴阳台德、效法天地阴阳行事，均是阴阳五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这派学说推到极端便是两汉阴阳灾异说的泛滥，以非常疑义可怪之论闻名的《春秋公羊传》，以及大讲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春秋繁露》便是其代表。

正是这种散发着“阴阳怪气”的吉祥灾异性能，致使一般人很难理解阴阳学说的第三个层面，即作为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建构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贡献。在先秦时代，以阴阳二气为天道流行中两种最为基本的物质要素，万物皆由这两种要素在流动过程中交感所生，则是阴阳概念作为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辩证发展的起点。《道德经》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使古代哲学家们对阴阳既有作为万物两种必具元素的认识，如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和合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又有阴阳作为运动的两种性能的认识，如《易传》所谓：“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吕氏春秋·大乐》中，则表现为“阴阳变化，一上一下。”《素问·阴阳别论》中，“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速者为阳。”等等，通过作者对先秦及后来哲学文献的梳理，阴阳学说在哲学士的成就得到了详尽的考察。作者认为隋唐以后，阴阳学说的发展主要依托在易学范畴中，作者通过对张载、程朱直至明清之际启蒙大师王船山、方以智等人对阴阳哲学义蕴的进一步推阐，详示了阴阳这对概念范畴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与近现代哲学中辩证分析型思维方式相衔接的特性。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高峰的王船山那里，作者所概括的“因量为增”、“增长而盛”的量变说，及“必以渐为推移、而未变者已早变其故”的量变中包含着部分质变的思想；质变有“变而之正”与“变而不之正”两种趋向说，质变有“外生”与“内成’’两种形式说，事物的变化有“常”与“变”的对立统一说等等，都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形态显现出了走向近代的理论特征。

注：(《阴阳：大化与人生》萧汉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361页。责任编辑：余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