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论(续2) (尹明耀)

花雨

3    中国传统建筑与“天人合一”的理念

中国的传统建筑、尤其是民居建筑，的确有它不可替代的优点。这不仅由于它的木结构使之与自然环境相当协调，而且许多民居总是建筑在自然环境相对优美的地方。一般的说，民居总是选择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因而多有水光山色之美，并且通常是冬暖夏凉。这样，当然就是所谓“风水宝地”了。
风水之学，如果扬弃其迷信的成分，而作为一种建筑环境学，它的确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但是，我们确也不能忽视，创立风水之学的目的的确在于趋吉避凶，在于为死者寻找一块可以使子孙得以发迹的阴宅；而且，历史上为了争夺、乃至霸占所谓“风水宝地”，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发迹，而演出了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所以，对于风水之学，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
然而，这些年来，有些古建筑学家，为了挖掘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而毫无批判地拔高风水之学，认为由于中国有了风水之学，因而在传统建筑上竟然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那就是“中国的建筑，透着天地人三者合一的文化气息，是这三者的具体、形象、生动的表现。”这是一种什么样气息呢？这种气息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却没有答案。不过，“当我们去认识中国建筑的文化本质时，必须把处于一定建筑环境之中的人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与行为充分考虑在内，从而营造出‘天地人吾心’、‘天地人吾庐’的文化理念和建筑奇观。”{10}
且不说什么“天地人吾心”、“天地人吾庐”是否自欺欺人；中国传统建筑真的达到了“天地人吾心”、“天地人吾庐”的境界，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吗？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都必然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既然如此，怎么可能使建筑达成“天人合一” 呢？而且，所谓“天人合一”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学说，它不仅不可能在事实上加以验证，也不可能从逻辑上加以证明。
诚然，这些年来，天人合一说特别“走红”。但是，“天人合一”的内涵是什么？“天人”何以能够“合一”？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谁也没有兴趣加以探究，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谁对“天人合一”给出一个定义，而只是人云亦云地到处使用。李泽厚先生虽然作出所谓“天人合一”是“自然的人化”这一界定。但是，自然一经“人化”，难道还能是原来的“自然”吗？既然自然已经不是原来的“自然”了，这无疑便证明“天人”并没有“合一”。那么，所谓“天人合一”，岂不就是空谈了。等而下之的种种关于“天人合一”，则更是到了荒唐不堪的地步！
在中国思想史中，“天”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里，列举了“物质之天”或“自然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 “命运之天”、“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这几种涵义{11}；并且，这几种涵义往往是相互重叠和交叉的，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显然，“天”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的形成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众所周知，原始人的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由于当时人们还没有形成类的概念，他们对于事物的把握便只求相似性的同一，例如，把苹果与乳房看作是相同的东西；并且，由于人有生命，有感情，有思想，他们便把这些投射到外物上面，从而外物也就具有了生命、感情、思想。所以，原始人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世界；而泛灵论便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人们抵御自然的能力是很低的，因而不能不常常受到大自然是凌践。在各种自然灾难里，大多来于天上，诸如，狂风、暴雨、大雪、冰雹、霜冻等等；而天又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变幻无常。这样，便令人不但相信天是有意志的，而且是人的命运以及万事万物的主宰者。由此所形成的一个观念，便是“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与“意志之天”、“命运之天”的统一。无疑，中国古人因为长久地保持着这种观念，所以，才有“夏道遵命，……殷人尊神”之说；而《尚书 ·盘庚》中所说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更足见天所具有的主宰者的地位。
周之代商，按照周人的看法，乃是出于“天意”。《诗经·皇矣》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因此，“敬天”、“保民”才成为了周朝统治者的国策。然而，到了西周后期，“天威”的观念已经淡化了，“保民”也就被“虐民”、“贼民”所代替。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怨天尤人的情绪逐渐显现，因而在《诗经》中才有了诸如：“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谨，斩伐四方。”{止无雨}“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之类的诗句。可见，在春秋战国以前，“天”虽然是人们敬畏的对象，却还没有什么“天人合一”的观念，相反倒是萌生出了“天人”对立的思想。
众所周知，孔子很重视“天命”，也害怕“获罪于天”，{《论语·八佾》}因而才提出应当“畏天命”。{季氏}不过，他倒是更关心人事。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更关心人事。及至荀子，在他看来，“天道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因此，他认为：“明于天人之际，则可谓至人矣。”这便表明，他所认识的“天”完全是自然规律。所以，他才提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荀子·天论》}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是崇拜鬼神、信奉“天志”的唯一的思想家。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之说，这样，“天人”倒似乎可以“合一”了。他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但是，“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七十七章}所以，天与人终究是各异的，并且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五章}可见，天与人终究是对立的。
我们知道中国没有形成形式逻辑，在论证方法上，通常采用无类比附。这种方法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使用，并且往往借助于这种方法，以社会秩序比附自然秩序，从而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不可颠仆性。《礼记》中便有以自然秩序、即“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与礼乐制度相匹配，以证明礼制的合理性、神圣性和不可颠仆性的例证。
当时，传统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但分权政治正日益被集权政治所替代。为了使人相信这种制度是“天理”的体现，便成为了一种必需。因此，才有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也才有了《易传》所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的论断；而这，便意味着“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萌发。
及至《中庸》问世，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感动以后，“人性”与“天命”便统一起来了，从而，“天人合一”理论的建构便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为了恢复封建制而授意他的门客撰著了《淮南鸿烈》。该书的作者们根据道家学派和阴阳家学派的观点，以“人副天数”为根据，而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从而证明“裂土而州之，分职而治之，{泰族训}才是天道的体现。
董仲舒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淮南子》中的“人副天数”、“天人感应”搬运到了他的《春秋繁露》中，从而终于结构起了“天人合一”说，即人与天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气质上、机理上都具有同一性，诸如，“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喜怒哀乐，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肉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变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数}
他之所以建构这一学说，在于证明：“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无所殊”。{《汉书·本传》}而“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因为，只有“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因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也”{为人者天}而这些便是所谓的“天道”、“天理”。人为了遵循“天道”、“天理”，便必须服从人君的统治，一如子女必须服从父亲的统治一样；并且由于“道之大原本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本传}因此，臣民与帝王的这种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儒家学说由此也就被神学化了，而完全成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由此可见，所谓“天人合一”完全是一种维护专制统治的学说。今天，许多人大肆宣扬这种学说，且不说其动机是什么，仅就它在建筑上可能具有的作用而言，我们便可以断定，它既不能恢复已经被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也不能使文化生态系统达成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真正的和谐共处，建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视角去思考和对待这个问题。



         注   释
{1}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第326页。
{2}参阅褚良才《易经·风水·建筑》，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2
页。
{3}转引自唐晓军 师彦灵《古代建筑》，敦煌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
页。
{4}转引自唐晓军 师彦灵前书，第273页。
{5}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第266—278页。
{6}参阅唐晓军 师彦灵前书，第239—240、270—277页。
{7}楼庆西前书，第90页。
{8}傅熹年前书，第334页。
{9}参阅褚良才前书，第127—133页。
{10}褚良才前书，第11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第四篇            西方建筑

花雨

第十四章    西方社会的变迁以及文化本体的转换

毫无疑问，西方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民族，无论其文化传统如何，在建筑上的日益西化则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而与此同时，西方建筑在现代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吸取了其他民族建筑的元素，使之具有了某种适应性，不仅适应于现代社会，也适应于不同民族。
显然，不管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还是中东阿拉伯人的那些幽深的院落，在今天已经很难继承存在下去了，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房屋也越来越大，但土地作为一种非再生性资源却越来越稀缺，因而向高空和地下发展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势下，建筑的日益西化似乎也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保持民族特色却总是必要的；而现代西方建筑所具有的适应性则可以满足这种要求。正是这个缘故，建造的日益西化才成为了一种大趋势。
为什么西方建筑有这样的适应性呢？这就在于，西方建筑没有其他民族建筑的那种凝固性，而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所以如此，便因为其文化本体总是随着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转换，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其文化本体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了。
西方文化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从西方文明的源头说起。

           1    西方文明的源头

早在公元前3000年初叶，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移民，带着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在克里特岛定居下来。这些外来移民发现，这里的土地肥沃，盛产鱼类、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且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水手们乘风远扬可以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诸岛屿和小亚细亚一带，南抵埃及和北非，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是对外贸易极为理想的地方。因此，不久以后，这里便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而且与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克里特岛是与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相联系的，因而这里的文明也被称为“米诺斯文明”。考古发掘，在克诺索斯不仅发现了城市遗址，而且还有宫殿遗址；宫殿的内部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功能齐备，而且墙壁上还有大型彩绘壁画；其中不但有祭司、宫女、“巴黎女”{因其造型酷似二十世纪初的巴黎女郎而得名}，“持瓶行进者”等等，而且还有国王的“标准像”。这些无不表明，当时的克里特岛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克诺索斯城为中心的王国。
克里特文明分为早王宫期{公元前2000—1700年}和晚王宫期{公元前1700—1400年}两个阶段。在公元前1700年，岛上各处王宫建筑完全被毁，原因可能是距克诺索斯城60公里的铁拉岛发生了火山喷发；但不久以后城市和王宫均得以重建，而且规模更为宏大。然而，公元前1400年这座城市终于完全毁灭了，其原因便在于操印欧语的亚该亚人入侵。
亚该亚人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定居于此以后，以迈锡尼为中心，建立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国，而迈锡尼则可能是一个“中心王国”的所在地。随着其军事实力的发展，对外扩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它才终于一举消灭了它的对手克诺索斯王国。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200年是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期，它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便在于它不仅从克诺索斯王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克里特文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迈锡尼王国处于鼎盛的时期，一场突发的灾难终于使它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就是多里安人的入侵。
    自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进入了所谓“黑暗时代”。这个时期不仅经济衰落，海外贸易中断，而且文明也出现倒退，昔日的辉煌完全消失，这从建筑上、工艺品的制作上都可以反映出来。但所料非及的是，它却导致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对于古希腊的未来至关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公民社会的建构。
早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便已经出现了向东部岛屿和小亚细亚一带移民的情况，多里安人的入侵，为了逃避被奴役的命运，则极大地加剧了海外移民的态势。移民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汤因比所说的，不同种族的大混合，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就是基于血缘的氏族；既然氏族已经不存在了，所谓“天然尊长”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这种情形下，人与人之间当然也就不存在尊卑长幼之分了，而处于了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功……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的，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他们在海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一样把那种关系保持下来。这时……同伴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正是这个缘故，海外殖民的古希腊人，终于建构出了一个基于契约之上的公民社会。
各地的海外殖民者为了抵御当地土著的袭击，而在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房屋，并在四周修起了壕沟，筑起了围墙，这便是他们的居民区。他们把这个居民区称为“阿斯托”{Asty}，即市区的意思，后来他们嫌这个名称的等级低，便改为“波里斯”{Polis}，即城堡的意思。但是，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波里斯竟然被赋予了“城邦”的涵义，而且从中还衍生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名词，诸如“公民”{Polites}、“宪法”、“政治生活”{Politeia}、“公民团体”{Politeoma}等等。
诚然，这些海外殖民团体所建构的政治组织开始时仍然是王制，并且富豪们在城邦中通常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不过，既然普通民众已经拥有了平等的权利，他们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处于听任富豪们摆布的地位。经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多次较量，民主——人民主权——的理念和追求便日益成为了共识，并且还终于被传播到了希腊大陆，在那里竟然开了花，结了果。
我们知道，早在氏族社会末期，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奴隶”这种同类，主要是战俘奴隶，因而进入国家社会以后，族群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俘奴隶的数量当然会越来越多。但是，同其他早期的国家社会一样，最初的奴役制度，却不是奴隶制，而是农奴制。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农奴制并不是某种中世纪特有的东西，凡是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地方，就存在着农奴制，例如特萨利亚就是如此。当然，不仅仅是特萨利亚，即使斯巴达人统治下的“希洛人”，雅典人统治下的 “六一农”，莫不是农奴。
当然，他们也使用奴隶。不过奴隶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而且主要的用于采矿、冶金、制陶等工业生产；尤为奇怪的是使用奴隶的业主并不直接购买奴隶，而是向奴隶主租赁，因为这样不但有利于对奴隶的管理，而且也更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使用奴隶的这种方式，至少在手工业十分发达的雅典是相当流行的，至于以农业为主的城邦是否如此，我们则不得而知。
尽管多里安人统治下的古希腊各邦实行的都是以贵族为主体王制，但是，一方面，随着民主理念在大陆的传播，而另一方面，多里安人所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日趋衰落。在这种情势下，公元前8世纪，半岛大陆终于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革，这就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或者说基于契约{宪法}之上的城邦制的建立。虽然城邦制所实行的多是贵族制或僭主制，甚至还有王制，但是，民主制毕竟终于出现了。
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其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则是决定性的：其一是农奴的解放；其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古希腊众多的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便可以为证。
众所周知，梭伦在雅典实行社会改革后，不仅解放了“六一农”，而且颁布《解负令》，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并通过各社会等级权利与义务的划分，而大大加强了自由农民的队伍，也强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使他们成为了实行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同时，由于鼓励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对外贸易，则不仅使雅典的经济社会得以迅速成长，而且也使个人从家庭、家族的羁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了自立的主体，从而也就为民主制的实现提供了实现条件。所以，雅典才有发达的民主体制。但是，与此相反，斯巴达则不但没有解放希洛人，而且除了皮里阿斯人{被统治的边区居民}以外，严禁其他人、尤其是斯巴达公民从事商贸活动，因而它就必然维持着所谓“双王制”的贵族政体。
雅典由于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具有了极大的内聚力。所以，在希波战争{公元前490—479年}中战胜了比它强大得多的波斯帝国，一举而成为了古希腊各城邦联合而成的提洛同盟的盟主。在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斯的领导下，雅典登上了辉煌的顶峰。但是，由于霍乱不仅夺去了伯利克里斯的生命，也说许多雅典人因此丧身，从而极大地削弱了雅典的力量；而斯巴达人本来就不满于雅典的政治制度，也嫉妒其繁荣的社会经济，所以，当雅典处于衰落的时候，斯巴达人终于挑起了伯罗奔尼撒之战{公元前431—404年}，结果两败俱伤。
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早已野心勃勃，因而国王腓利普二世利用希腊中部各城邦发生混战之机，于公元前355年出兵南下，控制了希腊中北部地区。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终于成为了希腊的统治者，从此，古希腊也就结束了她辉煌灿烂的历史。
腓利普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妄图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也征服了埃及。但是，随着他的去世，他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也就土崩瓦解，历史也就进入了所谓“希腊化时期”。
然而，就在此时，亚平宁半岛的一个强大的族群——罗马人正在悄然崛起，不久他们就会令世界战栗。
在拉丁姆北边，有一个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国家。关于伊特鲁里亚人从何而来，有种种猜测。现代学者中，有人认为，伊达拉里亚的统治者可能是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来自亚洲的武士，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管理水平，与当地原来印欧语系的维兰诺维人杂居通婚，才形成了这样一个新的文明。
罗马人之所以被称为“罗马人”，是因为他们建造了罗马城。关于罗马城的建造有种种传说；而罗马城之所以以“罗马”名之，则是由于传说由狼养大的孩子罗慕路斯建造了这座城市，罗马便是由此而得名的；而罗马人则自认为他们是罗慕路斯的后裔。
罗马人相信，他们在建国之初，曾受到七个国王的统治，其中最后三个是伊达拉里亚人。由于最后一个伊特鲁里亚国王塔克文的荒淫无道，于公元前510年被罗马人驱逐，从此便建立起了共和制城邦。不过，罗马的城市共和国是由贵族掌控的，平民没有什么权利，因而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罗马经历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激烈而且旷日持久的斗争，才终于设置了护民官，以保护平民的权益。
由于罗马在军事上的迅速崛起，在消灭了布匿人{腓尼基人}的国家——迦太基以后，便完全取得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并逐渐占领了北非、西亚和欧洲许多地方。战争不仅使罗马夺得了许多财富，而且也俘获了大量奴隶，于是奴隶制在罗马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与此同时，自由农民则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不是成为职业军人，便是沦亡流氓无产阶级。
在对外征服中，军事将领的势力空前强化，因而争权夺利的内战便很难避免。从马留与苏拉之间的战争开始，经过了“前三头”{恺撒、庞培、克拉苏斯}、“后三头”{屋大维、安东尼乌斯、列比都斯}之间的战争，终于使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年}得以“奥古斯都”{意为神圣的、崇高的、庄严的}这一头衔而成为罗马帝国实际的第一任皇帝。以后社会秩序终于得以稳定，然而，由此所导致的却是共和国的覆灭。尽管罗马帝国并没有改变其公民社会是性质，但是，君主们中除了几个比较好的皇帝诸如图拉真{公元53—117年}、哈德良{公元76—138年}戴克里先{公元245—316年}等以外，大多是受着越来越强烈的权力欲和独裁欲的支配，终于使元老院形同虚设。社会内聚力既已丧失殆尽，以至于对外战争、甚至保卫国家的任务都不能不依靠“蛮族”{日耳曼人}来担任。在这样的情势下，尽管罗马帝国分为了东西罗马两个国家，但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皇帝被迫宣告退位，从此终于结束了罗马近千年的辉煌历史。东罗马帝国后来改名拜占庭，但也终于被奥斯曼帝国所消灭。{1}

花雨

古希腊与罗马在西方世界是两个先后辉映的文明之区，但就其本体而言，则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文化，即它们都是用个人为本体的公民文化。罗马文化虽然直接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但是，由于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使它们之间又具有了不同的特色。
古希腊人性格开朗活泼，尤为酷爱自由。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诚然，他们在公元前8世纪时还仍然保持着荷马史诗中的那种生活方式，但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却有了很大的、甚至根本性变化，通过捐助制度使富人的一部分财富贡献给了社会，而且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屏弃了一切虚荣性的享受，因为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妨碍他们自由的东西都抱有拒绝的态度，哪怕是各种物质享受和权力占有。既然没有对于名利权势的热烈向往和过分追求，他们自然便把一切都看作是各种各样的可以自由活动的游戏。难怪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指出：“曾经有一个埃及的祭司对梭伦说：‘噢，希腊人，希腊人，你们都是孩子！’不错，他们以人生完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的事为游戏，以宗教和神明为游戏，以政治和国家为游戏，以哲学和真理为游戏。” {2}
或许正是由于希腊人具有孩子的脾气，所以，他们都热爱户外活动。除了体育锻炼之外，便是几个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所谈论的几乎全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即便是对于艺术也莫不如此。正是在这些高谈阔论中，他们不自觉地建构了一个话语的世界。这就是“话语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显然，一个话语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从此，讨论、辩论和论战就成为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它们不再把某种个人威信或宗教威信的力量强加于人，而必须通过论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既然是一个话语的世界和一个公开的世界，那么，当然人人都可以成为参与者，并被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尽管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公民之间有很多相互对立的地方，但在政治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可以互换的个体，处在一个以平衡为法则、以平等为规范的体制中。这样的人类社会图景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概念中得到严谨的表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执政的同等权力。”{2}
然而，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生活态度，才使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寻根究柢，以满足他们好奇的乐趣；而他们精神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又使他们不受任何拘束，不仅可以想，也可以做，这样才使他们具有了非凡的创造力。因此，他们不但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哲学，而且创造了精美绝伦的艺术，至于在对各种各样事物的认知上，也由于他们的寻根究柢的精神，才使知识成为了科学，即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由此才为现代科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在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宗教当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的宗教与其说是一个信仰系统，毋宁说是一个神话系列，因而对于他们来说，神灵与其说是崇拜的对象，毋宁说是游戏的伙伴。事实上，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神与人，前者除了具有无边法力和可以避免死亡而后者却没有也不能之外，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神与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善也有恶。因此古希腊人通常也要祈求神灵的帮助，但他们却没有把神灵看作是道德的化身，要恪守宗教的戒律。事实上，在古希腊，除了有神庙之外，既没有经典，也没有祭司，更没有教会组织，因而神庙通常只是集会的场所。这样，便与东方的以宗教为本体的神学文化形成了显著的区别。
罗马文化虽然与古希腊一样是以个人为本体的公民文化，亦即人本主义文化。但是，由于罗马人在性格上与古希腊人颇有区别，他们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活泼，那样开朗，那样自由自在，而显得有些僵硬，过分严肃，甚至彪悍，而且他们对于外在的东西非常在意，渴慕权势和财富，追求荣誉，贪图享乐，总之，他们可以说是人类欲望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人类的一切欲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他们的欲望太多，太强烈，而且永不餍足，因而才要不断地侵略，不断地扩张，以至一个共和制的城邦才终于变成了一个君主制的帝国。
尽管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但是，由于他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因而不仅在哲学思想上没有古希腊人的那种宏大和深邃，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少了古希腊人的那种原创性和震撼力。不过，他们在法律的制定和法理学的研究方面，却颇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才为文明世界打通了一条走向法治—宪政的道路；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法律和法学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这或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法律法学需要的就是严肃和僵硬。至于在建筑方面，他们虽然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但却有所创造和发展，因而对于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古希腊。
罗马人比古希腊人迷信。但是，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与古希腊人是大致相同的，因而他们的宗教同样没有经典，没有教会，没有祭司，也不要求人们遵守什么清规戒律，总之，他们宗教也不是一个信仰系统，而这是一个神话系列。所以，罗马的神庙与古希腊的一样，只是集会的场所，而不是为了使信徒能够与神接近，能够使信徒通往天国。
或许正因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没有一种所谓的“终极关怀”，因而才终于在罗马帝国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基督教，并且正是这种新的宗教而塑造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2   中世纪

“中世纪“是西方史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时间概念，它指的是自西罗马帝国陷落到文艺复兴这一个时段；作为文化概念，它则是指一种既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又有别于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基督教神学文化。
众所周知，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日趋衰落，周边地区的人耳曼各部族则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西哥特人于公元376年进入罗马，这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开端。经过展转不停的战争，他们在419年以土鲁斯为中心而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没收了高卢大地产主三分之一是土地，分配给了西哥特人。与此同时，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也于439年在攻占迦太基城以后建立汪达尔人的国家。大不列颠岛则被盎格鲁·撒克逊和裘特各部落瓜分，而建立若干小王国；至于法兰克人则终于在5世纪末建立起了当时堪称欧洲最大国家的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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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至查里曼大帝时代发展到了极致，因而随着他的去世，便日益走向分崩离析，并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诸如帝国、王国、公国和各种等级的诸如伯爵、侯爵、男爵领地。这种状况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日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其中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则到了19世纪后期，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所建立的经济社会制度，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军事采邑制。之所以采邑具有军事的性质，是因为获得采邑的领主必须以军事上的效忠为条件；而且农奴制之所以又在中世纪再现，也完全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因而这种关系的维持和推行都是离不开军事手段的。
显然，征服者不可能把被征服者都变成奴隶，而只能让他们仍然在原来的土地耕作，并向领主缴纳地租，包括徭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并且，由于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政治结构是地方分权制的，食土与临民必然合二为一，即领主既是土地的占有者，同时也是这个地区的行政管辖者。
作为土地的占有者，他的权利和权力都是由封君赋予的，因而他作为封臣与封君之间是一种臣属关系。这种臣属关系必然依靠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来维系，即封臣之所以能够取得占有土地的权利，在于他必须对封君履行一定的义务，封臣所占有的土地是随时都可以被封君收回的，因而这种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西欧当时所形成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在春秋以前的制度是颇为相似的，只不过在中国是依靠宗法制来加以维系，而在西欧则是以契约为手段来保障的。
正如“蛮族”之摧毁西罗马帝国不是社会发展规律一样，西欧之走上封建制的道路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封建社会绝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从根本上说，它完全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偶然结果。其实，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就已经形成了隶农制，到了2世纪，由于奴隶的来源已经枯竭，因而大地产主便不得不把土地加以分割，这样隶农制就在事实上逐渐取代了奴隶制。如果没有“蛮族”的入侵，这种隶农制便会日益发展成为租佃制，而使历史的发展减少许多曲折。
显然，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制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法王腓利六世的一位大臣就作过这样的分析：“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面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4}这里，他显然忽略了种田的人中有自耕农和农奴这两类不同的人；而且在统治阶层中，他也只提到骑士，而骑士之上还有更高的统治者，即国君、诸侯等等。
按照逐级授封的原则，封君之下是封臣，但封臣之下还有封臣；而且“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样便形成了隶属关系的等级性，即任何一个等级的封臣都只效忠于他的封君。骑士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最低的一个等级，他的职能仅仅是打仗，因而非常类似于中国春秋以前的士。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职能，使忠诚与勇敢成为了他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
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还保持着原始的部落习俗，血族内部的等级性和依附性都很强烈。在他们与罗马人以及后来的与其他部族之间的战争中，便逐渐形成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亲兵制度；而正是在这种亲兵制度的基础上，才建构起了逐级授封授土的军事采邑制度。同时，也正是由于日耳曼人还保持着他们那种原始的质朴、严肃、刚毅、彪悍的性格；他们虽然没有罗马人那样的狂热，但却多了罗马人所缺乏的冷峻，因而才使骑士成为了中世纪一个最受人们赞美的集团或群体。
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名著《经济分析史》中这样写道：“封建文明这个词使人想到一特殊类型的武士社会，即一种由武士阶层统治的社会。武士阶层是按照臣属原则，即按照封有采邑的领主和骑士这种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从这种武士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原来的意义。重要的不再是一个人是不是自由的，而是一个人是不是骑士。即使‘德意志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是他正式的称呼——也首先是骑士，而且他也感到自己是骑士，他在理论上被看作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封建领主。即使他是非自由人，一旦有了马和武器，学会了怎样使用它们，也就成了骑士。…… 武士阶级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因而封建时代的文明便打上了武士阶级的烙印。”{5}这便足以表明，骑士集团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及其重要性了。
显然，在一个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的社会里，其社会秩序仅仅依靠暴力来保障是不够的；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的维持，仅仅依靠契约——盟誓——也是不够的，因此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来加以支持。这个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教了。
基督教是在公元1世纪创立于巴勒斯坦的一种宗教。它以犹太教为根本，也与犹太教一样以耶和华为上帝。但是，它没有犹太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的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由于有了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犹太教那种宗教的绝对主义特性；而且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害者形象，更使它具有了一层浓厚的悲天悯人、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特色，因而它一经创立，便成为了罗马帝国压迫下的苦难民众的精神慰藉，受到了他们热烈欢迎和虔诚的信奉，而迅速地在小亚细亚、北非和希腊等地流行开来，甚至不久也流传到了罗马。
开始时，基督教像其他所以秘密组织一样，曾遭到了罗马帝国统治者们的严厉镇压，并出现过许多殉道者。但是，在后来，当基督教在罗马贵族和士兵中也拥有了大量的信徒时，再要扼杀基督教便完全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势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便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了，于是基督教终于代替了罗马原来的多神教，而成为了唯一的宗教，并且是与犹太教同根同源的另一个一神教。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广泛传播，也逐渐流传到了“蛮族”中间，从而使之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宗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以正统的基督教自居，故称东正教，而西欧的基督教则称加特力教，即全世界的宗教之意。它当然不是全世界的宗教，但的确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以后，许多新建立起来的“蛮族”国家，都把基督教作为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支柱。
8 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感谢教皇斯德望三世在他夺取法兰克王位时所给予的援助，将拉文那督护区、五城国以及亚平宁半岛上的其他土地赠予了教皇，从此时起，教皇同时也就与世俗君主有了类似的性质。由于基督教对于巩固政治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从国王到贵族，他们不仅鼓励基督教神甫到各地传教，而且常常给寺院以大量的捐赠，包括金钱和土地，从而使基督教寺院成为了当时西欧最大的地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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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民众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因而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不仅皇帝或者国王的登极必须有教皇的加冕才能取得其合法性，而且个人的行为规范也必须受到基督教道德和戒律的制约；而这便表明，基督教具有伦理与教义相结合、信仰与行为相统一的性质，从而才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国家的精神纽带和宗教组织。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在中世纪垄断了所有文化资源，而且它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态势，例如，开始于12世纪前后的罗马法的复兴便是以基督教会法为其滥觞的。
总之，由于基督教的兴起和流播，欧洲便进入了一个信仰的时代；而这，也就表明中世纪的文化本体已经由古希腊—罗马的以个人为本体的公民文化转换为了以宗教为本体的神学文化。{6}
诚然，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排他性，因而对于凡是与其教义不合的东西都加以清除，不仅导致了古典文化传统的断裂，而且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当然，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对于所谓异教徒的迫害，使许多所谓的“女巫”、甚至科学家被活活烧死。但是，基督教有一点是犹太教所没有的，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取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元素，不仅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成为了基督教进行神学论证的工具，新柏拉图主义更成为了基督教神学理论的核心，而且基督教徒中的许多大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深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即使他们想清除这种烙印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总是会流露出这种影响的痕迹，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莫不如此。然而，恰恰正因为如此，才使基督教具有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并在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常常都是在中世纪，农奴主如何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奴。但事实上，直到11世纪，庄园经济才在西欧占主导地位，而11、12 世纪出台的《庄园法》则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保障着农奴的权利，而且1256~1257年意大利的波伦亚就释放了其管辖区内的全部农奴。后来，法兰西国王也在1290年和1310年也释放了王室土地上的农奴。到1450年几乎在西欧的所有地区，都废除了农奴制。他们之所以释放农奴，固然有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但正如一位法国国王在其诏书中所说：“根据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但因本王国所保存的伟大时代的惯例和习惯……也可能因为他们前辈的不端行为，我们普通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陷入奴役的枷锁之中，并处于颇令我们不快的各种状态中，鉴于本国王是称作自由人的国王……我们已经命令……应恢复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对于生而受奴役、长期受奴役和最近由于婚姻和居住或者诸如此类而沦为奴役状态的人们，应以良好和方便的条件赋予他们以自由。”{6}能够有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内涵分不开的。
显然，任何一种文化本体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除非这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凝固。因此，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这种神学文化，终于并新的人本主义文化所代替。

3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1453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大批希腊学者逃亡意大利，同时带去了许多古希腊留传下来的著作以及他们关于古希腊的种种知识和学问；而这些知识和学问是当时的意大利人闻所未闻的，由此在意大利人中所引起的震撼和兴趣自然是可想而知，于是在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欧逐渐形成了研究古希腊的学问和模仿古希腊艺术创作的情势。这便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也可以称为古典学问的再生。
但是，文艺复兴之所以出现在意大利却不是偶然的。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希腊学者逃亡到了意大利所致，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当时的意大利乃是市场经济的中心。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个市民阶层的形成；他们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必然导致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从而要求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价值体系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意愿。所以，希腊学者之逃亡意大利仅仅是为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个契机。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都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虽然罗马帝国后期的君主们曾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而对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8}，但市场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除了沿海地区还残存着一些码头和城镇之外，西欧几乎完全变成了农村，原来的城市自然也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没有城市，没有市场，没有商品，而交通又不方便，路上随时都可能遭到拦路抢劫，因而即使是国王或者皇帝也不得不依靠旅行来生活，亦即一种游食的生活方式。例如，皇帝康拉德二在世公元1033年便带着他的政府官员从勃艮第旅行到波兰边境，然后返回，穿过欧洲到达香槟，最后回到他的本土萨克森——直线距离达1500公里左右。其所以必需采取游食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是因为固定不变的农业人口生活在分散座落的村庄或庄园里，这就使得到处游食的皇帝或者国王只好不停地移动，同时也使得绝大多数的公爵、侯爵、亲王和其他高级贵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游食。{9}
不过，当时所出现的自然经济倒是与庄园制度想适应的，因为在庄园里借助于分工，可以生产出庄园主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用品，这样也就不致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不便。然而，当时的农村还生活着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却必需商品。所以，彼此之间交换产品的活动，即使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一直是存在着的，只不过规模小，而且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很少与其他地区有商品交流的关系。
公元8世纪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渐恢复，交换产品的活动也日益增加，终于在寺院的广场或者关津渡口形成了固定的交换场所；而这，显然便是初级市场的形成。初级市场的扩大和发展，终于在11、12世纪又重新形成了城市。“新兴城市阶级从此前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中产生，自由市民阶层中有流浪汉、逃亡奴隶、贪婪的小士绅，总之，是由人口膨胀产生出的过剩人口构成的。在早些时候发奋振作的商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免受土地贵族苛捐杂税的盘剥，开始组成商人行会。当时的城市一般建立在男爵、伯爵、公爵或国王等领主的领地内，商人们感到只有依靠集体行动，才能赢得从事商业所必需的各种权利：即摆脱奴隶地位获得人身自由，行动自由，不受逢路设卡的盘剥，城市有权拥有财产，城市法庭有裁判权，可以订立商业契约及买卖自由等等。12世纪时，许多领主鉴于在他们领地上蓬勃发展的商业中心可以获致经济效益，相继颁布城市法规来保障上述权利。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领主已着手主动创建新城市并制订法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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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通常建立在某个领主领地上的城市，必需由市政当局向领主交纳租金。不过，后来它们通过赎买的方式而取得了对于所占用的土地的所有权，于是，在一些地方便形成了自治城市——城市公社，如法兰西法；而在另一些地方，如意大利，则在一些城市中建立了城市共和国。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不但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并且，通过城市立法而具有了宪政的特征。{11}
但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却严重地限制着市民们追逐金钱的活动；生产上的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有被动作异端而受到惩罚的危险；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则更是严禁的活动；求知欲也完全被禁锢在神学的范围以内，而且必须以教皇或某个圣徒的阐释为准，绝不允许有任何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各绝不允许有与基督教教义相左的观点。在这种种极端僵化、极端排他的思想控制之下，人们之极力解脱出来，自然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当古希腊的思想和艺术一旦传到意大利以及西欧以后，便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使人为之狂喜，当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果，不仅在于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绘画、雕塑、文学、建筑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群体。在此以前知识是掌握在教士们手里的，即使非教士的知识分子也必须依附于教会，并成为教会的工具。但是，文艺复兴形成了世俗知识分子，并从而形成了世俗科学。熊彼特指出：“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发展。首先，以前一直就是世俗医生和律师；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开始排挤宗教份子。其次，世俗艺术家和工匠——当时这两者实际上没有社会学上的区别——从其职业上的需要和问题出发，开始{在例如解剖学、透视学、机械学等方面}积累用工具加过工的丰富知识，这种知识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来源。……第三，产生了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是}全知全能的文人。……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们影响了其时代的一般知识环境。”{12}
这种影响是什么呢？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来说就是“信仰的普遍解体”。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相反，在当时的“一群优秀的人物中间所主张的学说是：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复制者。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吸引到自己灵魂的狭隘范围以内来，但也能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他的无限大之中——这就是尘世上的幸福。”所以，禁欲主义是与上帝的爱背道而驰的。这样，“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近代史的先驱。”{13}的确，正是由于这群优秀人物像酵母一样，因其催化作用而在一方面瓦解了一个信仰时代，又是另一方面促成了一个理性时代。这种转变所导致的就是，文化本体的基督教神学信仰终于被人文主义精神所取代。
中世纪所形成的诸侯林立的局面，使王权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且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挑战，因为不仅教会要维护它的权力，领主也要维护他的权力，国王当然就失去他的权力了，于是主权问题便作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而终于被提了出来。所以，王国们需要结束诸侯割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市民阶层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关卡林立，不但增加了他们的成本，而且也造成了交通的不便。正是由于双方都有达成国家统一的需要，因而他们便结盟以反对诸侯割据，由此在西欧终于出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政体。
但是，随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君主们不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他们总是想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并且为了显示他们的能力和作为，而常常发动对外战争，争夺领土，争夺继承权。但是，这些战争通常都是劳民伤财的，并为此而不得不横征暴敛，使农民和市民阶级都苦不堪言。当然，对于市民阶级而言，更严重的则是，当局常常以特许制度，而限制行业的进入和新技术的采用，以至于许多本国发明的东西，只能被用于外国。在这种情势下，反对君主的专制便势在必然。这一点，在路易十四之后，表现得特别激烈。然而，教会对于教徒们所遭受的苦难却充耳不闻，并且与专制君主们一样，也是大敛钱财，甚至还以发售所谓“赎罪券” 以骗取信徒们的金钱，从而才引发了16世纪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进一步瓦解了人们的信念；而文艺复兴所导致的理性主义，又强化了人们对于批判主义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任何事物都必须经过批判地审视，才可能获得其真相，由此所导致的便是启蒙运动的形成。
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o！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4}正是在这一口号下，理性的时代才取代了信仰的时代。
《西方哲学史》的作者梯利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可以说是思考精神觉醒，批判活跃，反抗权威，反对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要求思想、感情和行动自由。自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过渡时期开始发挥作用的那种引起变化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活跃，直到现在没有停止。……独立的精神原来很合适宜地极力地方教会的权威，现在又攻击国家的家长式的控制；政治上不加干预的学说，变成了个人主义者的理想。”而“理性成了科学和哲学中的权威。”{15}
由此，传统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理性的检验，因而即使在传统的文化里，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也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由此所建构起来的便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在这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面前，不仅“君权神授”的学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甚至基督教本身也不再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了。所以，这才有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前导的、遍及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从此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正义、人权、民主的诉求又才终于重新回到西欧的政治生活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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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主时代

我们知道，早在中世纪中后期所建立的自治城市或城市共和国，通过市民法便已经具有了立宪政治的雏形；而后来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建构了限制王权宪章和议会。1215年，英国制定的《大宪章》有效地防止了国王对于权力的滥用，又于1258年通过的《牛津条约》而使议会具有了监督行政权力行使的权力。后来，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建立了等级会议的制度，这些都表明专制统治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1640年由于增加税收所引发的英国革命，终于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立宪君主制的政体；而英国革命也激发起了北美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意识，因而终于在 1776年爆发了独立战争；而它所发表的《独立宣言》更成为了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灭的明灯；并且它的共和政体终于使人民摆脱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的统治。美国独立后不久，就在1789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非常激烈而且坎坷曲折，并且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血腥暴行。但是，它毕竟为争取解放的人民指明了方向，因而列宁说：“整个19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则不但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还把它推广到了全世界；不仅把许多不发达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而且为了争夺市场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一再进行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了种种灾难。当然，同时它又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推广到了全世界，从而加速了不发达地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度总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从事市场活动的经济人，必须以一个具有独立活动和自决能力的自由人的身份参与市场活动，因而他不但必须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且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就要求他在社会地位上是与他人完全平等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必然是传统的道德社会的解体，而由此便难免造成一种道德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表现得特别充分，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欧非常普遍；这种道德的无政府状态除了必须建构完善的法律来加以维持以外，更主要的则是依靠市场经济人在市场活动中的自律，从而形成一种道德秩序；道德秩序的形成，则必须使市场经济人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主体。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自由人，不享有充分的自由权，他便不仅没有自尊意识，而且也不可能有责任意识，他自然就不可能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尊严而在行为上自律。然而，一个人要取得独立的、平等的社会地位，要拥有充分的自由权，要能够在行动上完全自主，这显然就必须有一种制度来加以保障。这种制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基于宪政的的民主制，或者说，立宪民主制。市场经济之所以与民主制度不可分离，其原因便在于此。{16}
立宪民主制意味着主权属于公民个人，也是说每一个公民都是主权的所有者。这种主权的行使，当然不可能像古希腊那样实行公民个人直接行使其民主权利的参与制，而只能通过自由竟争和直接普选产生出的人民代表或国会议员代为行使其权利的代议制。但是，这种代议制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宪法，即通过宪法不仅给人民代表、政府官员以一定的权限，而且给公民的自由权以相当的保障，这样才可能避免操权者滥用权力，并从而侵犯公民的权利。
人民一旦成为了主权的所有者，也就实现了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这一理念，由此所建构起来的当然便只能是以个人为本体的公民文化了。公民一旦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体，国家的主人，那么，他当然也就应该享有充分的权利。尽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必然成为被剥削的对象，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分配上的日趋公平化和社会保障上的日趋福利化则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西方世界的繁荣和富裕。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如果要走向经济繁荣，人民富裕，那么，市场经济的建构和壮大都是必然的；而由此所导致的则同样必然有文化本体的转换。这种转换虽然为文化守成主义者所深恶痛绝，但要拒绝它却是不可能的。虽然文化本体的转换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但至今还远未完成。不过，这毕竟是大势所趋，任何阻挡在它的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全世界终将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不能不受到文化本体的制约。西欧之所以在建筑艺术上呈现出不断的变化性和变化的多样性，便是文化本体对它的制约的反映，因为西欧的文化本体有三次根本性的转换。
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叙述西欧社会的变迁及其文化本体的转换，便在于使我们对于西方建筑有一个深入的、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知道它在建筑艺术上的变化和发展。



          注    释
   
{1}参阅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垚
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2}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3}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8页。
{4}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前书，第454页。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8页。
{6}参阅马克垚主编前书、斯塔夫里阿诺斯前书及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404页。
{8}详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9}伯尔曼前书，第367页。
{10}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
148—149页。
{11}伯尔曼前书，第479—480页。
{12}熊彼特前书，第126—127页。
{13}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543页。
{1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15}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1
页。
{16}详拙稿《转型期中国社会与道德》。
第十五章        古希腊与罗马建筑

    古希腊与罗马建筑同中国传统建筑的区别，不仅在于它的石结构，更主要的还终于它对公共空间的营造。其所以如此，显然便在于它是以个人为本体的公民文化。
古希腊与罗马在文化上所存在着的承启关系，自然也会在建筑艺术上表现出来。诚然，古希腊的建筑艺术有很高的成就，并且给后世留下了光辉的典范。但是，罗马在建筑艺术上却并非完全照抄希腊，而同样具有独创性，并且同样是留给后世的光辉典范。
我们之所以要把古希腊建筑与罗马建筑放在一起来谈，这不仅它们之间存在着启承关系，而且还因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本体，并由此而决定了它们在建筑艺术上的某些共同性；这一点，在公共建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1        古希腊和罗马人的建筑理念

古希腊最早的建筑存在于克里特岛，属于米诺斯文明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1400年间，米诺斯晚期的建筑已经产生了一些宏伟的宫殿。它显示了既具有广泛实用的指导原则，又具有克里特建筑极为明晰的形式所蕴涵的精致奇巧的特色；这些宫殿建筑的设计精巧微妙，既能体现等级的森严，又能达到空间效果和装饰效果的完全平衡。这在建筑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时期才能做到的。
我们知道，公元前8世纪以后，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从海外殖民地开始传入希腊本土，并从而促成了在人们的观念上日益发生变化。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的改革导致了雅典城邦民主政体积极的发展，迎来了第一个行使政府职能的组织机构，也创造了象征这类组织机构的建筑物；不仅如此，还有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公共建筑，诸如广场、竞技场和剧场等等。由于人民主权的实现，而从根本上确立了个人的主体地位，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建筑理念，即建筑上的人本主义原则。
众所周知，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曾说：“人的万物的尺度。”与这一观念相联系的便是崇尚自然和模仿自然。古希腊人所谓的“自然”，不是中国人所习惯认地为的日月星辰、大地山川、树木花草等等自然景观和自然现象，而是人体本身，是人的、主要是男人的赤裸裸的肉体，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人体、尤其男性的肉体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所以他们之酷爱人体美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人体是尽善尽美的，因而模仿自然，就是按照人体的比例构图便成为了建筑设计的标准。维特鲁威虽然的罗马的建筑师，但他对希腊建筑却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希腊建筑与罗马建筑一脉相承。所以，他在其总结古典建筑的专著《建筑十书》中，对于希腊建筑的特性和特征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希腊建筑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人体的模仿。他指出：“自然按照以下所陈述创造了人体，即头部颜面由颚到额之上生成头发之处是十分之一；又手掌由关节到中指端部也是同量；头部由颚到最顶部是八分之一；由包括颈根在内的胸腔最上部到生成头发之处是六分之一；由胸部中央到头顶是四分之一。颜面本身高度的三分之一是由颚部下端到鼻的下端。鼻由鼻孔下端到两眉之间的界线也是同量；颚部由这一界线到生成头发之处同样成为三分之一。脚是身长的六分之一；臂是四分之一；胸部同样是四分之一。此外，其他肢体业余各自的计量比例，古代的画家和雕塑家都利用了这些而博得伟大的无限的赞赏。”
神庙的布置之所以必须由均衡来决定，这就因为它是由比例——古希腊人称为阿那罗癸亚{比拟}——得来的。比例是在一切建筑中细部和整体服从一定的模量，从而产生均衡的方法。没有均衡或者比例，就不可能有任何神庙的布置。因为与姿态优美的人体相似，必须有正确的比例分配。
同样，神庙的细部也必须使其各个部分有最适合总体量的计量上的配称。在人体中，自然的中心是肚脐。因为，如果人把手脚张开，作仰卧姿态，把圆规尖端放在他的肚脐上作圆时，两端的手指、脚指就会与圆规相接触。不仅可以在人体中这样地画出圆形，而且还可以在人体中画出方形。这就是，如果由脚底量到头顶，并把这一计量移到张开的两手，那么就会高与宽相等，恰似地面依靠直尺确定成方形一样。
同时，希腊人还从人的肢体如指、掌、脚、臂中收集了一切建筑中似乎必要的计量尺寸，把它们分配成希腊人称为特勒伊翁的完全数。固然确定10为完全数，因为尺是从两手在掌上按照手指数发现的。虽然10在两掌上按其关节而自然成立，但是，柏拉图却相信10是由希腊人称为摩那得斯的单一物件而成立的。根据这个理由，这个数目就是完全的。当然，当这个单一物件成为11或12的同时，它们就会变得过量，在没有成为次11的数目以前，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单一物件只是这个数目的极小量。
由此可见，如果自然构成的人体，使肢体按照一定比例与其综合的全部外形相对应，那么，古人似乎就有根据来规定：在完成建筑时，各个细部对于外部外貌应当在计量方面保持正确的比例。因此，维特鲁威说：“对于建筑细部规定出按照比例和均衡”，其目的完全在于，“使这些部分的和整体的布置变为和谐一致。”{1}
显然，正如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外貌和气度一样，不同的性质的建筑也必须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因此，维特鲁威着重研究了神庙的种类以及其各自应有的形式和风格。他说：“在神庙中存在着根据这些来确定外貌的原则。首先是壁柱式，希腊人称做瑙斯·恩·帕拉斯塔新；其次是前柱式，两面前柱式，围柱式，拟二列围柱式，露天式。这些形式由以下方式表现出来。”

花雨

壁柱式神庙是在前面围绕正殿的墙上附有壁柱、两根壁柱之间中部有两根柱子并在上面有人字顶的形式。这个人字顶要按照均衡原则来设置。这一形式的例子就是掌管命运的女神庙，三女神中靠近科里涅城门的便是如此。
前柱式有与壁柱式完全相同的做法，但在壁柱的上面有额缘，在左右的转角部分也各有额缘。这个例子就是提柏里斯河的岛上的朱彼特和法乌努斯神庙。
两面前柱式完全具有前柱式所有的东西，此外在背面柱廊上同样有柱子和人字顶。
围柱式是在正面和背面有6根柱子，在侧面加上脚柱有11根柱子的形式。这些柱子的布置方法是把柱子之间的间距宽度恰好做成围墙到外侧列柱的距离，使神庙的正殿周围成为回廊。即如墨特鲁斯列柱廊中赫耳摩多鲁斯创作的朱彼特·斯塔托尔神庙和穆喀俄斯创作的未设背面柱廊的荣誉和勇敢的玛里俄斯神庙。拟二列围柱式布置成在前面和背面有8根柱子，在侧面加上角柱有15根柱子，但正殿的墙壁在前面和背面朝向中部的则有4根柱子。这样，由围墙到外侧的列柱就成为有两个柱间和1根柱子的下部粗细的宽度。虽然在罗马没有这样的例子，但在玛格涅西亚的狄安那神庙和在阿拉班达的阿波罗神庙则都是如此。
二列围柱式无论正面或背面的柱廊都有8根柱子，在正殿的周围还有双行列柱式，例如，多立克式的奎里努斯神庙和爱奥尼克式的狄安那神庙便是如此。
露天式在正面柱廊和背面柱廊都有10根柱子。在其他一切方面则与二列围柱式相同，只是在内部有做成上下两层的柱子，好似围柱式的柱廊从围墙后退了一样。中央部分在白日没有顶盖。在正面柱廊和背面柱廊都有双扇门的入口。这样的例子在罗马也没有。但是，雅典的奥林匹亚神庙则是8柱的露天式建筑。{2}
此外，柱子的间距也很重要，因而维特鲁威对此也进行了研究。首先，他对各种不同柱子间距加以归纳，而把柱间分为五种类型：1}密柱式，即柱子排列十分密集；2}窄柱式，这种柱式虽然较密柱式为宽，但其柱间宽度仍然较窄；3}宽柱式，这是一种净空间充足的柱式；4}离柱式，其柱子与柱子之间的距离，已超出适度的范围；5}正柱式，是柱间距离的正常布置。{3}
在古希腊建筑中，最重要的是柱式。早在米诺斯建筑中，就已经创造出了圆柱、方柱和柱廊等形式。但是，后来则日益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柱式，并对后来的建筑艺术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三种柱式是：1}多立克式，具有男人体魄的刚健和壮美；2}爱奥尼克式，则宛如长裙曳地的女子；3}科林斯式，却好像体态婀娜、头戴花冠的姑娘。
维特鲁威指出，在阿卡厄亚所见到的，是在阿波罗·帕尼奥尼俄斯神庙的建筑上，最先运用了这种柱式，因而被称为多立克式。“因为了解到男子的脚长是身体的六分之一，所以就把同样的情形搬用到柱子上来，而以柱身下部粗细尺寸的六倍举起周围包括柱头在内的柱子的高度。这样，多立克式柱子就在建筑上开始显示出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
后来，在狄安那神庙的建筑上，则运用了一种新的柱式。为了使神庙显得高一些，便首先把柱子的粗细做成八分之一。在下部安置好像靴状的凸出脚线，在柱头上布置了左右下垂的像头发一样的卷蔓，在前面则代替头发布置了混枭线脚和花彩来装饰，在整个柱身上附以纵向沟槽，宛如女子时尚的衣裳褶纹一样。这样，就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设计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柱式：一种是没有装饰的赤裸裸的男性体形，另一种则是窈窕而有装饰的均衡的女性姿态，这就是爱奥尼亚柱式。
科林斯式是模仿少女的苗条体态而设计的。因为少女年幼弱小，肢体显得尤为纤细，更须刻意打扮，因而柱头上才有了花篮式的装饰。{4}
由于不同的柱式具有不同的风格，可以烘托出不同的气氛，因而对于不同的神庙便必须采用不同的柱式。
维特鲁威认为：“为雷电神朱彼特、卡厄罗、索尔、露娜在天空下建造露天式建筑物是与其相匹配的，因为我们在开阔而明亮的现实天空里看到诸神的色相和法力的缘故。为弥涅瓦、马尔斯、赫耳库勒斯就应该建筑多立克式神庙，因为对这些神祗来说，由于他们的雄伟的性格建立无所装饰的神庙是适宜的。为维纳斯、弗洛娜、普洛塞尔彼涅和泉神建成科林斯式神庙似乎具有适当的性质，因为对这些女神来说，由于她们婉约的性格，用草叶、涡纹精细地装饰起来的建筑物，反而更能够得到正确的适当性。朱诺、狄安那、利柏洛、帕特里及其他类似的诸神，如果建造爱奥尼克式神庙，就是采用中庸的道理，这是由于多立克式的严整和科林斯式的优美而能配合两方面的缘故。”{5}
关于广场和大会堂，维特鲁威指出，希腊人把市中心广场制定为方形的二层柱廊的形式，用许多柱子和石制的或大理石制的额檐来装饰，在上面的楼房建造游廊。在意大利的各座城市中则不采用与此系统的形式来建造，因为在广场上举行斗剑比赛的习惯是由祖先传流下来的。因此，环绕演技场地要布置尽量宽敞的柱间，在周围的柱廊里要布置兑换所，还要在楼层上面布置专用厢座。其规模大小要适应人数多少来建造，使其既不致在使用时地方不够，也不致在人数过少时显得空旷。上层柱子应当规定比下层柱子小四分之一，这是因为下层柱子由于承载必须比上层柱子坚强。此外，还因为模仿生物的性质也必须这样。例如，不同的树木其硬度和韧度各不相同，因而便必须根据木料的性质而决定其作为支柱的大小。
靠近广场的大会堂的建筑场地应当规定在尽可能温暖的地方。它的宽度要定为不小于长度的三分之一，不大于二分之一，除非是场地状况有妨碍更均衡的情况。然而，如同在优里亚大会堂或阿奎里亚大会堂那样。大概台的柱子似乎应当造成与柱廊宽度相同的高度。柱廊规定为预定做中堂的空间的三分之一，并且同样必须上层柱子比下层柱子要小。
元老院与国库、监狱一样都应当毗邻广场，但它们的均衡的尺度要与广场相适应。特别是元老院要建成优先适合自由城市或国家的威严。因此，如果它是四方形的，那么高度就要定为宽度的尺寸加上它的一半；如果它是长方形的，那么便应当把长度和宽度相加合计，以其一半作为框格顶棚下端的高度。
至于剧场的地理位置则尤为重要，不但要注意通风良好，而且还要注意其声音效果，这里就涉及到了和声学问题。总之，剧场周围的通道应当造成与剧场的高度恰相适应。周围通道不要高于它的高度，因为如果比这还高，声音就要由上方反射，在位于通道上面的上方席位便不能获得良好的声音效果。{6}此外，维特鲁威还列举了希腊剧场与罗马剧场的不同特点。
   《建筑十书》几乎涉及到了各种类型的建筑。其中，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就是对人的关怀。在建筑中不仅要考虑人的舒适还要考虑人的健康和安全；不但民用建筑必须如此，尤其是公共建筑各必须遵循这一原则。与此所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建筑中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这，显然只有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体的公民社会里才是可能的。
    无疑，在这里，我们没有对《建筑十书》做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但是，我们毕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就是，建筑不仅仅是一门技术科学，而且也是一门人文科学，因为建筑的根本在于为了人，为了人的安全、健康和舒适。

2        古希腊的代表性建筑

公元前776年，为了向天神宙斯表示敬意，古希腊人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圣地奥林匹亚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古希腊文明复兴的象征，也是欧洲文明的开端。此后，每隔四年，全体古希腊人都要在此举行为期五天的运动会。这项活动直到公元393年才被独尊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废止。过了 1500之后，终于在1896年得以恢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场附近，古希腊人在这里修建了献给天后赫拉的神庙。这是保持至今最古老的神庙之一。它的平面是正面6柱，侧面16柱。这种形式即所谓列柱围廊式，是希腊神庙最常见的平面形式之一。它的人字形屋顶改由双排列柱支撑，因此神的头像便不致被遮挡。它的四面墙壁仍由砖坯砌成，但下面增加了1米高的保护性的石板墙装饰。神庙建造之初采用的是木柱，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后改换为石柱。
从保存下来的大多经考古学家拼复的几根石柱看，这种石柱的柱身有槽线，直接立在台基上，由于使用石材而无须柱础。柱头扁平，柱头在与柱顶方石交接的部分，有一圈肥厚的圆环形线脚，柱头与柱身交接处还依稀可辨有几道环纹和凹槽。这里的许多特征与迈锡尼狮子门上的那根柱子十分相似，表现了两者之间的起承关系；而柱子上刻凹槽的做法，则使人想起了埃及柱子的做法。所以，古希腊人可能是从埃及石结构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永恒性得到启发，从而学得了用石头来建造神庙。但是，古希腊人与古埃及人在他们的石结构建筑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古埃及人是为了死者，而古希腊人却是为了生者，使生者能够欣赏石结构建筑的美观。所以，当他们采用石头代替木头时，柱子不但显得壮美，而且通过柱子之间的排列组合，而具有了比例并呈现出了节奏感。多立克柱式便是由此而产生的，这种柱式的神庙也就被成为多立克神庙。

花雨

公元前6世纪时，在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主要殖民地萨摩斯岛和以弗所曾先后建造了几座规模宏大的爱奥尼亚神庙，虽然后来都已遭破坏，但从现存遗迹和历史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对于爱奥尼亚神庙较早的代表探个端倪。
萨摩斯岛是传说中的天后赫拉的出生地；赫拉与宙斯的新婚之夜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早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萨摩斯人就在这里建造了第一座赫拉神庙。这座神庙在中央有一列柱子支撑屋脊，而且它的内部空间极为狭长，宽度仅6·5米，而程度则达32·86米，长宽比为5：1。公元前8世纪末，人们又在它的外围加上一圈木柱廊以保护墙体。大约在公元前650年，萨摩斯人曾重建了赫拉神庙。这次的重建最大的改变就是取消了中柱，使内部空间趋于合理。
公元前570—560年，建筑师罗依科斯和塞奥多罗斯又兴建了第三座赫拉神庙。它以其宏大的尺度而揭开了爱奥尼亚风格的序幕。它的平面宽52·5米，长 105米，采用双排柱围廊式，正面8柱，侧面12柱，背面10柱，共有104根爱奥尼亚石柱，每根石柱高达18米。如此众多的柱子犹如森林一样，给这座神庙加上了一个“萨摩斯迷宫”的绰号。它的神堂部分不含前厅，宽25米，长52·5米，内部由两列柱子分成三条长廊。由于它是建造在一片沼泽之中，而地基又没有夯实，因而建成不久便坍塌了。但是，重建的准备立即开始。最后建成的新神庙宽度略微减少，为52·45米，长度则增加为108·63米。它仍然采用双排柱围廊式样，但正面和背面各多加了一排柱子，正面为8柱，侧面24柱，背面9柱，包括前厅共达137柱。这座石林般的神庙，总面积达5700平方米，是古希腊最大的神庙一座神庙。
在古希腊的建筑中，最富盛名的当然还是雅典卫城。公元前440年，伯里克利斯提议公民大会动用提罗同盟的岁帑，来重建雅典卫城上献给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
雅典卫城位于雅典中心一个约70米高的山丘上，用人工开筑成一块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30米的平地。这里，早在迈锡尼时代就已经成为城墙环绕的宫殿所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人曾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神庙。马拉松之战以后，雅典人拆除了它，并开始建造一座6柱×16柱的多立克式神庙。这座神庙还未建成，第二次希波战争就已经爆发，波斯人占领了雅典并摧毁了这座神庙。战争结束以后，雅典人首先集中精力给城市修筑围墙，以避免今后再发生敌人轻易占领城市的耻辱。他们曾决定保留遭波斯人破坏的神庙遗迹，以警示后人。公元前446年，雅典与波斯缔结和约后，根据伯里克利斯的建议，雅典人开始了神庙的重建。
公元前447年，在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菲狄亚斯的主持下，由建筑师伊克迪努和卡利克拉特共同设计的新神庙——人们称为帕提农神庙——开始在雅典卫城动工兴建。公元前438年主体部分落成，剩下的局部雕刻与公元前432年全部完成。
这是一座象征了150年来希腊神庙建设最高成就的杰出建筑。它的外表极为富丽堂皇，几乎全是用贵族的白色大理石建成。作为希腊民族的象征，这座多立克神庙的正面采用了具有小亚细亚爱奥尼克特点的8根立柱，它与侧面17根和背面46根高10·43米的多立克柱子组成宽30·88米、深69·50米的围廊。围廊以内是矩形的殿身，它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每一部分的入口前方还有一排小一号的多立克柱廊。殿身的前半部分{约占三分之二}为神堂，开口朝向东方，内有双层多立克式柱廊环绕，中央立着由菲狄亚斯用黄金和象牙雕刻的高约12米的雅典娜神像。后半部分是国库，由一群少女负责管理，故又名少女室。里面用了4根具有少女般优雅的爱奥尼克式柱子。这是爱奥尼克风格开始在希腊本土受到青睐的先声。
帕提农神庙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建筑之一。这座神庙从局部到整体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十分匀称和谐。它的每一项尺寸，从总长、总宽、总高到局部的长、宽、高，总体的比例到局部的比例。莫不遵循着同样的模数和比率，从而使它成为一件有着高度秩序感的完美作品。
卫城的入口设在小山的西侧。在穿过具有防御性的第一道城门之后，迎面是一道长32米、宽24米的大台阶，顶端则是由建筑师摩涅西克勒斯设计的多立克神庙形式的山门，两侧有向前凸出的柱廊和附属建筑，与山门一起形成环抱之势。穿过这道山门，迎面是一尊比帕提农神庙内那尊更高大的、也是由菲狄亚斯设计的雅典娜青铜雕像；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据说当年在60公里以外航行的水手都能清晰地看见她那镀金的头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光芒。
山门的南北两翼并不完全对称。公元前427—424年左右，雅典人在南翼向前凸出的一块迈锡尼时代棱堡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爱奥尼克式神庙——胜利女神庙，以祈祷胜利女神尼克保佑雅典正在与斯巴达人进行的生死之战中获得胜利。它的建造使山门原本对称的布局被打破了，但从总体上看，卫城西侧的构图仍然保持着均衡，特别是考虑到山门后面高大的雅典娜神像略微向轴线另一侧倾斜，由此也充分表现出希腊人杰出的构图能力和巧妙的设计思想。东面开门，带状檐壁上雕刻着连续的浮雕，形成与条理分明而外表严肃的多立克神庙不大相同的轻松、纤细和精致的新情趣，预示着多立克式主宰希腊神庙建筑的历史即将结束，爱奥尼克时代即将开始。
大约于公元前421年，雅典人在帕提农神庙北面又兴建了一座神庙——厄瑞克提翁神庙。厄瑞克提翁是传说中的雅典人的始祖，他的名字意思是肥沃的土地。神庙的原址是迈锡尼的宫殿废墟，它的南面紧邻旧帕提农神庙庙基，北面则是传说中被雅典娜用三叉戟击地而成的一个泉眼，西面有雅典最早的国王西克罗普斯的墓室。要使这些遗迹受到保护，设计新的神庙当然的困难的。然而，正是它那复杂多变的形体和异常精美的细节在古希腊神庙的建筑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厄瑞克提翁神庙的主要轴线是东西指向的。6根修长的爱奥尼克柱子组成东门廊。这些柱子的细长比是1：9·5，柱头上的涡卷坚实有力，其中中央的柱头两个涡卷是平的，而角柱上转角的涡卷则斜向45度伸出，使正侧面得以延续。柱础的线脚组合也到了几近完美的境地，曲直刚柔对比，疏密繁简变化，在阳光下呈现出仿佛的明暗效果。这些曲线和轮廓并不是由圆弧线简单造成，所以形态更加自然而富有生气。
东门廓后面的神堂分为三部分，分别供奉着雅典娜、厄瑞克提翁和波塞东。在厄瑞克提翁和波塞东的神堂西面就是断层，地面突然下降了3米多，因而西面柱廊廊下的墙体被抬高，以使其立面从断层的方向上看去，与其他部分保持协调。
雅典卫城之美，正如现代建筑家凡·德·费尔德所说：“卫城上那些亭亭玉立的柱子，告戒我们它们并不存在，并不承受荷载，或者说，它们的空间布局是由一种全然不同于其表面原因的目的所决定的。尽管它们仍然被柱顶线所联系，它们还是雄辩地宣称这些围绕着帕特农的柱子并不存在，而是在其间置放了巨大的完美的花瓶，其中容纳了生命、空间、太阳、海洋、山岭、黑夜及群星。柱子的守分也变样了，使相互间的空间达到了一种十全十美的永恒的形式。”{7}
总之，雅典卫城的建筑群是一个可歌可泣时代的不朽象征，但其后来的命运却是非常悲惨的，令人十分痛心的。它不仅是对战争的控诉书，也是人类无知、愚蠢的耻辱柱，是人类应当永远记取的活生生的教训！
雅典除了神庙建筑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公共建筑。市政厅设在城市中央，是中央政务会的所在地。市政厅的结构形式完全由功能支配。它庇佑着城市的心脏，也是祭祀赫提斯女神的地点；它是贮藏最珍贵档案的资料馆；也是地方保安官或执政官在他们任期内主持政务的地方。市政厅的上述功能表明，在古希腊市民的生活中，宗教活动与世俗生活是密切相连的，因为每一个公民在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

花雨

雅典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是位于卫城西北山脚下的城市广场。公元前6世纪以前，这里是一片墓地，当时的雅典人主要生活在卫城周围。大约自梭伦的民主改革以后，一系列重要的公共建筑相继建成，使之逐渐成为了雅典社会生活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心脏。位于广场西侧的大多数建筑都建于古典时代，其中包括一座宙斯祭坛、五百人大会议事厅、将军府、法庭以及一座献给雅典城里的制陶工人和铁匠之神——火神赫菲斯托斯的神庙。这座神庙建于公元前449—444年，是伯里克利斯时代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座神庙建筑。
剧场是雅典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是喜剧和悲剧的诞生地，最初的戏剧是用于向酒神狄俄尼索斯表示敬意的仪式，即载歌载舞的“山羊”歌舞，后来则逐渐发展出喜剧和悲剧。用于表演的剧场多半建于三面环山的U字形基地上，低地中央是表演的乐池和舞台；四周座位依山势排成同心圆状；在座位之间有放射形的过道，隔若干排又有水平过道相连。在雅典卫城南面的山坡上，公元前498年就建造了一座狄俄尼索斯剧场。这座剧场最初是用木料修建的，大约在公元前 330年被改造为石料，其面积可以容纳一万多名观众。它的前排座位与众不同，因为在坐位的后面有高耸的靠背。
在狄俄尼索斯剧场附近还建有各种形式的纪念碑，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是一座建于公元前335年的优胜者留西克拉特纪念碑。这是一座放在一个3米高台上的圆形神庙式建筑物，柱子采用科林斯柱式，顶上放置着奖杯。
希腊本土和海外城邦还有许多建筑都是极其精美的。这里，我们只能说一说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
公元前470—457年，希腊人在圣地奥林匹亚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宙斯神庙。在帕提农神庙建筑以前，这座宽28米、长64米的6柱×13柱的多立克式神庙是希腊本土最大的一座神庙建筑。在它的神堂内安放的是由菲狄亚斯创作的12米高的宙斯坐像；这尊神像曾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但可惜后来被毁，神庙亦不复存在。
位于圣地中央的阿波罗神庙，最早建于公元前7世纪，后来又曾数度重建。最后的这座阿波罗神庙是公元前378年建造的，在公元400年左右再次被毁，但罗马皇帝禁止重建，因而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遗迹。这是一座6柱×15柱的多立克列柱围廊式建筑，平面尺寸为22米×58米，柱高10·5米，直径 1·5米。它内部的神堂就是女祭司代为发布阿波罗神谕的地方。当时，希腊世界的许多城邦在决定战争等重大问题时，都要来此聆听神谕，而战争获胜后，他们又要来此敬献战利品和宝物。
在神庙前的下层平台上，雅典人于公元前487年建造了爱奥尼克式柱廊，用以陈列缴获的波斯战利品。此外，神庙前后还分布着许多擦各地献上的类似小神庙的宝库。其中由雅典在马拉松战役后奉献的多立克宝库和由锡夫诺斯奉献的宝库特别著名。后者大约建于公元前525年，它的柱廊使用的是女像柱，造型极为精美。
神庙的上方是一座露天半圆形剧场，大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有35级看台，可以容纳五千名观众。再往上则是一座体育场。四年一度在这里举行的敬献给阿波罗神的皮西安运动会便在此举行。早先的观众们是坐在全长177·53米的跑道两侧的山坡上观看比赛，一直到公元2世纪以后才建造了石看台。
公元前4世纪以后，随着希腊人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增加，加之神谕所主持祭司的腐化堕落，德尔斐阿波罗神谕所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到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彻底禁止神谕活动，德尔斐圣地终于沦为废墟。{8}
古希腊建筑虽然历尽劫难，但是它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财富，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古希腊的建筑，也就没有今天的西方建筑。

3        罗马在建筑艺术上的贡献

约翰·B·沃德—珀金斯在《罗马建筑》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所以的艺术当中，建筑是罗马人最富有创造力的领域。西方人今天仍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余辉之中，提到这个时代时，人们总是将帕提农神庙作为古典建筑遗产中至高无上的经典。而实际上，无论就其时代的创造性建筑构思，还是就对后世欧洲建筑的重要意义来说，不管是帕提农有多么完美，罗马城中的万神庙无疑才是最重要的纪念碑。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的先人看来一定是异端邪说，然而昨天的邪说正在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正统。”
诚然，“罗马艺术和罗马建筑是在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被希腊成就所主宰的世界中诞生和发展的，先是在希腊以西的殖民地，其次在伊特鲁里亚，然后是罗马东扩后的希腊本土。这一关系极为复杂，还牵涉到其他文化。尽管我们今天毫不怀疑地将希腊和罗马结成一体，视为古典文化遗产，但在艺术领域中，是很难为罗马的贡献定性的，许多倍受争议的问题一直存在。”{9}
同其他许多古老的族群一样，罗马人的建筑是从“茅茨土阶”开始的。在帕拉迪诺山所见到的最早的聚落中，椭圆形的小屋用木材、篱笆和茅草构筑；村落与周围的田野分开，由壕沟和栅栏围合着；圣地关系着原始质朴民族依照季节的巫术——这一切对后来的罗马宗教礼仪和禁忌都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直到公元前6世纪，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直接影响下，罗马才出现了在后来的建筑历史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建筑。
其中，第一个、也是未来几百年中最富盛名的建筑，就是位于卡皮多利诺山的朱彼特、朱诺和密涅瓦神庙。这座神庙通常被认为落成于公元前509年。对于罗马人来说，从很多方面看，这座神庙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包括绝对规模{平面为62·25米×53·30米}、月台、圣堂和上部结构中其他部分所用的材料{前者为石料，后者是造型精巧、装饰华丽的陶瓷饰面的木料}、大量真人尺寸的陶像，以及最重要的、这座神庙中的希腊神庙的观念——希腊人将神庙视为一座纪念性建筑，而不是原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宗教礼仪性的神圣合围区域。所有这些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创造，而激发这种创造的则是与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紧密联系，以及希腊工匠在意大利中部的活动有关。但是，所获成果远非对希腊模式的盲目模仿。低矮伸展的比例、三间并列的圣堂、横跨整个面宽的连续后墙——这些都是为适应伊特鲁里亚人的需要而对希腊做法的实质性改造。直到公元前2世纪，伊特鲁里亚—意大利式神庙依然是出檐深远、低矮伸展的建筑形象，其比例使希腊人觉得离奇古怪；而由此却也可以看出，罗马建筑绝非是简单地模仿希腊。
罗马建筑的形式，一般认为主要是受伊特鲁里亚的影响。卡皮多利诺山上的朱彼特神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伊特鲁里亚宗教仪式遗产的骄傲象征。但是，从建筑技术看，罗马人只是站在伊特鲁里亚先辈的坚实基础上，又有其自己的创造，因为罗马文化在本体上是有别于伊特鲁里亚的，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政治环境，势必产生其特殊的需要。例如，处于核心地位的罗马努姆斯广场，便是一个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多功能的公共开放空间，四周围绕着城市中最庄严的一组建筑：王政时期的王宫，共和国时期改为大祭司府邸；维斯太小神庙庙中的圣火是城市生命精神的象征；萨特恩神庙、卡斯托尔和波卢克斯神庙是罗马人祭祀的场所；位于西北端的祭祀圣区，用作公共集合的地方；圣区之上是元老院会堂，也是市政领导人会晤之处，可见公共建筑在罗马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意大利建筑传统中，其形制和风格虽然可能反映了外来的影响，但从建筑的整体看，却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罗马建筑形式中有一种形式、即巴西利卡，对于后来的西方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都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建筑的基本构想可能来自讲希腊语的意大利南部，但罗马人采用这种形制却并非原封不动。建筑物的长轴转了90度，正立面用列柱打破了墙面的单调，整个建筑实际上成为了具有悠久传统的意大利设施即广场的延续，只不过覆盖了屋顶。正是在这种改造后的式样中，巴西利卡才得以在各地迅速传播，而成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一种标准建筑类型。
罗马人没有发明拱或者简拱，但这二者的古代东方砖结构建筑中却有着悠长的历史。拱券在构造在说适与东方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在亚述和巴比伦的宫殿立面以及城门中都得到了有意义的表现。不管类似的建筑能否在波斯帝国的西部省份看到，古希腊建筑师总是对于直线传统劲抓不放，这无疑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在不经意间作出的，因为这一传统的整体视觉效果依赖于水平和垂直线。
尽管如此，从公元前4  世纪开始，拱和简拱却不断渗透到希腊工匠的知识积累中——起初主要是用于不考虑视觉效果的场合，如卡里亚地区阿林达的剧场底部结构、帕加马健身房的大台阶，但不久却终于运用在了纪念性的建筑物上。并非偶然的是，城门似乎成了这种建筑的带头羊。
对于一座城门来说，首要的是坚固，而大型石拱就其自身的特点来说，比相同跨度的的水平过梁更坚固，因而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随着凯旋门在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南部的普及，拱券技术便终于在罗马建筑中得到了广泛采用。马尔齐亚门的拱券之上，带栏杆装饰的柱廊，以及拱肩上的头像，是维罗纳第一座莱奥尼门和里米尼的奥古斯都凯旋门的先声；而沃尔太拉和新法莱里则具有了另一特征，即在拱门顶上或拱石上部塑有头像。{10}
随着纪念性拱门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建筑形式，拱门的另一用途也逐渐被建筑师们发现，这就是用拱代替传统希腊柱式的矩形开间。有节奏地展开一系列拱或拱形开间，在今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设计，但在当时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一突破，才有了后来的罗马建筑和西方建筑。
对于希腊柱式的突破，无疑在外观上形成罗马建筑特征主要因素。罗马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希腊柱式的公认比例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包括越来越强调构件的高度。希腊化时期人们喜爱爱奥尼克柱式的修长和优雅，而罗马建筑中台基的引入却使之更具活力；并且，柱础底石用于了住宅和纪念性建筑中，一般用来支撑附墙的装饰性柱式。开始时，人们用较浅的半柱模仿三维柱子，却很快就成为了独立的样式。例如，建造于公元96—97年的特兰西托留姆广场两侧柱廊的柱子就是独立的，只有檐部并入到墙里。
此外，混凝土的使用，更大大地增加了建筑的可塑性和强度，这无疑也是罗马人对于建筑的贡献。{11}
罗马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建筑杰作，这里要一一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只能说一说它的代表性建筑。在罗马建筑的代表性作品中，当然首推万神庙。
万神庙是罗马最大的一座圆形神庙，它建于公元120年。这座建筑物的伟大，首先便在于它所达到的高度和跨度都是43·43米，因而其内部空间之巨大而完整，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顶部中央开着的一个直径8·9米的大天窗射入的光线，其变幻迷离和缓慢的移动的光影，更给置身与大殿中的人们增加了无限的遐想和神秘感。它是如此空旷，又是如此和谐，显示出了高度的静穆和庄严，罗马帝国的潜力和威严，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穹隆和内部空间的设计，既有高度的理性，又富于变化：相对的凹室内部底边中点与穹隆顶点的连线正好是精确的等边三角形；从下层柱式的檐口到穹隆顶点的垂直距离正好等于穹隆内壁圆周内接正方形的边长；大门和七个凹室将下层圆周分为八等份，然后凹室和壁面又分别被圆柱和壁龛分为三等份，而檐口以上则被壁龛分为十六等份，两者之间在八等份的基础上形成3与2 的节奏变化；按照常规做法，再往上的穹隆内壁似应继续遵循相似的等份规则，但实际上它却被凹格为二十八等份，仿佛有意使穹隆与鼓座分离，使之能够产生飘渺之感。
万神庙的入口是一座进深三间的8柱式科林斯式门廊。由于哈德良皇帝从不将自己是名字刻在建筑物上，因而就在檐部刻上了公元27年旧神庙的建造者阿格里帕的名字。
公元609年，万神庙被当时统治罗马的拜占庭皇帝福卡斯下令改为教堂，成为了第一座被作为教堂的异教神庙。尽管后来内部装饰有所变化，但它仍基本上保持着原有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