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阅读者的画家王犁《书桌画案》漫笔

松烟

王犁《书桌画案》漫笔
王学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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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几个青年联合的画展上，我认识了王犁，并对他的画中流露出的文人化追求，有了深刻的印象。凑巧，近期又获阅了他的几本小画册，让我震惊的是那些线条似是思想的传染，让我在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双轨上被奇妙的水墨展开。线条的纵横也是诉说过程中流淌的韵律，尽管眼前只是线条勾起的轮廓，但那般流畅，那些洒脱，那个婉约，都似在暗示着一些什么，也是轮廓中还没有填入的那些东西。这正是一种艺术的含蓄，中国文化圣贤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正由这些未曾填满的线条中产生。
一个青年画家，为何竟有如此的文化追求，直到捧读他刚刚出版的《书桌画案》，才有了可信的解答。

书中的第一部分有关“成长与阅读”，应该是提纲挈领的。我们知道，画家的创作状态，将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成败。王犁的创作状态，是现实主义热情下的状态。而把画题看做是一个动词，又是现实主义之下冷峻的哲学思考的结果，因为期待中的创作，在热情的燃烧下会有更多的创作的敏思与灵感，而在哲学的声音下，才有了明确的指向。心灵的创作，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开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尽管矛盾百出，但矛盾出于现实，理性懂得人在世界的“善意存在”（王犁），如何应对或者如何把握“善意存在”，崇高的感觉自然会神圣般地出现。这就是王犁的创作状态。

对世界的阅读总是充满诗意——表达的语言却是郑重，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一是形式上的崇高，以绘画艺术作表达，是作者对绘画至圣至高的一种敬意所定（“非如此不可”——王犁语）画家应该怎样画，即怎样用艺术的语言去诉说，有两种方式：不断地回到自己；不断地考察与追问真诚与纯粹是否存在。这样的表述，在于旁人也许会存疑，但于王犁恰是最真实的，因为“唯有绘画”才会“成为他灵魂的栖居方式”，画笔，也就成了吹奏思想的芦笛。

俗话说，流自有源，王犁的创作，又是在阅读中成长的。

对于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我早在多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是画有境界与无境界的区别，因为技能是下苦工夫就会容易掌握好的，唯有出境界的画不是绘画之人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达到与达不到，首先在于文化综合素养，而文化综合素养的最大来源，即是读书。王犁正是在阅读中成长的画家，确切地说，是先从文学（诗歌、小说）的阅读中成长的。正是文学，让他懂得了陈丹青的变化在于思想。正是文学，让他能明辨讨论问题的前提是阅读。

考美院的学生越来越多，画家也越来越多，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与哲学难题相似：你是谁？为何来？去何处？这是哲学的一个大难题。而画是什么？画什么？怎样画？亦正是绘画艺术的难题。智性的选择王犁是懂得，这只要从课堂与教师的口授中及其课本中便可知悟。但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即让水墨说得既恰到好处，又与众不同，而且还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就成了一大难题。起点，在于语言追寻（王犁）感悟到这一点，王犁是聪明的。喜欢绘画是一个现象，一个常态，能否转化为生命的必需，却是生命本质的一种真的转移，一个自然自为又毫不受胁迫的情感维系之中的生存问题。对于画家的具体人来讲，王犁首先做的是“不羁”。画到熟处，也是阅读进入深层次。现在的王犁，已入《左传》《骈文概论》《杜甫诗选集》等中寻找“怎样画”。于是，便有了《耕读图》《春山觅句》和《暮春三月》类作品，古风浪漫与现代审美在画中交响。

老一辈画家殁没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死去，因为他们的画，还有像王犁这样的人在读，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在王犁他们的身体里继续顽强鲜活地灵动着。乡村的记忆，童年的印痕，撩拨着王犁内心的感受。个体的渺小，生命的脆弱，常常会导致内心的恐慌、贫乏、谦卑和敬畏。也就在这样的感悟与体验之中，王犁手中的笔，意外现出了得意的灵光，那就是水墨图式中的坚定与简洁，或者是凝重与悲悯。出现这样的情况貌似矛盾，其实正是心路的历程赋予画笔的一种心灵张力的语言表达。神灵、光芒、心思、创造，水墨于王犁近乎于知识成长与信仰确定，尤其是画中诗味的盈溢与文学的逸致，既体现了青少年时期阅读的情结，更是文化的王犁在对生活作着每天不同的思考。笔墨的王犁也即是文学的王犁。

画家的审美选择，决定了他作品的品位与价值。对于继承传统中表现较多突出的“隐逸”现象，王犁的理解是它“只能是存储在心灵深处的理想”，而生活在理实中的画家，即现实的画家以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现实，而“信马由缰”的旅游，又让王犁成为一个紧踩尘土的画家。这样，他的多方位视角，多层面思考也就会自然产生，把“我”放入画中也就有了别的“隐逸”的画家所不可能具有的那种现实主义个性。

人体裸体于中国画，其实是个很难的写法。辨识的标准，就是笔墨写意的精神所在与想象空间的诗意元素。在这一点上，王犁似乎又占了文学阅读的便宜。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宇宙的认识，王犁的笔墨语言又以“揭示”为起点，以“感知”为平台，以“想法”为述说，以文化为展标，在这里，我尤其欣赏王犁的是“诗人必须穿透时代，而不是越过时代”的见解，这是他对“笔墨当随时代”的哲学解释，也更是闪烁着他个性的艺术独创性的显现。正由此，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水墨品质——呓语江南卷》。

浊世之人不浊世，并非单纯的清高。只要他能自制地回避介入喧嚣的浊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能时刻仰望笔墨的审美高度。王犁正是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着。他研究历史，广泛阅读，理性地看待事物的发展或新潮流的涌叠更替。但他又不出世，因为现实主义的热情把他燃烧，他其实入世得很。当然，这是指状态，但维系状态的恰恰是一种精神，那便是对现实毫不犹疑地贴近和介入，并给出笔墨的解释。《寂寞杭城》《女人》《快乐午门》从哲学上讲也都是以现实去证伪的作品，但正是在证伪之中，王犁的笔墨又似在睿智地告诉我们，他对现实的另一种真正的理解，这就是他的“穿透时代”，也是他绘画艺术的卓然独立之处。

一个好的画家，必须具备多层面的文化素养，又必须培植自己与众不同的意识能力、思考张力与表达想象力，只有在这个较高的基础上，才会显现出他在艺术的建筑能力上的自由与无限的可能，才会在艺术的表现上，是骆驼，是猎狗，是狡兔，是游鱼；也是烈火，是冰雪，是巨浪，是细流，让自己在其中游刃有余，让审美的观众在其中感味不尽。

郑也夫先生说：艺术的用场在哪里？它原本不是无聊的消遣，是侍奉生死性命等大事件的手段。王犁的《书桌画案》，油墨中散发的，正是这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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