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首场拍卖（二月书坊）

文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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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波（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现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人民币60万元，如果平时在朵云轩正常出售。零售价最多也就是5万～10万元。
我们印了5000册图录，不到3天就被索要一空，像罗仲荣、张宗宪、蔡泰和这样的海外大藏家都专程来上海看预展。预展放在老上海美术馆，门票20元。拍卖会定在希尔顿酒店二楼会议厅，入场券80元。两种门票竟出现了一票难求、“黄牛”倒卖的局面。我这时候觉得有点意思了。

听说朵云轩要举办内地首场艺术品拍卖，佳士得想和我们合作，帮我们看了拍品，也一起商定价格，但在拍卖师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们坚持要用自己的拍卖官，我坚持在主导权方面朵云轩为主。合作谈不成，我们决定培养自己的拍卖师。我想到了时任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他是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的，普通话好，个头高，长得帅，遇事冷静。光这几点，我就觉得他就是绝佳人选，戴小京也爽快答应下来。5月份戴小京飞到香港观摩了三场拍卖会，即佳士得、苏富比以及香港本土一家拍卖公司。当时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陪着我们一起看，我随时请教叫价以及拍卖的现场技巧。从香港回来后，我们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在会议室里模拟了几次拍卖现场，就这样上拍卖会了。

正式拍卖那天，现场有五六百人，我坐在第一排。任伯年《花鸟草册十二开》底价20万元，拍到了95万元、连佣金104．5万元的高价，被香港集古斋的张超群竟得。希尔顿当时也比较落后，接不通国际长途，为了拍这画，我借了个“大哥大”给张超群用，电话费打掉4500元。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底价60万元，如果平时在朵云轩正常出售，零售价最多也就是5万～10万元。那场放在了拍卖图录封面，被很多人关注，最后落槌130万元，加上佣金143万元，是全场所有拍品中的最高成交价，被台湾的蔡先生买走。看那么多人举手，一件拍品十几分钟都无法落槌，我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拍卖有戏了。头十几张拍完后记者叫我到外面去采访，我就很轻松地出去了，之前根本不敢离开座位。

我们第一次拍卖就赚钱了，成交加佣金共835万元，成交率74．5％。虽然佣金不到200万元，半天的收获却比朵云轩原来卖一年书画还要多，原来一年也就100多万元。买下这场拍品的一些人，在后来的转手中基本都赚了十几倍。拍卖会结束后，许多收藏家、艺术家、记者留在现场热烈讨论。我至今清楚记得，那天在现场的有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等艺术家，有张宗宪、蔡泰和、王仲方、陈德熙、许祥杰等竞买人，有秦公、王燕南、甘学军、米景阳等同道。记者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很多藏家一遍遍地说这下明白了什么叫拍卖。

当天晚上开庆功宴，唯独秦公(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没有赴宴，后来秦公告诉我说，“看了你们的拍卖没有心思去吃你们的庆功宴”。当晚他在延安饭店决定也要办一家拍卖公司，这就是翰海。


赵榆(前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第一场拍卖邀请的官方观摩人):那时候拍卖会都卖票。一直到1994年翰海还卖过票。

我记得在1986年，广州有了第一家拍卖行，但不是拍卖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和文物拍卖，在北京最早该是1992年秋天那次，由北京拍卖市场(公司名)举办，市文物公司和市信托公司两家都参与组织，拍卖地点在团结湖附近的一家国际饭店。文物以前是不允许拍卖的，这场拍卖会虽然有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支持，行内反对声依然很多。我当时是中国画研究院(现改为中国国家画院)的副院长，之前在国家文物局工作过10年，主办方就一再邀请了我去观看。

那次拍卖了一辆毛主席坐过的红旗轿车，是北京市信托公司征集过来的，算不上文物，也不是艺术品，但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还有一件景德镇新烧的京剧脸谱图案大斗笠碗，我记得好像拍了100万美元，但后来又说不是真实成交，没有算到总成交额里去。拍品里面有真正的艺术品和文物，记得有一件清康熙年间的洒金铜香炉，还有张大千的山水画。拍卖师请的香港人，内地那时候基本没这行，后来有人跟我说，那个拍卖师有意把落槌的成交价压低了。现场有千八百人，50元一张门票——那时候拍卖会都卖票，一直到1994年翰海还卖过票，后来才改成现在这样免费进场。看热闹的多，参加举牌的多半是国内文物商店，也有香港、台湾地区的买家，有名的张宗宪就在其中。完事后他说，拍卖不算成功，但毕竟是一个突破。   

张宗宪为内地的前几场拍卖都撑了场面：1993年朵云轩在上海做第一场艺术品拍卖，张宗宪去了，还说要“有头有尾”，第一件和最后一件都是他买的。1994年中国嘉德和北京翰海一前一后拍卖，嘉德那场在长城饭店，请来开槌的是徐邦达。翰海这次拍卖在保利剧院，1200个座位基本没空的，总成交3338万元，张宗宪一个人差不多买掉其中一半，1600多万元。内地买家里，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从深圳来的，据说此人到徐邦达家里拜访，听徐先生说起拍卖会，拿本图录就来现场了。那天他和张宗宪多次叫板竞价，最后买走200多万元的东西。我后来在拍场上还留心找过这个人，都没有再发现他，听人说他在翰海第一场买的那些中国书画陆续都委托拍卖行卖掉了。

来自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地区的海外买家占据多数，也有美国赶来的华人。我记得的几个：黄先生，当时是香港一家大拍卖行的书画部负责人，在内地前几场拍卖中买了不少东西；香港的罗先生、小钟先生，新加坡的曾先生，现在都还是收藏界有分量的人。台湾有位蔡先生，翰海在保利剧场拍卖那次他没到现场，委托了张宗宪帮着买，听说他是觉得场地不够专业标准。翰海拍卖改在京广中心之后他亲自到场，买了不少东西。现在这个买家已经不太露面。至于我自己，从第一场拍卖开始，我已经研究了15年拍卖市场。


董国强(当年的第一批内地买家之一。现任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那时候买半场花的钱，还不如今天的一件拍品。

1993年嘉德和翰海的头两场拍卖我都去了，基本上是近现代书画，一场也就一本图录的容量。我那时候自己开一家公司，买卖和艺术品没什么关系，但喜欢书画，听说拍卖消息，约上几个有同好的朋友就去了。对很多人来说，拍卖当时是件新鲜事，市面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名家书画和文物，人家半时看到好东西的机会又少，自然兴奋。记得翰海那场有幅溥心畲的画，成交100多万元，我吃惊得不得了：那时候行外人几乎没机会看到溥先生的作品，对他一点不了解，哪里知道在齐白石、张大千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人的画能卖到100万元以上。

其实回想起来那两年内地拍卖环境挺好的，少有人怀疑拍品真伪，也没有假拍的概念，几乎所有去拍卖会的人都把它看成观摩和学习的机会，不是简单看热闹。如果说真正参与，还是海外买家，他们每场要举走60%的拍品，高的时候甚至70％以上。嘉德第一场我没有买东西，到翰海的时候举了一把。印象中嘉德那场的第一件拍品是吴镜汀《渔家乐》，张宗宪用8.8万元买下了，事后看出他叫这个价位纯属捧场——4年后我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下他这件旧藏，成交价才8800元。我至今记得张宗宪在翰海首场拍卖会上的样子：他选了中间排靠走道的位置，侧身坐在椅子扶手上，面朝右后方，目光逡巡场内，只要有人举牌他就竞价，有时底价才报3万元，他直接就往13万元上叫，底气很足。那次他差不多买走了半场拍品。

参加过那两场拍卖会的买家，如今在圈了里还是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这个群体也没有特别明显扩大的趋势。10多年前，花50万元买件东西的就是大买家，很可能今天掏500万元买东西的还是那个人。据我所知，现在北京和上海几个大拍卖公司负责人，像中贸圣佳总经理易苏昊、荣宝拍卖总经理王倚山、西泠印社总经理陆镜清，当年都是拍卖场上的第一批买家。

说到拍卖场上买家的结构， 15年里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海外和内地两个板块完全倒置了：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海外和内地买家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现在变成了20％和80％。拍品价格也没法比了，那时候买半场花的钱，还不如今天的一件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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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