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弊不成考(胡考)

文潮

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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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外国怎样，中国的读书人是太把考试当回事了。过去士农工商为四民，靠读书吃饭的究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现在教育一普及，人人都要读书，人人都要考试，而且不知从何时开始，这考试对于学生对于家长都成为人生中的大节目，叫做“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考”。每年七月七八九三天的高考是考生前途的分水岭，大有“成则王侯败则贼”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在那前一个月和后一月，全国总要有三分之一的人被牵扯进这高考中去，也不会是很离谱的话。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考生和他的父母就别说了，考生的学校和招考的学校总是要忙的吧，再看着考生桌前那厚盈尺的各种复习材料、辅导教材，还有录音磁带、VCD光盘、多媒体，该有多少人在那里胡编滥造啊。猪八戒吃了就能变孙猴的营养水发明了多少种，戴在脑袋上睡觉也能背单词、拴在腰上还是脖子上就能一夜不打盹的机器创造了多少样？过去说生产实践促进了科研，现在是考试实践引起了科学革命，听说有人还要发明考场内外可以互通信息的BP机，在圆珠笔上可以安一个“微处理器”，就能存储一百年的习题答案。总之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你看我们的科学家也介入了吧。考试的自然科学上去了，考试的“社会科学”也不落后，考试关系学之类的实用科学也快要出现教科书版了吧。形而上促进了形而下，饭店忙起来了，卡拉OK包房忙起来了，出租司机忙起来了，三陪小姐也忙起来了。然后一发榜，除了饭店跟着忙以外，医院药房也参与进来了，等等等等，各行各业随之繁荣。所以我说每年的“七八九”有三分之一的国人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高考运动中，这数字也许还有些保守。
高考只是每年的一个节目，还有进幼儿园要考，进小学要考，升初中、高中要考。孩子们已经把大人牵扯得上气不接下气，大人们自己也来凑热闹，考职称、考核、考察，还有一些名目不详的考类活动，像钢琴的考级，从业的资格考试，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算起来又要有三分之一的国人参与进去。这样一看，说我们是个考试大国也是当之无愧的了。

一说考试人们就会联想到作弊，一个人从小到老总要考上千百次吧，谁要是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一次弊也没做过，那他一定是圣人。我不是圣人，从少小一投身考试和作弊结了缘，打小抄，扔纸团，咬耳朵，使眼色，这都是小意思。直到高中，我的黑漆课桌上就写满了数学公式，那字监考者是看不见的，但我只要把脸一侧，靠着反光，却是一清二楚。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作了多少次弊。如果中国有这样一种计刑法，十次小弊折一次中弊，十次中弊折一次大弊，十次大弊判打一次屁股，我的屁股也该打烂了。但幸亏皋陶大人、秦始皇爷、萧何丞相这些法制先师们对考试作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得以从容一级一级地升上去，而且还从中体验到作弊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调料。比如我上星期和同桌阿毛干了一架，从此谁也不理谁了，但考试之时却使我们有了同胞之谊，因为我们此时有了共同的敌人，于是求救的讯号一传出，小条立即递来，干戈化为玉帛了。前排坐着小燕，我们平时谨守男女大防，是从来不交往的，但到了考场便如同战争时期，一遇险情，我便可以毫无忌惮地拉动她的小辫子，而她无私的救援精神真使人想起世界大战时献身于救护伤兵的南丁格尔们。俱往矣，韶光不再，多么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弊日子啊。

而现在真是世风日下，连作弊也已经“产业化”，往昔的田园风味索然而尽了。关于那些校长甚至教育局长亲自下手，或者是答案随着考卷一起发下来，或是监考老师在考场上开辅导课之类的报导，已经令人毛骨悚然，不知道在物竞人择的各级升学大战中，课堂上的小儿女还有没有当年作弊的温情。至于课堂之外上下其手的交易……算了吧，明年我就要评级考职称，到时候急了眼，说不准就要托人找门路，咱们不说近的，还是找点儿轻松的来谈，远远地拿祖宗的“古已有之”给自己开脱吧。

据说当年各省乡试的贡院大门外都立有三座牌坊，其中一个牌坊上大书四字——“为国求贤”，这四个大字至今让人看了还不禁怦然心动，觉得这考试是关系国运兴衰极严肃的大事。而主考大人入场之后都要焚香礼神，正如美国总统按着圣经发誓一般。除了正副主考以外还有一个“监临”，由各省的行政一把手巡抚担任，在他乘的八抬大轿之后，照例由差人抬着一件东西，专门腰斩作弊考官用的铡刀！

其实这些都是糊弄人的，监临、主考如果带头作弊起来，那铡刀还有什么用？那些大人物的作弊很简单，就是卖题卖科名，“行话”叫“卖关节”。清朝顺治年间一次江南乡试，就是因为考官卖关节，士子大愤，把“贡院”两个大字涂改成了“卖完”，这倒很合乎贡院的本来身份。乾隆时一个叫吴省钦的侍郎做江西乡试的主考，榜出之后，考生们用他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少目岂能观文字，欠金切莫问科名。”所以考场也是衙门，没有钱就别进来。

切不要以为卖关节的都是和  一流的人物，就是名臣、名流当了考官也是难免此俗的。

昆山徐乾学，清初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兄弟三人里两个探花一个状元，官职分别做到尚书、侍郎和阁臣，徐乾学的五个儿子全是翰林，一门科第之盛，世鲜其匹。康熙时徐乾学仗着圣眷，给顺天乡试主考拉个名单就是几十人，据《檐曝杂记》说，有好几榜的状元都是他卖的关节。但好在卖的都是一时名士，曳白之徒似尚未见。可就是这样还是有了报应，他的一个儿子叫徐骏的，在雍正时因为一句“明月有情不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而被罗织进文字狱，落个身首异处。从此昆山徐氏一蹶不振，到了民国时，徐氏的后裔竟成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女班主。卖关节与当婊子看来还是有些关系的。

清末的潘伯寅，咸丰间以殿试第三名也就是探花入了翰林，光绪时官至刑部尚书，入军机。潘伯寅与常熟翁同   齐名，精于金石考据之学，负文学重望，主持一时风会，算得上名士兼名臣。既是名士，作起弊来也是风流蕴藉。光绪己丑科会考之前，潘伯寅把参加会试的几位同乡请到家里，开了一桌“送场宴”。宴饮之间，潘伯寅对众人说：“我新近得一古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也，特刊为图说，以就正诸君。”说罢，每人各赠一纸。等到了考场，试题一发下，竟是《诗经》题“眉寿保鲁”。众人恍然大悟，答题时不用常解，都用潘伯寅的考据发挥起来。而潘伯寅又把眉寿鼎文印了若干张，发给考官，告诉他们，只要有用鼎铭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结果揭榜之后，中式者八人，其中七人竟都是赴宴者。另外一人是捡了个便宜，赴宴的人中有位吴大澄，此公是著名的金石家，此时已在翰林，用不着考试了，只是作为同乡赴宴陪客，饭桌上他自然也拿到一纸鲁眉寿鼎的铭文，回家之后，自己没有用，便送给了寄住在他家的王胜之。这王胜之就是没有参加赴宴的第八个中式者。

大臣作弊如此，皇帝要是卖起关节来自然更是无须顾忌，因为那考场就是他们家开的，所谓“为国求贤”，让皇上说来就是“为我求贤”，给自己找管家，找奴才，找小老婆。这正如唐朝李  说的那名言，皇上换老婆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别人管得着么！

有一年嘉庆皇帝过生日，朝内大臣都要作祝词上寿。有某都统请家里的教书先生龙汝言替他写祝词。这龙汝言没什么学问，此时却机灵起来，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翻一遍，搞了一百首集句诗。乾隆皇帝的歪诗够得上“狗屁不通”的一句考语了，天下有谁肯捏着鼻子去读？可是这龙汝言就能读得下去。嘉庆皇帝看了这本祝寿词，大喜，立刻召见都统，问是谁写的。都统不敢隐瞒，就说是臣家的一个教书先生龙汝言替臣写的。嘉庆道：“如今南方士子不肯读先皇诗，此人能熟读至此，实为难得！”立马降旨，赏给龙汝言一个举人的功名，参加本届会试。到了第二年，会试完毕，总裁报上中试名单，嘉庆一见没有龙汝言的名字，龙颜立刻拉了老长，把总裁以下考官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们取中的卷子没有一篇像样的！”考官被训斥得垂头丧气，不明就里，只好去请教宫里的公公，说：“我们这一场取中的卷子都很不错，怎么皇上发那么大脾气呢？”公公说：“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取中龙汝言，万岁爷不便明言，只好骂你们出气了。”过了三年，这次一开科，主司便把龙汝言当成了种子选手，卷子也没看，就取中为进士。到了殿试，主司又把他列为一甲一名，也就是状元。名单呈进，嘉庆果然龙颜大悦，道：“朕的眼力果然不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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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进士以至状元都是皇上的关节，谁能挡得住！当然要是反过来，考生要是叫皇上看不顺眼，文章再好也是白搭。光绪时有一次殿试，有个叫王国均的，本来名列前茅，但慈禧老佛爷一看他这名字，嘴撇了老长，说：“怎么那么难听！”大臣们先是一怔，继而恍然，王国均就是“亡国君”么！还是老佛爷高瞻远瞩。于是这位王国均就甭想上榜了。顺便再讲一件和名字有关的故事。慈禧七十大寿的前一年，正赶上大考，考官们真会拍马屁，就要在会试中过关的人中找个名字中带“寿”字的当状元，算是预先给老佛爷拜寿。结果王寿彭就当了状元。这位幸运儿羡煞一大批进士，只恨爹妈没给自己起个好名字。可是这位末代状元的晚景就不那么顺当了。清亡之后，他四处流落，竟做了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文化走狗，树倒猢狲散了之后，他流落津门，一根麻绳上了吊。

考试的士子们终于明白了“为国求贤”是怎么档子事，进贡院大门再看那四个大字就难免生出亵渎之心。进了考场，就如同进了自由市场，那自然更是无所不为。只说“夹带”，最初还是管得挺严，到了清代末年，是越来越为宽松，先是一本一本地带，后来竟发展到用四轮藤箱，整箱地往考场里运起来，弄得整个考场都成了琉璃厂。至于雇“枪手”，换考卷，那更是平常之事——只是不要闹出大笑话就行。有一次考秀才，枪手的文章中有一句“盖汤之於天下也”，草稿写得有些凌乱，童生抄的时候，把“盖”字误以为是“羊血”二字，“之”字又误看作“三”，“於”字则看成了“打”，最后抄将出来就变成了“羊血汤三打天下”，考场又成了说书场。最奇者还不至于此，清末有陕西教官高照煦者，其胞弟于同治间以岁贡生参加顺天乡试，见识了辇毂之下“首善之区”的考场，那比喻更为精彩：考场如戏场！高照煦把那盛况写在《闲谈笔记》中，文字不难懂，值得原文照录：

第三场亦于（八月）十六日早始开门（按指结束考试放考生出场）。然中秋一夕，文场比戏场尤杂乱，丝竹金革，即大锣大鼓亦有携带入场者。月明之下，登屋高呼，各招其旧相识，无论东西场号舍远近，闻声响应，栅门尽行踏坏。各携所带来乐器，群分类聚，西班南班，纷然开场，多于号舍顶上作会所，唱有远胜于优伶者。到恰好处，直有多人叫好，齐声呼喝，屋瓦皆震。策艺虽未完卷，只好将笔墨收拾，俟明日再作。甫黎明，场门即大开，交卷者异常拥挤，甚有去至公堂尚远，忙不及待，以卷裹砖石遥掷之者。

大家读过《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都知道秀才中了举人简直如登龙门，而这就是考举人的龙门胜境！但这还算不了什么，最可骇者，到清朝末年，竟有以“闱姓”开赌场、卖彩票的。

这事出在近代最爱开风气之先的广州。广州人好赌，而当时最大的赌局就是“赌闱姓”。庄家都是当地的富豪巨商，每到开科之年，他们就设下赌局，卖彩票。参加赌局的人花钱买了彩票，就像赌赛马一样，赌这场里中榜的有某某姓若干人。这彩票以一千万为一局，待到揭榜，根据榜上揭晓的结果以定输赢。开始他们只是赌州县的童子试，后来就扩大到乡试，再后来就进而发展到赌会试。下注也越来越大，各路赌家也就广通关节，自己下了谁的注，就买通考官，让自己的那头“马”出线。考官们大发其财，地方大吏也趁机改善地方财政，对这赌局抽起税来。应试的考生们究竟不是马，他们也看准这是自己平步青云的机会，就纷纷投拜那些参赌的大款，自称“门生”，让人家买自己一票。

考生如此，考官又何必把考试看得神圣。监临、主考们大卖关节，一些名士不屑为此，就拿出考题开玩笑。这两年常见报章上抨击高考中考的语文试题古怪刁钻，弄得作家教授都大曳其白，其心真有不可测者。其实这风习也是自古有之。过去州府学官考秀才，常以“四书”中一句为题。考官们大约觉得这题太容易，就行起刁钻把戏，于原文上下句各抽数字，拼接起来，既不成文亦不成句，这种考题号称“截搭题”，说成罪过就是“割裂经文”。这在咸丰同治光绪时已成风尚，并无不妥。考官自觉刁钻，难住考生是很得意的，但有时考官也会自取其辱。一次某考官出了个“鳖生焉”题，考生不知出于何处，于是挥笔作“破题”曰：“以鳖考生，生真不测矣！”考官被骂为王八，这还不算什么，最怕的是出这种“截搭题”，一不小心，就容易弄出政治事件。咸丰年间，一位学使大人只想刁难考生，出了个“贤圣之君六”，当时咸丰皇帝正和他的那位六兄弟恭亲王奕欣（电影《垂帘听政》中人称“鬼子六”者）犯猜忌，这一下子就戳在皇上的痛处，最后落个革职问罪。

最值得一提的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曲园先生俞樾的一段公案。当时他正任河南学政，这位才子出了这么一个截搭题，《论语·季氏》一章的最末一句是“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下一章《阳货》的第一句则是“阳货欲见孔子”，俞学政就把这两句的一部分凑成一题：“君夫人阳货欲”！这简直是把红宝书改编成黄笑话，稍加附会，君夫人就能说成是第一夫人慈禧太后，而阳货之为物更是不堪入耳。乱子惹大了，直弄到御史上本参奏，非要把曲园先生判个重罪不可。幸亏曲园的座师曾国藩出面，说俞樾有神经病，结果算是从轻处理，“革职回籍，永不叙用”。我常想，要是曾国藩不为他的学生说情，《红楼梦研究》的作者也就会“永不出世”，上世纪50年代那两个“小人物”也就不会因为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受到赏识成为“大人物”。谁能想到“君夫人阳货欲”会与一场文化大革命有如此渊源呢！

但这已经与“作弊”离题太远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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