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向一尊 ）

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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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一尊
  
　　　　　　　　　　一

　　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起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极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除王勃而外，还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讥笑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尤其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咏者，更大有人在。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成绩，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散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精彩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首持这种态度的是初唐王勃。在文学观方面王勃是承乃祖(隋未大儒王通)，而有“出蓝”之色，都以杂文学观(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为基础，以政教为目的，以六朝缘情体物之文为批判对象。王勃在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时说：文章乃圣人君子用以“开物成务，立言见志……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上吏部裴侍郎启》)，“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平台秘略论·文艺》),力主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为文必“甄明大义，矫正未流”将文风问题提高到关乎政治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固是其长，但纯视文学为政治工具，却不是在突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他在批判六朝文风时走上了西魏苏绰、隋人李谔的老路，大发“华文祸国”之论，忽视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抨击浮靡文风出发，把屈宋狠狠地责骂了一番，认为他们是倡淫靡之风的祸根。这个意思在他的《上吏部侍郎启》中说得很明白：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 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 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及理论本身的矛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判屈宋等人或许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为为文之旨归的。他认为只有“玉帛欧歌”、“衣冠礼乐”才可称大雅。因而对屈宋颇有微辞。指责“屈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但他在此前的《南阳公集序》中又曾赞扬过屈宋“叙事得邱明之风骨”。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观点里，不难看出他和王勃一样，身处六朝余风甚浓的初唐文坛，急欲革弊，但又囿于儒家诗教旧说，对屈宋至六朝文风的评价，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没有认真将楚骚与齐梁之风区分开来，致把屈原之作看作“礼乐之道”的颠毁之器。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不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较正确地指出了文学发展方向，肯定了屈宋的文学价值。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 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时运推 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 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 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 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 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 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并不象王勃等人，认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追求混为一谈；而是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认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令狐德　等人认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求创新的胆识。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忧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史通》不仅是杰出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混为一谈。但他又认为文史同源，可以互相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结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花雨

刘氏就是凭着他的进步史学思想发现了屈宋作品史诗般的价值，他在《载文》篇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子周 《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 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 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方驾南、董俱称 良直者也。
他称赞屈宋作品不隐君恶，揭露怀王、襄王氏庸无道的劣　迹恶行，是属于使淫君乱主“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之类，是文史的统一，与历史上南史氏、董狐等有名的直笔史官一样，堪称“良直”。表现了他对屈宋的尊崇。
　　刘知几不仅从内容、创作原则及社会作用上对屈宋推崇和肯定，同时还以“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的标准出发，认为屈原《离骚》开“自叙体”之先河，在《序传篇》中他说：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 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阙生，次显名字，自 叙发迹，实基于此。
《离骚》首章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曰伯庸。……”刘认为这是自叙性、史传体之滥觞，后世的历史传纪是受《离骚》的影响。
　　他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借于文”的观点出发，主张史书要有文学性才能流传不绝。而学习那厉精雕饰的“楚骚”可学到比兴之法，增强文学性；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 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史通·叙事篇》)。
　　还说“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至于屈原《离骚》，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这类虚构、想象、注重文彩、讲究声律、“句结音韵，以兹叙事”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同于史传，混为“实录”就行了。
　　总之，刘知几以其进步史观对屈宋楚骚从“不隐恶”的内容，“自叙”体式，及“厉精雕饰”的文彩等方面都加以肯定和称颂，这不仅肇唐代正确的楚辞观，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对历史上一些深诬屈原的恶论作了一次很好的批驳，具有拔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功。只因刘氏以史论家蓍称，他的文学理论，楚辞观被史论成就所掩，未受到当时及后人的足够重视罢了。
　　(三)、“哀怨起骚人”
　　盛唐除殷　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进步文学主张外，不少人对屈骚从形式到精神仍多持否定态度。卢藏用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地与初唐王勃、卢照邻一样坚持退化文学史论，仍将浮侈文风之源归罪于骚人。
　　也许由于盛唐文土们处于开元全盛之日，“群才属休明”，圣明时代的光明面，催人向上，他们“乘运共跃鳞”，奋发进取，欲建功业，因此一切怨刺、哀伤之作、乱世之音，似已失去依据，文坛呼唤复兴“大雅”，“正声”，故“颂美”之声日昌。所谓“大雅”“正声”，就是卢照邻、卢藏用等人所谓的“宪章礼乐”歌功颂德的一套，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屈宋哀怨之作是乱世、亡国之音，自非颂美的“大雅”“正声”。这点张九龄说得很清楚。：“《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少府东阁序》)。认为《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不属“大雅”，这正是许多唐人批判楚辞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李白对屈骚的评价也是从这儿着眼的，在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崇尚“大雅”“正声”，批判了从骚人开始直到建安以来的绮丽文学。在《古风》(三十五)中说：“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说明“大雅”就是颂美圣明的歌声。因大雅而想到周文王时代的文风，感慨这种文风久已衰微了。这种感慨和叹惋在《古风》(其一)中作了进一步抒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淮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　　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　　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　　不足珍。
这首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退化文学史观，他认为诗歌的发展自周秦以来走着下坡路。首先，他惋惜“大雅”那种颂美的诗篇久已没人写了，接着“王风”二句是说春秋的诗歌已空落，战国时(屈骚时代)诗歌创作园地更是荒凉。“正声”二句，尽管刘熙载强为之解：“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但从上下文及全篇意脉来看，分明是说：颂美的大雅正声坠绪茫茫，骚人的哀怨之作正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这是对“大雅久不作”及“王风”二句的申说。“扬马”二句又是对汉赋的贬斥，认为扬马的辞赋更是为绮丽的文风推波煽飚。此后的诗歌虽屡有变化，但“宪章礼乐”，即“大雅”“正声”已经沦丧，而自建安以来的讲究形式华美的文风不足珍贵。
　　可以看到，李白是把大雅正声视为理想高标、“宪章”极则，对文学变迁历程的描写是“春秋以降，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颂声崩沦，诗歌创作零落；战国骚人继起，发为‘哀怨’，‘颓波’渐兴。扬马推波助澜，颓波大开；建安以来，文风绮丽，不足珍贵；陈梁以来，浇薄斯极”(《孟　本事诗》引)李白以批判“哀怨”、“颓波”、“绮丽”为目标，几乎全盘否定从屈宋到建安以后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这种演变完全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实与王勃走到一路去了。从《古风》(一、三十五)不难看出李白“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这点前人早已指出：“太白志存复古”(《艺概》)李白自己也很自信地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　本事诗》引)，不过李白复古，旨在革新，与一般人有别，但其重古(正声)，崇“雅”抑“骚”的倾向却是存在的。
　　唐人的诗论、《骚》评，常常自相矛盾，前后抵牾，言行见悖。这种情况，此前已有王勃等人，而李白尤为突出。李白不同于王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驳杂，来源多途，不囿于儒学一家，求道学侠，特别是他吸收了道家精髓──崇尚自然的思想，加上他仕途不畅，在世很“不乘意”，又一生傲岸，“不屈己，不干人”致使他逐渐脱离儒家传统羁绊，纵情诗海，而变为楚之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予为楚壮土，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所以他那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反抗黑暗、追求理想、不肯随波逐流、“胸中怀汤火”、“日为苍生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神奇的想象，神仙的缥缈……自然都有屈原精神、楚骚传统的影响。李白在生活、创作实践的动态过程中逐步理解了屈原，虽然屈的“哀怨”不属“大雅”、“正声”，但自战国以后中国本就没有出现本过值得歌颂的王化之治，，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都是政治衷亡的反映，即或是“圣明”的盛唐，也有不圣明的地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终于明白：“屈原憔悴滞江潭”的原因是由于楚怀王的昏庸：“楚怀亦已昏”、“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对屈的忠而遭窜表示同情。并指出“屈平辞赋悬日月”，高度赞扬了屈赋与日月同光辉，永垂后世。
　　李白在艰难的人生之途，对屈原的遭遇有如身受，往往以屈原自比，在《赠别郑判官》中说：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落拓江南，犹如当初的屈原一样过着流放的生活，行吟泽畔，忧愁憔悴，正因这种生活境遇，使李白在感情上与屈原衔接起来了，加深了对他及其文艺思想的了解。在《悲歌别》中他感慨万分地发出：

花雨

　　　　悲来乎！悲来乎！……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　　屈大夫。
对屈原的遭冤流逐，表现了无限悲悯，对昏君庸主不辨贤愚寄以愤慨。李白这种发愤抒情之作，自然已不是《诗》的“言志”，更非“大雅”“正声”，实则“索其大雅正声，十无一焉！”(白居易语)已是地道的《骚》之“哀怨”。尤其是他的《拟恨赋》已正式脱离“大雅”“正声”颂美的轨道，而缘情体物，发为“忠怨”了：
　　　　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林。　　听江风之　　，闻岭　之啾啾。永埋骨于渌水，怨楚王　　　　之不收。
应该说无论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李白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屈的影响，直到叹惋：“屈、宋长逝，无堪与言。”(《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宋为知音。
　　清人乔忆在《剑溪说诗》里指出：“太白有似《楚骚者》”。“太白乐府五言，约六百十余篇，体势多端，要不失《风》《骚》旨趣”。“太白枕藉《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
　　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上李白对屈原有明显的继承。象《梁甫吟》中的“以额扣关阍者怒”，就显然是从《离骚》的“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而来，李白借此以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冷遇及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实与屈子相同。《古风》(十九)：“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写自己对祖国的关怀和对人民的同情，不忍离去。与《离骚》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显然有若干相似之处。在语言方面李白也接受了屈原的影响，这在七言、长短句歌行中尤为明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就全用屈赋的句法。人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九歌》乐府之先声”。“太白近《九歌》”(《艺概·诗概》)。李白“乐府篇篇是楚辞”(清屈大均《乐石题太白词》)都是有见地的。
　　总之，李白认为屈宋的骚赋不属于“大雅”、“正声”，有所保留，但又充分肯定了屈原的高度成就。在爱国思想、艺术创作方面受屈原的影响，继承了屈宋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这种对屈宋的两面性以及实践和理论的矛盾，正好表明：李白在口头上拥戴传统的传统文学观念，崇尚雅正，在行动上却是融汇儒道纵横，特别是“并屈、庄为心”，脱离了儒家诗歌的旧轨，气宇轩昂地走上了屈宋所开拓的积极浪漫主义长途。
　　(四)、“窃擎屈宋宜方驾”
　　在唐代，屈原最大的知音要算“诗圣”杜甫。杜甫不仅称颂屈原的才华、创作成就，而且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政治思想、爱国精神和文艺思想，尤其是深得屈骚的“发愤抒情”、“忠怨”、“规讽”之旨，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壮志风逸“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两位诗坛伟人，相隔千里，一个是古典浪漫主义巨匠，一个是现实主义大师，分属不同流派。故一般人都认为杜甫只是承《诗经》、“乐府”的传统而与屈宋关系不大，这正是长期杜甫研究中的一大误区。其实，杜甫与屈原渊原关系之深，超过李白及其他唐代诗人。或许只有柳宗元、李贺可稍与之并论。
　　屈、杜所处的时代都是由盛至衰的历史转变时期，二人出身遭际、性格品德等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屈原忠君爱国“谒忠诚以事君”(《九章·惜颂》)、“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杜甫是“时危思报主”(《江上》)，“恋阙丹心破”(《散愁》)、“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离蜀人日见赠》)；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杜甫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五百字》)；屈原指责当局“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夫求索”(《离骚》)；杜甫揭露朝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咏怀五百字》)。不难看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振，意脉的融通。真乃“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载叔论语》)。人称杜甫“风流接楚辞”(元·马祖常《咏杜甫》)“上薄风骚”(《杜甫墓志铭序》元稹)，都是很有见地的。
　　杜甫崇敬屈原，盛称屈原的非凡才华，誉屈原是旷世杰出的“英俊”(之)才(《最能行》)，在《秋日荆南述怀》中，赞屈宋英名才华远扬：“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
　　杜甫对屈原含冤怀砂之恨，宋玉困厄不遇，都抱有深切的同情。在《天末怀李白》中说：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汩罗。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因入永王李　幕府，被判为“附逆之罪”，长放夜郎，杜甫在秦州得知，认为李白与屈原一样是横遭冤枉，因而自然地将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写下此诗怜李吊屈，满腔义愤，骂魑魅，呜不平，既显李杜的浓厚情宜，更可见到屈原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及系念之情。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颠沛流离，晚年飘泊西南，落拓湖湘，贫病交攻，人生的困厄遭际，君昏政暗，国势日衰，“天下少安”的现实使他成了屈宋异代的知己：“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　》)；身在蜀地，心怀汨罗：“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后来流离湖南，身临屈原沉身地，更是“迟迟　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郑覃二判官》)，并且临秋兴感，抚景伤怀：“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直到他困死旅途的前一年(769─唐代宗大历四年)，在湘阴吊访“湘夫人祠”时，山乡日暮，楚水关情，不禁发出浩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杜甫对屈原的敬仰悼念之情终生未曾去怀。这种感情除了取决于诗人的世界观、生活境遇外，也来源于他一生对屈原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来源于他正确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方法。
　　我们知道，自初唐至杜甫一百多年来，不少人视楚骚为浇薄文风之源，而加以摒弃。杜甫却以其卓识高见，针对时风偏见，明确表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宣布自己对文学遣产的态度与“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者绝然有别，对待古人今人不厚此薄彼，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取其精华，特别强调了学习屈宋与齐梁文学清词丽句的必要性，但同时指出学习屈宋精采绝艳的辞赋艺术时，必然将其与齐梁日趋雕饰纤丽的文风区别对待；“别裁伪体”，看到二者在精神上的本质区别，应攀“屈宋”，不步齐 梁的后尘，却又不废弃六朝文学的形式美。应以“转益多师”为宗旨。他认为文风之趋于绮丽，是文学演进的必然现象：“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倡起》)，他反对浮华文风，而不废弃对艺术美的追求。作为现实主义大师，他不独“亲风雅”，而且主张“有才继风骚”(《陈拾遗故宅》)“风骚共推激”(《听许十一诵诗》)“文雅涉风骚”(《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杜甫正是凭借进步的文学史观及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以清醒的分析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对待遣产，破除了自初唐四杰以来人们视屈骚为淫丽之源的偏见，对屈宋骚赋从形式到精神都加以肯定，而不象李白那样慨叹什么“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绮丽不足珍”。可以说，自隋唐以来在评价楚骚与六朝文风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迷雾到杜甫才算完全廓清。所以杜甫对屈宋、楚骚的认识比他的前辈要深刻、全面、正确得多，故他学屈的自觉性也大大高于一般唐人，其创作成就也最高。

花雨

　杜甫始终把屈宋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这在唐人中是突出的。“窃攀屈宋宜方驾”、“气靡屈贾垒”(《壮游》)他立志要攀登屈宋所达到的艺术高峰，欲与之并驾齐驱。所以他在实践中是潜心学屈，取其精髓，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刘熙载曾说：“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艺概·诗概》)。“诗不缘于《楚骚》无以穷《风》、《雅》比兴之变，夫文不参之《庄子》，虽昌明博大，终乏神奇也。”(《剑溪说诗》)。“深于《骚》”、“缘于《楚骚》”“纯乎《骚》”，故能“穷《风》、《雅》比兴之变，兼骚雅之妙”，这大概就是“诗圣”的重要成因之一。
　　杜甫沉郁已为世公认，这沉郁“诗风”，不出自“风”，而来源于《骚》，屈原逢世不祥，怀忠贞之情而被谗邪，“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伤君暗蔽，国将危亡，沉郁幽愤，发而为诗，自然“深沉”“郁结”。这在《离骚》、《九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九章·思美人》中就有“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郁·朱熹注)而莫达”之句，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首先用“沉郁”一词来表达那因为“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抑郁而无谁语”的内心痛若，他的诗多为“忧愁幽思”之作。杜甫一生不遇，长安十年，受尽屈辱，为救房　而遭死罪，与屈原一样被贬，离乱颠沛，老病孤舟，流落荆衡，志不得申，才不得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其“沉郁”风格，正是得之屈骚，而又将其置身在现实的土壤里，加以扩大和发展。清人吴瞻泰说：“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离骚》。……三闾之作《骚》也，疾王听之不聪，悲一时之温蠖，故离忧郁结，常托于沅兰湘芷之间，以冀君之一误。……少陵遭两朝振荡之余，播迁夔、蜀，卒无所见于时。故其诗沉郁顿挫，常自名其康慨不平之气，以致情于君父。举凡山川跋涉，草木禽语，一嘉一愕，咸寄于诗。……所以有“窃攀屈宋宜方驾”之语也。”(《杜诗提要自序》)指出了屈杜诗的成因及二者的承继渊源关系。杜的“沉　郁顿挫”直承屈的“离忧郁结”，这在杜甫的创作中是不骓发现的。
　　杜甫的《同谷七歌》与《离骚》颇有相似之处，其沉郁之风与哀痛之情更是一脉相承。又，杜甫《咏怀五百字》在思想感情、行文结构上与《离骚》亦有类似之处。杜诗表达了他那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及对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可说与《离骚》同旨。开头一段自叙世系、生平抱负，抒发悲愤愁思之情，与《离骚》第一大段颇为相似。屈原斥“党人之偷乐”，杜甫揭露统治阶级的寻欢作乐：“君臣皆欢娱”；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写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屈原耿介，不肯向恶势力低头：“余不忍为此态也”；杜甫也耻于干那乞求权贵的勾当：“独耻事干谒”。《离骚》最后展示了作者理想破灭的极大悲痛，并决心以死殉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杜甫也表达了自己高山大海般无边无际，不可收拾的忧愤(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难怪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杜甫的这首《咏怀》诗,“其源本诸《离骚》”。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对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多有承继。这一面常不为人注意。其实“杜集中有很多表现了浓厚的主观感情的抒情诗，往往包含了宏伟的思想、炽热的感情、奇幻的想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草堂》85、2)。作为积极浪漫主义本质特征的理想主义，杜甫和屈原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是“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兴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表述有别，实质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为国家贡献一切。他们的诗作都是崇高思想与黑暗现实撞击而迸出的火花，是时代之光的闪烁。
　　杜甫常常运用标志浪漫主义特征的各种手法构筑诗章、表达主题，如他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的大胆夸张赞咏武侯庙前的古柏。他以奇幻瑰丽的想象写“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陂行))。
　　在《送孔巢文》中以“钓竿欲拂珊瑚树”、“蓬莱织女回云车”这类神话故事入诗。《同诸公登慈恩塔》也是用神话传说表达主题的，我们读到其“回首听虞舜，苍梧正云愁”时，就会想到《离骚》中的“就重华而陈辞”。“虞舜”、“苍梧”的传说，都是超现实的。杜甫和屈原一样，在现实中无可告语，就驰骋想象，采用超现实的、向前圣诉说的办法，来决疑、泄愤，借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谴责。杜甫的《凤凰台》更是典型的浪漫之作，充满神奇的想象。诗中以鸣凤象征国家的兴旺，以雏之失母象征着国家面临着危难。面对这无母之雏，诗人愿意以心作竹，以血作泉地去哺育它，最后表示：“再兴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只要国家能中兴，人民能幸福，诗人可贡献一切。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融为一体，臻于化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杜甫谙熟屈赋楚辞，在创作实践中经常得心应手援引楚辞的诗句或词语。不过，作为一位伟大诗人，他不屑蹈袭前人，往往以点化之功，得其神理，而不露因陈的痕迹。如屈骚有“惟草木之零落兮”、“制芰荷以为衣”、“历吉日乎吾将行”……杜甫则有：“零落依草木”(《佳人》)、“不妨游子芰荷衣”(《将赴成都草堂》)、“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楚辞《卜居》中有“宁诛锄草茅，以刀耕乎”，杜甫化而用之：“茅草无径欲教锄”(《奉酬严公》)、“傍此烟霞茅可诛”(《岳麓道村二寺行》)。《九歌·少司命》中有“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杜甫有“诸生颇尽新知乐”(《苏端薛复筵》)、“呜呼生别离”(《奉送魏六丈》)；《九歌·湘夫人》中有“袅袅兮秋风”；杜诗则有“秋风袅袅吹江汉”(《戏作寄上汉中王》)、“秋风袅袅动高旌”(《奉和严郑公》)。诸如此类，多不胜举。
　　总之，杜甫不仅正确地评价了屈原，而且在政治思想、爱国精神、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继承了屈宋的优良传统，探屈宋之精妙，得楚骚之“沉郁”，挟风骚而高蹈，登诗国之极顶。
　 (五)、“骚人起而淫丽兴”
　　初盛唐文人对前代绮靡文风曾进行过批判，其旨在革新诗歌。中晚唐文人对绮丽文风的批判则重在政治改革。肖颖士、贾至、李华、梁肃等一班人，特别是柳冕都是中唐古文运动极为重要的先躯人物，他们在谈文说诗中发展了从初唐“四杰”到李白的从大雅正声的兴衰观王道之存亡的论点。强调“大雅作则王道盛”、“骚人起而淫丽兴”的观点，对屈宋楚骚多所非议，柳冕是其代表。
　　肖颖士，为文立志趋俗复古，尚平实简质，反对文采，不满于骈偶华丽。他批评说：“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何为之中道呼？”认为扬雄、司马相如的赋、屈宋的辞赋是侈丽、淫靡、怨思之类，都是不合正道之作。
　　李华，著述尚质轻文，崇六经、重教化，表示“非夫子之旨不书”，故贾至称其为“孔门之弟，诛泗遣徒”，李华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　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六经之后有屈平、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扬州功曹肖颖士文集序》)、“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其文宏而靡”(《登兴陀寺东楼诗序》)。认为屈宋作文离经背道，为文怨靡，而加以贬斥和否定。
　　贾至，论文更是强调教化。在《工部待郎李公集序》中，依据《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称颂三代文章“炳然可观”，然后指责“骚人怨靡，扬马诡丽，……大变风雅。齐、梁、陈、隋荡而不返”。尊三代，黜屈骚，贬辞赋，描绘了一幅文学退化衰败的图景。与前述王勃等人的“淫靡之风来源于楚骚”的观点及文学退化论是为一致。
　　柳冕，生卒年不详，大约比韩愈略早。他是有唐以来强调文章必须以儒道为内容，以教化为目的嗓门最高的一位，也是唐人中贬屈最烈者。他以复兴古文为复兴儒道之途，高唱不“本于教化”，不本于儒道的文，根本算不得文：“夫文章者，本于教化”、“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文多道寡，斯为艺矣”？他从这种偏执的文学观出发评骚：“至于屈宋，哀而以忠，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谢杜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自成康殁，颂声寝，骚人作(与李白‘大雅久不作’‘正声何渺茫，哀怨起骚人’之意同)，淫丽兴，文与教分为二……”(《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并把自屈宋以下的文学发展史写　成一部衰亡、退化史：“屈宋以降，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感物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又对屈原以后的一系列作家进行了否定：“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柳冕反对浮艳，对屈宋乃至其后的辞赋家一概持否定态度。
　　裴度、孟郊也贬屈宋、楚辞。裴批评“骚人之文，雅多自贤，颇有狂态”(《寄李翔书》)。孟郊则更出恶语，骂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忠孝两不全。指责老百姓“角黍投川隅”──抛粽子在江河里悼祭屈原是愚蠢行为。说“如今圣明朝”，大家都过上了和平安乐的日子，道德教化普遍施行，何必还要搞这一套。又批评屈的骚文只不过是炫耀自己“贞亮”，属于缘情体物之类不足称道，说屈原爱发怨愤之气，并非什么“贤哲楷模”。这些话是他“旅次湘潭有怀灵均”时说的。可见他对屈宋“怀”的是恶意。
　　(六)、“长笑灵均不知命”
　　白居易早期怀着“王道之治”的社会理想，守道待时，关注时事，积极进取，宪宗时任左拾遗，直言极谏，写了不少讽谕诗。但从中年(44岁时)受挫，贬为江州司马为始，渐取明哲保身态度，醉心佛道，耽于诗酒，直到“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诏下》)，官职的升迁与思想的退化成正比。
　　白居易是执着地追求儒家政教中心论的诗人，以“三百篇为谏书”，强调文学为封建政治服务：“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在他看来只有直接反映政治时事，进行美刺劝惩的作品才算风雅之正。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政教功能是其长，但他唯以儒家诗论作标准，把《诗经》以下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分成几个阶段，描绘为一部“诗道崩坏”、“每况愈下”的历史，其偏颇是明显的；
　　　　战国秦汉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　　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泽畔之吟，归于怨　　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讽君子小人，则引香　　草恶鸟为比。……六义始缺矣。
他认为屈原那种“发于怨思”的作品是背弃六义，“彷徨抑郁”无足轻重的。“香草”美人象征比兴， 导致“六义始缺”，无可称道。
　　白居易之所以贬斥屈原的作品，与他鄙薄诗的浪漫、愤怒及想象特点有关，也与他晚年“知足保和”、“省分知足”、“家给身闲”的生活分不开。在《序洛诗》中说：“予历鉴古今歌词，自《风》《骚》之后，……迄于李杜之辈……诗章流传者巨万”，多是“愤忧怨伤之作……(予)今寿过耳顺，幸无痛若；官至三品，免罹饥寒……”作诗“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玄歌，饰之以山水风月。”这种“家给身闲”的生活，“省分知足”的思想，优游富贵的自在闲人，怎么能理解忧愁幽思、行吟泽畔的屈原的感情而欣赏其作品呢？所以白居易在许多首诗中提到屈原时大多数是一种讥笑的口吻：
　　　　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
　　　　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
　　　　士生一时间，谁不有沉浮。
　　　　良时真可惜，乱时何足钦。
　　　　乃知汩罗恨，未抵长沙深。
　　　　　　(《读史诗》)
以为生在乱世，遭遇不幸，沉浮自有，何足怀恨呢？认为屈原的冤恨，不及贾谊的深。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妻儿不问任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
　　　　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泽丛若悲吟。
　　　　　　　　　(《咏家酿十韵》)

花雨

视屈之悲吟，为个人沉浮之声。失之皮相浅会，的确是消尽了是非之心。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这些诗里虽有自慰自嘲的若涩味，但白居易的晚年同屈原的生活、思想已格格不入，对屈原孤愤若痛无动于衷，笑屈原彷徨不定绕泽悲吟，是不知天命，不能如他消尽是非之心，灭除之忧喜色，取酒抱琴，安天乐命，顺时知足，明哲保身。

　　(七)、楚之“善鸣者”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祭韩吏部文》)“为文捣八代之乱”(王　运语)的韩愈。虽以宣传儒家道统自命，但他不是醇儒，更不是腐儒。而是“发愤笃专文学，信其富于文学”者(《送陈秀才彤序》)。他提倡“修辞以明道”(《争臣论》)、“好古道又甚好言辞”。更主张“不平则鸣”，这就不象一般重道轻文的儒生。所以，在评论作家的时候，眼界阔大。许多并非宣传儒道的作家，他也予以肯定。在《答崔丘之书》中他说：“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屈原“发愤”以抒“哀愁”之情的作品显然不能说是捍卫儒道的，但他却将其与亚圣孟子并列，统称为“豪杰之士”，与肖颖士、李华、柳冕等人就迥然不同。
　　由于韩愈主张文道结合，所以他很强调作者的内在修养，这种修养除指学儒道外，还包含艺术的修养，要完成这方面的修养，则需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撷英采华，博览群书，尤须“师古”，所以他“上规姚姒，……下逮《庄》《骚》……”(《进学解》)。学《离骚》尤为勤奋：他被贬阳山潮州，经过湖南、驻足吊访，写　下了多首诗，《潭州泊船呈诸公》即是其中之一。诗中写道：“夜寒眠中觉，鼓笛闹嘈嘈，　浪春楼垛，惊风破竹篱。主人看使范(书)，客子读《离骚》。闻道松醑贱，何须惜错刀”。睡在船上，半夜被冷醒了，岸上江面种种嘈声，再难成眠，就饮酒读《骚》。旅途劳顿，寒夜难眠，心情抑郁，却读《离骚》寄幽思，正是古人所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名士”。可见《离骚》已是他生活中的知音、伴侣。他对屈骚的“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还曾对《九歌＜湘君·湘夫人＞》作过考证，写过《黄陵庙碑》，认为”君“指长女娥皇，”夫人“系指女英，推翻郭璞、王逸等人的看法。
　　身世遭际加深了他对屈原的理解，由于”而立之年“一事无成，仕途不遇，宦海沉浮，使他对贤者恒不遇，不肖者志得气满的现实颇为不满。“不平则鸣”，因而著文时，颇“有感激怨怒奇怪之辞”，这就认识了屈原，盛称屈原发愤抒情，怨恶激愤，是为人民服务时代的善鸣者：“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楚大国也，其亡以屈原鸣”，屈原忧愁幽思而著《离骚》乃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器也有怀”，是对“大国”的“沦亡”的极其痛心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对屈原的穷若之辞颇有心会。
　　在《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一诗中，记他在一个黑夜里，独宿湘西野店，风声飕飕，山树作响，森森可怖，置身这古代贤臣屈原、贾谊遭谗沉身、被贬之地，拟想屈原经受的磨难，无可告人的痛若，不禁悲从中来，愤然发出不平之鸣，黯然洒下同情之泪：
　　　　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
　　　　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谄。
　　　　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
悲悯屈原，痛恨谗佞，也寄个人身世之概！《湘中》一首，更见景仰、追念之情：
　　　　猿愁鱼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
　　　　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弦歌。
遭贬之身，途经汩罗，想到屈原千古怀沙之恨，直觉愁怀涌澜，心潮翻波，难以自已，备起苹藻，祭慰亡灵。然而忠魂渺在，无处拜奠，惆怅惘然，空闻渔父哀歌而已，深切地表达了韩愈对屈原的一片崇敬瞻慕、惋惜悯伤之情，也可见到灵均余影──韩愈的形象。

　　(八)、“求先生之汩罗，揽衡若以存芳”

　　唐人学屈骚，入其奥堂暝暝心会，深得其要旨的除杜甫而外，要算柳宗元。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人格、知识、理想以及不屈的斗争精神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屈原出身皇族，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立法改革以振兴楚国为己任，曾为官左徒。然忠而被谤，流放江南，矢志不移，九死不悔，殉身汩罗。柳宗元出身名门世族之家，曾伯祖柳爽以上四世为宰相，其父柳镇，官至殿中侍御史。柳宗元与屈原一样，博览群书，“俊杰廉悍，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柳子厚墓志铭》)才华横溢，眼界开阔，有改革之志。永贞革新，充当核心。三十三岁被贬永州，“待罪南方”，开始他十年拘囚生活。再贬柳州，至死不屈。政治上的失意，物质上的困若，精神的郁愤，百病缠身，都未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消磨他对政治斗争的意志。他曾多次表示“道苟直虽死不能回也”(《与韩愈论史官书》)“虽万受摒弃，不更其内”(《答同君书》)。这种坚持理想坚毅不拨的斗争精神更酷似屈原。故有人说：“唐人唯柳子原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严羽《沧浪诗话》)。“柳子原哀怨有节，律中《骚》体”(沈德潜《说诗啐语》)。
　　柳宗元一生不仅学六经、习孔孟，而且“于左氏、《国语》、周庄屈原之辞，稍采取之”。他多方面继承前人的成果，“于经史百家无所不探，少于《国语》，晚于《楚辞》”(陈衍《右遗拾论文》)“参之《孟》、《荀》以畅其文……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他非常精练准确地用一个“幽”字高度概括屈原作品的奥旨和风格特色：“博如庄周，幽如屈原，奥如孟轲……”他深会《离骚》的幽深微妙。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湘江之滨，屈原流放之地，类似的遭际更加深了他对屈原的认同感。一到永州就感慨万端地写了一篇《吊屈原文》，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无限向往和同情，以极其虔诚和悲悯的心情，歌颂了屈原至死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
　　　　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求先生之汩罗兮，揽衡若以存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
　　　　立而视其覆坠兮，非先生之所志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
　　　　“先生之悃　兮，滔大故而不二”
作者既是吊屈自吊，也是借古讽今，批判黑暗势力。
　　还有，屈原写《天问》，对天道鬼神、历史传说提出一率列怀疑和质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可《天问》传世千年，无人敢于作答，而且因此视“屈”为“狂人”。柳宗元凭着自己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及文学才华，特写《天对》对屈原的提问作答。《天对》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明确指出“元气”是天地的本源，把宇宙视为物质的，表明柳宗元鲜明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天对》无论从文学上或哲学上言，都是一篇魄力非凡、极富卓识和才气的杰作。柳宗元借《天对》以“稽疑而泄愤懑”之旨，被宋人晁补之看破，故特地取之以续《楚辞》，并序之曰：“天问，盖自汉以来患其义不次，后文学者或不能读，读亦不知何等语，而公(柳宗元)博学无以窥，又妙于辞，颇爱《离骚》之幽，独能高寻远扶，如坠云出渊，于源之辞无庾焉。此唐以来离骚之雄也。”……“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
　　除《吊文》《天对》外，宗元还特作骚体文数十篇。《旧唐节·本传》云：“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　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数十篇，览之者为愤恻”。《柳宗元集》中现存骚体文十篇，对巧伪干进、谗佞得势的世态进行了嘲讽和抨击，深得屈骚发愤抒情之旨。
可说唐人中柳宗元对屈原的悼伤之情最深。

　　(九)、“楚骚之苗裔”

　　在唐代直承楚骚的莫如李贺了。他是独具特色被称为鬼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天才早慧，“锦囊”得句,“呕心”出诗。勤奋太过，不幸早逝，只活了二十七个春秋。在凄若窘迫的境遇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
　　他的创作师宗屈宋，仰范楚骚，独树一帜，充满丰富奇特的想象，构思新颖，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融现实、神话、传说为一体，造成一种华丽而又变幻莫测的艺术境界，抒发“天荒地老无人识”怀才不遇的悲愤，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和强烈的感人力量。屈骚宋赋点燃了他智慧的火花，培育了他诗的灵感和超人的想象力。
　　沈德潜说：“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杜牧为李贺作传，称李贺为“《骚》之苗裔”。王琦在《长吉诗歌汇解序》里指出：“长吉下笔，务为劲拔，然其源实出自《楚骚》”。李贺可说是《楚骚》哺育的一株奇苗，他对屈宋的作品逐篇“读数过”，对其主要篇章都作过评论，下言中肯, 切中题旨,有些断语，至今仍为不移之论人赞李贺学骚：
　　　　少年肯事事，苦学志独强。
　　　　《风》《骚》(指李贺的作品)拟屈宋，妙处相颉　　　　顽(道潜语)。
他自己也曾以“研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的诗句把自己的诗作喻为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李贺认为《离骚》是块试金石，读它若无动于衷者，其为人臣怎样就知道了(必定是不忠不义之徒)：“感慨沉痛，读之而不欷　欲泣者，其为人臣可知矣”(《七十二家评楚辞》)。可见《离骚》对他的感染有多深，在他心中的份量有多重，在他眼中的地位价值有多高。

花雨

　　李贺特别推崇屈原的《天问》，受其影响尤深。《天问》是屈原的第二长篇，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多字，是诗人在极度愤激苦闷中，对于自然、社会以及生活中各种事物发出的怀疑和质问，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社会人事、古史传闻、楚国政事以及诗人自己生活等等。表现了屈原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及勇于探索真理和批判旧观念的精神；同时也寄托有诗人举贤授能，反对奸邪的政治理想。形式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与诗人的深沉思考和活跃的想象互为表里，显示了屈原超人的艺术才华，使李贺受到巨大的振动和强烈的感染。他说：“《天问》其语奇崛，于《楚辞》可推第一，即开辟来，亦可推第一，贺极意好之，时居南园，读数过，忽得‘文章何处哭秋风’之句”(同前)。
　　他还针对时人责《九章》文义重复无次序的说法，以一种爱而护之的口气解释说：“其意　怆，其词　瑰，其气激烈，虽使间有重复，然临死时求为感动庸王，自不觉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为冗也”(同前)。
　　李贺对屈宋的作品也并不是没有分辨地只一味地叫绝，他认为“《远游》篇仅匍叙畅达，托志高远，取其意可也，若以文论，尚不尽屈氏所长”(同前)。他又指出了《卜居》为骚之变体，辞复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同前)。他特重楚辞“宏放”、“奇崛”。表现了他的洞察力和审美情趣。“宏放”、“奇崛”也正是李贺诗的重要特色。
　　他读《渔父》，“居然觉山月窥人，江云罩笼，光景宛宛在目”表现了他的感受力。世人多看重宋玉的《九辨》，他却认为：“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幽秀奇古，体格较骚一变，予有诗云‘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亦本之”。　这是“公开”的取材、认同、向往。《招魂》今人一般定为屈原作，是一篇想象奇特、辞采瑰丽的奇文。
　　从他对屈宋诸作的评品中可见：读楚辞是他取得创作题材的一条重要途径，他的很多诗作都是直接从楚骚里受到启迪、诱发出奇瑰的艺术灵感。李贺的生活经历有限，他的许多美丽的想象都是受书本的启迪而产生的，这样说并不是忽视生活源泉。
　　李贺对屈骚的继承更具体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那“托云龙”、“说迂怪”、驱遣神异、驰骋幻想，以及出人意外新奇险怪的构思、虚幻的形象、浓丽豪放而又哀婉冷艳的风格……师承屈骚的精神是十分明显的。如在《天上谣》里描绘了理想中的仙界；在《苏小小墓》中又寄情于幽冷凄清的鬼域；他可驱遣羲和为秦王驾驭“日车”，以显示其威严(《秦王饮酒》)；也可以追引“老鱼跳波瘦蛟舞”来表现大音乐家的演奏绝技(《李凭箜篌引》)；他可召唤博罗老仙从山洞里走出来为受酷暑煎熬的人裁织葛衣(《罗浮山人与葛篇》)；甚至还可以指使雄视百代的汉武帝，从千年古墓中走出来骑马寻访旧时的宫殿(《金铜仙人辞汉歌》)。
　　还有如《雁门太守行》中以浓艳的色调组成五彩斑斓的画面，极好地渲染了战场上的悲壮气氛，表达了主题。
　　楚骚艺术特色对唐人的影响在李贺身上最易见出。应该说明的是，李贺虽为“楚骚苗裔”，但不必以一家一格绳文，他不是依傍门户、扶墙摸壁而行、吃祖宗现成饭的人。他的诗作极富独创，“幽深诡谲，较骚为尤甚”(姚文燮《昌谷集注序》)，不过还得承认；直接受楚骚的恩荫之大者，在唐代他算第一。

　　(十)、“义特百夫，文横千古”

　　晚唐李、牛两党的头面人物尽管在政治上不共戴天，但对屈原为人为文却都有好评。李德裕在《汩罗》、《观钓赋》中对屈原“远谪南荒一病身”“昏聩怀王厌直臣”表示同情和愤慨，对屈原被逐泽乡“飘而南征”，“不泛泛以随波，或皎皎而扬清”，坚持理想不随波逐流而去浊扬清保持高洁的品德表示钦敬，并孤往汩罗而吊，哀痛饮泣“自有招魂拭泪巾”为证。牛僧孺在《养生论》里赞屈原是杀身以成仁的千古“直臣”：为道义而死，死得其所，人死道存，是为永生。尤其是王茂元的《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要算唐人中一篇最精警的带传纪性的评屈文章，文情并致，堪与《史记本传》媲美。铭文赞：“先生义特百夫，文横千古，其志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贫。”对其“忠言如风，不入主听，随党若铁，斥为穷人”的遭际，“忠在祸先，功成罔责”致使“抱忠没身”的黑暗世道发出愤恨不平之鸣。为“表忠贞之所诞，卓　之不泯”还特“立小祠”。王氏所言所行感人肺腑。
　　写过著名传奇《霍小玉传》的蒋防，对屈原“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以大忠而揭大文”亦深致颂赞。还有皇浦　也是曾高度评价过屈宋作品。
　　晚唐杜牧、李商隐、肖振、皮日休、司空图、罗隐诸人对屈原“怀忠履洁，忧国爱君”、“楚存与存，楚亡与亡”的爱国精神都深表钦敬，对屈原创作精神都有肯定和承继。　　唐人好文章重章句，留下的楚辞注本，现今可见者大概只有陆善经的《离骚经》与唐“五臣”的《文选五臣注》楚辞部分了。五臣注基本沿用王逸《章句》，无出其右，陆注稍见特色，但二者，在历代注骚著作中，声名不显，后世治骚者，鲜有人提及。

　　　　　　　　　　　　三

　　以上我们就唐人对屈宋楚骚的毁誉与继承作了一番评介，虽未免粗略，但基本情况已可窥见，唐代虽没有研究楚辞的专著或专文可举，但屈宋骚赋在唐人中仍有着强烈反响和巨大影响，呈现复杂的现象，简单而言，不外褒誉贬毁两派。
　　贬毁者出在前三唐，又以中唐为多，晚唐已少见，这一派不少人虽是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但却多持文学退化史观，服膺儒家传统诗教重文学内容和社会作用，忽视其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认为华文祸国；批判齐梁绮靡，竟找错了原因，视楚骚为淫丽之源，泼污水而倒掉了孩子；奉行“雅以正邦，哀以亡国”，崇尚“正声”，否定“哀而怨”的楚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初唐王勃和中唐柳冕，是屈宋否定派。但创作实践，王、柳又有别。
　　李白在创作实践上虽兼取风骚及六朝之长，但在理论上却没有把“楚骚”的价值及其对齐梁文学的影响弄清楚，竟笼统地一概否定从屈宋到六朝的文学，他接受楚骚的影响有一个动态过程。坎坷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现实教训、与屈原近似的命运，是他认同屈骚的关健。
　　白居易一生做官，“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以中隐卒天年”，是个集禅、道、酒、色于一身的“闲人”“快活人”，无法理解屈原。未入《骚》之奥堂，妄作讥讽之语。他一生所失正在“长笑灵均不知命”，不能“风骚两挟”。
　　褒赞延誉一派，大都持进化文学史观，他们“凭轼以依《风》《雅》，悬辔而驭楚篇”，“文质半取，风骚两挟”，“亲风雅”，“缘楚骚”。批判淫艳而不废齐梁，“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既重内容，亦贵文彩，杜甫、柳宗元、李贺是这一派的杰出代表，但他们又各有所得：杜甫得《骚》的“沉郁”、“壮志”、“风逸”、“规讽”、“忠怨”之旨，“发愤以抒情”，从而育成自己的风格；柳宗元得《骚》之“幽”，从而“菀其鸿裁”，“衔其山川”；李贺得《骚》之“奇华诡谲”，“猎其艳辞”。然，“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花而不坠其实”，绝无吞剥瞟夺之病，故风格独具，极有个性。
　　有唐一代，对屈宋评价最正确、最深刻，又能自觉全面继承其创作精神的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已往的研究，在涉及屈骚对唐人的影响时，往往标举李白，而不提及或极少提及杜甫，宋人曾李狸的陋见：“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至今还为人奉行、征引，这实在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偏颇和疏误，它妨碍我们去正确认识屈骚的影响及对李、杜的正确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