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眼中的《长恨歌》及其审美心态探析（张劲松）

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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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劲松 来源：学说连线  


    摘  要：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文学史上的著名诗篇，也是他诗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宋代文人对它的评价却并不高，并颇有微词。宋人对《长恨歌》评价与他们不同于唐人的以儒教政治为核心的审美心态是紧密联系的，本文拟就此进行分析，并探讨形成这种文学审美观的政治文化原因。

    关键词：长恨歌 宋代 审美心态
     
    一 《长恨歌》在唐代的流传与盛誉

    白居易的《长恨歌》在今天被视为吾国文学之伟大诗篇，应无疑义。但此诗自诞生以来，历代评价却并未如今天这样一致，离唐世不远的宋代文人对此诗评价并不高，原因何在？此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无关系，主要与宋人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此诗产生的唐代，却深受人们的喜爱，评价也非常高。

    白居易此诗乃是其最得意之作，享有盛誉。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自来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者，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1]此段话对于理解《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和时人对此诗的评价非常重要。白居易的《长恨歌》受到当时文人和大众喜爱之深、流播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篇天下”。[2]白居易自己在《与元九书》中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3]又云：“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3]其诗受时人喜爱可想而知了。唐人黄滔评此诗云：“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4]白居易去世，宣宗亲作挽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全唐诗》卷4）盖白居易自十五岁作诗“缀玉联珠六十年”（同前）而安身立命之作乃《长恨》一曲与《琵琶》一歌耳。宣宗之赞美实代表了当时文人的对此诗总的评价。

    《长恨歌》在唐代受大众喜爱的原因主要是此诗对李杨爱情缠绵悱恻的描写，犹如起一曲生死之恋，“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述”。[5]特别是后半部分明皇对杨妃死后的苦苦思念，至有人间不得而“上天入地求之遍，两处茫茫皆不见”至寻于海上仙山，如此“曲折的故事情节和浓郁的抒情气氛”[6]的浪漫主义至情之作征服了当时之人，它巧好既契合了唐人浪漫的审美心态，又激起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人心思恋大唐盛世的文化情绪。而白居易自己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据此，可以说《长恨歌》乃是一篇风情之作。这正是此诗的最显著的特点。在白居易之前，唐人诗中写及明皇贵妃之诗可谓不少，如杜甫的《哀江头》、《骊山》，李益的《过马嵬二首》等，但都只是表达了对盛世毁灭的感伤而非对李杨爱情的歌颂。而其犹为独特之处“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人世，遂更延长优美”。[1]而加以白居易高超的艺术才能的发挥，遂为“千古绝作”。[2]

    陈鸿在《长恨传》中言及此诗的缘起：“‘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7]“润色之”当然就非严格的史实了，而是文学作品了。“多于情”就是诗篇以情为主，意非讽喻了。

    《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此问题非本文论述范围内，笔者只是想指出，《长恨歌》能够在唐代受人如此喜爱，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白居易作诗虽历来注重讽喻，《与元九书》即表达了作者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3]的文学观。此为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大旨，但于《长恨歌》却有些特殊，盖此诗主要是一篇歌咏李杨爱情之作，他自己也把它归入“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而形于叹咏者”[3]的感伤诗，而非讽喻诗。故此诗重在写杨贵妃死而导致长恨之悲剧结局的爱情悲歌。对两人悲剧爱情的描写渲染功夫用得更多，也更吸引人。“叙事壮物求实而有不拘泥于实，在流丽的描绘中寓有隽永的情味。”[6]《长恨歌》的魅力正在此“情味”二字，比较适合唐代社会的欣赏趣味。二是明皇与杨氏的悲剧在中唐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母体，他们在表现此一母题虽有“惩尤物，窒乱阶”之意，但他们在描写中常常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伤情的特点，对明皇的态度交织着同情与哀怨、惋惜和遗憾。包括备受宋人赞赏的杜甫《哀江头》也有“人生有情泪粘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全唐诗》卷26）这样伤感动情的诗句。“因为唐玄宗所代表的，乃是一个给大唐黎庶带来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和平安定生活的升平殷富之世，……唐人对玄宗的深切同情，蕴含着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盛极一时的开天盛世的如梦依恋”。[8]这就不难理解白居易《长恨歌》一曲爱情生死悲歌为何如此深切感人了，对明皇误国的痛惜情怀化为对李杨悲剧爱情的歌颂。故其描写愈深，就愈显示了中唐世人对帝国那段辉煌盛世的眷念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全唐诗》卷435）这种超越时空的“恨”绝不仅只是这爱情的本身，乃是唐人对往昔盛世不能再挽回的无限眷恋之“恨”。这才是此一伟大诗篇的灵魂所在。这在怀念开元天宝盛世，渴望大唐中兴的中唐文人士大夫心中是一种永难释怀的情结。三是此一杰作在唐代受到喜爱与唐代总的政治文化气氛的宽容和文人审美心态的自由是有关系的。首先这一题材之能大肆书于文学中，就已经显示了唐代文学的自由度了，故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承认：“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9]这在宋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而唐人向来喜欢言情之作，故唐诗亦尚情也。《长恨歌》这种天地人世灵界都不能阻隔的永恒爱情，传达了时代的文化气息，流露了士大夫重情浪漫的审美心态。故宣宗诗中以此诗作为白居易一生文学代表，中唐虽然有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倡诗歌有补于世，看重文学之讽喻功能，但文学中礼教的审美心态还未形成气候，而唐人也不能言行一致的，他们还不可能形成宋代那种自觉地，严肃维护儒教的审美观念。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有《长恨歌》这样至情作品问世，以后在宋人诗歌中，是没有这样的作品的，主要原因就是时代的审美心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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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长恨歌》在宋代的黯淡失色

    在唐代受人喜爱的《长恨歌》到了宋代却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它在宋代文人眼中失去了光泽。士大夫对赞扬此诗的并不多，批评之声却不绝于耳。一般而言，任何作品在不同时代都会遭到赞誉和贬低的两种命运，但透过历史的尘雾却能看到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宋代士大夫对《长恨歌》的评价显示出他们重视儒家礼教的独特而重要的审美心态。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张戒。其《岁寒堂诗话》极力贬低此诗。张戒云：“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10]此一段话非常重要，他几乎否定了唐人诗歌中写杨贵妃的作品，因为杨妃乃“至尊”也，而这些作品 “类皆无礼”，此已经显示了宋代文人的温柔敦厚的教化文学批评观了，接下来，张戒又说:“惟杜子美则不然”，[10]并举其《哀江头》为例来说明的《长恨歌》的无礼。这有些矛盾，既云唐人写杨妃都无好作品，何以又举杜甫出来，杜甫在宋代地位尊崇，这一方面固然是其诗歌本身极高的艺术魅力，但更重要的他作品中的强烈的忠君思想，即使讽刺也是那么深沉委婉。所以，他能在宋代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具有儒家理想意味的尊称。他诗文中对君王讽喻的曲折委婉也更符合极力维护人君地位的宋代文人的思想意识。但张戒用他的《哀江头》来对比批评歌颂爱情的《长恨歌》却是用错了地方，杜之诗本非歌咏李杨爱情而是哀伤于盛世的不在，以非爱情之诗来批评情恨之作的《长恨歌》显示了宋代文人注重儒教的审美观念。张氏又赞杜诗：“其词温而雅，其意微而有礼。”[14]以此对照白诗的无礼和不温不雅，并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14]其实白居易《长恨歌》主旨既非全在讽喻，那么也不存在张所说的缺点了。《长恨歌》的魅力正在于对情的抒写。张戒又云：“其述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14]这其实是以礼教的道学眼光了来评诗了，倘乐天不详写专宠之事，何以渲染以后的死别相思之恨耶？张又举出“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回看血泪相和流”等诗句，并皆认为是“此固无礼之甚”[10]的语言。总的来看，张戒并没有真正指出几条《长恨歌》的不足之处所在，只是围绕在“无礼”的范围内指责。完全是一种儒家礼教的审美意识，而非艺术上的评论。当然也就难以理解此诗的魅力正在于其“情至文生”。[11]这不仅是批评白居易个人的观点，《岁寒堂诗话》中另一则评唐诗人：“近读庭筠诗，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无礼甚矣。刘梦得《扶风歌》、白乐天《长恨歌》及庭筠此诗，皆无礼于其君者。”[10]可见，这并非张戒评诗的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宋代士大夫审美心理的转变使然，非只张戒一人如此。我们再看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的评论。他评《长恨歌》中诗句：“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是“造语蠢拙，仰已失臣下事君之体矣。”[12]并举杜甫的《北征》的委婉有礼来比较。其论调与张戒颇类似，盖皆为儒教观念所限，至有如此“苛酷迂腐之论”。[1]对此，陈寅恪曾有精辟的批驳：“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喜举老杜北征诗‘未闻夏殷率，中自诛褒妲。’一节，及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恃君侧，’一节，一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中之歌咏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祥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1]此说甚是。

    宋人评论《长恨歌》较重要的还有《容斋随笔》、《墨庄漫录》。南宋洪迈不像张戒批评《长恨歌》那样的道学般的严厉。他肯定了其在唐的影响：“元微之，白乐天，唐元和、天宝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漾。”[9]他能看到了《长恨歌》的以情感人的特点，是颇有眼光的，但以《连昌宫词》和《长恨歌》作比较，并认为“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意。”[9]体现反映了宋人独有的审美眼光，元稹的《连昌宫词》其意并不在于歌咏明皇和杨妃之爱情，而是通过安史之乱以来所造成的灾难的渲染，达到劝戒君上“努力庙谟休用兵”（《全唐诗》卷419）的主旨。故情感之描写少，而政论的色彩浓。应该说洪迈对两诗的大旨是看对的，只是因为重政教审美观念的影响，故而贬《长恨歌》赞扬《连昌宫词》。张邦基《墨庄漫录》的看法与洪迈相似，他说：“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13]认为《长恨歌》结尾情恨绵绵的描写只是“荒淫之语”和张戒的说法相似，在宋人文学批评观念中，诗中言情本就是“郑卫之音”，何况是言君主贵妃的爱情。他也认为《连昌宫词》是“不忘箴讽”之作，故优于《长恨歌》。

    宋代有关《长恨歌》的论述除了以上所举，其它的主要是零星的考证历史或诗句分析的，前者如沈适的《梦溪笔谈》，后者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均未有评论。综上所述，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从评论数量来说，在宋代《长恨歌》其实是受冷落的，反映了随着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的形成，宋代文人对于爱情之作是有偏见和和漠视的。2.从这几则评论来看，宋人以儒教为核心的审美模式已经清晰可见，首先看是否不违背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18]的原则，其次重视政治讽喻。其三讽喻要“微而婉，正而有礼。”其四贬低写男女爱情特别是与君上“至尊”有关的作品，皆视为“无礼”和“荒淫之语”。

    三  宋代士大夫政治人格与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的形成

    宋代文人对于《长恨歌》的评价反映了他们文学审美心态的重要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他们政治人格紧密相连的。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宋自太祖“杯酒释兵权”后迅速完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的建立。宋地方州县的财政，度支以外的所有税款悉归中央，并设转运使，专管各路的财赋，于是地方财权尽归中央。为防武将割据，宋以文人任地方官，“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贰之。”[14]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乡军和蕃兵四种，而以禁军为主。“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14]而厢军等地方兵不过是“分给役使”而已。军事大权尽归中央。政治制度上，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负责军队管理，这样的政治特点是唐所没有的。与这样一种高度君权集中体制相适应的就是宋代文人政治，它与唐代政治权利结构是不同的，在唐代门阀贵族虽不如东晋六朝强大，但还是很有影响力，是一个抗衡绝对君权的重要势力。但到宋代有了完全的改变,统治阶级从贵族势力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体系。这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宋代科举的强化和完善。二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加强。首先是科举制度，这种变化有三个方面。一是规模扩大，每科取士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比前代更有效地网络平民阶级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权威的显示，进士登第后要参加皇帝的殿试。他们都是天子的学生，不得对主考官称门生,这无疑加强了士子们的君王神圣的观念。三是所有读书人的仕途只剩科举一条路。这带来正负两种效果，从正的发面来说，他扩大了宋代的政治权利的基础和范围。一个人不论门第如何都有进入仕途的可能，士庶界限被彻底打破，使宋代社会的平等程度大为提高。从负的方面来说，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

    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因此“宋朝又是一个在思想上较多钳制的时代，朋党之争和文字之祸自宋初开始，历朝绵延不绝”。[6]故宋代文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非常强烈，宋代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复兴并非偶然的，而是有适应其产生的沃土。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宇宙本原、本体、本性的高度，“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5]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性至情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作词是个例外，它因是小曲，不为道学家重视），此在诗文中反映最突出。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

    宋人政治人格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文化上的审美心态的变化。一方面是专制君主希望文学以明道为目的，以宣扬儒家思想为核心，以此从文化上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更下诏警戒文士：“必师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尊体要。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一 701页 中华书局 1962）另一方面来自社会下层的士大夫阶级也渴望以文学反映现实，实现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这就使他们在文学上的审美心态遂以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目的为核心了。他们的审美实为一种政治美学的价值判断了。从宋初的石介开始，就扛起道统的旗帜，希望以道统文。石介攻击西昆派诗人“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15]如此的罪名之下，宋诗中自然少有风情之作了。北宋中期理学渐兴，理学家对文学与道的关系提出更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主张，到了二程更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对韩愈也进行批评：“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出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学倒了。”[16]邵雍更是反对诗歌中抒情，他批评近世诗人说：“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17]这种“情伤性命”之说与六朝文学理论对诗中抒情的看重形成强烈对比。个人命运和时代兴废都不能动情，只能晓之以义，更不用说诗中写男女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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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也也明确承认了道对文的支配作用“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若道之所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18]可见，宋初诗文革新运动虽有提倡平易简洁文风的一面，但其实主要走回归儒家诗教的道路。理学大家朱熹说得更极端：“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19]这样的文化重心的转移最终形成了宋代士大夫重视儒家礼教的审美心态。

    整个宋代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宋诗文中政论色彩比较浓就是此种观念的体现。宋代文人在载道致用、垂教移俗的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下，要求文人要以本于人伦，有益教化的目标进行创作，这样他们批评文学作品时，自然以伦理的，政教的审美眼光来评论，歌颂爱情的作品当然就不符合这种要求了，所以张戒在批评《长恨歌》中对“至尊“的“无礼”就不奇怪了。强调孔子的“思无邪”说，本就是张戒的论诗的基本观点，他说古近之诗：“其正少，其邪多。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诗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者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10]在他心中，正而不邪的诗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儒教的审美心态的核心思想。

    张戒的说法体现了宋人审美心态的主要方面。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宋代有那么多的诗歌，写男女之情的却很少，诗中的抒情力度也有减弱。这也是宋诗尚理的原因。这种儒教为核心的审美心态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人格的折射。宋人以此来评价伤情之作的《长恨歌》当然就不会有赞扬之声了。

    综上而言，一种文化上的审美心态既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宋代由于儒教复兴所导致的审美心态使宋人在评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内容的雅正温厚，讽喻规劝要有益于人君的统治，这使他们多少忽视贬低了抒情作品，特别是描写爱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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