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正是自太宗朝开始,这类绝句中流利乃至疏放之作渐渐增多。活跃于太宗、真宗两朝的诗人如魏野、张士逊等人,所作多是这一路数。魏野好以联想衍展成篇,如《留题浐川姚氏鸣琴泉》:“琴里休夸石上泉,争如此处听潺湲。爱于琴里无他意,落砌声声是自然。”此诗切合泉名,把琴声比泉声,这是他七绝常用的写法。另有一部分诗作,设想稍奇,如《雪竹》:“溪南一向几多垂,欲咏终难比并伊。应是(一作似)彤庭将御试,麻衣群见折腰时。”拟喻尤其独特,但把雪竹比作求取功名之辈,奇则奇矣,而一切高情远韵,却都谈不上了。最成功的作品当推《送寿师新加命服后归蜀》:“日照孤云作彩霞,帝乡风送去天涯。野人遥望归何处,万里峨嵋便是家。”从色彩着眼,用“彩霞”比命服,同时以“日”切帝恩,以“孤云”切上人,设喻妥帖通贯。整诗均由这一构思生发而来,名利之事,偏能写得飘逸雅致,不失高人身份,所以难得。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反复使用联想,给人造成得来太过容易之感;这其实是以思理代替了细致的写景、抒情,且又多半为联想而联想,语尽篇中,没有回味,和浑融蕴藉之风距离较远。
张士逊老寿,身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仁宗时两度拜相,官位甚显。他的七绝不少,大多浅白流利。时或由地名自然生发,如《题建宁县洛阳村寺》:“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扣住地名的巧合来写对洛阳的怀念。《云峰寺》:“百越回辕度翠微,全家还憩白云扉。白云知我帝乡去,旋拂征鞍也要归。”扣住“云峰”之名,以白云有情反写自己的眷恋。本地风光,愈见爽利。魏、张一为隐士,一为高官,足见这一风气涉及阶层之广泛。
流利乃至疏放的诗风,在太宗、真宗朝先后两位文坛领袖王禹偁、晏殊的七绝中也有所体现。王禹偁有些作品造语很流便,但他的绝句可贵处也正在于此,即信笔写来,能自然现出作者的神情。如《眼疾》:“古人功业甘无分,往圣诗书合有缘。何事病来花满眼,只将简策枕头眠。”又如《独酌自吟拙诗次吏报转运使到郡戏而有作》:“日高睡足更何为,数首新篇酒一卮。郡吏谩劳相告报,转输应不管吟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自己乐道好诗而不介怀富贵的疏放意态。这完全来自于作者的个人气质,绝非刻意妆饰所能办,可谓是一种得之于无心的艺术效果。
晏殊七绝偶发议论,有意不同流俗,如《端午作》:“汨渚沉沉不可追,楚人犹自吊湘累。灵均未免争琼糈,却道蛟龙畏色丝。”意偏而新。其他写景抒情之作,也多清畅明快。如《吊苏哥》:“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称心而言,语激意竭,断非传统的浑含蕴藉所能范围。晏殊和上面列举的几例有几点差别:一、上面几例大体同时,自太宗朝即开始活动,晏殊则于真宗景德间以神童召试授官,年代较晚。二、魏野诗如其名,一向疏野;王禹偁整体诗风也以清畅为主,七绝的风格都符合自己总的创作个性(张士逊存诗不多,无从深论)。而晏殊写作别的诗体,用笔多闲雅细腻,同七绝的作风有一定差距。三、魏野、张士逊、王禹偁三人都来自北方,晏殊则是江南诗人。这些区别都反映出,七绝疏放之风随时间的推移,影响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以上从手法和风格两方面,对宋初七绝、尤其是写景抒情之作进行考察,所有描述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即七绝中流利疏放之作数量逐步增多,影响明显上升。而这一趋势,也正是此后宋代七绝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① 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202页。
② 参看赵望秦:《大型咏史组诗辑目》,见所著《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212页。
③ 除此之外,还有罗虬的《比红儿诗》这种类型,但罗诗并未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传统。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第199页。
④ 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第199页。